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先生在第三卷第二十二期的《今日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党的文字。党是多年来难得有人讨论的一个题目，不大有人讨论的缘故大抵不出三个：一是不敢，怕罹法网；二是不便，怕得罪在党里的朋友；三是不屑，一部分的人也许因为渴爱自由，也许因为潜心学术，觉得犯不着讨论。虽有此三不，事实上讨论的人还是不少，不过只在口头，不在笔头罢了。在笔头，党终究成为一个忌讳的题目。如今居然有人在笔头上讨论到它，并且讨论得很周到，我不能不为党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将来庆幸。 根据先哲的遗训与民族的经验说话，党当然不是一个好字眼，而党字所指的现象不是一个好现象。最古老的一部讲政治的经书就说，无偏无党，皇道荡荡。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孔子因为称赞鲁昭公的关系，自己还接受过未能不党的批评。后此关于不党的议论不一而足，例如欧阳修的《朋党论》。历史上有过不少的时代吃过党祸的亏，例如东汉的末年、唐代的末年、北宋与南宋、明代末年等等，其间尽有君子之群，而不是小人之党，党的称呼是反对的人加上去的，但对于当时的祸乱，多少总要负几分责任。乡党之党，原无所谓好坏，但畛域主义或地方主义一发达，党同伐异的精神也就多了一种凭借。孔子称他的门徒为"吾党小子"，那党字也无所谓好坏，但后来学派日多，各成门户，出主入奴的风气也就多了一种根据。无所谓好坏的党也终于成为坏的了。 当然今日所了解的党有不能和旧时所了解的党相提并论的地方。今日的民主政治理论并且承认党是一个万不可少的现象。大学的课程里不还有一种"政党论"的课程么？不过无论今昔，不说党则已，否则它多少有培养畛域、门户、派别的精神的危险，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在西洋"党"与"偏袒"（party, partizanship）两个字还不是同一来源么？ 有人以为党与偏也不一定永远是坏的。人生与政治的经验里，往往有许多党与偏的已成的事实。他们认为要纠正此种事实，也得用些党与偏的手段，在求近功与速效的人看来，更以为是非用不可。所谓非过正不足以矫枉的道理就是。这种见解也许有它的地位，也许有不少的地方可以适用；但就青年的教育一方面说，我以为这见地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而不适用的。 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入党。十年来在笔头上曾经说过不止一次。庐山谈话会之前，北平方面赴会的朋友，事前对于预备提出的谈话的题目，曾经有一度的商讨，当时我提出的就是这个──青年学生不入党。最近讨论到"青年的社会思想"、"宣传不是教育"、和"所谓教师的思想"等问题，不用说也和这题目有密切的关系。 学生不宜入党，我以为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学生本身的发育，二是学校的行政，三是国家民族的前途。 国家教育青年，在着手之前，应当承认下列的三点。第一，我们不能不假定他是一个正在发育而尚未成熟的人。第二，就方法说，我们要将就其天赋的本质和发育的自然顺序，好比树艺，切忌揠苗助长。第三，就目的说，尽管一个青年在材质上有所偏注，我们却不能不力求补偏救蔽，而期其终于变做一个健全与圆满发展的成人。至于什么才算健全与圆满的发展，我们至少可以引荀子的"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两句老话做一个标准。这三点是最基本的。我虽不学教育，我想专攻教育的人对此也不会持什么异议。 如今教学生入党或类似党的预备的团体，我以为对这三点是根本冲突的，一个党与它所包括的种切，连同它的党义党纲在内，是一套囫囵、完整、与固定的东西，至少就党的立场，不能不如此肯定，而一个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是富有流动性的，也是应该多有几分流动性的，他对人生的一切尚在探寻，摸索，与实行心理学家所称尝试与错误的方法之中。教他入党与接受党所包括的一切，其为不智，岂不是和强勉尚在萌蘖中的植物或尚在襁褓中的幼儿接受固体的肥料或营养品一般无二？约言之，就等于否认他是一个尚未成熟而正在发育的动物。 党的扩展靠宣传，宣传所用的方法是灌输，其为强勉，有时候可以到一个生吞活剥的程度，这种方法的违反自然发育的顺序与迹近揠苗助长，我在下文《宣传不是教育》一篇里别有讨论，在此无须再说。 至于学生入党违反"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教育的鹄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加入一个党派，至少从党内的立场看，似乎不但与以群则和的原则不相反背，并且可以在这方面多得一些训练。但也不尽然。党内分化或党内有派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党实际所能做到的往往是表面上的同，而不是部分间的和，而同与和并不是一件事。至若党外，那和字就更谈不到了，对党外无党的人，既多少不免有几分歧视，对党外别有党的人，此种歧视更可进而为排挤，倾轧，以至于短兵相接的斗争。这种态度与行为，即发自成年的人，从社会生活的大处看，已属万分不幸，何况发之于尚在准备做人的青年学生呢？