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肉类工厂如果不违法，就不可能生产出一磅比家庭农场价格低的咸肉或猪肉块。 ——小罗伯特·肯尼迪，《反自然的罪行》 现代工业化的饲养场对于尊重并履行自己地球（是地球关怀着这些动物）管理员职责的真正农民的智慧，既不在意更无尊重。每个工业化饲养场只“生长”一种动物，这些动物被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空间里，被迫以最低的成本以最快的速度增重，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最大的利润。事实上，这些动物工厂在业内被称为“动物饲养业务”。 他们甚至不称自己是农场 在这些“业务”中，动物吃的不是他们原本生来该吃的东西，而是混合大量玉米，或许加上少量大豆蛋白的高热量谷物。此外，把动物尸体磨碎，加入牛饲料中以添加蛋白质成分是惯用的手法。撇开疾病的问题不谈，用动物制品饲养牛这种草食性动物本身就是荒谬的，更别说强迫他们吃自己的同类了。 玉米和大豆也刚好是工业农场最常栽种的作物，也就是说通常在高剂量的化学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之下生长。它们也是北美最常见的转基因作物。人们强调快速生长，迫使许多动物吃掺入化学物质、抗生素和激素的非自然食物（牛在放牧地遇到的唯一谷物，是偶尔遇到的草子）。因此，每次我们吃这些工业化饲养场生产的肉类或肉制品，就是在支持毒害土地、空气和水的依赖化学物质的农业。我们正在危害自己和子女的健康，就连那些丝毫不怜悯动物囚犯的人，在了解到他们吃的动物的肉里除了有激素和抗生素以外，还富含了种植动物饲料时喷洒的杀虫剂、除草剂和肥料，也感到忧心忡忡。事实上，动物制品中的杀虫剂残留物的浓度甚至比植物食品的还要高。 屠宰场中的疾病 几乎每个人都听过大肠杆菌这种经由牛粪传播的致命细菌，在美国每天至少有两百人被通报感染，然而卫生官员相信实际数字更高。追本溯源，多数案例是因为屠宰和肉品处理过程中的粗心和操作不当，导致粪便接触到肉所致。 美国农业部本来应该监督肉品处理的安全性，但它却很少惩罚企业不顾及后果的破坏行为。2003年，美国农业部的检查员在检查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沙皮洛包装工厂时，多次发现牛肉侧面上有斑斑牛粪的痕迹，检查员也发现一批等着被运往公立学校的肉染上了大肠杆菌（政府补助的营养午餐通常把最廉价、最劣等的牛肉供应给公立学校），但是美国农业部仅仅发出警告，允许工厂只是承诺清理其场所，就继续出货。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估计，食物引起的疾病每年发生7600万例，造成5000例死亡（因为我们不知道杀虫剂、抗生素及其他肉类添加剂的影响，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些）。但是政府对屠宰场处理程序的相关政策极其宽松，以致许多食品店和餐厅决定执行比美国农业部更严格的标准，以防自己官司缠身。在华盛顿州，大肠杆菌的爆发导致4名杰克小丑盒速食店的顾客死亡，这家汉堡连锁店从此决定，只向进行例行大肠杆菌检查（并非政府要求的）的肉品加工者进货，甚至派代表到上游屠宰场做安全检查。好事多和麦当劳也采取相同的肉品检查政策。 细菌 由于动物被放在密不透风且通常不卫生的笼舍里，只要一爆发传染疾病，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尽管美国农业部坚持针对加工厂进行细菌性疾病的随机检查，但他们无法掌握所有的动物制品感染。据估计，工业化饲养场里的鸡有约80%感染弯曲杆菌，2001年间英国屠宰场的猪则有约95%染上这种细菌。几乎每4只猪、鸡和火鸡就有1只染上沙门氏菌。还有没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两种细菌会引起最常见的食物中毒？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腹痛、腹泻和发热，易受伤害的人群——小孩、老人、免疫系统弱的人，则可能因此丧命。 