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的就是假的，哭也没办法变成真的。” 特威度迪说：“再说，也没有什么好哭的。” “如果我不是真实的，我就不会哭了。” 爱丽丝破涕为笑，她感觉这一切都很荒谬。 “我想你不会以为那些是真眼泪吧？” 特威度迪用十分轻蔑的口气打断了她。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第四章镜中森林里的读者“请您告诉我，我要从这儿出去，应该走哪条路？” “那多半要看你想到哪儿去。”柴郡猫说。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第六章 人类天生的诡辩! 改变名称来改变事物!——马克思&恩格斯《家庭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一所现在已经不在的房子里，有人给了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和其他许多读者一样，我一直觉得我第一次阅读的这个版本是我一生中最原始的版本。幸运的是，约翰•丹尼尔(John Tenniel)的插图使我的这本书丰富起来，而且它还印在厚厚的散发着神奇的木香味的奶黄色纸上。 第一次读爱丽丝时我有许多地方不懂——但那无关紧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除非你有享受之外的其他目的(有时是为我们的罪过而读)，否则你可以安全地撇开艰涩的沼泽地，在丛林中抄近路，跳过严肃乏味的低地，让自己随有力的故事之流浮动。无法想象书本“没有插图和对话”的爱丽丝肯定会同意这一点。我记得我对漫游记的最早印象是我自己也变成了可怜的爱丽丝的旅伴。跌入兔子洞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只是开始，其微小奇幻就像登上一辆巴士。但那旅程!我八九岁时曾有过怀疑情绪，但并不浓厚，有时感觉小说比生活还要真实。我并不是以为有个叫奇境的地方真的存在，但我相信它是用和我家、我的街道以及我学校里的红砖一样的材料建成的。我们每一次读一本书，这本书都会变个模样。 童年时第一次看爱丽丝，觉得它是一次如《奥德赛》(Odyssey)或《皮诺曹》(Pinocchio)一样的旅行，我总是觉得自己更像爱丽丝而不是奥德修斯或那个木头玩偶。青年时期看爱丽丝，我完全懂得当三月兔请她喝桌上根本不存在的葡萄酒或者大青虫要她准确说出她是谁及其意义时，爱丽丝需要忍受的一切。特威度丹姆和特威度迪警告说爱丽丝只是红国王的梦境，这让我在睡梦里也难以释怀。而白天我又为红王后老师诸如“菲多嘀嘀 (fiddlededee)的法语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备感折磨。后来二十多岁时，我发现了收录在安德列•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黑色幽默故事集》(Anthologie de lhumour noir)里红桃流氓的审判，十分明显爱丽丝是这些超现实主义者的姐妹。在巴黎与古巴作家萨维罗•萨尔度(Severo Sarduy)一席谈话后，我惊讶地发现矮梯胖梯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结构主义学说变化与互文性的理论。再后来，在加拿大安家以后，我立刻注意到白骑士(“但我在构思一个计划/把人的胡须染绿/还要一直使用这样的大扇子/这样人们就不会看见他们”)作为众多政府官僚之一在我们国家每个公共建筑的走廊里疾走。这些年里我把爱丽丝一读再读，也常常碰到许多关于她的不同但有趣的评论，但在任何深层次上它们都没有变成我自己的书。 当然，这些书对我的阅读经验产生了影响，它们提供了一些新观点，也有一些亮点闪现，但大多数的书就像附在爱丽丝耳边絮叨的小青虫：“你可以对它开个玩笑。”我拒绝这样做；我是个嫉妒的读者，不会允许其他人享用我读的书的初夜权。多年前第一次建立起来的与爱丽丝的亲密联系从没有减弱；每次读她，这种联系就以更隐秘更意料不到的方式得以加强。当我又一次谈到悲哀的“海象与木匠”时，我的孩子们(当然，我的大女儿就叫爱丽丝)让我住嘴。 每一次的新经历我总能在她的故事里找到预言或印证，它一再告诉我：“这是你前面要走的路”或者“你曾经来过这里。”