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是个很少谈爱的国度，这里所说的爱是广义上的爱，并不单指爱情。在家庭伦理中，处处讲的是上慈下孝，而从不说爱。但张爱玲这个诡异的女子，却破天荒地写了一部《心经》，给人们讲了一段父女间的不伦之恋，把一个爱字嵌进了道貌岸然的慈孝之家，可谓石破天惊。 张爱玲在晚年曾经坦言：“《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 各有所本 的。”并且说：“ 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实事，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 《传奇》是张爱玲的小说集，她说自己之所以采用这样一个书名，是因为她的写作是从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同时也从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因此，可想而知，这个集子里让读者看到的将是怎样不寻常的人生。而在这些作品中，《心经》的另类尤其引人注目。女主人公小寒是一个古怪精灵的女孩，她的父亲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体面中年人，小寒对男女之爱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她认为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然而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并且郑重强调：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如果我们读过了张爱玲的散文，再回过头来读这篇《心经》，就会发现，小寒的这段话如同出自张爱玲本人之口。 张爱玲对于男女之爱就作过这样的经典定论：在男女婚恋中，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对比一下这些话，我们就会发现，张爱玲和小寒的身影有一些重合，如果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有所本，那么这个小寒所本的是不是张爱玲自己呢？ 这一点我们只有走进张爱玲与她父亲的故事中才能见出分晓。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父女之间的爱恋并不奇怪，因为父亲是女儿接触到的第一个异性，女儿最早是通过父亲来获得对异性的了解，对异性的朦胧的爱悦也是从父亲的身上开始的。这种情感普遍存在于女孩的童年时期，在渐渐成熟的过程中，社会交往的增多，这种对异性的爱悦自然会转移到其他年龄相仿的异性身上去。但也有一些女孩，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会陷在这种父女之爱中不能自拔，形成所谓的恋父情结。这种特殊的成长经历，大多表现为父女相依为命，或父女过于亲近而母女亲近不足的家庭。而张爱玲正是有着这样成长经历的女子。 张廷重，一个被女儿张爱玲称作满清遗少的人。黄逸梵，清末首任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黄宗炎与小妾所生的女儿，一个满清名门的千金。1915年，这男才女貌的一对成了婚，过着富贵风光的浪漫生活。后来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张子静先后出生，他们的生活更是热闹非凡，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保姆，体面排场。但这份热闹并不是他们两人打拼出来的，而是和张佩纶夫妇一样的坐吃家产。因此，这份热闹里看不出盎然的生机，有的是及时行乐的颓废和挣扎。从张廷重的身上唯一可以看到祖辈遗风的地方就是他的文学造诣。 因为张佩纶夫妇俩的满腹经纶和诗词造诣既然没法在仕途上发挥作用，除了夫妻唱和情趣之外，主要用在了儿女们身上。1903年张佩纶去世之后，李菊藕秉承李家“文章经国”的家风，严格教导儿子读经诵典，直至1916年她本人去世。 此后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界，科举已经废除，这个饱读诗书的遗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只有无所适从的尴尬。张爱玲曾这样描述她的父亲：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但也正是这个满清 遗少给了张爱玲最初的文学启蒙。张廷重的一生别无所长，他从晚清社会中走来，随身带的是那个没落社会的没落习惯，他吃、喝、嫖、赌，玩票，抽鸦片，养姨太太，挥霍无度，他唯一的长处是满腹诗书，这一点长处除了教儿女们之外，只是让他终日沉缅在寥落的情绪里。张爱玲乳名 ，从小就资质出众，被周围的人视作天才。