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他可算得上是一个地道的旧式才子。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乡村农家，家道清贫，十二岁时，被一个没有儿子的俞姓人家收为养子。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农家，义父是一个富有且善良慷慨的人，立意要把胡兰成培养成一个读书人，这样他才有机会去杭州读书。 义父有一个妾，也就是胡兰成在这个家里的庶母，是一个精刮利落的女人。丈夫去世以后，她按照丈夫生前的意思给胡兰成定了一门亲事，女孩叫玉凤，又给胡兰成买了一套带竹园菜地的楼房，于是二十岁的胡兰成有了他的第一次婚姻。但他对玉凤并不满意，掀开盖头见到新娘的第一眼就不喜欢，新婚之夜他是在母亲房里度过的。 这个玉凤是个没有读过书的乡村女子，与胡兰成在学校所见到的白衫黑裙的新派女子根本没法比，也不懂得女性的妩媚娇俏，浑身泥土气。胡兰成自己小时候长得团头团脸，所以一直喜欢尖脸的女子，偏偏这个新娘长着胖圆脸，让他更是不喜欢。但这个妻子却非常质朴贤慧，孝顺婆婆，善待亲人。胡兰成当时已从学校毕业，在村里的小学校教书，生活也就这样平淡地过下去了。 后来，受新时代风气的影响，胡兰成想去北京读书，进京后就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了一个抄写文书，偶尔也旁听一下教授们的讲座。 后来由于时事动荡，他又辗转回到家乡，百无聊赖中又不甘寂寞地跑到杭州的一个姓斯的朋友家寄住，希望能找到做事的机会。 这时的胡兰成已经做了父亲，但他禀性风流。 斯家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正在读高中，平时喜欢读小说，胡兰成经常给她买小说、送小说，送了几次两人在情感上便有了一些瓜葛，斯家是一个门庭严谨的家庭，马上让胡兰成离开了斯家。 胡兰成有一个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当校长的表哥，因为这一层关系，胡兰成后来又到了这个学校教书，不久又转到了湘湖师范学校。 在杭州教书期间，胡兰成又与一个于姓同学的妹妹恋爱，这个于家是杭州的大家族，家势显赫，胡兰成贪恋杭州的繁华，希望能做成这门婚姻。但这时的玉凤已经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再加上家里母亲的压力，这一段感情也就不了了之。 玉凤在家里也听说过一些丈夫的事，终日惴惴不安，到死都在担心丈夫哪一天会一乘轿子把自己打发回娘家。因为胡兰成曾亲口对她说过，和她结婚以来从没称心如意过。因此她曾抱着出生三个月的女儿专门跑到杭州，但她的山乡打扮，与学校里的女同事和同事的夫人们比起来，只是让胡兰成更加反感。 这段婚姻并不长久，只维持了七年。玉凤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结婚后又始终为丈夫对自己的态度而忧心忡忡，夜不能寐，身体终于一病不起。 因为家里一贫如洗，胡兰成四处借钱给玉凤治病，却没有借到，反而从俞家的庶母那里受了不少难堪。对于玉凤的死，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妻子去世后，胡兰成仍然是独自在各处教书为生，但他并不甘于平淡，踌躇满志的他写了一本散文集《西江上》，并抱着投石问路的心理寄给了文坛主将鲁迅。这一举动虽然没有让他与鲁迅就此结缘，但却表露了他跃跃欲试的雄心。 在广西的一处中学做教员时，有一个叫李文源的单身女同事，是一个共产党员，胡兰成与男同事在一起闲聊时，大家拿李文源做话题寻开心，有人问胡兰成敢不敢去亲李文源，胡兰成竟然二话不说，当即起身到女生宿舍，一直走进级主任李文源的房间里，抱住她亲了一下，然后转身就走。这件事在校方和同事们中间传得沸沸扬扬，胡兰成却并不以为然。直到学期结束时，校方将他和李文源一起解聘。李文源的声名受损却又无可奈何，再加上一时没有 去处，就想从此跟着胡兰成，但胡兰成却听了同事的话，以她“不宜于家室”为由，弃她而去。不久，他考虑到“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惟老婆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如此就娶了全慧文”。 全慧文并不像胡兰成说的那么普通，她喜欢吟诵古文，喜欢吹箫、弹琴，还会拉二胡，喜欢与孩子下象棋。她曾在小学教过书，因此能自弹自唱。《苏武牧羊》、《满江红》、《板桥道情》、《孟姜女》、《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等古曲她都弹唱得来。全慧文的容貌算不上美丽，而且胡兰成在娶她的时候没有动过感情，婚后的生活当然枯燥。但她为胡兰成养育了四个孩子，是为胡兰成留下子嗣最多的女人。 在广西时，胡兰成与两广军界人士有较多来往。