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说张爱玲，却要从李鸿章说起。这并不是为了给张爱玲戴上炫目的光环，而是因为在她一路走来的踪迹中，有着这个高门巨族的清晰投影。 张爱玲生于1920年，她出生的年代是一个除旧布新的年代，没落的晚清在五四一代人们眼中是一个死去的时代，随着那个时代死去的不仅是王朝体制，还有那个时代的人物与思想。 张爱玲对自己家族的了解非常晚，大约是她上中学的时候，偶尔从弟弟张子静的嘴里听说自己的祖父就是晚清大名鼎鼎的清流张佩纶。于是张爱玲自己开始不辞辛苦地寻根，她开始回想起小时候闪闪烁烁地从亲友们嘴里听到的一些大人物的名字，也开始逐渐明了自己原来有如此煊赫的血统。她好奇地向母亲、姑姑、父亲打听这些家族关系，但父母和姑姑都是走过五四时期的人，他们对新世界的激情远远超过对祖辈的回忆。倔强的张爱玲只好从亲戚朋友们的口中，从亲族的家居摆设中，把自己的祖辈生活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她对这些都是“格外珍惜”。因为在她看来，一个人生存在这世界上，“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 望将来要更清晰、亲切”。 在《对照记》中，张爱玲一一陈列了她家族中亲人的照片，而在对亲人的回望中，她有这样一段话让人回味不已，她说：“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 熟悉张爱玲的读者们都知道，张爱玲是一个亲情淡漠、很少谈“爱”的人，但对祖父母，她却有这样的追怀：“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种对亲情的眷爱对一般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是对张爱玲来说，这样直白真挚的文字却仅见此一处。 这让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家族繁复的面目中，是什么让一个亲情淡漠的人如此动情？其实她自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 她的祖父母究竟有什么样的姻缘，这姻缘为什么会让张爱玲如此动情呢？我们就要从李鸿章那里开始寻踪了。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他对文章之道的器重，是鲜有人能比的，他的家里由祖辈起就按着“文章经国，家道永昌”这八个字，为后代取名排辈。李鸿章是章字辈，他的儿子是经字辈，孙子是国字辈。迄今为止，李鸿章的后代已经延续到了昌字辈，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他的后人在民国和新中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他的后辈中却仍然是代代都有杰出才俊。虽然当初李鸿章对文章之道的看重是为了“家道永昌”的经济仕途，但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却就此埋下了伏笔，这就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与一个落魄清流的爱情姻缘。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生于1847年，直隶丰润人。从李鸿章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张佩纶祖父辈与李鸿章家族是“累世旧交”。由于张佩纶父母早亡，落得家境贫寒，寄居在堂兄家里。正所谓自古英才多磨难，艰难的处境磨砺出了一颗不甘平庸的心。他刻苦读书，屡试屡中，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登进士，年纪轻轻就被授以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成为宦海中备受瞩目的青年才俊。 多少有一点恃才傲物的张佩纶，此时既意气风发又难免有些年少轻狂，但他锋芒毕露的个性却也让他在一群唯唯诺诺、中规中矩的官僚中脱颖而出。二十八岁的时候，他在朝廷大考中获得一等第一名，从此更加头角峥嵘，升为翰林院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志得意满的张佩纶在金榜题名后也有了洞房花烛夜，从此离开堂兄，带着妻子定居北京。 身处帝都的张佩纶目睹了清政府内外交困 的衰颓，极尽言官之职，敦请朝廷严厉政声，内惩腐败，外拒强敌，笔锋清刚凛烈，横扫朝野，与其他几位清官一起，被誉为“清流党”。朝廷曾派他去往陕西调查案件，他秉公执法，摧妖斩魔，声动全国，他自己也自诩：“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成为令官场闻名色变的“谏官”。在1875至1884年间，张佩纶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类的占了近半数。 