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朋友家已经要临近黄昏了。这里在曼哈顿以北八十多公里，是哈得孙河附近的冷泉小镇。多年来交往的十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全都出来迎接我，他们热情的欢呼中夹杂着快乐的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我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不过很快就聊到让我脸色阴沉的事了。 “露西没来？” “工作上突然有急事，”我说，“快出发了才通知的。” “哎呀，真扫兴！” “话说，能不能让我把行李放下休息一下？” 我本来希望能远离手术室几天，睡眠充足，好好休息，多多放松，简单地说，就是过过正常的生活，能让我的症状得到缓解，背痛和疲累都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但一两天之后，很显然没有任何缓解。 早饭时间我通常都在呼呼大睡，午饭时才摇摇晃晃地走到餐桌前，盯着盘子里满满的豆焖肉和蟹腿，却完全没有胃口。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准备继续睡觉了。有时候我会给孩子们读点故事，但他们一般都在我身上和周围玩耍，一边跳，一边大叫。（“孩子们，我觉得保罗叔叔需要休息。你们到那边去玩好吗？”）我想起十五年前，请了一天假去做夏令营辅导员，坐在北加州的湖岸边，开心的孩子们在玩复杂的夺旗游戏，把我当作障碍物。而我读着一本名为《死亡与哲学》的书。过去，每每想起这很不搭的一幕，都会发笑：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在湖光山色、鸟鸣绿树、四岁孩子嬉闹的一片祥和之中，却埋头于一本关于死亡的黑暗之书。而此时此刻，我才感到命运冥冥中的交会：只是太浩湖换成哈得孙河；陌生的孩子变成朋友的小孩；那本让我和周围一派生机勃勃分离开来的死亡之书，变成我自己行将就木的身体。 第三天晚上，我跟男主人麦克聊了聊，说要提前结束旅程，第二天就回家。 “你看上去不是很好，”他说，“没事吧？” “要不我们拿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坐下来聊？”我说。 在他家的壁炉前，我说：“麦克，我觉得我得了癌症，而且还不是那种良性的。” 那是我第一次把这话说出口。 “好吧，”他说，“这应该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恶作剧吧？” “不是。” 他顿了顿：“我也不知道该问你什么。” “嗯，可能首先我需要说明，我的癌症还没有确诊。我只是自己比较确定，很多症状都指向癌症。我明天回家就去检查清楚。希望是我错了。” 麦克提出帮我把行李邮寄回家，这样我就不用受累一路拎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开车送我去机场。六小时后，我回到旧金山。刚下飞机，手机就响了。是我的初级保健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胸片结果：我的肺部有模糊的阴影，就像曝光时间太长似的。医生说，她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 露西到机场接我。但一直等回了家，我才把坏消息告诉她。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开口对她一说，她就知道了。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我们之间的距离都消失了。 “我需要你。”我轻声低语。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她说。 我们给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请他收治我。他是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我拿到了所有病人都必须戴的塑料手环，穿上熟悉的浅蓝色病号服，走过那些我都叫得出名字的护士，住进了一间病房—多年来，我在这里见过成百上千个病人。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坐在病人身边，解释我最终的诊断和复杂的手术；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祝贺病人痊愈，见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幸福；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宣布病人死亡。我曾在椅子上坐过，我曾在水槽里洗过手，我曾在通知板上写下过潦草的说明，我曾把日历翻到新的一页。甚至，在完全筋疲力尽时，我还曾经渴望过，可以躺在这床上好好睡一觉。 现在，我就躺在这床上，很清醒。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护士在门口探进头来。 “医生马上就到。” 于是乎，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这句话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