我做了住院总医生，几乎所有责任都落在肩上，成功的机会比过去更多，失败的可能也大得空前。失败的痛苦让我明白，专业技术上的出类拔萃，其实是道德要求。光有一颗好心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靠技术。有时候一两毫米的差距，可能就是悲剧与胜利的分水岭。 有一天，马修再次入院了。这个得了脑瘤的小男孩，几年前住院的时候真是人见人爱。当时，他的下丘脑在肿瘤切割手术的过程中受到了微微的损伤。当时那个俏皮可爱的八岁男孩，现在变成了一个十二岁的怪兽。他一刻不停地暴饮暴食，常常充满暴力地拳打脚踢。他母亲的手臂上全是青紫的抓痕。最后马修被送进了专门的机构，就因为那一毫米的损伤，他变成了一个魔鬼。每次手术都是家人和医生共同做的决定，认为利大于弊，才会进行。但这样的事情仍然令人心碎。没人愿意去想，当马修二十岁的时候，体重高达三百磅，会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我把一条九厘米长的电极放进病人脑中，治疗帕金森综合征引起的震颤。目标是丘脑底核，躺在脑中的一个杏仁形状的小东西，不同的部分支持着不同的功能：动作、认知和情感。手术室里，我们打开电流对震颤进行评估。我们全都盯着病人的左手，一致认为震颤的情况要好一些了。 接着，病人困惑地开了口，盖过我们纷纷表示肯定的低语：“我感觉……特别悲伤。” “关电流！”我说。 “哦，现在没感觉了，”病人说。 “那我们再试一下电流和阻抗，好吗？好，打开电流……” “不，一切都……就是觉得……好悲伤。又黑暗，又……悲伤。” “把电极拿出来！” 我们抽出电极，重新插进去，这次往右边移动了两毫米。震颤消失了。谢天谢地，病人感觉也不错。 一天深夜，我和神经外科一个主治医生一起动手术，纠正脑干畸形的枕骨下颅骨切除术。这是最要求优雅精确的手术，这个部位大概是全身最难动的部位。要到达那里就很需要技巧了，不管你经验多么丰富。但那天晚上，我觉得无比流畅，那些器械就像我手指的延伸：皮肤、肌肉和骨头似乎都是自己打开的，然后眼前就出现了那黄黄的、闪着亮光的、凸起的小东西，藏在脑干深处的包块。 突然，主治医生叫我停下。 “保罗，要是你再往深处多切两毫米，会有什么后果？”他指了指相应的部位。 我脑中掠过一幅幅神经解剖学的幻灯片。 “复视？” “不是，”他说，“闭锁综合征。”如果我多切了这两毫米，病人就会全身瘫痪，只剩下眼睛可以眨一眨。主治医生的眼睛没离开显微镜。“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第三次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情况。” 在神经外科，你必须对自己的技术精益求精，也需要努力确保病人的个性不受影响，仍然鲜活。决定手术，不仅是对自己的能力做出评估，也要深刻了解病人的特性，以及他/她所珍视的东西。脑中有些区域被看作是几乎不可侵犯的，比如大脑皮质运动中枢，如果遭到破坏，就会引起身体某些部位瘫痪。但最最神圣而不可触碰的皮质，是控制语言的。一般来说都在左脑，被称为韦尼克区和布罗卡氏区。一个理解语言，一个产生语言。布罗卡氏区的损伤会导致写和说的能力缺失，尽管病人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依旧正常。韦尼克区的损伤会让人失去对语言的理解能力，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句不成句，毫无意义。如果两个区都遭到损伤，病人就变成了一座孤岛，人性最核心的部分永远消失。如果有人脑部受伤或中风，导致这两个区域的损坏，外科医生都会犹豫踟蹰，犹豫该不该救这条命：要是没了语言，活着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