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丁香田庄”咖啡馆里翻译法国诗人的诗——我想编一本诗选。沃洛申把我介绍给亚历山大·梅尔赛罗，他是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诗人，但为人却很和气；他常给我带来一些书籍，并把他的一些较有名气的同志介绍给我。 1906年，俄国大企业家里亚布申斯基决定出版一个名叫《金羊毛》的艺术杂志；杂志要同时用俄文和法文出版。需要一个能修改译文的修辞家。里亚布申斯基不惜重金聘请了一位真正的法国诗人。这件事能够办到可颇不容易，因为诗人都不愿长期离开巴黎。 在巴黎郊区克列泰的一个前天主教修道院的屋子里住着几个诗人；他们写诗，自己烧饭，亲自用油印机印自己的作品。文学团体“修道院”就这样诞生了；它的成员有很多在日后成了名人：杜亚美、儒勒·罗曼、维德拉克。所有这些诗人都力求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从人人固有的思想感情中汲取灵感，这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在“修道院”中也有几个没有多大希望的诗人，梅尔赛罗就是其中之一；他沉湎在《金羊毛》的工作中了：在诗人的法朗吉(法国傅立叶空想社会的基层组织)里，生活是很单调的。 梅尔赛罗常说他喜欢莫斯科，但是却不爱提到他特别喜爱的是一个莫斯科女人，一位官太太。他的生平的这一页是沃洛申告诉我的。法国诗人和莫斯科的官太太十分幸福，但是分别的时刻临近了。梅尔赛罗不愧是一个诗人，他制定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计划：“你跟我跑到巴黎去。”这个莫斯科女人提醒陷入情网的幻想家说，没有出国护照是不能离开俄国的。这个情妇有一个很不漂亮的妹妹，梅尔赛罗一向对她都不大注意；但在紧要关头她竟成了幸福的保证：“你和我的妹妹结婚吧，她会得到出国护照的，并宣称跟你同赴巴黎。我去给你们送行，到了最后一分钟，我就走进车厢，让妹妹留在月台上。护照，当然带在我身上。”梅尔赛罗很欣赏这个计划；举行了一个豪华的婚礼。这个情妇按照预定计划来到车站，但是在第三遍铃声响了以后，她却一动不动，只是挥动着一方小手绢：车厢里坐着合法的夫人。 梅尔赛罗把强加于他的妻子带到“修道院”去了，她一看到与众不同的法朗吉就吓了一跳：她哪儿想得到，法国诗人的日子竟过得比莫斯科的店员还要糟!口角、责难、吵架开始了；“修道院”的诗人们再也写不出诗来。他们恳求沃洛申去解劝梅尔赛罗夫人(她还没学会说法语)。诗人之妻终于明白，更好的生活她是盼不到的，于是就回莫斯科去了。最使人感动的是这样的一件小事：梅尔赛罗每逢谈到他那狡猾的情妇的家，总要叹口气说：“他们经常有红鱼子吃!黑鱼子在俄国是人人都吃得到的，他们却吃红鱼子，他们是非常阔气的……” 当时法国人还不大了解俄国。我曾在进步的“老鸽子”剧院看过由《卡拉马佐夫兄弟》改编的剧。舞台上挂着一幅沙皇的肖像，路过的人都向他转过身去画十字。我还记得我把阿·尼·托尔斯泰介绍给一个常去“丁香田庄”的年轻诗人的情形；诗人毕恭毕敬地和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谈话，但后来却信口雌黄地说：“您可知道，这里有人曾为您的去世写过文章，原来这是谣言……”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不禁发出了一种特别的、他所独有的雷鸣般的笑声，把桌上的高脚玻璃杯都震动了，这位可怜的诗人好不容易才嘟嘟囔囔地说：“对不起，我没想到您是伟大的托尔斯泰的儿子，我知道他的儿子也是一个大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曾经写道，在他1916年到了英国以后，有一个英国人曾热情地欢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 《高鲁亚》报的一个批评家有一次去找马·亚·沃洛申，立刻就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您当然参加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仪，当时哥萨克把大学生们揍了一顿。我们对详细情形很感兴趣……”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喜欢愚弄人，于是就开始描述“详细情形”了；批评家欣喜若狂地写满了整整一本笔记簿；末了沃洛申说道：“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一切——当时我才四岁……” 二十年后，我在巴黎买了一张欧洲大地图；在苏联北部印的不是省市的名称而是“萨莫耶德人”。