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与那女人的不光彩关系，死活都不肯去，拼命扳住门，气得张廷重狠狠地打她几下，实在痛恨女儿不给面子。挣扎归挣扎，小张煐又特别高兴，毕竟她到底是个孩子，因为有很多好吃的作为诱惑。“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跟银碟子，而且姨太太敷衍得我很好。”诚然，这姨太太再会勾引男人，也要念在这张廷重的份上对他女儿好点，以博男人开心。要说她有多爱这男人和他的骨血，那倒谈不上，只是她有没有梦想着有朝一日顶替黄逸梵的位置，入主张家作威作福，就不得而知了。倒是有一次，她为小张煐做了一条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试探地问她：“看我待你多好！……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小张煐不知何故，竟很当真地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后，她仍然对自己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叛变耿耿于怀，视作对美丽高贵母亲的一种背叛。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姨太太的“野心”，说她没有丝毫想做张家女主人的打算，是说不过去的。 如今，家里的雕花床只剩张廷重形单影只，他当然耐不住寂寞，立马把姨太太接进了门。这姨太太是妓女出身，外号老八，大张廷重几岁，瓜子脸是苍白没有血色的，额前垂着长刘海。也许在风月场上飘荡多年，极其喜欢热闹喧哗，一进家门，就把这个死气沉沉的大家庭闹得喧嚷十分。且不说家里宴会不断，还有条子做戏，她也俨然摇身一变，耍起了张家少奶奶的威风。“姨太太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太太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不知，这姨太太是不是被太多男人糟践，日久对男人难免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别样敌意。似乎她曾经被无数男人欺侮过，现在得以机会向无辜的张家男人报复，试图压低他们来高抬自己，以求得畸形的快感。她并不喜欢张子静，倒是一直对小张煐相当好，每天晚上带她去起士林看跳舞，吃蛋糕。姐弟俩也有自己的消闲，在空空的院子里荡秋千，最开心莫过于穿上母亲从欧洲寄来的衣服，像过大年一样喜气洋洋。更高兴的是，收到母亲寄来的玩具洋娃娃。他们毕竟还是孩子，母亲毕竟还是母亲。 张家虽然阔绰，却如老井一样死气沉沉，哪里比得了风月场的繁华，久而久之，这姨太太也不满足于在张家被沉闷的生活压抑飞扬的个性，更不愿成为两个年幼孩子的高级保姆，终于不耐烦起来，将气撒到了张廷重身上，和他争吵的时候暴躁到将张廷重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了他的头。这泼妇行径终于引起众怒，家族里的人也出面干预，逼她出门，小张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踏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好当然好，可是没有想到赶走了姨太太，张廷重也被人赶走。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也难以保住了。这张家大少爷沉醉于嫖妓、吸大烟，哪里顾得了去上班，恶名远扬，连带还辱没了堂兄的声誉。1927年1月，加上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公职，靠山垮台了，失去“官位”在所难免了。这件事情，算是他人生中一次比较沉重的打击，令他心灰意冷。如果说，先前他在欢场买笑，无论多么放浪不羁，可多少还能用自己是个小小英文秘书，聊以保住男人的最后一点颜面，如今，这最后的遮丑布都被人无情夺去了，自己脸上当然无光，心里委屈到极点，落寞到极点。也只有当一个男人失去一切，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才会有空暇时间回想起妻子的好来。至于有没有反思自己的丑恶，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可悲可怜可叹的男人马上写信给国外的妻子，央求她回国，并以答应戒毒作为誓言，痛下决心，试图挽回妻子的心。其实，因太过失望，注射过度的吗啡针，他果真是快要死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些什么，我很害怕了。”此时的张家公子，全然没有了先前的“万花丛中过，片叶不粘身”的意气风发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惩罚自己，可以逃避现实，没想到却沉入到另一个黑暗的深渊里去了。 1928年春天，张廷重终于决定与天津的糜烂生活挥手告别，举家搬回上海，以全新状态迎 文学是生活的提炼与精粹，除了在文字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鉴赏力之外，爱玲也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上海女人独特的精明算计，以及天生的小奸小坏。