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头的每个报栏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几乎人人都在为《文汇报》上一篇名为《伤痕》的小说而落泪。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有人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1978年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把他的处女作《伤痕》贴在了班级墙报上。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文汇报》为了让《伤痕》顺利发表，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小说主人公以关爱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因为小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在结尾处安排主人公“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将军吟》《芙蓉镇》等“伤痕文学”代表作相继问世。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卢新华说，“伤痕文学”注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里说：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