多数饲养动物还可能感染耶尔森菌，这种细菌一旦进入人体血液，可能造成皮肤起红疹、关节疼痛和腹部绞痛。这种绞痛让人十分痛苦，甚至经常被误诊为阑尾炎。所有这些恶心的细菌，在拥挤的工业化饲养场里都能找到最理想的繁殖和扩散环境。 病毒 当然，还有病毒。疯牛病又名牛海绵状脑病，这种致命的痴呆病症从1985年开始传遍英国牛群，它来自给牛喂养动物性制品——其中包括用“倒地”动物（那些跌倒的动物，经常发生骨折，无法被人类食用）磨碎的肉。 当人们吃了感染疯牛病的牛肉，可能染上克雅氏病这一致命疾病—— 一种发生在人身上的痴呆症。目前，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禁止动物饲养业者给牛喂食死牛肉、牛血和鸡废料。但这种规定却难以监控，尽管国际社会想遏制疯牛病，但近来加拿大、美国和中国还是出现疫情。 新的鸟类流行性感冒（所谓的禽流感）在东南亚过度拥挤的工业化饲养场里快速传播。香港爆发了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第一宗病例，自那以后9个亚洲国家陆续爆发疫情。截至2005年5月，53人受到感染，其中21人死亡。最令人忧心的是，设法跨越品种障碍的病毒，迟早会演变成禽流感新的潜在致命形式，到那时对人类来说就是浩劫。许多科学家相信，禽流感可能超越艾滋病，成为最大的健康威胁，很快即将发展成全球大流行。 激素 牛生长激素是为了使牛快速增肥，但也造成让牛痛不欲生的乳腺感染。跨国化学公司孟山都生产“保饲”这种被广为使用的牛生长激素，该产品还附有可能导致多种副作用的警告语，像是乳房肿大和乳腺感染等，后者会传递脓或者死细菌，于是白血球进入牛乳，造成不好的口味和不讨人喜欢的颜色。有时候，工厂奶农会把乳腺受感染的牛所分泌的乳汁，跟正常牛奶混在一起，如此受感染的牛奶那种让人退避三舍的味道和颜色就会被稀释。美国法规允许牛奶的脓细胞浓缩物含量，要比世上任何国家的规定来得宽松，几乎是国际含脓标准的两倍。 照惯例将生长激素打进农场动物的体内，也造成人体雌激素的累积。有些科学家相信，这也是出现一些生物怪现象的原因，像是女孩子突然变得早熟，以及男性精子数不断减少。这些激素也经由动物粪便进入水道，导致鱼类发展出不正常性征，如除草剂草脱净（又译为莠去津——译注）就跟青蛙的性器官严重畸形有关。 加拿大的研究显示，施打转基因牛生长激素rBGH的牛，因为健康因素而从牛群中被剔除的几率高达20%，这大概是在最初被施打额外剂量的抗生素的缘故（这还不包括富含抗生素的饲料呢）。 多数美国消费者大概不知道，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禁用rBGH。近来联合国的食品标准委员会也拒绝核准它的使用，这是代表101个国家，负责食品安全的组织。在这么多工业化国家禁用之际，美国却准许将rBGH用来生产牛奶，似乎是件奇怪的事。如果这种激素遭到禁用，将使孟山都损失数十亿美元，于是这家公司控告有机牛奶制造业者在牛奶上标识“不含rBGH”的字样。孟山都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联袂声称，这么做会“误导民众”。 抗生素抗药性 把抗生素加进动物饲料的惯用做法令人忧心忡忡。给长期食用不健康的饮食、并且生活在过度拥挤空间里的农场动物长期喂食抗生素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为了避免这些经常病怏怏的动物在充满压力的状况下罹患疾病；另一个是，小剂量的抗生素似乎能加快动物的生长速度。结果每年有数以百万磅的抗生素被喂到家畜嘴里，那几乎等于人类治疗疾病用量的8倍。由于动物习惯性接受施打，因此许多细菌已经对现代医学相当倚重的抗生素产生抗药性，如今被当成预防药喂给动物的抗生素，已经进入人类的食物链，因此人体正以空前的速度对四环素、红霉素和环丙沙星（治疗炭疽菌用）等愈来愈多抗生素产生细菌抗性，而这些药在过去都被认为是应该能治疗所有细菌性疾病的。 禽类工作者已经感到抗生素抗药性的影响。鸡只处理在美国被归类为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其危险来自排泄物的有毒臭气，以及工人会被受惊吓的禽鸟弄伤。