1884年，中法战争打响，张佩纶以出众的辩才力主对法宣战，使朝廷对他大加赞赏，并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的身份派他前去福建督军。福建的总督和巡抚正苦于无人担当作战的风险，张佩纶的耿介孤直恰恰投合了他们的心意，把福建的军务全部抛给不谙军情的张佩纶，使他陷入了有心无力、孤掌难鸣的境地，最后的结局就是海战惨败，丢失了基隆港。民间向来反感败军之将，因此传说他一听炮响，就放弃了指挥，丢盔弃甲一气逃了几十里，到了鼓山，乡间人拒不接纳，他只能藏到了庙中，事情过后四五天，才跑回军中，把情况奏报朝廷。以张佩纶的为人气节应当不至于如此狼狈，只是民间的传说让他的福建之行彻底失败，后来虽然经左宗棠奉旨查核，力奏朝廷没有这样的情节，但朝廷仍然是震怒，他最终被流放军台效力。 一个当红京官就这样尝到了宦海沉浮的命运，从波峰跌到了谷底。晚清著名小说家曾朴在《孽海花》中，以“庄仑樵”影射张佩纶，详细描述了他这一段大起大落的传奇故事。但作者持论中肯，并没有像当时的朝廷那样将张佩纶置于罪臣的境地，而是借小说中另外一个官员之口写道：“在国家方面想，人才该留心培养，不可任意摧残，明明白白是个拾遗补阙的直臣，故意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弄得两败俱伤。”言下之意是批评朝廷不能知人善任，将一个文职之材充作武将，最后是荒废了人才也贻误了战机。 其实对张佩纶之事有独到慧眼的并不只是少数，在清廷中举足轻重的李鸿章同样有着惺惺惜才之心。张佩纶被充配到了边关之后，一晃就是七八年的时间，福建战事让他一夜老去少年心，韬光养晦地在朝廷和同僚的记忆中渐渐淡漠了身影。可是有一个人却不忍将如此人才就此废弃，那就是李鸿章。前面说过，李鸿章家族与张佩纶家是累世旧交，早年张佩纶风华正茂时目空一切，在他参奏的官员中也没有放过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并没有因此而心生芥蒂，反而自认为发现了一块良材美质。在张佩纶流放了七八年之后，李鸿章揣度圣意，在皇上大婚的庆典上，以张佩纶的名义着实呈上了一笔可观的贺礼，皇上也就顺水推舟结束了张佩纶的流放生活，准许他回京待命。 回到北京之后的张佩纶是孑然一身，元配去世之后，他曾经续娶了一房，但继室也不是长寿之人，婚后几年也去世了。孤身一人的张佩纶无处寄身，索性就在李鸿章的府中做了幕僚，替他掌管紧要文件，并且成为他最器重的亲信。有一天，李鸿章患感冒身体不适，不方便在书房与张佩纶议事，于是招他到内室商量公务。过去达官贵人们的深宅大院是非常有讲究的，分内宅和外宅，外宅主要是招待客人、交往宾朋的地方，内宅是非亲莫入的，因为内宅是女眷们活动的场所，男性客人除非是至亲，一般是绝不许涉足的。但李鸿章却让他登堂入室，显然已经不把他视作外人了。有趣的是，就在张佩纶跨进房门的瞬间，忽然看到李鸿章的床前站着个窈窕清丽的女子，张佩纶避之不及，李鸿章却不以为然地告诉他不必见外，这是他的女儿。 张佩纶虽然影影绰绰地听说过李鸿章有一个秀外慧中的掌上明珠，住在李府很长时间却从未谋面，这次偶然撞见，虽然觉得不合礼数，内心惶恐，却也不免情动于衷。与李鸿章谈话间，他忽然瞥见桌上放着一本锦面的书，封面上的字迹娟秀，似乎是出自女子之手，不由得信手翻开。这一翻不要紧，两首题为《基隆》的七律，简直叫他触目惊心，诗文如 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 ，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词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昔日冠盖京华、如今寄人篱下的张佩纶看完这首诗，不由得泪落沾襟。诗词虽然陈义甚高，处处提及国家大计、朝廷尊严，但字里行间却是情意悱恻、议论和平，在张佩纶眼里无疑是红粉知己。曾朴的《孽海花》中对这一段情景描述得非常别致，他将李鸿章化名为“威毅伯”，原文如下： 威毅伯在床上看见了，就笑道：“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仑樵直立起来正色道：“女公子天授奇才，须眉愧色，金楼夫人，采薇女史，不足道也！”威毅伯笑道：“只是小儿女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仑樵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这样才貌呢！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哈哈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仑樵怔了一怔道：“适才拜读女公子题为《基隆》的两首七律，实在是门生知己。选婿一事，分该尽力，只可怕难乎其人！”威毅伯点了一点头，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仑樵知道威毅伯有些意思，怕恐久了要变，一出来马上托人去求婚。威毅伯竟一口应承了。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张爱玲的祖父母到底如何铸就了让孙女感佩至深的奇缘。