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遗少的张廷众满腹经纶，一身恶习，张爱玲对他也恨也宽容——留洋归来的冯松雨学问不低，毛病也不少，苏青说来都是气——家道中落的胡秀铭聪明勤劳，胡兰成对他又敬又爱 苏青的父亲名冯浦，字松雨。在苏青出生后不久，他争取到一个庚子赔款留学生的名额，越洋赴美留学。苏青在散文《说话》中有言：“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父亲就横渡太平洋，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他的银行学去了。” 庚子年(1900)夏天，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次年9月清政府与侵略者议和，签订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被勒索巨额赔款。按中国人口数每人赔白银1两，共计4.5亿两，自1902年起，至1940年止，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需赔款9.82亿两，美国分得超过7%的赃款。1906年，有个在中国传教、经商了30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向总统罗斯福进言，说若以庚子赔款使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受教育，美国将受益无穷。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对史密斯的见解深为赞同，他在提供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里也苦谏道：“如果美国在30年前能将中国青年学生吸引来受美国教育，那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够在知识与精神上圆满而巧妙地支配中国的领袖、控制中国的发展了。为了扩大精神的影响，牺牲点银子是值得的，也是合算的，而且收益非常可靠……” 总统依计而行，当年便由国会通过立法案，正式决定于次年退还赔款余额，以此作为中国建立学校及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学杂费等。中美两国因此商定，头4年每年派100名学生留美，第5年后每年派50名学生。 留学生名额按各省所付赔款数目分配到各省，自1909年开始赴美，每年一批，逐年顺推。冯松雨于1914年留洋。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个怎样遥远而充满魅力的国度呢?与冯松雨同船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后来做了教育家的陈鹤琴这样写道： 那时美国这一个美丽的国家在我心目中，确是人间天堂呢!听说人民是非常勇敢的……听说人民生活程度是很高的……又听说人民的知识也是很高的…… 又听说世界最大最高最多的东西都在美国。最大的大学要算纽约的哥仑比亚{1}了，学生在三万以上呢…… 听说要发财到美国去，要读书也到美国去，要看奇闻观壮，到美国去。要吸自由空气，也到美国去。那时我一听见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自由国家，不觉神驰心往了。{2} 放洋的日期是8月15日，留学生们由上海招商局码头登上了该局自置邮船“中国号”。码头上人山人海，都是前来送行的。 全部航程长达半个多月，同船赴美的除了陈鹤琴外，还有陶行知。陈鹤琴记录了诗意而惬意的船上生活： 早晨可以看旭日东升，傍晚可以看红日西沉。海涛像山似的白涌碧翻，飞鸟像箭似的冲浪排空。还有即海鸥成群，翱翔上下……船中生活也是非常快乐，一日六餐： 三餐大餐，三餐茶点，我们百余人吃得胖胖的，有点像猪猡了……每餐的餐单总是印的满满的外国菜名。有时候，菜名来得古怪，我们一点都不认识。我们只好从菜单天字第一号吃起，一直吃到点心为止。我们先吃清汤。吃了清汤，再吃混汤。吃了鱼，又吃虾。吃了猪排，又吃牛排。吃了家鸡，又吃野鸡。吃了蛋糕，又吃冰其淋。吃了茶，又吃咖啡……船上不但吃得痛快，玩也玩得起劲。白天在船板上可以掷绳圈，抛圆板。晚上弹琴唱歌，着实热闹。 8月底船抵檀香山，有华侨代表前往欢迎。他们上岛作短暂停留，在华侨的带领下，参观了世界著名的水族馆，而后登船继续向东北方向航行。9月7日他们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第二大城市、美国西部金融中心即对远东贸易的重要港口旧金山结束了水上旅程，中国驻美领事、华侨代表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中西干事都前往迎接。 宴会之后，大家到斯坦福大学参观。次日全体师生乘火车一直往东，去芝加哥。中途他们又在盐湖城下车，改乘汽车去游览美国著名的大盐湖，参观了马尔门教堂，然后回到火车上继续前行。行程横贯了大半个美国。9月13日抵达密执安湖畔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后，大家在此各奔东西： 大部分同学继续往东去纽约，冯松雨是其中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老牌的私立名校之一，坐落于美国东海岸的第一大城纽约，在市中心曼哈顿的西面，建校时间比伊利诺大学早113年。最初取名为“纽约学院”，两个月后英王查理二世钦定校名为“王家学院”;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校名改作“哥伦比亚学院”;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校园内已从一所哥伦比亚学院增为10所，校董会遂将校名改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但直到18年后的1912年，新校名才经纽约州政府批准，正式付诸使用。 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显赫，校友中有罗斯福总统与两届副总统。名师也辈出，冯松雨在哥大时的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是哥伦比亚校史上一位杰出校长，后于193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吸引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冯松雨入校次年，胡适、陶行知均辗转来此，同期在读的还有宋子文、孙科，以及后来做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大约在苏青5岁时，冯松雨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起先在汉口中国银行里做事，后来到上海的银行做了经理。 当时大概是苏青父亲事业的顶峰时期。苏青记得那时“父亲的朋友很多，差不多每晚都有应酬，母亲把我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每晚跟着他们去吃大菜，兜风。父亲常叫我喊黄伯伯张伯伯，在客人前讲故事唱歌，‘这是我家的小鹦哥呢!’父亲指着我告诉客人”。 冯松雨原本是想好好培养这个女儿的，尽管基本目的是光耀他的脸面。他曾对苏青的母亲说，他要让苏青读到大学毕业，还要请一个家庭教师来教女儿英语会话及音乐舞蹈，以备将来有机会可以作一个公使夫人。可是他永远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不是苏青嫁得不对，而是他尚未等到女儿出嫁的年龄——苏青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银行倒闭，不久他就病故了。 张爱玲的父亲叫张志沂，号廷重(又廷众)，是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儿子。凄惨的是，他与乃父同样7岁失怙。他未像苏青的父亲那样留过洋，并且因妻子是个“学校迷”(张爱玲语)——而且迷的是洋学校，便反感着留洋的人;连带着反感新式学校，不大情愿儿女去那里上学，宁愿为他们请来私塾先生，在家里施教。连他学的英文当年也是请了教师到家里来授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前清遗少，对新社会有一种拒斥心理;另一方面也因他自己受的是完整的旧式教育，满腹经纶在身。虽然他绕室吟哦一唱三叹令女儿看了为他难过，因为他的旧学在新时代几乎是一无用处;但他也不认为是他的知识不合时代，而是人心不古。他对旧式教育是既留恋，又自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