但是，如今抗生素抗药性让通常低工资的、有时是移民的工人更添一层新风险，这些人通常不清楚自己的权益，从来不敢奢望获得健康保险。唐纳德·罗斯曾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鸡厂工作，他给鸡称重、在屠宰室用手持式的刀子杀鸡，之后把鸡挂在钩子上。2004年春的一天，罗斯不小心划破了左手中指，这种刀伤正常情况下会在短时间内痊愈，可是他的手指却肿成高尔夫球的大小。给罗斯治疗的医生认为，他的感染是由工厂里的鸡身上一种具抗药性的细菌所造成的。使用抗生素几个月却治不好感染，最后医生只好将他手上的脓疮切掉。罗斯对刀伤的极端反应以及对抗生素的无反应，促成了一项公共卫生研究——测试切萨皮克湾地区鸡只处理工人的抗生素抗药性。 于是现在出现剧毒的“超级虫”，除了使用最新、最强的抗生素外完全无可奈何。用不了多久，再多的药也将不管用，无论对饲养场动物，还是对人类。已经有不少和饲养场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受了和唐纳德一样的小小皮肉伤后就导致新型细菌感染而死亡。这些细菌传遍全身，对心急如焚的医生尝试的任何抗生素都无动于衷。科学家也在设法跑在这些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前面。但是当细菌连这些抗生素都产生抗药性时，等在我们面前的将会是一场噩梦，其生动描述在迈克尔·施纳叶森和马克·普洛特金合著的《内部的杀手：抗药细菌的致命崛起》中清晰可见。虽然欧盟最终禁止对牲口例行性使用抗生素，但美国政府仍继续大力支持这项有利于美国肉品和制药公司的高获利政策。 动物排泄物：污染循环 过多而且集中的动物排泄物在许多方面有害我们的环境：增加使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使酸雨问题恶化，进而污染水道和海洋，并带来可怕的“臭味污染”。 前面提到在小规模农场中，牛、猪和鸡在草地上吃草、漫步，他们的排泄物为农场的生态系统提供天然肥料。但是在工厂式的饲养场，成百甚至上千动物挤在狭小的空间，不可避免地制造出超过农场土地所能自然吸收的粪便。美国饲养场动物的排泄物，估计比人类排泄物多出130倍，但不同于人类排泄物的是，工厂式饲养场的排泄物并不经过废水处理场。 凡是倒过垃圾、清理过湿尿布桶的人，都很熟悉动物排泄物中所含的呛鼻的氨味儿。设想当很多动物被养在狭小空间时氨的浓度会有多高，除非通风良好，否则室内养禽场累积的挥发性的氨会伤害人和鸡的眼睛。位于切萨皮克湾附近的工厂式养禽场，每年将数百万吨浸满了氨的排泄物倒入脆弱的水道。高氮的氨成为藻类的养分，所以在一年当中的特定时间，这些藻类会大量繁殖而形成所有鱼类和植物都无法生存的“死亡区”。根据最近一次的调查，切萨皮克湾死亡区占底层水域的40%，是全国最大的死亡区。当然，这个状况并非切萨皮克湾特有，只要有密集的动物饲养场，就会有死亡区和鱼类中毒事件。墨西哥湾有广大的死亡区，部分是由动物饲养业的排泄物外溢所造成的，2002年计有8500平方英里，约和以色列的国土面积相当。 养猪业是个大行业 猪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肉品来源，每天制造的排泄物比人类多10倍。现行的美国联邦法规规定，工厂式饲养场或封闭式的动物饲养处所的粪便，只需放在环绕“夯实黏土阻水层”的“池塘”里，这种物质在随湿度变化伸缩的过程中可能破裂，液体粪便直接渗入地下水、水井和水道。虽然有几个州的政策比较严格，但许多管理机关却很难监控池子的变化，有些管理机关连饲养场有几个池子都很难追踪，更别提监控池子的质量了。 臭不可耐的排泄物，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造成重大危害。小罗伯特·肯尼迪在《反自然的罪行》一书中，形容它是“巫婆用将近400种毒物酿造出来的东西，里面有重金属、杀虫剂、激素、致命抗微生物剂和数十种致病病毒和微生物”。猪的排泄物看起来在美国海岸水域促成了之前不为人所知的微生物“有毒赤潮藻种”的爆发。这种微生物以“来自地狱的细胞”闻名，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鱼。