1946年出版的拉鲁斯的《小辞典》提供了有关涅谢尔罗德、卡特科夫、旅行家奇哈乔夫的知识，但是对于像格里鲍耶陀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谢切诺夫、巴甫洛夫这样一些不大引人注目的人物却无片言只字…… 不过只谈法国人是欠公道的。既然我现在所回忆的都是一些十分有趣的事件，那我就不妨也谈谈英国笔会为我举行的一次欢迎会。那是在1930年。我收到一纸请帖，把我尊为笔会的一次例行午宴的贵宾，还附了一段很长的文字，说是希望我最好能穿晚礼服，但是也允许穿黑色衣服。午宴由名作家高尔斯华绥主持；他向我表示热烈欢迎，并说英国作家很高兴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看到摄制了《然娜·奈伊的爱情》这样一部出色影片的奥地利大电影导演。(奥地利导演帕布斯特确曾根据我的长篇小说拍摄过一部影片。)午宴又不是辩论会，于是我就和高尔斯华绥握手致谢。陪伴我的女客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袒肩露颈的英国女人；她为了给我解闷，就不停地谈论古代维也纳的风流韵事。我觉得自己是冒名顶替的，便说我不是奥地利人，而是俄国人。她顿时变得悲伤起来，满腔怜悯地说，她很爱俄国，和我一同感到痛苦，她问：“布尔什维克把你们那位可怜的将军怎么样了?……”(在我现在所描写的这次午宴之前不久，库捷波夫将军在巴黎神秘地失踪了。)我平静地回答说：“难道您不知道?他们把他吃了。”这位夫人手中的刀叉掉了下来：“真可怕!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法国人总爱说一个英国人的笑话：这个英国人在加来看到了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事后写道，所有的法国女人都是棕黄色的。我想起了我曾引导他们参观凡尔赛的那些俄国旅行者的谈话。一个教师艳羡法国人的富有——他在圣拉萨尔车站附近看见了一个喝红葡萄酒的流浪汉。“要是我回家去说——谁都不会相信：连流氓、乞丐都满不在乎地喝葡萄酒……”这个教师来自萨马拉省；所以他不相信葡萄酒在法国比矿泉水还便宜。另一个旅行者是实科中学的副校长，正好相反，他得到的结论是法国人都在要饭；他会说法语，在凡尔赛公园里认识了一个当地的中学教师；副校长一再地说：“这就是他们的文化，这就是他们的富有!一个中学教师，却没有一个女仆，妻子亲手做饭……”有一个过去是师范学校学生、后来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侨民，曾把他的一部中篇小说拿给我看：它写的是爱上了一个淫荡的法国女人的俄国唯心主义者的痛苦；作者用了一百页左右的篇幅去议论法国人的淫荡生活；其主要的论据是法国人甚至在餐厅里也要接吻。我企图向他解释，这种接吻和一句亲切的话或多情的一瞥是完全相等的，它们并不妨碍情侣们沉着地尽情享受羊角或猪肉烧豆，但是我白费了一番口舌；他顽固地答道：“我在妻子面前感到很不自在——要知道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啊……这是一个下贱的民族!……” 一个人是难以了解异邦的风俗习惯的，即使他对这种风俗习惯仔细观察过一个时期；至于一个旅行者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在报刊(有俄国的，也有法国的)上读到过多少根据大仲马曾在下面坐过的枝繁叶茂的酸果蔓(酸果蔓是一种矮小的灌木，大仲马曾把它错误地描写为一种枝繁叶茂的大树，这里是指错误可笑的观念)制造出来的胡说八道啊! 不必去嘲笑梅尔赛罗：他的错误是极富于人情味的。那个先前的师范学校学生，即曾对法国人的淫乱表示愤慨的人，在同自己的夫人分别时，肯定在车站上吻过她；而这在一个日本人看来却是一种不要脸的、不道德的行径。一切的不幸均在于人们把自己的习俗，或如现在所说，自己的“生活方式”，视为唯一正确的东西，并公开指责一切违反这种习俗的现象，至少也要暗自加以非难。 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的认识，总是根据一些偶然的、浮光掠影的观察形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使是那些博学多识的法国人对俄国人又有什么了解呢?他们看见了一些富翁，这些富翁挥金如土，在蒙马特的销金窟里鬼混，一夜之间就在蒙特卡洛把面积与法国的一个省相等的地产全部输掉。在法语里出现了“大贵族”这个名词，这就是对富有的俄国人的称呼。知识渊博的法国人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们从中得知，俄国人喜欢一掷千金、鄙视债务、迷信上帝和鬼魂、对他所信奉的事物以及他自己都横加污辱、在公共场所吻着土地忏悔自己的罪孽。