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段文字是不折不扣的“写在《皇帝公关学》前面的话”，因为这个系列原本是我在《新京报》文化版的专栏连载，承蒙中信出版社厚爱，让这个系列得以结集成书。披览一年来的作品，越看越觉得，有必要就构思、创作这个系列的一些个人心得、感受，作一番诚恳的交代。 封建帝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毋庸讳言，在经历了几千年帝王时代的中国，一些部门、单位里的当家人，一些“县官”和“现管”们，仍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封建家长意志，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作风。当然，您也许会说，中国人讲究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您也许会说，中国人最重气节和原则，士不平则鸣，碰上这样的人和事，就应该不妥协，应该斗争。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则无须再忍?妥协与不妥协间，究竟应有怎样的过渡与底线?如果忍，怎样忍才是最优选项;如果斗，怎样斗才是最佳方案?要回答这些微妙而深刻的问题，恐怕任何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中国早就有句老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漫长的帝王时代，“伴君如伴虎”的格言，让无数或显贵或卑微、或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的各色人等，无不处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跟皇帝“公关”的学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还食人间烟火，就没办法摆脱这一沉重的“公关”负担—就算您是不食周禄的伯夷、叔齐，可您总得踩人家的地，喝人家的水，吃人家的野菜吧! 这一代又一代的公关，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可谓用前人无数心智、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宝贵镜鉴，对于今天的人们处理与上级的关系，自然有极大的助益。 然而中国历史典籍既深且博，对于在现代快节奏社会生活惯了的人们而言，去披阅采撷，可谓难度不小。不仅如此，正如哲人所言，帝王时代的史籍，往往免不了被修成帝王家谱，一切是非曲直善恶，都以帝王的标准为标准，殊不知帝王是无须公关的(倒霉时例外)，只有面对帝王的人们才需要公关。因此，对这些典籍作一番切菜刀、手术刀甚至修脚刀的动作，是有必要的。 不仅如此，时代毕竟已不是当初的时代，社会在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在变，现代下级与上级、被领导者与领导者间的关系，毕竟不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这就需要《皇帝公关学》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经史子集时代的剪刀糨糊文摘集，而必须用现代公关理念，去重新演绎当年的是与非。 用历史的眼光论时代，以时代的眼光论历史，这便是我创作这组《皇帝公关学》随笔的初衷，也希望这些粗浅的文字，能给读者们多一点助益和启发。 陶短房 2009年5月7日 于加拿大列治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