从一方面看，加入党派的学生，我们相信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受了青年时代理想与热情的驱使。他们切心于国家的再造，社会的革新，希望入党与信奉一种主义之后，可以更快的实现他们的目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为了增加课外活动的声势，为了获取一时的生活费用，为了毕业后找出路的方便，因而入党的，为数也不在少；同时在党的方面，也似乎很有一番有形无形的努力，来成全他们的愿望。我们对一个经历过这一类的"诱掖"功夫的青年学子，到成年与进入社会以后，要希望他能自立，能不因人成事，能取不伤廉，与不伤惠，遇到危机时，更能拿出不移、不淫、不屈的风骨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二十年前，留美的中国学生中间，盛行所谓"兄弟会"的组织，我当时曾经从同样的立场，加以评论，认为此种迹近朋党的团体对于青年人格的健全发展有很大的妨碍，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评论，对兄弟会的会员容或失诸太苛，而对于近年来入党的大学生，我以为倒是十分恰当。约而言之，因功利的诱引而入党的青年是谈不到"以独则足"的。近年来的教育极言其所谓社会化，对"以群则和"的鹄的多少还照顾得到，对"以独则足"的鹄的，或自明、自强、不自欺、求诸己一类的原则，则早已置诸度外。自学生入党之风开，此种鹄的与原则的横遭抹杀，便更有江河日下之势了。不过我们总得了解，这对群对己的两大原则是相辅而行的，强恕而行，求仁莫近，以独不足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不配讲以群则和的人。 其次，就学校行政的立场说，学生入党也是一个极不相宜的举动。在这里我不能不追叙我个人所亲自经历到一些的不幸的事实。国民革命军北伐，将近到上海的时候，某国立大学里和党有联络的学生就骚动起来，在学校生活与行政上引起了不少的纠纷，到北伐军进抵淞沪，这国立的大学就被市党部强行接收去了，后来并没有再开出来。过了一二年，大约正当清党的时期，上海某私立大学竟受了所在地的区党部的控制，一个在区党部当委员的学生突然在学校里作威作福起来，初则借拜谒之名，到各教授家检查有无反党的书籍，我的家里也承蒙他光顾过；继则张贴告示，擅发指令，并且故意张贴在校长布告的旁边；再继竟与学校当局正面发生冲突，甚至对于副校长拍桌大骂，终于教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一部分文学院的教授，一起八个人，洁身引退。这大学到今日还在一蹶不振之中。在淞沪一带，在另一个历史很久的大学里，一位很知名而受人爱敬的校长想把学校整顿一下，学风饰新一下，办法还没有宣布，便因热心党务的学生鸣鼓而攻，灰心去职，同时引去的还有到任不及三日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一部分的教授。这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学，从此呈一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不到几年，也就无形的消灭了。在北平，在抗战前的三四年里，各大学的学生都闹着左右派的明争暗斗。各校行政当局比较怕事的，自然是不断的感觉到左右做人难，偶有举措，更不免左支右绌，两不讨好。比较负责而以行政的事权统一与纪纲整饬为第一义的，更不免心力交瘁。记得某大学的左右派学生，在庆祝蒋先生从西安脱险的那晚上，还打过一次架，原来庆祝虽是全体的意志，不分左右，但庆祝的意义则左右小有不同，这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成为打架的导火线。事后学校当局不问左右，对打架者各处以应得的惩戒，而在右的一方，接着竟有最高的教育行政当局出来替他们说话，要学校收回惩戒的成命！这简直是不成话。当时那个学校虽未遵命办理，但党派学生的气焰之盛与此种气焰的大有人在后面策动，即此一例，已昭然若揭了。 中国旧有"物莫能两大"的原则，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说就从这原则出来的。西洋的政治学说也认"邦国内别有邦国"（imperium in imperio）是一件很切忌的事。一个行政系统，不论大小，自有它的完整性与自主权，如果这完整性随时可因外力而破碎，自主权可因外力而消灭，那就干脆不必有此系统，国家不办学校则已，或虽办而只承认党办的才能合法的存在则已，否则应当承认已往这一类从党方面出发的干涉学校行政的行为是一大错误，而应当痛加忏悔。如果真有忏悔的表示，应从明令各党派不招学生党员入手。 七七事变以来，情形是略有变动了。庐山谈话会的召集、参政会的成立、近顷实行宪政的酝酿、以至于大学党部直属中央党部一类办法的修订、抗战所引起的一般必须的团结与合作的精神等等，总算教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此种生活的缩影的学校生活取得了暂时的小康。学生加入各党各派的虽大有人在，但因这究竟是一个外御其侮的时代，兄弟阋墙之事还不多见，使学校行政当局还能安心于校务的整顿扩充。但谁都承认问题始终存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满目琳琅的壁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断的提醒我们，暗斗的局面既未尝一日间断，而明争的局面，可因国家大局的变迁，随时爆发出来。① 这决不是一些耸听的危言，而是凡属关心学生生活的人都敢虑而不忍讲的话。