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与大兴兄相识于1990 年，那时候他已经在柳词研究方面崭露头角，出版了学术专著《柳永和他的词》。那还是一个出版专著相当困难的年代，尤其是青年学者，一本书几乎就可以确立其“江湖地位”。但我佩服的是，大兴并不满足于他已有的这种“江湖地位”，他还在满腔热忱地进行新的学术设计，兴致勃勃地进行新的耕耘。由宋词的研究延伸到词学，甚至对20 世纪兴起的新词学作历史的和学术的梳理，由古老的词学衍发出当代词创作的研究，于当代歌词包括流行歌词研究或许可以推为先驱。此外，他极富创意地进行“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学术设计与系统研究。 我知道这是一个绝对前沿性的课题，那时候的学者正在被大而无当的文化研究所激发，很少人像他这样踏踏实实地从一个具体的文化（文化地理）视角别致地打开，细致地统计，潜沉地分析，试图解开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异之谜。他是一个将文学的文化研究落到实处的实干专家，当然也是集诗学研究、史学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为一体的实力派学者。他拥有充沛的学术生命力，并拥有学术开拓的足够能量，既在文学学术的大地上作无垠的畅想，又在学术的田地里作辛勤的耕耘，同时在艰难的摸索与收获的陶醉中从不会自我迷失。 过了十多年在异地再会大兴兄，他虽然经历了某些职场的变化和文化角色的转换，但研究词学和文学地理这两个保留课题的兴致丝毫未减，当然伴有许多重量级成果的陆续推出。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已更加稳固，也更加显著。我深深知道大兴兄的学术轨迹：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词作的社会文化和自然文化感兴较为强烈，其地域差异往往比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更其明显。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言：“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虽然并非专议词作，但以“音”、“辞”为关键词，则指涉显然更偏向于词类。可以说，文学地理是他潜心钻研词学的一个副产品，一种新发现。 他近年来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出版时更命为《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看似在原有的文学家地理分布研究的基础上缩小了论述范围，其实则是大大深化了原来的命题。他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应物斯感”与西方文论中的“风格即人”这两个关键命题别致地结合在一起，发现了这样一个文化事实：中国文学家及其创作的地理学影响，往往集中体现在气候和物候的感应方面，而这种气候与物候的感应，其关节点乃在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不同的地理方位刺激起文学家生命感兴的因素乃是有规律的同时又是动态的气候与物候，文学家将此生命意识衍化为审美情怀和文学情怀，于是不同地域的文学家其感怀内容以及其表现风格，都会出现较明显的差异。一定地理环境的气候、物候，激发起文学家相应的生命意识，由这种生命意识衍化为或对应为一定的文学感怀及其表现风格，这是曾大兴教授揭示和描述的一条重要规律，这条规律的学术支点和力点是找到了生命意识这样的中间环节，实际上也是文学地理学的内在文化奥秘。 大兴治学踏实低调，在他的论述中很少将这样的学术发现称为规律。我觉得将之称为规律并无不可。由生命意识的感触引发出文学的情思，这是古已有之的理论自觉和审美自觉。历代文人所乐言且有深解的“感时”文思，无论是“感时凄怆”或者是“感时伤物”，都是由时间维度（时序）触发生命感兴进入文学情怀的表现，而时序对生命意识的激发也应该体现在气候、物候的变化与触发。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为古代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所反复揭示了的规律。曾大兴的研究不过是对这一规律的一种重新阐发，但他的阐发则是从空间维度上展开的。他由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发展到对文学地理的研究，进而深入剖解地理因素对文学家影响的内在奥秘，重新发现了气候、物候对生命意识的激发等“感时”现象，与古代文论中的“感时”文思说殊途同归。 显然，“感时”文思说是历代文学家通过类似的文学母题及其文学表现提炼出来的审美规律，而从地理学、气候学、物候学抵达生命意识的“感时”现象，则是曾大兴的学术发现和创见。从地理学及相对应的气候学、物候学的空间维度进入了已成学术定论的时间维度，在与时间维度相重合的意义上进一步确认：气候、物候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影响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影响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影响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乃至影响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和内部景观。在曾大兴的研究中，这一空间维度的有关文学规律的揭示，与时间维度的相应的文学规律顺利地完成了无缝对接，不仅意味着其学术任务的圆满完成，而且也彰显出其学术开拓的鲜明与圆润。 