据估计，在1991年的6个星期当中，北卡罗来纳州纽斯河有十亿条鱼被有毒赤潮藻种杀死。它也会影响人类，造成“无法治愈的脓疮病变、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和鱼类加工工人和游泳者的脑损伤。”此外，工业化饲养场喂给动物的抗生素有25%到75%通过动物的粪便排出，为细菌发展相应的抗药性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的确，一项研究显示在某处田地土壤中自然发现的细菌，有2.1%对两公里外一处饲养场使用的抗生素具有抗药性。 1999年，当弗洛伊德飓风造成的暴风雨重创北卡罗来纳州时，猪的排泄物成为当地的重大问题。除了10万头淹死的猪的腐尸造成的污染，臭气冲天的粪水从池子里外泄，直接涌入地下水和河川。棕色污染带绵延数英里，污染南部沿岸的饮用水，最后将毒排进大西洋。 就是在正常气候条件下，来自工业化养猪场的粪便也是美国河川和水道污染的头号制造者。这些饲养场的恶臭威力无比，令人厌恶到引发严重头痛和呕吐，导致住在附近的人家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得待在室内。其气体的杀伤力之强，令工作人员竟然因为掉进化粪池而死。 肯尼迪在书中写道：“养猪巨头们认为他们可以用不正当的方式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而且不会因为这些罪行遭到起诉，他们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型。”肯尼迪认为，肉品制造商“故意将肉品工厂设在贫穷和少数族裔社区，在那里他们可以更嚣张地压迫反对者，压制反对意见。对那些抱怨气味和水污染以及参与公众听证会的邻近农民，他们则极尽骚扰之能事。”可悲的是，这些企业有足够的钱和政治资本，对为保护我们珍贵地球而制订的标准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重新制定标准。他们还渗透到爱荷华、北卡罗来纳和密歇根等州的立法机构内部，影响当地行政官员的决策，保护养猪场不被卫生官员赶走。 而反对养猪场污染环境的人们即使抗争，也请不起律师为社会正义奋斗。所以小罗伯特·肯尼迪就决定挑战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斯密斯菲尔德的养猪场。在斯密斯费尔德有四个未经许可就将有毒排泄物倾倒到土壤里的养猪场，最后肯尼迪终于赢了官司。北卡罗来纳州的相关规定要求，排泄物要经过处理以确保不对环境或公共卫生造成风险。当肯尼迪以忽视规定和违反《净水法案》的罪名对养猪场提出控告时，养猪场主主张他们应该像小型个体农场那样有相同的豁免权，法庭没有接受这一主张。就在肯尼迪看起来要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一群有势力的猪肉产业领袖、律师和议院外说客齐聚一堂，为钻法律的漏洞商定战略对策。他们草拟了一套新规定，运用极富才华的政治手段，说服环境保护局采用类似斯密斯菲尔德养猪场团队起草的新版本，将《净水法案》中原有的严格的环境保护条款删除。从此，斯密斯菲尔德养猪场或任何肉品制造商，再也不用为他们的排泄物负任何法律责任，而猪肉行业再也不必监控地下水的污染程度。肯尼迪指出，《净水法案》惨遭蹂躏，原因在于允许企业不负责任的政治环境。令人难过的是，对人类健康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重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的政治意愿也很低。 “丛林肉”：吃野生动物的风险 “觅食”一直是世界各地乡间生活的一部分，非洲雨林区的居民早在人类历史开始时就猎取肉食，千百年来和森林和睦共处，采取生存狩猎的方式，也就是只杀死足以养活家族和村民的动物。 然而，今日世界各地以商业为目的的“丛林肉”的交易规模已经相当大，动物已经被吃到濒临绝种的地步。红黑相间的美丽的瓦顿小姐红疣猴，过去成群生活在西部非洲的雨林大地，如今被正式宣布为绝种物种。