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徙中的许多大学，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渐能比较的安居乐业起来了。学生自治的呼声与自治会的组织就是比较能安居乐业后的一种表现。这是忧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 学生自治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学生自治会也是一个很笼统的组织。唯其笼统，它们中间可以包括许多相干与不相干的东西。顾名思义，学生自治应该就是学生自治，自治会就是为自治而成立的一种结合，其间原不应该有什么太不相干的东西。不过，人类的行为十之八九是"非逻辑"的，即非逻辑所可范围的，名义表里相符的事，不是尽人能做，更不是尽人能一刻不间断的做，于是不相干的东西便借了人事推移、环境逼迫、潮流动荡等等的机会，不断的加入，变做一个概念与一个组织的中坚部分，充其极，可以教名义两方，不但不符合，并且完全相反。一切概念与一切组织如此，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很不容易做例外。 根据上文的说法，再根据以往学生自治会办理的经验，我以为学生自治会可以有许多种类，而大要不出三四种型式。一是在学生个人与团体生活方面做些修齐功夫的；二是替学生大众办事或当差的；三是被校外势力所支配和驱策的。第一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第二种谈不到一个治字，不妨叫做学生自活会，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学校统制，也不由个人分别处理，而由少数不怕事的热心分子代办。第三种谈不到一个自字，应当叫做学生被治会。 第一种比较名义相孚的学生自治会是难得遇见的，但是它的需要却最大，尤其是在这流离颠沛的时期里。中国旧时的教育，我们以今度古，无论在方法上怎样的不赞成，在目标上是不错的。这目标可以叫做自我制裁。自我制裁又可以分做两方面，在理智生活方面是自知，在情绪生活方面是自胜。所以老子韩非子等都有"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两句话。西洋自希腊而降，最高的教育理想，其实也逃不出这自知与自胜的范围。 近代的教育尽管有许多的进步，但是离开这自知与自胜的鹄的还远，在教人自胜的一点上，似乎还不及以前的成功，许多办教育的人也似乎根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各级学校里尽管有训育或生活指导的主管部分，但成绩是不容易有的，有也全部是消极性质的，例如纠察学生的行为，或惩罚学生的过失等。这也难怪，自胜的功夫本来是应该从一个人的里面做出来的。一个青年，发育到相当程度以后，对自己的情性，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社会，纵无外来势力的特殊启发，也会有几分了解。对一己的情性和环境发生接触时，应该怎样的控制自己，在什么场合之下应该动，应该进，在什么场合之下应该止，应该退，又应该动止进退到什么程度，什么是操守，操守应该有什么分寸──对这些，即使没有一派特殊的道德教育加以诱掖，他也势所必至的会因阅历经验的逐渐增加，而体会得到，而施之于言行举措。这样一个人，就他自己论，是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人，对社会论，他是一个不同而和的分子，是一个能群而不能党的分子，是一个真正的健全分子。自胜的功夫由个人的内心出发，但其终极却是社会。它是健全的团体生活的第一个条件。 我所了解的学生自治是拿这种自胜功夫做基础的。它原是每一个青年学生自己分内的事，初无须乎团体的组织。不过人品是不齐的。大学里的青年固然曾经一番选择，但此种选择既完全限于智识一方面，他们的性情、意志、甚至于基本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健康，依然可以有很大的不齐，其程度也许和一般的人口没有很大的分别。我们在一个学校的社会里，所发见的个人生活的缺乏节制，往往不下于外间普通的社会，这大概就是一个原因了。因为人品不齐，因为有一部分人对自己的生活过于缺乏自胜的能力，团体的组织事实上也就成为必要。团体的力量，于勖勉与鼓励一般人的自我制胜外，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收督促与警戒的效果。 我近年来所见到的青年生活的不节，最可抱隐忧的一端是公私不分。设立学校，教育青年，是国家的责任。享受大学教育，是青年的权利。大体说来，这是不错的。但若我们把这种权利与义务之分看得太分明，太认真，那就错了。第一，求学不单是权利，也是义务，要大学教育办得有效，必须青年学生先行了解这一层义务的道理，了解学生和国家并不处对立的地位，权责之分根本上原是不应该太分明的。第二，大学教育去普及尚远，在国难正殷的今日，才力上应该进大学而不能的青年更不知有多少，一部分已经在大学里的青年，就才力论，也许根本赶不上这些失学的青年；他们自以为应享的权利，说得缓和些，是侥幸得来的，说得严厉些，是攘夺得来的，何尝是真正分有应得？这两层看法，许多的大学青年似乎并不了解。这样一个青年完全受了狭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他一心着意在享受公家的施惠。