一旦宪政实行，各政党有公开活动与竞争的机会，而占有政治优势的党更能持一种宽大的优容的态度以后，这局面自然可望改善，不过就目前的趋势论，这希望一时怕还不易成为事实。即使成为事实，我根据上文第一个立场与下文第三个立场，依然认为学生不宜入党、党的预备团体、或类似党的政团。 复次，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设想，学生入党也是一件极不智的行为。清儒戴震在《原善》一文里说，"人之不尽其材，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其生于心为溺，发于政为党，成于行为慝，见于事为悖为欺，其究为私已；蔽也者，其生于心为惑，发于政为偏，成于行为谬，见于事为凿为愚，其究为蔽已"②。戴氏这一段话，我以为不但适用于许多个人，并且也适用于我们整个的民族。无论如何，我们民族的私的通病，是很多人已经公认的。不过私与蔽原是一件事，好比党与偏也是一件事，所不同的是私属于情绪生活一方面，而蔽则属于理智生活一方面；蔽是见事的私，私是用情的蔽。民族的私见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民族的蔽见于我们的文化生活。 中国家族制度的畸形发展，是私的最有力的表现，也是私的所以变本加厉的最大的原因。由家族之私推而至于乡党之私，其结果是上文提到过的畛域主义或地方主义。私的表现与所由附丽的事物，不一而足，但家族（包括亲串在内）与乡土终究是最大的两个。国家社会意识的薄弱、国家观念的缺乏、法治精神的卑不足道，直接几于全部可以推源到家族主义与地方主义上去，间接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私字为之厉阶。 就文化生活说，情形也正复相似。荀子批评墨子之徒，说他们蔽于天而不知人。而荀子以来，我们民族的文化与理智生活的通病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地为何物。我们常骂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其实中国的文化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化。我们蔽于人，我们算是发展了一套比较像样的伦理学或人生哲学，但结果我们没有了科学，也没有了很高深的超越人生的哲学。我们的文化始终是在那十分狭窄的人境里讨生活，并且是越讨越狭窄，越活越穷愁潦倒。理智的蔽，其结果可以如此。 目前当务之急，也是所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的第一要图，无疑的是在力戒私与蔽的两大通病，或一大通病的两个方面，而尤其应当从青年分子的身上做起。凡是足以有形无形的培养私与蔽的事物都应在戒除与避免之列。党的组织与一种主义的传播，也许是近代政治的必要条件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但我们希望，至少尚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可以暂且豁免。近年以来，家族制度的权势已远不如前，地方观念的威力也日见薄弱，这原是可以庆幸的，但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私的附丽的事物初不限于家族与乡土两端。家族与乡土可以成为培养私心的场合，党派又何尝不可以？自西洋学术的输入，我们的"蔽于人"的痼疾也幸而渐有昭苏之望，但我们应知一种主义的信奉，其足以锢蔽人心，桎梏思想，或且更甚于以前"蔽于人"的倾向。 上文引戴氏说，"私也者，发于政为党；蔽也者，发于政为偏"，转过来说，党的政足以养私，偏的政足以养蔽。信如这种说法，我们为民族的健全发展着想，特别是为民族命脉所由寄托的青年着想，岂不是应竭力避免在人伦上足以养私的党政，与在事理上足以养蔽的偏政？真要避免，第一件应做的事是不教学生加入任何党派。 归结上文，我们不妨再说几句比较积极的话。今日青年学生最大的需要，也未尝不是任何时代青年人最大的需要，是身心的锻炼。身心的锻炼自有学校在。若认为锻炼尚不足，我也认为不足，则第一要务自是在充实学校，我虽主张学生时代不入党，不信奉主义，我未尝不承认他对民族的需要，民权的爱护，民生的亟待改进，应当有充分的认识。要取得充分的认识，任何学生于分科之前，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与历史，都应当打上相当的基础，我更可以比较具体的提出，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应当比现在学校所规定必修的多得多。这是就心的锻炼一方面说。至于身的一方面，一般体育的设备无疑的是尚待充实。若求意志的坚强化，生活的纪律化，则一般的体育课程尚嫌不够，而不妨辅之以适当的军事训练与军事管理。大学的军事训练，自民国二十九年起，似乎已经取消，而军事管理则虽有而有名无实。这一点是亟待纠正的。有了健全的身心而后，一个出学校的青年，便是一个健全的国民分子，抗战可，建国亦可。为增加抗建的效力计，加入党派可，不加入亦未尝不可，就让他就性情见地之所趋向，自由抉择好了。 注释： ① 这话真是不幸而说中了。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整理这些旧稿的时候，正是昆明各大中学与党政军当局发生事件以至于惨案而尚未获平息的时候。 ②《原善》一文分三篇，《戴东原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