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绿茶多数是女人来摘的。摘茶又与两个节气最相关。清明前十天，清明至谷雨，谷雨后十天，为一般的采茶高峰期。以本省（浙江）为例，茶市时，乡里的妇女跟邻舍打招呼：明朝一淘摘茶叶去噢！对方连连称好。第二日吃过了泡饭，带上点心和茶水就一同出发。年轻的，头戴麦秆编的圆沿帽子，宽边沿上面相对的两头，一头红漆写有“上铁”两个行书，一头漆着铁路路徽标记；年长的，可能戴锥顶的竹笠帽。各自或提或背一个颈口绑着布带的竹篓，从那竹篾演变的色泽与光亮，可以比较出其使用的年份之长短，频率之高低。两个这样装扮的女人，神态与步伐中带着踏青的逸兴，并不心急赶路的样子─这一类的是摘茶叶人群中的散户，为了响应时令，讨个开心居多。她们去的往往是相熟的茶园，或者就是自家当值的几垄茶地而已。也有提前被茶场主人雇下，作为一份正经短工来做，日程安排上就要受拘束，甚至需要吃住在雇主家一段时间。在茶区，摘茶叶这种时令短工非常普遍，到今天也还延续着，将来还将延续，因为讲究“细嫩采”的绿茶采摘，其中的人手还无法由机器替代。
和春天的摘野菜一样，摘茶叶也容易令人开怀。即使在茶忙季节，日日抢摘，“劳其筋骨”，摘茶人的神情，也只是加重了专注，愁眉与苦脸是不容易见到的。这种情状，由一首采茶主题的民歌─周大风作于一九五八年的《采茶舞曲》─典型地表现出来。这个舞曲以越剧曲调为基调，赞美江南春色和采茶那种繁忙的喜悦，在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风靡一时。按照通用的说法，《采茶舞曲》是以著名的茶乡─杭州梅家坞为原型创作的。晚近有一说，则认定是取材于温州泰顺。我想只需理解其为一个高度浓缩的符号，并不需要特地廓清源流，因为里面所唱，在江浙的茶乡处处有之，如果有“荣光”也并不为某一地所独享。
就以我的老家绍兴地区的茶场来说，春茶的采摘便是邻近男女老幼都会欢迎的劳动。尤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与农相关的副业，为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依照现摘现结的行规，茶忙季节出动，意味着一笔可靠的现钱进账，自然会成为众之所趋。八十年代我的童年时期，物质匮乏，摘茶叶除了能够贴补家用，也意味着野外新鲜的花果与玩物，在孩子的心目中简直视如节日了。
因此不奇怪地，包括我在内，村里的小孩都积极地成了摘茶叶的“童工”。我最早参与摘茶大概在六七岁的时候。老家属于丘陵地貌，浦阳江的支流从村子边上蜿蜒而过。站在江边堤埂上放眼望去，视线里一派连绵无尽的低山，走路过去显得比较遥远。父母那一辈，出行坐船很常见；到我出生时，陆上交通发达起来，故而没有留下太多坐船的记忆。只有一种坐渡船的印象格外深刻，这条渡船是我们去摘茶叶的途中必要借助的。
正是轻暖宜人暮春时节，天刚蒙蒙亮，大人先起身准备干粮。通常就是几团夹着梅干菜的糯米饭团，滋味好，也耐得饥饿。兄弟姐妹几个，出于兴奋，不用喊也已经醒了。一家人统一着雨靴和耐磨耐脏的长袖旧布衫，拎上长的鱼篓和矮的虾篓，赶到村北隔着堤埂的江水边去。江堤的两面斜坡上生着成片的芦竹，这时候已经叶色青青。水边有一只能容二三十人的手摇木船候在晨雾中，要等凑齐一船的人才会启程，把客人送到不远的对岸去。从堤埂上两个方向陆续来人，汇聚到船里来；同村的有，不认识的邻村人也有。都先把船资付给艄公，跨过跳板，捡一处空地坐下来。一船之中十有八九是到同一个茶场去的，出门时间也差不太多，因此，船很快就开起来。晨光熹微，映着这短短的江上旅程。虽然是人力，船桨划开水波的动作几乎是规律的。船在水里以不大的幅度左右平衡地来回摇摆，船沿与水面的落差不到一尺。眼看着离开家那边的堤岸越来越远，我的心情兴奋中夹杂一点儿紧张，捉摸着船翻了跌落去是什么光景。也有一种轻快的念头升起来，是关于渡船之伟大，使我们不必绕不知多长的远路至对岸；那邻村人兼职的艄公也平添了神秘。
我们的目的地是叫作“三角道地”的茶场，方圆闻名的大茶场。下船以后再走六里路，看到广漫的红土土质的林场，那就是它了。赭红色的土是本地上了规模的茶场的象征。土质细滑，若是下雨天走在上面的话极易跌跤，要蹩着脚趾横向迈步，一步一步地挪；因此雨天就不去摘茶叶了。晴天的茶场里，茶树丛规规整整，散发着无边的静谧气息；四面八方人来之后，就到处尽是热闹的人声了。最欢快的是一同摘茶叶的我的同龄人们。有些人家的小孩，行头里有袖珍的小篓子，用起来蛮有一种专业的范儿。普通的是一尺半深的虾篓，拴在童工腰上，看着让人担心快要擦地了。等装的茶叶多了以后，沿着腰腿堕了下去，行动更见吃力，像是被一个鼓鼓的累赘挟持，只是自己不能察觉出这种样子的滑稽性─我们的注意力早就分散到茶场里特有的新奇事物上面去了。有的是在摘茶间隙孜孜寻找鸟蛋与蛇蛋（茶丛里有蛇出没，所以都要穿长筒雨靴作为防护），我的心仪之物是树丛底下和蛇莓杂生的蓬蘽果，土话里分别叫“阿公公”（蓬蘽）、“蛇阿公公”（蛇莓）。因为早已听过父母告诫说，蛇阿公公有蛇游过吃不得；因此我见到它总感觉十分诡异，还有点儿惊悚。它和阿公公这种好看好吃的果子只差一个字，却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不知道当时是否过于贪玩，现在回想，茶叶究竟摘了多少，跟大人相比如何呢，这些问题实在无法求得答案了。只有一件事，多年以来我妈总会拿出来说嘴。内幕还是我自己主动告给她的：在茶场，我到称秤的地方去给茶叶过磅，途中看见有个人往自己茶篓里混小小的泥团子，有个人的茶叶，连长长的老茶梗摘在一块儿，折一折，混在新叶堆里；他们悄悄告诉我说“这样斤两就重”。当时的工钱，一斤生茶换一角五分钱，篓里装得多了，就去专设的几个点过秤，由场里的会计记下姓名和斤两，收工时领取当日全部的收入。在我的概念里，大人教导自不会有什么错的，我很感激，以为学了一招，可以多挣一点钱啦！那么就依样画葫芦地实行起来。谁料，妈妈听后哈哈大笑，以一种不知贬褒的腔调说：“看不出，你这个小人这么滑头。”……听得我一懵，心说我是被骗了，怎么成了滑头？！……不管怎么说，从此就落下一个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