其中的一次奇遇告诉我的不是我曾经有过或将要经历的某次具体历险，它更像是在说一些更模糊更宏大的东西，一次经历或者(如果这种说法不显得太宏大)一种生活哲学。这次奇遇发生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第三章的结尾部分。在穿过镜子并且走过镜子后面的象棋国度之后，爱丽丝来到一处黑暗的森林，(她被告知)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名字。“好吧，这总算是一种安慰，”她勇敢地说，“在这么热以后进入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爱丽丝惊恐地发现自己想不起来这个字，她又试了试。“我想要走到这个下面——这个——这个东西下面，你知道!”她把手放到树干上。 “它自己把自己叫什么呢？我想它没有名字——它肯定没有名字。”爱丽丝试着回想她进入的地方的名字，也习惯了给自己的现实经历起个名字，但她突然发现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除非她给这个东西取一个名字，这个东西就会一直保持无名状态，在场但是无声，如同幽灵一样难以名状。她是否必须记起那些已被忘却的名字？或者她可以给它们编造一些新的名字？这是一个古老的难题。在“用地里的土” 创造出亚当并且把他放置在伊甸园(如《创世记》第二章所言)以后，上帝又创造出地里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把它们带到亚当面前看亚当如何称呼它们；无论亚当怎么称呼它们，这“就变成了它们的名字”。几百年以来，学者们都对这个转换困惑不已。在亚当身处的地方(如镜子中的森林)，所有东西本来就是无名的吗？上帝期望他为这些事物命名吗？或者上帝创造的这些生物本来是有名字的，亚当心里也明了，而他就像第一次看见狗或月亮的小孩说出了这些名字？那“名字”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里被提了出来。在穿过无名森林的后几章，爱丽丝碰到了悲伤的白国王，他以成年人独断的方式告诉爱丽丝，他准备为她唱首歌“安慰”她。“这首歌的名字，”白国王说，“叫做‘鳕鱼的眼睛’。” “啊，这支歌起这样一个名字。”爱丽丝这么说，是想表示自己感兴趣。 “不对，你不懂，”白国王说，看上去有点烦恼，“人家是这么给它起名的，其实应该叫《古稀之人》。” “那么，我刚才是不是应该说，‘人家是这样给这首歌起名的’？”爱丽丝自己纠正了。“不对，不应该这么说，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人家给起的名字是‘办法和手段’，但是，仅仅是起个名而已，懂吗？”“那么，到底是什么歌呢？”爱丽丝这时彻底迷惑了。“我这就告诉你，”白国王回答，“歌曲的真名叫作‘坐在大门上’，曲子是我自己编的。”事实上，曲子并不是他自己编的(正如爱丽丝指出的那样)，而白国王对被人们叫的名字，名字本身，名字指向的事物，以及事物本身的仔细区分也不是他的创造；这些区别和《创世记》的第一代评说者一样古老。亚当被引入的世界对于他是未知的；亚当的语言也是全新的。亚当看到、感觉到、幻想到或恐惧的一切都是通过名字对他呈现出来的(如最终对我们一样)。通过名字，语言企图包装赤裸裸的经验。 亚当和夏娃脱离无知状态后被迫穿上衣服并不是偶然的，一位《塔木德经》评注员说，“如此，他们可以通过外在的包装认识自己是谁。”文字，也就是事物之名，赋予经验以外形。命名的任务属于每一位读者。其他不读书的人必须想象自我之书，通过语言的建构尽力为自身的经验命名。在我们这个以书本为中心的社会里，阅读的技艺使我们得以进入符码的世界，分享共有的文字记忆；但如果把阅读仅仅当作被动的接受行为，这也是一个错误。 相反，马拉美(Mallarmé)认为每个读者的任务是“净化文字”。如此，读者必须把书本据为己有。在众多的图书馆里，读者们如夜行的小偷一般盗窃名字、那些如亚当般简单或如侏儒怪一样不自然的为数众多的绝妙好辞。像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会告诉我们，伯格特图书馆的藏书像守护天使一样成组地守护着过世的艺术家；但正是普鲁斯特的读者某晚独自一人在黑暗的卧室看到这些天使的翅膀扫过大灯。 