如果不立即制止买卖濒危物种的“丛林肉”，那么包括大猩猩、倭黑猩猩和我最爱的黑猩猩等类人猿，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从刚果盆地的广袤森林中消失。 多数人惊讶地发现，数以吨计的“丛林肉”（经常是羚羊，但也有猴子）被从非洲运到欧美，多数用来满足海外非洲社群的文化偏好。短短一年内，仅希思罗机场一地的海关人员，就扣押了超过14吨的非法“丛林肉”。除了猴子和羚羊外，他们还发现了食蚁兽、蝙蝠，以及小小的熏乌龟腿。 受到绝种威胁的还不光是非洲野生动物，在南美洲和亚洲各地，多种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遭猎捕后被当做食物贩卖。鸟类更是成千上万地被杀。在中南美洲，随着猎人逐渐向森林的纵深渗透，最先遭殃的是凤冠雉、喳喳鸡和冠雉（全部是火鸡般大小、美味可口的鸟类），至于印度、中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希腊和塞浦路斯等许多国家，也常捕杀鸣禽作为食物。2003年，法国环保人士试图说服欧盟法院禁止在野鸟筑巢、哺育和繁殖期间进行猎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呼吁竟然失败了，不过法院倒是规定狩猎必须接受监督，且只有几种特定鸟类可以被猎杀。同时，无数被捕捉到濒临绝种的鱼类，也被认定为水中“丛林肉”。 非典、艾滋病、埃博拉：人类健康与“丛林肉” “丛林肉”的交易不仅使许多物种濒临绝种，在某些地方也直接影响人体健康。目前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显示，艾滋病的大流行源自人类感染黑猩猩携带的逆转录病毒，亦即黑猩猩的类人猿免疫系统缺陷逆转录病毒。这种病毒只要留在宿主体内就完全呈现良性，不会显现病征。然而在某个时点上，它却跳越所谓“种属屏障”（血液、免疫系统等的差异，使狗不会染上脊髓灰质炎，而人不会得犬瘟热）进入人体内，变种为人免疫系统缺陷逆转录病毒进而导致艾滋病。这种情形发生在非洲两个不同区域，因此有了HIV-1和HIV-2。 那么，这种病毒究竟是如何从黑猩猩跳到人类身上的？情况显示可能是“丛林肉”狩猎的结果，因为人们在宰杀动物贩卖的过程中，受到被感染个体的血液污染，这也就是“割伤猎人”理论（猎人的血液接触到受感染的灵长类——译注）。 近来，非典病毒可能造成的大流行引起世界震惊，这种病毒来自果子狸（类似猫鼬的动物），在中国被视为上好的肉。许多卖家在市场保管和贩卖果子狸，那里的条件既不卫生又不人道，从这些业者身上发现了对非典病毒的抵抗性，应该就是之前染上非典病毒的结果。 2005年，报纸报道安哥拉发现新的埃博拉疾病，夺走了112条人命。其中三起死亡和两起生病的案例是在卢萨卡，他们来自爆发这种疾病的刚果边境交界省份。很多人推测，这和活跃的“丛林肉”买卖有关。 以人类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买卖，其带来的对人体的潜在健康危害实在吓人。遏止“丛林肉”的宰杀和食用，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激起人们对动物本身的怜悯。有些活动教导儿童更了解并且重视野生动物。在刚果盆地的国家，一些非政府组织为学校提供这项课程。许多非洲文化高度尊重猿类，并对食用猿肉表示不满。所以当地村民、猎人和年长者被鼓励将当地的猿类（及其他动物）传说整合到课程中，珍古道尔协会专为年轻人开设的“根与芽计划”，正和“抢救大型猿类计划”、“人猿同盟”和戴安娜·福斯西大猩猩基金会等团体，共同培养喜爱并希望保护类人猿等动物的新一代公民。 在“丛林肉”的贸易中心——刚果的布拉柴维尔市，珍古道尔研究会正照顾一百多只黑猩猩孤儿，他们的母亲大多被宰掉吃了。人们指控我们这么做是在“浪费钱”，他们认为这笔钱可以用来保护野生黑猩猩及其消失中的栖息地。但是好多当地人尤其是小孩在参观过庇护所后，临走前表示绝不再吃黑猩猩的肉。有些人说，他们绝不再去提供类似食物的餐厅或家庭。因此黑猩猩孤儿其实是大使，为防止同类绝种尽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