一个女人天性的自然流露，也不会叫人舍得心生厌倦，哪怕周遭的人都感叹“没有见过这样财迷的人”。和姑姑住在一起的爱玲，因为二人性情相投、同好甚多，倒也相得益彰。然而，姑侄二人之间的财务却是泾渭分明、锱铢必较的，除了逢年过节会孝顺姑姑一块衣料、一盒糕点，平素里的花销都是各自承担各自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恐怕是因为两人都十分西化的原因吧，就连炎樱都不禁“埋怨”自己的这个好友“自私”“贪财”。然而，在爱玲自己看来，人和人之间钱财两清，澄澈透明，互不相欠，好过那种上海里弄里的小市民之间的鸡毛蒜皮之争。事实也证明，爱玲和姑姑相处一个屋檐下，确实也从未因为经济闹过纠纷，想必爱玲做人也有她自个儿的道理——她与人接触，既推心置腹，又从来注意保持距离。所以，她跟女作家苏青，还有炎樱和姑姑都保持着极其融洽的友谊，还分别写了《炎樱语录》、《姑姑语录》、《我看苏青》等文章，记录她们生活中的趣言乐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比如炎樱和爱玲，从港大相遇，一直到爱玲去了美国，两人的友谊日久弥坚，可见爱玲对人、对感情的真。 除了及时地享用精致的生活，比如穿复古的衣服，重寻破落王族和家庭的盛世旧梦，比如迷恋上听京戏，从梅兰芳的身段、程砚秋的水袖里体验生活的飘逸，比如嗜电影如命，不惜为了一场电影从杭州旅行的路途上赶回上海。爱玲整个人生都是透明的，小打小闹自然是躲避不了的。然而这都无关紧要，不伤大雅，她只顾品尝着生活中的丝丝入扣的千般滋味，纵使是小情趣、小玩意，可仍然因为去掉了太多的做作与矫饰，看透了人世的浮华，终于回归到人性最为简单质朴的原始境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能力榨取生活的原汁原味，那么她的读者，又怎会从她的作品中尝出人生百味，从此深深地迷恋上她呢？ 1945年初，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出版，收录了从1943年到1945年间写的散文30篇，出版当月，便销售一空，一版再版，仍然极受欢迎。“流言”之名，是爱玲从英文的“Writen On Water”（水上写的字）借用而来。与其说《流言》的名气，恰恰像谣言一样，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成为人们评论的谈资，还不如说，爱玲在这本散文集中流露的艺术涵养和文字功夫，才显现出那种流动的才气与见解。难怪有评论说它是：“思想巧妙，文笔幽丽，如溪水之潺，如月下梵婀琳独奏，凄迷动人。附画多幅，亦饶有风趣，如‘夫主奴家’诸幅，辄叹其构思之奇妙。” 如果说，小说集《传奇》本身就因为题材的自身特点，带有几分缘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假戏真做的“传奇”色彩，那么，散文集《流言》就将爱玲性格中那些最为真实的东西大白于天下。她用平淡写实的笔触，为读者揭开了绚烂夺目的人生外衣底下，掩盖着的是一个多么伤痕累累，杀机暗藏的核心——《私语》里，她揭开了自己饱经沧桑的家世，为自己所作所为所思所写做了详尽的注解；《烬余录》里，她回顾了香港战乱里的众生相，将人生的“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的愚蠢”描摹得入木三分；《公寓生活记趣》《到底是上海人》里，她以一种喜悦通达的笔触，将身边的同类那种琐碎又世故的生存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叫人读来不觉会心一笑……她甚至比较少用到华丽的辞藻与修饰，记录的也只是寻常生活里的人间烟火，似一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工笔白描，唠唠叨叨的人生絮语中，既有揶揄的嘲笑，又有无奈的叹息，处处都是为我们津津乐道的，生命的小欢喜、大境界。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偶像的榜样力量，而每一个世纪，都必须由那些能掌控自己命运的人所开创。像一面旗帜被旗手高高擎起，追随者永远排着长龙。《杂志》的煽风点火，舆论的热烈吹捧，便为本就木秀于林的爱玲，打造了一架可以攀高的楼梯，从此，爱玲高高地跃起，成为上海滩最为炙手可热的明星。成名后的爱玲，原本平静的生活里增添了许多的热闹。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非常地招人耳目，经常会有年轻的女学生们追在她的身后狂热地大喊着她的名字：“张爱玲！张爱玲！”还有外国的绅士老跟在爱玲的身后，可怜巴巴就为了让心中的偶像在他的杂志上签一个名。连好友炎樱都不禁在小文章《浪子与善女人》里叹息道：“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里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 这一切，都是在爱玲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此时的武汉是胡兰成的温柔乡，是他可以纵情声色的小天地，他心里哪里还有爱玲的存在呢？