报刊上报道着俄国的秩序混乱、恐怖行动、革命者的英勇。法国人把俄国的革命者称为“虚无主义者”；1946年(即在十月革命后的30年)出版的详解字典对“虚无主义”一词作了如下解释：“一种在俄国拥有信徒的学说，力求彻底破坏社会制度，同时却没有提出以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的明确目标。”从一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学说只能吸引神秘主义者。碰巧法国人又知道了甚至在“大贵族”中间也有“虚无主义者”；这终于使他们确信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斯拉夫精神”，并用这种“精神”来解释以后的一切历史事件。 我小时候读过几部描写德国人的俄国长篇小说；小说中的德国人有的是幻想家，就像屠格涅夫的伦蒙(长篇小说《贵族之家》中的人物)，另一些是精力充沛、眼光短浅的实干家，就像冈察洛夫的斯托尔茨(长篇小说《奥布洛莫夫》中的人物)。在革命前的俄国，德国人被看成是温和而正派的人。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瓦·罗扎诺夫的一本书，他描绘了1912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德国：“诚心诚意地和这些正直的人，这些诚挚的劳动者握一握手，就意味着猛然长高了几俄尺……同德国人发生战争一事看来是不会使我感到震惊的。显然，这不是一个暴躁而又爱记仇的民族，不会在取胜以后就置对手于死地……德国人‘en masse’(法语，意为大多数)或者是政治上头脑简单的人，或者是没有把周围的一切吃光的胃口。我不会害怕同德国作战，其故即在于此。但是同这些正派的人攀攀交情、做个朋友，倒是一件极其令人愉快的事……我会花光多余的钱，而且仅仅是为了善良的性格。我深信，这一切日后会得到数百倍的报答。我知道，这在目前是不符合俄国的国际地位的，而我现在之所以几乎是偷偷地、‘旁白’式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则是为了未来……你瞧，为了赢得四千万如此正派的人们的欢心，可能使其他民族感到难过，甚至还会使某些人稍微感到痛苦。”从那时以后，我们已经历了两次大战。罗扎诺夫的话并不比梅尔赛罗关于红鱼子的谈话聪明，但是也不会使任何人发笑。 而俄国人也有这样的无稽之谈：提起法国人，就说他“迅速如目光，空虚如胡扯”，说他轻佻冒失、爱好虚荣而又放荡淫乱；谈到巴黎，就称之为“新巴比伦”，说它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它是时装的倡导者，还因为它是放荡淫佚的渊薮!(我的母亲生怕我去巴黎并非出于无因——这是有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根据的。)这个国家和上述这一类描写是多么不同啊，我在那里住过，那里的家庭观念要比俄国强烈得多；那里的人们珍视世代相传的习惯，有时也珍视偏见；那里的资产阶级的住宅连百叶窗都要关上，以免壁纸褪色；那里的人畏惧过堂风有如畏惧鼠疫；那里十时就寝、鸡鸣而起；那里的夜酒店里不大听得见法语；那里在国外居住过的熟人屈指可数! 如今一架飞机在数小时之内即可横贯欧洲；一夜之间即可由巴黎飞抵美国或印度；但是人们却和先前一样互相缺乏了解。把他们隔离开来的不是思想，而是语言，不是感情，而是表达这些感情的方式：风尚习俗，生活细节。互不了解是繁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恨的微生物的培养液：“你瞧，他的生活和你不同，他不如你可又不愿承认；他说他过得比你强，他比你好；要是你不干掉他，他就要逼着你照他那样过日子。”可以就很久以前即被外交家们称之为“modus vivendi”，即暂时的休战达成协议；但是我觉得，缺乏相互了解，真正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说，我们这个行星早已考察清楚了，如今轮到火星或金星了。不错，制图家对所有的高原、岛屿和沙漠都了若指掌；但是一个普通人却还很少知道，在一个早已发现的岛上，在那些远古时代即已被人发现的国度，以及在那些认为自己就是发现者的国度里，他的同辈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之所以说这一番话，是因为我走遍了欧洲，到过亚洲和美洲，最后终于明白，要想了解别人的生活有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