她三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很多唐诗，晚年还记得自己如何站在父亲的面前，摇头晃脑地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并且眼看着父亲的泪珠从脸上滚下来。 如果说张廷重给人的是暮霭沉沉的没落感，母亲黄逸梵则人如其名，从内心到气质都明亮飞扬。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人，作为一个湖南人，她也一向以“湖南人最勇敢”而自负。张爱玲说她母亲是踏着一双三寸金莲横跨了两个时代。张廷重身上的没落气息，以及纨绔子弟挥霍颓废的生活，使这个性格奔放激越的女子非常痛苦。她渴望一种鲜活的生活，而这是张廷重无法给她的。作为一个接受过五四新思想教育的新女性，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叛逆，这个勇敢的人有一种很果决的性格，一双儿女也不能牵扯住她不安分的心。在女性解放成为时尚话题的20世纪20年代，她借口陪小姑子张茂渊出国留学而离开了家，也离开了她四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这种行为是一种无法评判的行为，传统社会的妇德妇训让女性都成了无私的奉献者，无私也就是无我；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女性找到了自我，开始计较自我的付出与所得，这种清明的理性冲淡了原本无法计较的爱，比如男女之爱、亲子之爱。 也就是说，在张爱玲四岁这年，母亲从她的成长经历中隐退了。张爱玲回忆说：“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并不真正幸福的婚姻生活中，黄逸梵在孩子眼里是一个不快乐的母亲，而一个不快乐的母亲不可能给孩子快乐，也不可能让孩子真正依恋。这就是张爱玲在懵懂的四岁时对母亲的感知。而这种对母亲的感知，让她的童年心理缺少安全感，从而也就让她在四岁时就有了“怀疑一切的目光”。 出了国的母亲也还牵挂着孩子，或者说是爱着孩子，但这种爱是抽象的不可触摸的，在孩子的眼睛里，有时候是一件漂亮的西洋布娃娃，有时候是一件花裙子，但都带着陌生的刺激的气息，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温暖的亲吻或怀抱。所以张爱玲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母亲是辽远而神秘的，父亲尽管不完美却是近在眼前的。 父亲的满腹诗书使他面对有文学天赋的女儿时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小说、诗词、报纸、背诵，这些都成了营造父女情感的主要因素。以至于张爱玲对文字的把握、对文学的品味都带有父亲那一代人的精神气息。没落的家族、颓废的风气、堪破繁华后的苍凉、人情浇薄的世事、残缺破损的世界、乱世里的点点私心，这些气息是张廷重这一代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人才有的，没有理由出现在1920年出生的张爱玲的笔下。作家柯灵曾经说过，在中国的现代时空里，哪一处也放不下张爱玲，因为她的风格是如此独异，不属于她自己的时代。 与其他作家不同，张爱玲是一个为创作而生的人，或者说她是一个生活在文字世界中的人，创作就是张爱玲的生命形式。在《天才梦》一文中，她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 梦之外一无所有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被视为文学天才的张爱玲，除了文学之外，别无所长。她只有在文字世界中才是充满爱悦的，是鲜活的，而在文字世界以外，她处处都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笨拙，在外人看来很是古怪自闭。 十六岁时，她的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之后，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 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因为她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她电铃在哪儿还是茫然。甚至天天乘黄包车上一个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去看电影的时候，散场之后就站在路边，等着自家的司机把她认回去，因为她记不准家里的汽车号码。张爱玲自己慨叹说：“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但把她带进文字世界，发展了她的天才，给了她鼓励的是她的父亲。 天才的张爱玲七岁时就曾雄心勃勃地要写历史小说，开首第一句就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 ”，这一句老气横秋的开场白惹得她的一群二十多岁的堂侄们拍案称奇。后来她又写了《理想中的理想村》和《摩登红楼梦》。