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朋友们称我为"对读者心存敬意的人"，我自问无愧于这个称号，而十六年来，心迹已渐晦淡，彼者不像是秉诚阅读，倒像是寻衅调排这个著书的人，那，没门儿。由于我长时的息影，台湾的读者群已告寥落，而在我的心目中也只剩这样的三位：一位是同辈的，比我大几岁。他从报端看到我的《上海赋》的前四章，就写信来了，噢，一手好字，中英俱佳。他说：自离上海到台湾，数十春秋每兴乡愁，总想写些怀旧的文章，而一执笔，畴昔印象纷至沓来，不知如何着手才好，今读《弄堂风光》及《亭子间才情》等篇，方始明白原来写上海是要这样写的。他希望我再写下去，信的结尾一句："你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后来我是挖空心思地续写两章（谈上海人的吃和着），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断电了，大概就是因为我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所以到底不是上海人。而他是老上海，真正赏识《上海赋》的大阿哥。 另一位读者是从台北来纽约学美术设计的，暑假返家省亲，逛书店发现三本新书，她认为好看极了，红、黑、灰，翻开来，四个字四个字，一点也不懂，但不是舍不得买而是舍不得不买，便带到纽约学校里来给大家看，都说非常好看，她是我朋友的儿子的同学，一心想得到诗集作者的签名，我就一本一本签了三个名。 第三位读者，在台湾中部，开了一家小餐馆，只有几张桌子，馆名"素履之往"，我的散文集《素履之往》并不艰深但也非通俗读物，如果这位读者只喜欢这四个字，我也是乐意奉赠的。（典出《易经》） 一位是看透了我的《上海赋》，所以我高兴。另一位是看不懂我的《会吾中》而买了我的书，所以我高兴。再一位是异想天开，异想店开，用了"素履之往"作店名，所以我高兴--我安于幸于这三位读者之真实存在，不作第四位想。 误解，承当误解，有时也使人乐得什么似的，在家传的六韬三略上我添了个眉批："逆来顺受则顺。" 一位常见名于报端的撰稿人写道："自从木心出现于海外华文文坛，真可谓星光熠熠，四方瞩目，而近来读木心的新作，文风变了，令人不知所云，唉，这个年轻人走上了诡谲的道路，实在太可惜了。"--他"老人家"以为我是"新秀"，初试啼声的小公鸡。如果他获悉我比他年龄大，就不觉得"太可惜"了。 还有一位不时写写书评的半老作家，专文估价了我的《琼美卡随想录》，说：木心的散文字句精炼，意象奇妙，没有一点"大陆气"，所以，"老中青的作家都该向木心学习"（原句），"可惜的是他躲在象牙之塔中，不关心政治"（原句）--怎么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一派浓重的大陆气，而且"象牙之塔"云云，是老掉了象牙的新名词，"政治"嘛，我在红尘中打滚几十年，现在是"下野"，就算军阀下野也是要栽花莳草的呵。 更乐的事还有--"人入中年，特别嫉才……木心的文章，我向来不服，尤其几位好友，把他当神一样崇拜，更令我愤慨--都是过了四十岁的人了，还搞个人崇拜的把戏，未免丢脸？但是最近读到《从前的上海人》，我不能不承认，木心的确有两把刷子……简直是色、香、味俱全--不，还包括声音，我从未看到过写一个城市，能写得如此够味，读后入迷，连嫉护也忘了……"--一位知名度相当高的作家，如此真心毕露，实在难得。 海峡两岸的两套意识形态，决定了两类文学模式。海外的华文活动只是其延伸，难成气候。我向来不就大陆的语言霸权之范，彼此"异己"，倒也干脆，而与岛上的文学主体和媒体作周旋时，始终保持了侧身的客席的姿态，不介入其时尚、风气、是是非非--异端自有异端的牌理，或说异端首先异在牌理上，且是最执著于牌理的严密性。 陆上的意识形态是显性的硬体的（在趋软），岛上的意识形态是隐性的软体的（在趋靡），唯其隐而软，岛民不以为自己受笼罩控制，呈现为文学表象时，就来了靡靡之音，靡靡之文，靡靡乐死，靡靡送生。什么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什么圆融观照，天人合一。什么性情中人，持平常心。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什么张力、肌理、心路历程，美丽的错误…… 起始，我的"粉墨效应"使人眼花缭乱，《联合文学》的编者毕竟高明，他为"个展"所作的按语就点到了穴道："迥然绝尘，拒斥流俗。"不过我那时的层次还很低，灰尘满面，与俗共舞，哪里就敢拒斥，只是反媚俗的反骨被摸到了：怎么此人景中无情，情中无景。怎么天不由人，人贵独立。怎么自处于性情之外，宠辱难惊。怎么心是个不平常的东西，平常心就是没有心。怎么叼着纸烟进天堂，骑着白马入地狱。怎么从来也不肯用张力肌理心路历程不犯美丽的错误--善意的无知激化为恶意的无知，"必诛异己"的用心是时时可见字字可据的，但是曾经与显性的硬体的意识形态较量过来的"异己分子"，要应对隐性的软体的意识形态，那真是绰有余地了，何况余地之地乃是指欧美，甚而指世界。于是我再一次击异域之壤而歌，歌曰："日未出而作，日入而不息，意识形态之帝力后威于我何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