班扬(Bunyan)描述过克里斯丁手捂耳朵跑过他的房间躲避妻子和孩子的恳求；荷马提到奥德修斯被绑在船桅上抗拒海妖的歌声；班扬和荷马的读者用这些文字来称呼我们当代友好的普鲁弗洛克的耳聋。爱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称自己“如盘子般家常”，正是读者对日常餐具、厨房磁器的再命名使其有了新的意义。如每个小孩所知，经验世界(像爱丽丝的森林)是无名的，我们在其中困惑地游荡，脑子里满是学习和直觉的嘀咕声。 我们读的书照亮一件物体、一种情绪或一种认知，帮助我们命名一块石头或一棵树、一阵狂喜或一阵悲哀、爱人的呼吸抑或小鸟的啁啾，告诉我们这是长久牺牲之后我们心灵之所在，或者那是伊甸园警戒的哨兵，或者我们听到的是圣心修道院旁的吟唱声。这些启发有时有所帮助；经验或命名的顺序反而无关紧要。经验也许会先到，多年以后，读者也许会在《李尔王》(King Lear)中找到相应的名字。或者经验会晚些来到，记忆的灵光会突然显现我们以为自己早已忘怀的残本《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中的某一页。有些名字是作者编造的，读者可能会拒绝使用，因为它们显得固执、陈腐，或者对于日常理解而言过于宏大，因此它们被弃之不用或遭人遗忘，或者被放在一旁也许某日顿悟时会用上它们(读者是这么希望的)。但有时，它们会帮助读者为那些难以名状的事物命名。 “你希望他知道那说不出来的东西，并且要以同样的语言作出完美的回答，”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在《爱的创造》(The Invention of Love)中这样说道。有时读者在一页书上能找到那完美的答案。如爱丽丝和白国王认识到的，危险在于我们有时会把名字和我们称作的名字、事物和我们称作的事物弄混。我们简单地使用书页上优雅的幽灵来给世界贴上标签，但它们却不是世界本身。也许根本就没有名字来描述对另一个人的折磨，或者一个孩子的降生。 在创造了普鲁斯特的天使或济慈的夜莺以后，作家可以对读者说“我将我之灵魂委于你手”，然后遁去。但读者又应当如何由这些灵魂带领在难以言表的林中世界找到路径？系统的阅读作用不大。跟着官方书单(经典、文学史、审查后或推荐的作品、图书馆目录)可能偶尔会产生一个有用的名字，只要我们记住这些书单后的动机。我认为最好的向导是读者自身的奇想——对乐趣的信任和对偶然性的信仰——有时这会把我们带入一种良好的权宜状态，让我们从亚麻中纺出金子。从亚麻中纺出金子：1935年，作为一种照顾，斯大林授予了诗人曼杰斯塔姆(Osip Mandelstam)为期三个月的身份文件以及居住许可证。曼杰斯塔姆夫人娜塔莎承认这些小小的文件使他们的生活容易许多。曼杰斯塔姆的一个朋友，演员及随笔作家维拉德玛•雅洪托夫(Vladimir Yakhontov)凑巧途经他们居住的城市。 在莫斯科，他和曼杰斯塔姆曾读着配给卡取乐，企图以此命名失乐园。现在这两个人又在身份文件上故计重演。《一线希望》(Hope Against Hope)里对这个场面有所描述：必须承认效果更令人沮丧。在配给卡上他们很快读出了优待券的独奏，两人齐唱：“牛奶、牛奶、牛奶……奶酪、猪肉……”在雅洪托夫读身份文件时，他尽力使声音有一些不祥又危险的变调：“基于签发的……签发的……签发的……特殊的条文……允许居住, 允许居住，允许居住……”如爱丽丝这个理智的读者在疯狂命名的镜中世界中发现的，所有真实的读解都具有颠覆性。一位加拿大首相捣毁了铁路，把这叫作“进步”；一个瑞士商人买卖掠夺品，把这唤为“商业”；一位阿根廷总统为谋杀者提供庇护，把这称作“大赦”。 为了反对类似的用词不当，读者可以打开书本。如此，阅读帮助我们在喧哗中保持连贯性，而不是抹杀它；不是把经验封入辞藻之中，而是允许它以自己令人目眩的方式前行；不是去相信文字闪闪发光的表面意思，而是探索它们的隐蔽之处。我们时代可怜的神话在于惧怕深入表象。我们不相信深度，我们取笑绵长的沉思。大大小小惊悚的图像拂过我们的屏幕，但我们并不希望利用评论使它们慢下来：我们想看格洛斯特的眼睛被拔出来却不耐坐着看完《李尔王》。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我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看电视，不停地换台。