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 舍监只和我匆匆谈了七八分钟，便叫我两三日后搬进来，可以先带些必需的物品。他问：年龄？科目？兴趣？擅长？我想：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 我带了毛巾、牙刷、内衣裤和被单，像去宿营，以后夜夜就在这里宿营了，只是，迟些时间，必需品可能会愈积愈多吧。 第一夜。 只简略和几个人招呼过后，便摊在床上和中学时的同学谈电话。然后夜了挂断了静了，这高贵的椅沉色的地毯……而我是这酒店房间的主人。这么夜，门外还不断传来放肆的谈笑声。想象外面一片熙来攘往。他们是谁？他们是学生。我也是学生，却比他们大一两年，在这里是他们的tutor。舍监说，我的作用只是要make friends with them。 想着门外的面目，便睡了。醒来觉得有人进来嘶嘶沙沙弄了一阵，原来是洗厕所声音，像在酒店。 第二年。 有个人无端拿碗公仔面进来。煮好了，便在这里吃。而我在另一角做我要做的事，间中闲聊几句，然后又两不相干了。或者有些晚上说得兴起，便会讲下去，黑夜无尽头，放心地谈，忽然倦了，就此打住。 一个穿短波裤赤着上身，一个穿睡衣，为什么要走在一起呢？没什么的，不过是这几分钟之间的事。并不像外面的约会，大家穿得好好，时间地点名堂弄得好好，然后谈什么呢？什么也要谈，人都来了，满怀动机和借头。 而今夜，特别疲累和沉默。那人吃完面便自走了。 第三年。 不少相处了两年的，都走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难过呢？总有机会回来探望的。但现在反成为外面的人了，在一些大规模的庆典里，他们会回来高兴一下，然后讲些近况，甚至屈蛇留一夜，然后，既是客人，总是要走的，满怀动机和借头。如此，是不是应该难过呢？不是的，因为老一代未走前，又暗里不自觉培养了新的一代。这地方，训练我们问候分手会面又告别，每年流失一些又新认识一些。而人为什么会认识？总有原因的。有些因为是同学有些因为是同事，而我们因为同住，在这间宿舍，朝或者夕对住，仿佛别无选择。动听的说法是缘，扫兴点说，是客观环境从中造就。不过，也可以这样想，将来离去时多看西环两眼，其实并不因为数算出来的种种好处：地点，风味，等等。其实只因为曾经和一批人在这里出入过，因为有一段日子花在这里。这样想，一切便显得轰烈点。 三年之后。 自然要走了，但只拣宿舍附近一间屋来住。那里有一道长长的楼梯要走，出入很是吃力，但三年来积聚下来的必需品多起来，再不只是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了，一发不可收拾，于是贪就近；只一层不太习惯，从前在巴士总站下了车便往上爬，而现在忽然要掉转方向往下走，有时不免回头仰望多几眼，无由来地觉得委屈。外头的朋友最难明白我这种行为。当然，未住过宿舍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甚至有时连我自己也不。 我在这里既不是学生，便不能若无其事地像一个平民参加这里的大规模活动。因此，我的宿舍日记没有记下盛大的水陆运会，没有切实尝尝迎新营的苦难，根本看不出一间宿舍堂皇的面貌。我的情意结只系于看电视、饮茶、消夜，和闲话，鼓励别人颓废。严格来说，我在这里并没有执行过我的职责--上情下达，做一道好桥梁--反而自溺其中。只写下一些小圈子的日记。如今看着，却占据了空间，干扰了大事。不过是个二百来英尺的房，另附二十二间房二十四个同伴。 或者，将来我只记得这里是薄扶林道82号，叫圣约翰学院，到相识的人都走清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