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 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 可见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这段话出自张爱玲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她写此文的本意是因为外国人将看京戏当作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途径，她想谈谈自己对于京戏的看法，帮外国人；但主要是帮中国人理解自己的文化，唯有自己理解了，才好向外国人去说明。所以，这篇文章的意图是成为京戏的介绍书，试图说明京戏的文化世界里是如何藏着中国人的灵魂秘密的。 张爱玲是一个不会作假的作家，她往往将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和盘托出。这里的一句"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恐怕除了张爱玲能够说出来，敢于说出来，别的作家是不会如此说的，他们也许会放在心里来嘀咕，却绝对不会明白地表示，以免坏了维护道德的神圣形象。 对于妓女，中国人往往是骂声一片。可反观中国的小说、戏曲乃至诗词，写到青楼的又何止成千上万，以至于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青楼文化。唐传奇中，一个落难公子，往往会遇到一个妓女的慷慨搭救，最后终于金榜题名，这时候，即使抛弃了妓女，也不能否认妓女对于公子的帮助是其功成名就的关键。令人沉思的倒是，何以落难时与妓女"同流合污"，取得功名后却要划清界限呢？作怪的当然是道德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这里若从人性的角度来推论的话，妓女比金榜题名者更真诚，后者是一个伪君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红颜一怒，也是对于男性虚伪的鄙视。 张爱玲关心女性，尤其关心处于劣势的妓女们，她从她们身上与命运上读出来的不仅是心酸，而且是同情，甚至还有愤怒，可她以平实的语言来道出平实的事实真相。在中国，妓女如果与道德搭点边，有些良善，这样的妓女也就获得了中国人的事实认可。所以，妓女如果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美貌，一个是良善，那她就成为不少男人的理想伴侣。 这样的认识，与张爱玲对于男性心理的解剖相关。张爱玲曾将女人划分为红玫瑰与白玫瑰两种，在她看来，男人想兼而得之，有其一，绝不满足。这妓女若兼有良善与美貌，就是这一白一红的绝妙组合。白所代表的良善，满足了男人想要家与稳定的感觉；红所代表的绚丽，满足了男人想要浪漫与奇异的感觉。 《玉堂春》的剧情如此：明朝时候，礼部尚书的儿子王金龙与名妓玉堂春邂逅，情投意合，沉湎女色。不想过了一年，王金龙的几万银两就被老鸨骗尽，落入绝境，此时玉堂春倾囊相助，规劝公子考取功名才是正途。王金龙走后，玉堂春念念不忘旧情，拒不接客。老鸨看看无利可图，一怒之下将玉堂春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为妾。富商的妻子与人私通，害死亲夫，反诬是玉堂春杀了人，告到官府，玉堂春被屈打成招，定为死罪。案子送到科举中第后做了八府巡按的王金龙手里，他几经周折，才查明案情，为玉堂春平反昭雪，两人得以破镜重圆。京戏之所以安排玉堂春有一个好结局，就因为她是一个好妓女。这个戏历来受人欢迎，这就证明了人们对于好妓女有好感。张爱玲说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不是没有根据的瞎猜测，相反，无论从社会事实层面，还是人的心理层面上看，都与事实相去不远。 张爱玲也用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如《连环套》中写一个姘居的女人霓喜一生中换了太多的男人，人们的同情在霓喜一边，恐怕也与霓喜的良善有关。虽然霓喜不是妓女，可不断地姘居，使得她在一般人的眼中与妓女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此外，张爱玲研究《海上花列传》这部以妓女为题材的吴语小说，恐怕也与她始终保持了对于妓女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有关。张爱玲的此种努力，其效力是在解构中国传统道德关于妓女的歧视性看法，这样的歧视忽略了妓女身上的常态人性。 张爱玲想做的是恢复妓女的真实面貌，揭示人的正常心理，但是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