《摩登红楼梦》有大话红楼梦的风格，把大观园中的男女们搬到了现代的社会来戏说，语言极有红楼风味，她父亲非常赞赏，亲自替她拟了回目，颇为像样，共计六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隐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这样的文字中有一种艳异的空气，是现代人做的繁华旧梦，而这种艳异的空气也缭绕在张爱玲的很多作品中。父亲对这个女儿的作文是非常得意的，除了写小说之外，他还鼓励她作诗，但就像她后来自己说的那样，“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对诗并没有大的兴致，而且那种讲究平仄格律的旧诗，到底是通行了白话文的民国社会所轻视的，所以她很快放弃了。 母亲出国之后，父亲明目张胆地把养在外面小公馆里的姨太太接进了门，这是一个比张廷重大几岁的妓女，风月场中的经历使她很懂得察颜观色笼络人心，以稳固自己在张公馆中的地位。面对着张爱玲姐弟俩，她轻而易举地看出张爱玲是张廷重更喜欢的孩子，所以就用心笼络。她平日里四处应酬的时候，总是把张爱玲带在身边，舞厅、妓院、咖啡厅、酒店里的热闹，给这个四五岁的孩子带来了新鲜的乐趣，而这个姨太太也在别人眼里成就了自己好姨太太的形象。有一次她替张爱玲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张爱玲毫不犹豫地说喜欢她。其实这时的姨太太在小小的张爱玲心目中多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长大之后，她回想这一段经历仍然确定自己在当时并没有说谎，但她为自己的这句真话而惶恐，觉得自己对不住母亲，因为如果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她是应该敌视姨太太的，可是毕竟童言无忌，对姨太太的这一点喜欢正是缘自她内心母爱的缺乏。 这个姨太太是个性格粗暴的人，动辄对佣人大打出手，有一次甚至打了张廷重。这一时期，张廷重的事业受挫，失去了官职，他痛定思痛，决心重新做人。于是驱逐了姨太太，给妻子写信求她原谅，并求她看在孩子们的分上回国和好。 于是母亲回来了，她的回国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彻底的改变。一家人从大而旧的宅子里搬了出来，那个旧宅子里到处都滞留着晚清颓靡的空气，有阳光的时候让人昏昏然地要沉下去、沉下去，没有阳光的时候，则弥漫着古墓 的清凉，没有生命的气息。他们搬进了一所花园洋房，这里有花园、钢琴、童话书，以及川流不息的洋派的客人，这是一个明亮的绚烂的世界。 这时的张爱玲大约八九岁，她喜欢这样活泼浪漫的空气，也喜欢这个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她回忆时说：“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这种“生疏的刺激性”其实正证实了母亲在当时的张爱玲心目中的位置，也就是母亲是不属于这个家的，也不属于张爱玲的生活，她是外在于张爱玲生活的一个女人，她虽然有时出现在张爱玲的生活里，但她并没有亲密无间地嵌进她的心里。 事实上，黄逸梵真算得上是一个民国奇女子，她的性情独立、开放，一双金莲丝毫不曾限制过她的自由，她可以上山滑雪，下海游泳，更可以潇洒地游走于异国他乡，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异国情人的怀抱。她的私人生活凌驾于儿女亲情之上，在回国居留的短暂时间里，女儿几乎只有在她化妆的间隙里才可以跟她交流。 因此，我们可以套用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来解释父亲在张爱玲生活中的位置。她曾经说过，这个时代纵有千般的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和我们亲。而父亲在她的心目中也是如此，纵然他有千般的不是，他到底是始终在女儿的身边，是女儿成长过程中最亲近的人。 有一次，从国外回来的母亲跟张爱玲谈论起她的父亲，张爱玲的反应是怒目以对，因为在她看来，母亲如同一个干涉别人家事的陌生人。换句话说，在母亲面前，她和父亲是感情共同体。 前面说过，张廷重是一个并不完美的父亲，当然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丈夫，平常人所有的小奸小坏他也都有。他的悔过自新的生活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又开始了和妻子拉锯战式的僵持状态。他不肯拿出生活费来，想把妻子的钱全部花完，以防止她再次出国。黄逸梵不可能就此就范，于是夫妻间的吵架不断升级。 张爱玲和弟弟时常大气不出地躲在阳台上，听佣人的吩咐乖乖地待着，耳边是父母疾风暴雨般的争吵， 他们不知道这个家里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父母几番争吵之后的结果是协议离婚，黄逸梵对丈夫彻底绝望，斩钉截铁地了断了这桩婚姻。两个孩子都判给了父亲，但时常可以去看母亲。黄逸梵和张茂渊一向立场统一，离婚后的黄逸梵和她一道搬出了张公馆，另寻住处。