而蒙在鼓里，日日想念丈夫的爱玲还给他写信，告诉他上海和武汉一样，实行了防空灯火管制如此种种琐事。胡兰成看罢信，只当是阅读了一份公函，便搁置一边，继续与他的妾缠绵悱恻了。爱玲虽好，好得有些距离，有些炫目，不像小周这样随和且家常；他是渐渐地将爱玲给遗忘了。 1945年3月，胡兰成因公回了上海一趟，在爱玲的住处待了一个多月，把自己纳妾的事情和盘托出。他觉得男女相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便觉得心安理得。爱玲听罢，面露幽怨之色，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过了几天，告诉胡兰成，有个西洋人通过她姑姑告诉她，希望和她发生关系，可以每个月贴补她一些生活费。胡兰成听了心里大为不悦。他便是如此自私的男人，自己刚出家门就将另一个女人抱入怀中，而爱玲尚未既成的事，也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真可谓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爱玲是一个接受过西式文明熏陶，标榜自立的新潮女性，可是，对于三个人分享一份爱，两个女人共有一个男人，她还是不能接受，“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在这场爱和婚姻中，她是认真的，甚至觉得她和他的爱是这滚滚红尘里的唯一完美的爱，然而，她却不能容忍胡兰成的轻薄与寡义。她表面上没有向他抗议什么，却将愤怒与怨恨化成了文字：“丈夫在外面有越轨行为，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完全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恢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爱玲不是那种会撒泼的女人，她最厉害的武器，便是她的文字，像巴掌一样抽打在胡兰成的脸上。随后，她又在《天地》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双声》，再次表明了自己对于胡兰成纳妾之事的忍气吞声：“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脾气越大，忍忍就好了。”她的“退让”其实是另一种进攻，当然，她也在日后用实际行动击碎了胡兰成三妻四妾、左拥右抱的美梦。 5月，胡兰成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武汉，突然觉得“真是归来了”，仿佛这里才是他临时的家，这个被他视作妾的女人才是他可以触摸到的幸福。一到汉阳，就叫唤小周来服侍他，还亲热地叫她的名字“训德”，却又不肯给她至少一种仪式上的肯定，理由是“我因为与爱玲亦且尚未举行仪式，与小周不可越先。”此举好歹还是给爱玲保留了一些情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投降，听到这一消息，胡兰成不由得感到大祸临头。终于在国民党军队打到武汉之前，化妆成日本伤兵，乘坐日本人的船逃离了。他取道南京再到上海，东躲西藏，如惊弓之鸟，因为全国都在开展大规模的搜捕汉奸的运动，没有日本人作为后台和庇护的胡兰成，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离开上海的前夜，还在爱玲的住处暂住了一宿，一是因为人在危难之时无暇顾及，二是因为纳妾之事早已拉远了彼此心里的距离，爱玲和胡兰成之间那种细微的恩爱早已不见，一张床，两个枕头之间横亘着的是一片海，望不到尽头。“唯对爱玲我稍觉不安，几乎要惭愧，她是平时亦使我惊。……我当然是个蛮横无理的人，愈是对爱玲如此。”离开上海之后，胡兰成逃亡浙江杭州，化名为“张嘉仪”，像没有主子收养的落水狗，疲于奔命。在一个中学同学斯颂德的帮助下，胡兰成从绍兴逃往金华，陪同的除了斯颂德，还有斯家的一个姨太太，叫做范秀美，长得丰裕圆润，虽然比胡兰成年长两岁，皮肤保养得却很好，看上去颇有几分姿色，但是却是一个骨子里传统本分又贤惠的妇人。在和胡兰成同行去温州的途中，看在他是斯家少爷的同窗，又满身读书人的书卷味，对他很尊重，尊称他为“胡先生”。然而，女人再本分，无奈男人总会在某一刻被与生俱来的那种欲望所左右，没有爱玲和小周陪伴，且孤身逃亡多日的胡兰成按捺不住内心的兽欲，不时地故伎重施，对身边这个美妇人加以挑逗，范秀美也禁不起他的猛烈攻势，还没有到温州，两人已经以“夫妻”相称，同床而眠了。8月与小周在武汉告别时，胡兰成发表过如此的感慨：“古人说三载为千秋，我与你相聚只9月，但好像自从天地开辟时已有我们两人，不但今世，前世已经相识了。而别后的岁月，则反会觉得昨日今晨还两人在一起，相隔只如我在楼下房里，你在廊下与人说话儿，焉有个嗟阔伤远的。”这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的最大不同，女人若是真心的，纵使千山万水心里总是爱的那个男人，而男人要实际很多，能够被他享用的，才是他最爱的，他不爱的，纵使他正在占有她的肉体，也未必爱上她的人和灵魂。“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胡兰成倒是为自己的放浪形骸做了最为诚恳的解释。