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读了张爱玲的小说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四处向人打听，凡是有关张爱玲的事情他都孜孜地喜欢听，听别人夸张爱玲，他也跟着高兴，还没有见到张爱玲本人，自己却已经把两个人混淆到一起了。不久，苏青又给他寄来了下一期《天地》，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作品，还附上了一张照片，胡兰成看着照片和文章，自己只是傻里傻气地高兴。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他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向她详细打听张爱玲的事情。 苏青告诉他，张爱玲是不见人的。但他坚持一定要去见她，苏青犹豫了一下，还是给他写下了“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胡兰成简直等不及，回家安顿了一下，第二天就去拜访张爱玲。但张爱玲真的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他不甘心无功而返，就随手写了个纸条，从门洞里递进去，字条上是自己的姓名、身份和电话。 张爱玲的待客习惯在文人圈子里是比较出名的，和她同时代的女作家潘柳黛曾有过这样的记述： 她在上海时，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教会学校的神髓被她领会到了。所以在处世待人的手法上，有时虽不合于中国人的习惯，但是却颇合乎“外国人”脾气。比方与人约会，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地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会更振振有辞地告诉你说：“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让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的脾气。 潘柳黛的这段描述带一点讽刺的情绪，但并没有夸大事实，不肯随俗从众正是张爱玲的一贯风格。张子静曾引述过张爱玲的这样一段话： “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没没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隔了一天，胡兰成在家里刚刚吃完午饭，电话铃响了，他接起来一听，竟然是张爱玲! 她想来拜访他! 当时胡兰成住在上海的大西路美丽园，与张爱玲的家相隔不远，所以很短的时间她就敲响了他的门。 这样的事情非常出人意料，但其实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胡兰成知道张爱玲这个人之前，张爱玲却是早已听说过胡兰成的大名。因为她和苏青是很好的朋友，她从苏青那里听过不少称赞胡兰成的话，只是她不知道苏青和胡兰成之间已有亲密关系。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前，张爱玲还和苏青一道为救胡兰成去找过周佛海。原来，胡兰成虽然投身汪精卫，但在政治主张上与汪精卫却时有冲突，甚至闹到要决裂。由于胡兰成与日本人交情深厚，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山和池田笃纪举办了一个“中日恳谈会”，邀请胡兰成参加。胡兰成在会上说：“按我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的政权也无法存在。如要挽救，除非日本断然在华撤兵，实行昭和维新 ”这番话后来以文章的形式发表，池田笃纪是胡兰成的好友，他特地将文章译成日文发回国内，首相近卫文 和反对侵华的石原莞尔都看了，而且驻华日军的校级以上军官也都全体传阅了。胡兰成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陡升，池田等人更是称他为“小诸葛”。但胡兰成的这篇文章却惹恼了汪精卫，他认为胡兰成是蛊惑人心，而且是对他的背叛。于是，盛怒之下的汪精卫下令将胡兰成抓进了政治局牢房。张爱玲本来是不懂政事的，但从苏青那里她得知了胡兰成的境况，竟然起了怜才之心，还和苏青一道去找周佛海，为胡兰成说情。虽然她们的这一行动并没有多少功效，但这种情分里，我们恍 惚看到了她的祖母对落魄祖父的怜恤。 尽管已经在杂志上见过张爱玲的照片，但初次见面还是让胡兰成觉得非常突兀。张爱玲在当时的女性中，算是身材很高的，有将近一米七的样子，再加上她的瘦，整个人看起来还要更高一些。而胡兰成不过是中等身材，在张爱玲面前，只觉得她是顶天立地的。张爱玲走进他的客厅里时，他竟觉得客厅显得拥挤，这也是因为张爱玲在他心里空间已经非常突兀地占据了主位。可是看张爱玲的神情，又觉得她和这样的身材如此不相称，脸上带着涉世不深的幼稚相，像一个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可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也没有，简直让他很难把她与作家的身份连在一起。 