这样，母亲在张爱玲的身边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再度从她的身边离开了。 张爱玲对父母的离异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 父母离婚对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中的一方将离自己而去，这对孩子而言往往是一种刀割一样的疼痛。但张爱玲却等闲视之地“表示赞成”，这只能说明，母亲来来去去的存在方式，使她在情感上已经适应了没有母亲在身边的生活。她始终视母亲为另外一个天地，父母离婚后，她在母亲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就觉得“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由此可见，张爱玲对母亲没有情感上的需求，母亲代表着一种新鲜的别样的生活方式。真正让她爱或痛的是父亲。 不久母亲再次动身到法国去，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里住读，母亲去跟她告别，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母亲也像是很高兴，原以为家庭破裂之后，女儿会不愿意让她出国，毕竟这时候离开孩子，对孩子又是一次打击。可是女儿并没有像她想像的那样痛哭流涕，她也就释然地走了。等母亲出了校门，张爱玲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心里还是漠然，但理智告诉她，这种情形下是应该有伤心和眼泪的，于是眼泪才来了。她站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母女之情的生涩可见一斑。 母亲走后，张爱玲姐弟与父亲一起生活，这时期父亲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放荡，他没有工作，赋闲在 家，社会交往大大减少。寂寞的时光里，张爱玲的早慧使父亲多了一个可以交谈的对象，而她早熟的文才也使父亲非常喜欢她，她的《摩登红楼梦》、《理想中的理想村》等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从父亲为她亲拟《摩登红楼梦》的回目一事上，我们可以想像得出父女兴致勃勃切磋文字的怡然情形。张子静曾经用“男才女貌”来形容父母双亲，可见张廷重应该是在文章词赋上颇有才情的。张子静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曾做过这样深情的回忆： 我父亲离婚至再婚的三四年间，可说是我们与他最亲近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姊姊放学回家，多在他的书房看书，和他闲谈对哪一本小说的看法。父亲细心地听着，也会把他的看法说给她听。他们闲谈的时候，我都在一旁听着。我记得姊姊最爱谈的是《红楼梦》。曹雪芹创作这部书的时代背景、他的家庭，以及书中主要人物的刻画，我父亲都曾详细地分析给她听。 与知道母亲要出国时的淡漠心态相比，得知父亲要再婚的消息使张爱玲几乎崩溃。 在她即将从小学升入初中的时候，父亲又找到了一份差事，给日商住友银行的在华买办孙景阳做助手。孙景阳是民国要人孙宝琦的儿子，孙宝琦曾经是袁世凯内阁的外交总长和总理、曹锟内阁总理，以及段祺瑞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这个人不仅妻妾成群，而且有二十几个子女。其中一个女儿叫孙用蕃，三十六岁了一直未嫁，于是有人提媒，撮合张廷重与孙用蕃的婚事。这样一个名门千金为什么到三十六岁还不出嫁，原来她一直有吸鸦片的嗜好，很难和高门子弟结亲，可又不愿意下嫁，拖来拖去，蹉跎了青春，成了老小姐。 张爱玲曾这样描述自己听说这个消息时的感受：“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其实让张爱玲痛苦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对于后母的可怕想象，还有对父女间有可能从此疏远和隔膜的恐惧。中学时期是女孩一生中最敏感也是最脆弱的时期，张爱玲坦言：“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这种自惭形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继母的管治下生活，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父亲情感中的疏离。 孙用蕃来到张家后，带来了两大箱自己的旧衣服给张爱玲。也许是由于天性爱美，张爱玲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羡慕母亲的衣着和美丽，天天在梳妆镜前仰望着母亲打扮，她简直等不及长大，暗自决心八岁就梳S头，十岁就穿高跟鞋。