前人的“感时”文思说，已经充分揭示了文学创作对于季节、气候、物候甚至天气的感应与反映，乃集中体现于相应的生命意识，而曾大兴则由文学地理学研究、气候学研究，从空间维度抵达了这一理论，并且揭示了相应的规律。这种规律所包含的理论深度似乎与古已有之的“感时”说形成了某种“对冲”关系，但一种规律的揭示哪怕在相对浅显的理论层次上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阐述了这样的规律或者现象：北方天气阴沉，居民十分忧郁，基督教的教义和它最早那批信徒的热忱加重了他们忧郁的情绪，并给他们提供了方向；而南方人民禀性偏于激奋，现在则易于接受与其气候及趣味相适应的沉思默想的生活（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其实这样的理论和判断早在中国的隋代就已存在，前述颜之推学说虽然理论有些武断，立论含有偏见，例如将南方音词理解为浮浅、鄙俗之流，殊失公允，但对南北方文脉风格的差异性的解读，足以对斯达尔夫人的理论形成“对冲”关系。不过即便如此，斯达尔夫人的理论毕竟揭示了远在西欧的南北方文学差异的规律与现象，其超时代的学术影响和世界性的理论意义从未被这种可能的“对冲”所磨蚀。在这样的意义上，曾大兴的学术贡献和理论贡献更不可能被“感时”说的理论“对冲”所磨蚀，他揭示的规律具有自身的理论内涵，他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空间维度揭示了生命意识对气候、物候感应的规律，他因此证实了甚至可以以自己名字进行命名的那种文学的地域性定律。 曾大兴围绕着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所进行的文学研究仍旧回到了他所擅长且长期热衷的地域性考察，回到了文学地理学研究。近些年，文学地理学研究形成一股热潮，甚至形成文学学术的某种时尚。曾大兴在相关研究中，对文学地理学始终保持着热忱而矜持的态度，体现出他学风的严谨与持重。当然，学者都会有类似的冲动，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独立为一门学问或者擢升为一种理论，那样的成功无异于思想家对某种“主义”或者“学说”的精彩建构。那是一种成就的诱惑，更是一种境界的召唤，因而可以演化为一种巨大的学术冲动。没有这种学术冲动的研究者很可能只属于在学问上行之不远的那一类，于是，对文学进行地理学研究的学者都有理由投身于文学地理学的建构，并在这方面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与冲动。可贵的是，曾大兴善于将这样的学术冲动掩藏于翔实、缜密及多方位、多维度的学术考察和学术解析之中，以具体而丰富的学术成果确证文学地理学的学术特点、学术优势和学术可能性，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体制建构做一些扎实、踏实而且朴实的文献准备和理论准备。 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是他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的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突破了单纯从时代背景认识作家、分析文学现象的习惯性视角，将文学产生的空间和地域条件当作文学认知背景和作品分析要素，使得南北文学的区别、东西文学的分野、山海文学的迥异、朝野文学的悬隔，在地理学的空间关照中得到学术的凸显。这是地理学在文学研究范畴的一种应用，也是文学研究引入地理学知识系统的一种开拓，是文学研究借地理学这一他山之石拓展自己学术空间的成功尝试。曾大兴可贵的学术精神体现在不断拓展中伴随着不断追问，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文学的风格与文学家的精神气质，然而这种影响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的？这便是他通过这本书做出的另一层次的回答：不同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气候条件和物候条件，是这种地理因素影响力发挥的主要方式。他找到了这种影响发生和深化的学术理路和逻辑方式：一定地理环境中的气候条件或物候特征，刺激起或作用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由此造成文学风格的不同甚至文学家人格风范的差异。以生命意识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当然更研究文学家与自然条件的关系，这在曾大兴的学术建构中具有无可争辩的方法论意义。组构成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要件都不是曾大兴自己的发明，即便是生命意识及其与气候、物候的联系，也是前人学术智慧中时有隐现的内涵。但前人的气候、物候与生命感兴的关系研究都从时间之维展开，“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或者“春水满泗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等气候与物候相结合的描述，乃是前人通行的认知和审美表述习惯，这一习惯将所有的空间、地域理解为同一的对象，只有时序在流动、变化并生发出差异。曾大兴的研究对人们的这一学术和文学习惯作了有力的补正，甚至从方法论上作了颠覆性的修正：对于地大物博的古老中华而言，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呈现的气候序列与物候特征，及其给予文学家生命感兴与审美感性的冲击力，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构成了文学地理认知的主要依据。 是为序。 朱寿桐 2014 年8 月2 日于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