胡兰成在情感上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女性，但没有一个像张爱玲这样特别！ 在他眼中，张爱玲“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服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的样子”。 初次见面，胡兰成觉得张爱玲并不美丽，而且也不像看她的文章那样由衷地喜欢她，只觉得应该客气小心地对她，不能伤害到她。但是，张爱玲的言辞谈吐却让胡兰成知道了什么叫“惊艳”。 在文才上颇为自负的胡兰成，并不想就这样被一个小女子折服，他有心夸示自己，于是向张爱玲批评当时文坛上的流行作品，把自己的见解一一摆给张爱玲听，甚至谈到了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然后又谈到自己在南京的一些政事。 张爱玲在胡兰成的客厅里一坐就是五个小时，这对于不善与陌生人相处的张爱玲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她还听得津津有味，逢有胡兰成问到她的地方，她才回答。胡兰成问她每月写稿的收入，她也毫不在意地如实相告，一点不觉得对方问得失礼。 其实，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是情投意合了，但也许是发生得太快，来得太突然，所以两个人都不觉得。 从胡兰成家里出来的时候，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两个人并肩走着，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互相之间却并不觉得生疏，以至于即使一时无话也都没感觉到有尴尬的空白，两人的心已经是很亲近了。所以胡兰成才会突如其来地对张爱玲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这一句话听起来非常突兀，但其实前面是有潜台词的，只是这潜台词在两个人的心里，无声胜有声而已。只这一句话就让两个人真真切切地和对方亲近了，因为互相都明白了对方心里的话，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犀相通。 古人有云：英雄不问出处。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糊涂。而爱情也是不问出处的，因为是糊里糊涂的爱，不能够条分缕析的。 张爱玲本来就对世事有一点糊涂，懒得理会大的时代风云，让她在恋爱发生之前，对胡兰成做一个人格考察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这一段由对文学的爱悦而生的爱情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开始了。 胡兰成比张爱玲大十四岁，从年龄上看，属张爱玲的父辈，而且还有妻妾儿女。但张爱玲视若无睹，她就是这样的自我。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原因。这个从高门巨族中走来的张爱玲，见识了家族中光怪陆离的男女情事，离奇的、世俗的、悲剧的、龌龊的、变态的、诡异的，不一而足，在这样的背景上，她和胡兰成的爱情到底还是纯粹的。 第二天，胡兰成直接去看张爱玲。张爱玲穿着宝蓝色的绸袄裤，戴着嫩黄边框的眼镜，脸像月亮一样的亮白。而她客厅里的陈设与胡兰成所见过的都不同，有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的刺激性。三国的时候，由于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的房里竟然感到胆怯，而胡兰成在张爱玲的房间里，也有同感。这并不是说张爱玲房里的陈设有多么豪华，而是因为这里有别具一格的气象。胡兰成在这里坐了很久，一味地为自己壮声色，滔滔不绝地对张爱玲讲自己的生平经历，又讲一些时局道理，张爱玲还是孜孜地听，心里眼里只有崇拜! 她在小说世界里精刮伶俐，善能揭穿世相，但在胡兰成面前 却只愿做个听众。 在此之前，胡兰成听说过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之女的姻缘，因此就和张爱玲谈论起来。当时胡兰成因为与汪精卫之间的隔阂未除，虽然有日本人做靠山却也自觉是英雄落难，所以言辞间颇有与张佩纶比拟的意思。在这一点上，胡兰成未免有些不自量力，张佩纶虽然是兵败而落难，但他毕竟是个爱国忠臣，朝廷想议和的时候，他是力主抗战的人，而且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他给李鸿章写信极力反对，算得上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人。胡兰成以一个文化汉奸的身份来自比张佩纶显然是无知的狂妄。但他与张爱玲之间因为文学而生的情缘，说起来却真的是与张佩纶夫妇相近。 