也许是偶合吧，每一个在屏幕上停留数秒的影像不是某人被杀或被打，就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孔，或者爆炸的汽车或楼房。突然我认识到我刚才轻轻掠过的画面并不是一场戏，而是波斯尼亚的新闻报道。 我曾在越来越淡化的暴力恐怖的影像中，无动于衷地看着一个活人被真实的子弹射中。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说大屠杀把人类能想象出来的可怕地狱转换成骨肉烧焦的现实；也许这场转换标志着我们开始无力想象另一个人的痛苦。例如在中世纪，无数油画中描绘的对殉道者残酷的迫害从不仅仅被当作可怕的图像：孕育并定义他们的神学(不管多么教条，多么死板)阐释他们，对他们的再现是为了帮助观者反思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苦难。 不是每个观者都能从画面的场景中看得更远，但进一步反思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毕竟，图像或文本只能提供更进一步或更深度的读解机会；读者或观者可以拒绝这种机会，如果仅仅把文本和图像看作在纸上的轻描、木头或帆布上的污点。我相信，那晚我看过的图像只是表象；如同色情文学(政治口号、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广告食物)，它们只提供感观能立即吸收的东西，稍纵即逝，根本没有空间或时间来回味。爱丽丝的镜中森林不是由这些意象构成的：它具有深度，要求思考，即使(在穿越森林的过程中)它没有用词汇来命名具体的元素。真正的经验和真正的艺术(无论这个形容词多让人不安)有共通性：它们总是比我们的理解宏大，甚至超出我们的理解力。它们的边界总是稍稍超出我们能力所及，如阿根廷诗人阿莱杭德拉• 皮萨尔尼克(Alejandra Pizarnik)曾描写的：如果灵魂要问，还要走多远？你必须回答：在河的另一边，不在这边，在那边。 为了达到那边，我已有了许多了不起的向导。有的是压倒性的，如博尔赫斯；其他的更为亲密一些，如科塔萨尔或辛茜娅•奥齐克(Cynthia Ozick)；多数是有趣的，如切斯特顿(Chesterton)或斯蒂文森；少数人的启发性超出我的期望，如理查德•欧南(Richard Outram)。他们的作品在我记忆的图书馆里不停变换，其中的各类情境——年龄和不耐，不同的天空和声音，新的旧的阅读——不住地转换书卷、删去段落、在空白处加入注释、变换封面、发明题目。 我想起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描写的道德家约瑟夫•优贝特(Joseph Joubert)的阅读习惯：“他读书的时候，把他不喜欢的书页都撕了去，这样就建成了他自己的个人图书馆，松松的封面下是容易理解的内容。”如此无法无天的图书馆管理员的隐秘行为把我有限的图书馆几乎扩大到了无限：我可以重读一本书，好像自己从没读过一样。在康考德名为“布什”的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开始为失忆症所苦。他的传记者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这样写道： 布什变成一个遗忘的宫殿……［但］他说，阅读仍然是“不间断的乐趣”。 在布什，阅读越来越成为一种退却。他坚持令人安心的孤独习惯，在书房里读书到中午，下午继续读书直到散步时间。慢慢地，他失去了对自己作品的记忆，欣喜于重新发现自己的文章：“啊呀，这些东西真好啊!”他对女儿说。爱默生的这种重新发现如今也发生在我身上。当我取下《星期四人》 (The Man Who Was Thursday)或《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看到它们时就像亚当向他的第一只长颈鹿问好一样。 这是一切吗？有时好像就是全部了。在失去、变化、身体内外无可告慰的痛苦带来威胁的不定与各种畏惧之中，读者们知道至少在这里或那里有一些安全的地方，如纸一般真实，如墨一样坚实，它们会在我们穿越漆黑无名的森林时给予我们栖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