可是当她长成亭亭少女时，这些美丽的东西并没有在她的生活里出现，她说：“在继母的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上下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三十六岁的继母的衣服，即使是全新的，也不会适合一个十四的少女，即使是继母年轻时穿过的衣服，也都随着时光老去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用它们来装饰一个女孩的花样年华，所以张爱玲才有那样彻骨的憎恶，才有那样不堪回首的羞耻感。在小说《等》中，她还意犹未尽地抒发着她的不满，女主人公阿芳家里兄弟姐妹很多，只有有了对象的孩子才可以做两身好衣服，可是张爱玲写道：“没有好衣裳又不会有对象。这样循环地等下去，她总是杏眼含嗔的时候多。再是能干的大姑娘也闯不出这身衣服去。”由此可见，在中学时，因文才出众备受师生瞩目的张爱玲，之所以天天沉默寡言，总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实在是这些旧衣服给她带来的难堪太沉重了，她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闯不出这身衣服去。 其实当时张爱玲的家境并不是落魄到了儿女必须穿旧衣服的田地，她虽 然住校却从来不须操心衣食，每个周三，家里就派仆人送来干净的衣物和食品，周末的时候家里有专车接送。可是她是在继母的管治下生活，继母送给她的衣服她不能拒绝。要知道当时的圣玛利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化的学校，学校里的女孩子大都衣着时尚华丽，张爱玲穿着那些永远也穿不完的旧衣服，在同学中难免自惭形秽，她留给同学们的印象竟是“不修边幅”、“不活泼不讲话，不同人交往”、“个子很瘦，很长，衣服穿起来看上去很大，背伛着”、“表情总是怯生生的，说话总是低低的，有点躲躲闪闪的样子”。 由于继母也吃鸦片，父亲从此更是放肆地沉缅烟榻，儿女的事情都甩手让妻子管。而做继母的人与前妻子女的关系向来是很难处的，总是龃龉的时候多、融洽的时候少，而这些往往也是最让做父亲的犯难之处。我们可以想见，在张爱玲这样一个天性敏感的女孩眼中，天天与继母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父亲，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亲近了。 在后来的小说《心经》中，当小寒知道父亲爱上了自己的同学之后，有这样一段描写：“啊，七八年前 那是最可留恋的时候，父女之爱的黄金时期，没有猜忌，没有试探，没有嫌疑 小寒叉着两手搁在胸口，缓缓走到阳台边上。沿着铁栏杆，编着一带短短的竹篱笆，木槽里种了青藤，爬在篱笆上，开着淡白的小花。夏季的黄昏，充满了回忆。” 如果不是母亲回国，张爱玲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会就这样没有痕迹地在她的伤感中淡远下去，客客气气地互相敷衍着对方。可是母亲回国了，这个时候，张爱玲即将中学毕业。黄逸梵的出现让继母有了危机感，她开始变得蛮横不讲理。 有一次，张爱玲告诉父亲自己要去母亲家住几日，当时继母并不在场，等她从母亲那里回来的时候正碰见继母从楼梯上下来，继母指责她眼中没有她这个母亲，不打招呼就离开家。张爱玲辩驳了几句，却招来继母的一记耳光，她本能地要反抗，被佣人们拉住了，继母大叫着冲上楼喊她的父亲，说张爱玲要打她。父亲从楼上跑下来，揪住了女儿的头发拳打脚踢，声嘶力竭地骂她，直打得她浑身是伤，最后好不容易被佣人们拉开。她想赶紧逃出这个家，可是父亲吩咐门房锁上了大门，她被监禁在自己的家里。姑姑听说后，跑来找她父亲理论，可是也被打伤并赶了出去。 在张爱玲的叙述中，遭父亲打骂的事情只有这一次，但这一次却毁灭性地摧毁了父女之情。而父亲的对她的打骂和监禁，其实并不是受继母挑唆这么简单，张爱玲自己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更槽，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张廷重之所以对女儿大打出手，是因为在他看来，前妻回国之后，女儿从情感上背叛了他。所以他要监禁她，不准她出门。虽然张爱玲后来说父亲知道她生了严重的痢疾，也不给她请医生，但这种描述显然带有情感受伤害之后的夸大倾向。据她弟弟回忆，她生病的时候，父亲亲自给她打过针。 事实上，敏感的张爱玲是一个性格有些古怪的女孩，她的这次经历曾被她写成一篇英文文章，投到了美国人办的英文报《大美晚报》上，题目让人触目惊心:“What a life ! What a girl"s life !”（这是怎样的生活！一个女孩的生活！）这份报纸是她父亲每天都看的报纸，我们不知道她父亲看后的反应，但至少我们知道她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再次惩罚她，因为以张爱玲的个性，如果父亲有所惩罚，她的笔下是不会留情的。 其实敏感的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常自我的一面，非常在意自己的感受，而忽略别人。