到了温州后，他先是在斯颂德岳父家住了一个月，最后搬到了范秀美的娘家，由此，一个有其实并无其名的“夫妻”称呼，便成为胡兰成伪装掩盖自己的最好遮挡物，可是，他不肯承认自己只是在利用别人，虚伪地掩耳盗铃道：“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份情还他两份，忠实与机智为一。”不管事实上，他是不是在回报范秀美的恩情，反正，他已是将爱玲与小周忘得干干净净了，以至于爱玲突然出现在温州他面前的时候，沉浸在温柔乡里的胡兰成着实吃惊了一下：“我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夫妻患难相从，千里迢迢特为来看我，此是世人之事，但爱玲也这样，我只觉不宜。”胡兰成给出“不宜”的理由是：“我因是男人，不欲拖累妻子，爱玲如此为我，我只觉不敢当，而又不肯示弱，变得要发怒，几乎不粗声粗气骂她：‘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他当然责怪爱玲打扰了他的平静小日子，好歹她也是他正式的妻，他觉得在两个女人面前给出解释实在让他有些为难，更何况，与上一次纳小周为妾不同，两个女人要正式见面，不知还有什么风波和战争会发生。自己的日子已经够艰难够让他发愁了，反正，他觉得爱玲不该来，不该出现，不该忙中添乱。 距离上次在上海相见，过去了半年，两人心中的芥蒂已经结下，但是爱玲始终没有放弃任何与胡兰成前嫌尽释的机会，毕竟这是她自己挑选的丈夫，她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上次的伤痕尚未痊愈，又平添了一道新伤。她也没有想到，处于危难之中的男人，已经没有心情享受她的文字和高贵，他甘愿，也不得不沦为一个普通人，得到另外一个普通女人的呵护与照顾。 胡兰成把爱玲安顿在城中公园旁的一家旅馆里，白天去陪陪她，晚上怕警察查夜，不敢过夜，有时候范秀美也跟着同去，胡兰成没有告诉爱玲实情，“不是为要瞒她，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困惑”，范秀美因为爱玲好歹是胡兰成的妻子，也相当热情，爱玲当然将两人的关系看得通透澄明，第一次见面就跟胡兰成说范秀美很漂亮—— 一个女人，当着丈夫的面，夸他的情人美丽，这需要一种貌似轻松的豁达，还是需要一种类似于精神摧残的自我麻痹呢？也许，对于此时的爱玲来说，这种千里寻夫的冲动，只是为了挽留爱，好比在万丈黑暗的斗室中费力地打开一小块砖，看到一些阳光，对于被囚禁在其中的人来说，已经足够。哪怕只是短暂的相聚，白天在街上闲逛，听庙戏，晚上同床共枕一宿，能够触摸到爱人的肌肤，听到他的呼吸，都是一种可以堪作麻醉剂的幸福，爱玲的理解是：“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两人在旅馆的房间里，难免要有男女亲热之事，可是，也许分开的时间长了，又各自有些心事，“亲热里尚有些生分，自然如同宾客相待”。两个人并枕躺在床上说话，“她眼睛里都是笑，面庞像大朵牡丹花开得满满的，一点没有保留。” 两个人在街上边走边说话，爱玲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言语之中，还是情痴一片，让胡兰成听了并无多少感动。他的感觉是：“白蛇娘娘要报许仙的恩也报不尽，有一种难受，而我是男儿，受红粉佳人之恩，只是心思很静，不可以有悲喜。”有时候，范秀美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或者一起坐在房里说话，或者一起去街上逛逛。 一天清晨，胡兰成和爱玲在床上说了一会儿话，突然感觉腹部隐隐作痛，却忍着。后来范秀美也来了，马上像个孩子一样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只是问他疼得厉害不，等会儿泡杯午时茶喝就会好。这让爱玲当下十分惆怅，因为她分明在两个女人的战役中败下阵来。但是，她尽管醋意大发，仍然看着秀美，赞叹“情敌”道：“范先生真是生得美得，她的脸好像中亚细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当下，就给范秀美画像，胡兰成坐在旁边看，待画到嘴角时，突然停笔不画了，等范秀美走后，满腹委屈地幽幽道：“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她看着眼前的这个让她欢喜让她忧的男人，只觉得眼前这个人一刻亦是可惜的。 爱玲的幽怨与愁容，胡兰成看在眼里，却从来不想爱玲原谅他安慰他，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过安慰她，“因为两个都是大人”。爱玲要求胡兰成在她和小周之间做出选择，“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并且第一次责问这个负心的男人：“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表示世道难料，和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好说，爱玲感慨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诚然，爱情曾经让她感受到除?文字之外的另外一种人生之乐，像饱受营养滋润的花，烂漫着，可惜，现如今，一切都让她的美梦幻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