公家要他付些代价时，即使这代价不过是一个名义的，即使他有能力付此代价，他也是靳崐而不与。他对公物是尽量的利用，甚至于尽量的糟蹋。惟恐别人多得了一分，他少得了一分。有时候更可痛心的是，他竟会把公物自由支配起来。假若有人自由支配他自己的东西，他一定会向学校当局告发，但自己自由支配起学校的公物来，他却靦然不以为耻，对公物作自由支配时，这种人往往还会利用团体的名义，有时候并且会成为一种团体的行动，好像出之以团体，便没有罪名似的，或许以为即使有罪，当局也不容易确实指认，无从责罚！ 公私不分不过是大学青年行为不检的一端，其它可以指出的还有。不过，如果大多数的青年能在这一点上多下一些自胜的功夫，其少数缺乏自胜的力量的，再由学生组织从旁加以督促，我敢断言学生团体生活的健全，已经可以增进不少。不但如此，就青年学成后的事业而论，这也未尝不是最关紧要的一点。近年办教育的人时常听见一种批评，就是，以目前学生的行检而言，恐怕将来的政治与社会事业不会清明到什么程度，所谓不清明，其实就是不廉洁，不干净。这种皮里阳秋的话不还暗示着公私不分的一大恶德么？ 关于其它两种名不称义的学生自治会，我不预备多说。也不值得多说。第二种的学生会当然也有它的好处。练习组织，守法，表达公意等等，不用说，是很好的。团体越大，越是组织不起来，就是勉强拼凑成功了，动不动也容易闹翻──这原是我们的一大通病，上自全国的政府，下至学生结社集会，历年来在这方面已经不知吃了多少的亏。所以这方面的训练是很需要的。至于练习替大家办事，或管理膳食，或协同学校维持公共卫生，或编印一种刊物，再或在文艺上作些团体的表现，例如举行演说比赛会或编演一种剧本等等──这些，都不妨在课余做一点，做了总有几分益处。不过大家得了解，这并不是学生自治工作的主体，根据上文比较严格的立场来说，它简直和学生自治很不相干。至于在学校范围以外的种种，例如办民众学校，宣传这样，宣传那样等等，更是与自治的真义背道而驰，不值得鼓励了。自治应当是每个青年对内心的一种工作，而这些所谓服务的活动，却是一种外骛，一种舍己耘人的勾当。这勾当并不是根本不应当做，一个人充实了自己以后，尽管帮别人的忙，也是应该帮别人的忙，不过，那我们不能不假定是应该在一个人学成之后。服务是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发挥得最多的要推基督教徒，但目前大部分的基督教徒，连西洋的也算在内，也正犯着这个毛病，就是己不能立，而要立人，己不能达，而要达人，不先成己，而要成物。这种外骛太多的学生会，因为切心于立人，达人，成物，我们也不妨叫做学生治人会！ 至于第三种的学生被治会，那更是自郐而下了。学生治人会虽不足为训，至少学生还居一个主体，到了被治会，他却完全成了一个客体。近年来因为政治的原因，外界常有种种的势力，种种很有组织的势力，直接和学生与学生团体发生关系。所谓直接，指的是不经过学校当局的手，甚至于完全不知照学校当局，学校当局要知道它们一些内容，犹且不可能，遑论管理。结果就发生两种怪现象。一是学校系统内横生了一些新的系统，为学校的统治所不及。喻以生物学，好像是人体内长了癌，喻以政治组织，是邦国之内又产生了一个邦国（imperium in imperio）。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个学生，以区党委的资格，大出布告，攻击学校，后来又用同样资格，向学校的副校长拍桌大骂。这是系统中别生系统所必然要产生的结果。第二种怪现象是这样来的。这些外来的有组织的势力种类似乎很多，性质不一样，往往不一样到彼此不相能的程度，于是乎倾轧与冲突便层见叠出。甲办刊物，乙不容不办，甲征求同志，乙不容不征求，甲在学生组织里树立势力，扩大范围，乙更不容自甘落伍。究其极，学校一般的生活既呈分裂之象，所谓自治会一类的组织更成一明争暗斗之场。有时候这两种怪现象还会合而为一。有一次，在某大学里，甲乙两方起了冲突，学校照章分别加以惩处，而外界有组织的势力竟会向学校要求收回某一方面的惩罚的成命！ 不过学生被外来势力的统治的弊病还远不止此。要完全从青年发育与青年人格的立场来说，结果更可以教人痛心疾首。我们相信青年的时期是一个充满着理想的时期，青年的心地是纯洁的，是和平中正的，是富有探讨与衡量的能力的。一个人在青年期内而没有这许多特点，那他就终其身不必希望再有，教育的目的之一就在帮青年的忙，来培养这许多特点，使前途不因青年期的过去而成为昙花般一现的东西。如今外界有组织的势力来到以后，因为主张总有几分偏执，因所执不同，而不能不和别人竞争角逐，角逐之际，又不得不用手段，于是理想主义去，现实主义来，中正变为偏颇，和平成为狠戾，纯洁转为龌龊，探讨衡量的机能日归消灭，党同伐异入主出奴的精神日以滋长，终于把一个二十岁光景的青年催促成一个"未老先白头"的中年人。至于各派势力互争雄长之际，有时候不能不乞灵于金钱，那更是卑鄙龌龊，坏人心术之尤，我们如今提到它，也觉得有几分罪过！ 抗战以来，局面算是改变了不少。外界一切有组织的势力既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的活动，似可以不必再仰仗学问未成熟的青年，来做摇旗呐喊的工作，同志既从此可以自由征集，也似乎不必竞着先鞭，惟恐学校里的青年被别人攘夺了去。我是一向主张学生不入党，不入任何党的，我如今还是这样主张，我如今借这个机会，一面奉劝大学的青年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要尊重一去不再来的青年时代，于理智方面力求自知，于情绪方面力求自胜，能自胜即能自治，能自治方能自强，一面更要替他们向外界的政治派别请命，让他们有一个真正能自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