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天下”，国家不能越出权力领域进入市场-价格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自治领域。毫无疑问，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与社会正在从国家或者政府那里一点点“收复”自己的疆界。这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体现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中。细心者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甚至已经开始部分地出现了有关“罢工”或者“游行”的新闻。只不过，“游行”在词语上被改头换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现。2008年“两会”期间，经历了“厦门PX”事件洗礼的厦门市政府发布公告，承诺“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在塑造政府性格时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相较经济与社会变革而言，政治改革无疑更缓慢曲折。谁也不能否认，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改革最艰苦或最关键的一段路程尚待开拓。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谈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强调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如今，当中国改革船到江心，人们最为关切的仍然是，如何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进政改，闯过转型时期“最后的大关”。 2008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和对内、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却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多数国民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而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只有执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轼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滑坡、环境恶化等同样与政治有关。总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近年来，诸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协商民主说等各种政改路径设计陆续出台。然而无论哪种改革，最后给人的感觉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人“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在何看来，回顾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但是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因此命运多舛。而中国今天的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并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流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显然，转型国家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于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种种利益交换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救赎意味。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而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