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文学领域，唐诗像是一片被过度耕种的土地，又像是一个经过大量开采的老矿，在今天要想得到丰富的收获，已是相当艰难的事。没有长时间的深入钻研，很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近二十年来，我的精力主要用在清代诗学文献考索和清代诗学史研究上，于唐诗研究用功很不够。部分原因如前言所说，是有个人休耕的意愿，更重要的还是怵于文学研究的艰难。做文献考索，只要将资料都掌握在手，书都看过，就会有无所不知、踌躇满志的良好感觉；而做文学研究，可能书全都看完，还毫无任何想法，等于研究尚未开始。所以，做文学研究常有越做越难，越做越不满意的感觉。我写作前面这些文章时，曾反复体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些研究对我治古典诗学或诗学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为我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和批评话语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始终不脱离文学本身的研究，能让人越来越深入地理解文学，对文学保持应有的敏感。 这么说固然是出自个人兴趣，但也不免夹杂着一点对时下古典文学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本身的遗憾。20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的古典文学研究，变动多端。民国初，现代学术范式的建构尚未完成，就被长年的战乱所阻扼；建国后暂得安定的学术环境，旋遭政治风雨侵凌，文学研究的种子始终未能正常生长。新时期开始，各种理论学说蜂拥而入，学者饥不择食，许多理论和方法尚未很好地消化，文化研究之风就扑面而来，压伏文学研究微弱的苗头。放眼学界，从事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人虽很不少，但究竟有多少人还在做传统的文学研究呢？似乎寥寥无几。文学研究越来越偏离文学本身，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偶与搞音乐的人聊天，他惊讶我很熟悉音乐史，不光是音乐史，还有乐器史和乐队编制，艺术家、乐团和指挥及其录音版本，甚至音响器材和录音史，我坦言我唯一不懂的就是音乐。自嘲之余不觉哑然失笑，这倒很像现在的文学研究，许多学者懂美学、懂各种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懂史学和文化理论，甚至很熟悉文学史，什么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就是不懂文学。这真是极讽刺的事。为此我对陶文鹏先生“文学研究者不要替别人打工”的呼吁，心有戚戚，往后也会继续坚持文学研究的本位立场。文学，毕竟是文学研究者的安身立命之所。 本书各章大都在刊物上发表过，原题及登载刊物如下：《孟郊创作的诗歌史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成长的烦恼》，《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术报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权德舆与唐代的赠内诗》，《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权德舆与唐代赠序文体之确立》，《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开拓》，《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过度修辞：李贺诗歌的艺术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贾岛与中晚唐诗歌的意象化进程》，《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中文系，1997）；《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2012年5月提交台湾逢甲大学举办的“气候、环境与文明──第十届唐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五日画一山，十日画一水”，十篇文章，前后写了十多年。这次能结集出版，全仰徐丹丽博士的努力，在此谨致谢忱！ 2012年4月12日于香港岭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