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种种琐事，只作"资讯""数据"论，其资讯性是：在西方的某些学府中，有某些西方人，在为我的"文学"而波动。其数据性是：多数的误解曲解，与少数的理解剖解，正显示着趋向而形成反比，前者是decreasing，后者是increaing，东方的中国的文化断了，无视文学，视而不见，我的作品既已淡出，就无所谓误解曲解，故曰下降。西方的美国的文化没断，我一转身而面对面，即闻鸟语花香，故曰上升--虽然我早有预感预见我的艺术的磁场在于西方，但也可以说是局势局面逼使我向西方寻找读者、朋友(参见本集附录之二)。际此，尽管我素鲜慎终追远的爱国之心，亦不免有"报国无门"的凄然一笑。 生在十七世纪可能是个苦行僧，生在十八世纪可能是个启蒙运动者，生在十九世纪可能是个花花公子，我宁愿生于二十世纪初叶，得以目睹法西斯的灭亡，基督的敌人败绩了，但不幸也看到艺术被蹂躏，文学奄奄一息。 科学的探索，从宏观世界进入微观世界，从微观世界的慢速现象进入微观世界的高速现象。我们对宇宙、对生命，知道得多些了--这，理应是一个供人思想的雄猛精进的伟大时代，但没有迈迹的思想家，没有观念世界的航程上的甲必丹(Captain)，只多冶荡众生的术语名词的江湖杂耍，唯海德格尔循哲学之回旋而皈依文学，隐居黑森林，好像是一种白茫茫的忏悔，然而哲学家要做诗人，比骆驼穿针孔还难，"人类诗意地活在地球上吗"，人类正在把地球上的诗意摧毁殆尽。我们是因为所求的"诗意"已自抑到最低限度了，因而看起来勉勉强强还像个摇摇摆摆的"人"，那些与我叙文学家常的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年龄大致相仿，一群二次大战时期的儿童和少年，送行的时候挥手帕，大而白的手帕，吹口琴，唱骊歌，火车站上的小贩叫卖食品，邮轮离埠五色纸带飘扬，嗒嗒的马车没几年就不见了，汽车是方方的，街灯是煤气的，我们是痴心妄想的……而今不约而同地老了，衣着仍然很讲究，从发梢到鞋尖一丝不苟。 我恨这个既属于我而我亦属于它的二十世纪，多么不光彩的丧尽自尊的一百年，无奈终究是我借以度过青春的长段血色斑斓的时光，我，还是，在爱它。 政治经济是动物性的，重于战术。 文化艺术是植物性的，重于战略。 当我把这个观点以对话录的方式，表露于西方的作家、学者、教授的面前时，他们的认同是由衷的，他们的感喟是深沉的，彼此甘愿为此"植物性""战略性"而坚持一日之健在，如果世界上没有植物，那么动物也将绝迹。我与西方的朋友们共同祈祷，这是一场植物性战略性的文学安魂弥撒，"本来一场弥撒就够了，人们不信，所以弥撒做了又要再做"，二次大战的烽火狼烟中，一位法国朋友对我如是说，我十七岁，他七十岁。 我说："欧罗巴文化是我的施洗约翰，美国是我的约旦河，而耶稣只在我的心中。"(I would have to say that European culture is my John the Buptist，the United States is my Jordan River，and Jesus lives only in my heart．) 我又说："你可曾觉得二律之间有空隙，那终于要相背的二律之间的空隙，便是我游戏和写作的场地?"(Did you ever find there is room between the two opposing rules is the ground where I play and write?) 曾记得十九世纪临末时的一代智者们，恭恭敬敬把二十世纪称作"新世纪"，曙光到来，多少美好的希望，这些善男信女被后人叫做"理想主义者"，而我们才是本世纪的当事见证人，我们可不肯再奉二十一世纪为"新世纪"，也不期望有何世界性的曙光出现。二十世纪明明辜负了十九世纪的寄托，是对不起十九世纪的。 夜未央，我望见的只是私人的曙光，手帕般大的，鱼肚白色的，不过我还是欣欣然向它走去。 我可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从急骤堕落的东方文化的绝境中，仓皇脱越而来到西方的，西方文化也在衰颓，然而总要尊严些，舒徐有致些--就像从一只快要灭顶的破船上跳到另一只缓缓下沉的巨轮上，甲板虽已倾斜，尚可坐下来写些短诗。我贪婪于攫取时间和空间，这是生存的要素呀。 幸与不幸，都只在于我的人和我的艺术是同义的一元的，以十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稍稍兑现了初诺抚平了宿愿，我可以将已出版的书视作累赘而推开不顾，独自空身朝前走去，望着手帕般大的一方曙光，现代人早已不用手帕，所以不知道私人的曙光有多大。 1998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