从此以后，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定去看望张爱玲一次，一连去了三四次后，张爱玲的神色间多了一重烦恼，胡兰成是一个情场高手，他知道张爱玲是真的爱上了自己，否则是不会有这样委屈凄凉的神情的。后来张爱玲给胡兰成送去了一张纸条，告诉他不要再去看她，却并不说明为什么。胡兰成不以为意，立刻又去了她家，张爱玲见他之后，眼睛里只有喜欢和不言自明的爱，从此胡兰成就天天出入张爱玲家。 有一次，胡兰成说起自己从杂志上看到的她的照片，张爱玲第二天就找出来送给了他，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一个如此孤高自傲的女子，却如此屈抑着自己，这屈抑的原因是因为她找到了自己的所爱。 在张爱玲那里留连了几天后，胡兰成又赶回了南京，在南京他很快就收到了张爱玲的信。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南京家里有妻室，但信中只有爱的期待，而没有丝毫抱怨。 对张爱玲来说，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场爱情，她是全身心地投入，盲目而且痴迷。胡兰成对张爱玲也有爱，但这份爱是路边赏花，虽然心旷神怡却还是要赶路前行的。 这时，胡兰成与全慧文的婚姻还存在，不仅如此，他在上海还另有家室，因为他当初娶全慧文不过是想有个洗衣做饭、一起生活的女人，这样的女人难以满足他的心愿，所以他在上海时又认识了百乐门的年轻红舞女英娣，这样全慧文老实本分、一心一意为他生儿育女，英娣则红袖添香常伴在他左右。但喜欢上张爱玲之后，他每次从南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张爱玲，在那里谈情说爱之后，再尽兴而归，回到美丽园的家中。 自从与张爱玲相爱之后，胡兰成每次回上海一呆就是八九天，总是清晨去晚上回来，两人在房里相伴并不出门，总能寻到兴趣盎然的话题。 两人说话的时候，张爱玲常有明心见性的精到见解，这并不是说她有佛性，而是她眼光伶俐脱俗，普通人觉得俗的东西她能见出雅，而普通人奉若神明的去处，她又能轻易堪破。但她也并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她只是太聪慧了，不肯被众声蒙蔽了而已。而胡兰成到底是个俗人，世俗人有的缺陷他也都有，在张爱玲面前，他越是急切地要表现自己，越是像生手拉胡琴，辛苦生涩吃力，自己觉得懊恼烦乱，却又不甘心示弱，总是一句话说了又改，改了又悔。虽然胡兰成在张爱玲面前处处吃力，但张爱玲还是喜欢，她觉得胡兰成的吃力像是山西梆子似的，每一点表达都像是要把脑髓都砸出来的样子。 这就是恋爱中的女人，爱一个人会爱到泛滥，她喜欢听他说话，在她一向孤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空白，可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人，一个成熟的男人，只要有他在，她就觉得满足，觉得房间里处处都是他的人，都是他的气息，她觉得两人这样相处，就好像是“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喜欢是全盘接受，就像她自己在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她的笔下从来不出现完美的人或完美的男人，因为她自己就不相信生活中会有这样彻底的人，在她的眼里，人大多是不彻底的，大多是灰色的。在她看来，这并不是人生的悲哀，反而是很切实的人间味，是凡人就 必然会是这样不完美、不彻底。 胡兰成初次和她见面之后，曾经写了一首诗赠给她，我们无从得知诗是如何写的，但胡兰成后来自己觉得笨拙无味。张爱玲看了之后，只对他说很好，胡兰成回信说她太谦虚，不该这样赞美他。张爱玲回答他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是一句不向世间问是非的话，她所说的慈悲并不是同情怜悯的慈悲，而是明了于心的受之当然。这也是张爱玲创作中的一贯心态。她的笔下尽是千疮百孔的人生，她却从来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愤世嫉俗，笔下尽是小奸小坏的人，却从来不见她惩奸罚恶。这一些都包含在她那一句话里，那就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在她眼中，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而胡兰成在她眼里也是如此，时代已经被破坏了，而且还要继续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活着，而且要负荷着这个大而破的时代继续活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做救世的英雄，大多数人只能是各作姿态地活下去，胡兰成即是如此。 她能懂得这一个时代中的人，又怎能不懂得胡兰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