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文中，曾写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和她到杭州去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的第二天，她就从报纸广告看到谈瑛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我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迷电影迷到这样的程度，可说是很少见的。但这也说明我姊姊与常人不同的特殊性格。” 张爱玲自己也知道自己性格乖僻，在《天才梦》一文中，她说自己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瓦格涅是一个音乐奇才，但他在人格上却有着非常显著的缺陷，极度自私、自我，但人们对天才往往是很宽容的，瓦格涅身边的朋友们都能容忍他，为他支付账单，而且对他不离不弃。张爱玲拿自己来比瓦格涅，显然也说明她对自己的性格缺陷也是有所明了的。 虽然张爱玲对父亲充满了怨怼，从父亲家里出来之后，有四年之久不跟父亲通一点音讯，但四年后，当她因战事而结束在香港大学的学业回到上海后，母亲提出无法负担她的生计和继续读书的费用，让她求助于父亲。当弟弟张子静婉转地替姐姐向父亲说明这件事的时候，父亲稍作考虑就让张子静把张爱玲叫到家里。张子静回忆说： “姊姊进门后，神色冷漠，一无笑容。在客厅见了父亲，只简略地把要入圣约翰大学续学的事说一遍。难得父亲那么宽容，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还说： 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姊姊在家坐了不到十分钟，说说清楚就走了。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见过面。” 在这最后一次会面中，父亲是宽容的，他仍然关心着女儿的学业，四年前的事情他没有再计较，也没有责怪女儿四年的杳无音讯，在父权意识严重的中国家庭中，这样的父亲并不算得上恶父，至少他一直关注、鼓励女儿发展自己的天才。 这样的一个父亲，一个有着千般不是的父亲，陪着张爱玲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 在这个时段内，她的生活里很少有男性出现，所上的中学是一所女校，父亲的形象，填充了她对异性认知的大部分领域。尽管她曾说“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但她也承认自己有时候喜欢父亲这里，她说：“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 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没有人会完全彻底地坦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有一些停留在个人的无意识领域的情感，是连本人也难以明了的。在张爱玲的情感取向上，我们可以找到她明确的恋父倾向，比如她一生中的两次婚姻对象都是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男人，而且她在择偶的问题有鲜明的立场，她说：“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在《茉莉香片》中，她也有类似的表达：“大部分的男子的美，是要到三十岁以后才更为显著 ”对异性、对爱情有这般见解的张爱玲，将会有什么样的爱情呢？ 熟悉张爱玲的读者们都知道，张爱玲是一个亲情淡漠、很少谈“爱”的人，但对祖父母，她却有这样的追怀：“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李鸿章对自己为女儿选择这个夫婿非常满意，在他致亲朋的书信中，屡屡有“得婿如此，颇惬素怀”的表述。但他的夫人以及朋友都很难接受他的这种选择，毕竟他许配给张佩纶的这个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不仅有相门之女的高贵身份，还有脱俗出众的花容月貌，更难得的是，这个叫菊藕的 女儿还是他的官场高参，在李鸿章为各类国事斡旋期间，从他与菊藕的通信中，都可见到父女之间的商量探讨之词。 张佩纶与李菊藕的爱情故事，在儿女们这一辈人眼中，是地道的“故事”，也就是过去了的事，父母的文字情缘并没有在他们的婚姻中重演。张廷重的婚姻是门当户对加上媒妁之言，是贵族之家最普通的婚姻形式。张茂渊则和同时代的很多时尚女性一样，有一点叛逆，不肯像兄长那样在婚姻上俯首听命于长辈，却又在新的生活中没有找到合意的爱情，直至耄耋晚年才结婚。 如果说张廷重给人的是暮霭沉沉的没落感，母亲黄逸梵则人如其名，从内心到气质都明亮飞扬。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人，作为一个湖南人，她也一向以“湖南人最勇敢”而自负。张爱玲说她母亲是踏着一双三寸金莲横跨了两个时代。 张爱玲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张爱玲自己也知道自己性格乖僻，在《天才梦》一文中，她说自己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