1936年前后，国内抗日的风声已经很紧急了，胡兰成受聘编辑《柳州日报》，主张发起对日抗战，因言辞激烈被桂林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判，监禁了三十几天，后来他写信给在南宁的白崇禧才得以释放。出狱后，白崇禧又赠了他五百元的路费，让他携眷返乡。 1937年，胡兰成又辗转到了上海，任《上海日报》的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到了香港，任《南华日报》的主笔，凭着一支笔杆，胡兰成为了生存四处漂泊，居无定所。 在自传性著作《今生今世》一书中，胡兰成一直说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但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他也是一个不甘于清贫、始终蓄势待发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言：“我是个俗人，世上富贵荣华我都爱，只是不信伏权力。” 胡兰成的笔锋确实犀利，但却不是一种秉笔直言的刚正不阿，反而是一种身外无物的无所顾忌，有孤注一掷的冒险家的味道。他的心中并没有凛然的正义，所以也就不会有对人、对事、对国家、对民族的仗义执言。四处漂泊的胡兰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 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需要的是赤胆忠心的赤子，一个没有气节的荡子，不可能在生活中找到正确的位置。 后来的事实就佐证了这一点。 抗战开始后，主张走和平路线的汪精卫为了组织伪政府而四处物色人才，当时已经享有盛名的人，往往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走到卖国求和的队伍中，而肯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只有一些想在乱世中取巧的人。胡兰成主编报纸的经历使他在当时新闻界小有文名，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之后，在一片骂汪的声浪中，胡兰成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了《战难和亦不易》，这无疑是一篇为汪精卫壮声色的文章，汪精卫和妻子陈璧君看后非常赏识，于是让陈璧君的侄子登门拜访胡兰成，并给胡兰成传信，希望他能加入自己的政府。而汪精卫的夫人也屈尊出面，亲自在香港会见了胡兰成，这对于胡兰成来说，真是佛光普照。不仅月薪猛增，一个月三百六十元，而且还有两千元的机密费。他经常出入汪精卫在香港的寓所，为汪精卫的幕僚们作政事报告，汪精卫甚至亲自为胡兰成端茶递水。胡兰成从此被汪精卫视为自己的“文胆”。 1939年春天，汪精卫回上海组织伪政权，专门发电报邀请胡兰成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等职。在这一时期，胡兰成备受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青睐，甚至与日本人的关系比与汪精卫的关系还要亲密。这使他有时候也敢与汪精卫抵触，身后有日本人撑腰，汪精卫有时也奈何不了他。 胡兰成在香港时期开始了他事业的辉煌期。 这时的他交游广泛，香港又是一个风气开化的地方，他身边从来少不了女性的身影。全慧文为此与他吵闹，这在胡兰成看来是不可忍受的，因为他娶全慧文只为有一个照顾他生活的女人，而不能允许这个女人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他时常对身边的人说全慧文有精神病，周围的人也真的同情他，把全慧文当精神病人来看待。 后来胡兰成从香港回到上海，为了躲开全慧文的抱怨，他常常呆在旅馆里写文章、会客人。这时他遇到了另一个 女人英娣，这是上海百乐门的一个舞女，艺名小白杨。胡兰成在上海定居后，替他管家的是侄女青芸，这是他已故三哥的女儿，从小跟着胡兰成和玉凤长大，叔侄情深，为了替胡兰成照顾玉凤留下的孩子，甚至延误了自己的青春。青芸发现胡兰成在外面又有了情人之后，觉得叔叔长期住在旅馆不妥，于是出面跟英娣谈明条件，让她不许干涉家里的事，不许虐待全慧文以及孩子们。英娣答应后，青芸把她接到了家中。由于胡兰成一直是奔走于南京与上海之间，他在南京也有住所，所以在英娣住进上海的家里之后，他就把全慧文安置在了南京。而他与英娣的生活也并不长久，因为很快他的视野中出现了张爱玲。 就是这样一个胡兰成，在文学上确实有着过人的才情，有一支赖以飞黄腾达的利笔，所以才会在看了张爱玲的《封锁》之后，连连叫绝，非要亲自拜访张爱玲不可。 而出身名门贵族、文才超群的张爱玲就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又一段文字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