同样借用《孽海花》中另外一个人物的话，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份奇缘的可贵之处，书中说：“从来文字姻缘，感召最深；磁电相交，虽死不悔。流俗人哪里知道！” 李鸿章对自己为女儿选择这个夫婿非常满意，在他致亲朋的书信中，屡屡有“得婿如此，颇惬素怀”的表述。但他的夫人以及朋友都很难接受他的这种选择，毕竟他许配给张佩纶的这个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不仅有相门之女的高贵身份，还有脱俗出众的花容月貌，更难得的是，这个叫菊藕的女儿还是他的官场高参，在李鸿章为各类国事斡旋期间，从他与菊藕的通信中，都可见到父女之间的商量探讨之词。把这样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儿嫁给一个败军之将、一个流放之囚、一个结过两次婚、年龄已过不惑之年、上无片瓦、身无分文，而且没有官名品级的人，难怪会让世人不解，但正是这种种的不合情理，给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渲染上了“奇缘”的色彩，为人们所传道。这一年，张佩纶四十一岁，李菊藕二十三岁。 李鸿章始终认为自己慧眼独道，认为张佩纶的前途未可限量，甚至非常有可能在将来替代自己在朝廷中的位置。这门婚事结成后，在李鸿章的家书中，随处可见他的得意之情，有家书为证： 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契，还萧仲于张掖，致欧九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来示以汴京孙李故事为称，然鄙人门阀敢拟鄄城，幼樵才地自胜明复矣。 然而让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和张佩纶形成翁婿关系之后，他却难以像从前那样关照和提拔张佩纶。因为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使他成为朝廷的替罪羊，成为国人和群臣怨恨的对象，每次在朝廷政事上有所举措，就会招来各种各样的非议，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他所庇护的人同样也会动辄得咎。 女儿与张佩纶成婚之后，张佩纶就几次被人在朝廷上参奏，罪名是“干预公事，屡招物议”。李鸿章本来是以奇货可居的心态把张佩纶收为东床快婿，期待的是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但这样一个罪名，给他和张佩纶都带来了新的风险，如果龙颜大怒，张佩纶会再次被驱逐出京。于是李鸿章又煞费苦心给朝廷写了一份奏折，以一个饱经世事的老臣的身份，娓娓陈词，一则辩白 张佩纶并没有干预公事，一则禀明张佩纶确实是难得的人才，否则自己也不会将女儿许配给他，希望朝廷能酌情启用。同时又一再声明，自己是因为珍惜人才才写这份奏折，而并非是因为翁婿私情。这一份奏折言词恳切，让我们今天的人看来也是情理并茂，并无半点私心。可是他们之间的翁婿关系还是让奏折的分量大打折扣，张佩纶虽然没有因“干预公事”而再次获罪，却也不能在京城继续居住，只好南下金陵。 不过张佩纶到底是一个幸运的人，仕途上的挫折，并没有让他一败涂地，反而更成就了他的婚姻佳话。他从此“安神闺房，陶情诗酒”，当时有人曾给他写了这样一句诗：“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这种安神、陶情、逍遥的姿态，都是因为他有李鸿章这样一位有权有势的岳丈，给他提供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又有李菊藕这样一位如花美眷的红袖添香。李鸿章给了这一对爱女爱婿一份丰厚的家资，并把南京的一所巨宅也给了他们，张佩纶大树底下好乘凉，与妻子过着诗酒书画的闲适生活。夫妇二人琴瑟和鸣，举案齐眉，他们曾经合写了一本食谱，还曾合写过一本武侠小说，不难想见两人自得其乐的怡然情趣。他们为书房命名为“兰骈馆”，这是因为，两人在结婚后才发现他们各自拥有一份珍贵的宋拓兰亭，因此为书斋取名为“兰骈馆”。 而李鸿章对这一对夫妇的眷顾仍然是恩宠有加，并不因张佩纶仕途无望而稍减，他听说张佩纶与李菊藕添子之后，喜出望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幼樵久居南中，颇能委运自适，冬初新得一子，闻尚头角峥嵘，甚为快慰。”而在给爱女的信中，更可以看出这位外祖父的欣喜关爱之情，他说：“传孙丰肥长大，可喜，须早种牛痘。乳姆既可，啜食一年后，照西法喂乳，绝无流弊 ”这些养育孩子的琐碎事情，原本应该出自外祖母之口，而一个天天忙于国事、天下事的朝廷重臣，却有这样的细心体贴，让我们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被视为丧权辱国的罪臣极富人情味的一面。 这个受到外祖父李鸿章深情关爱的外孙，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后来夫妇两人还生了一个女儿张茂渊，也就是张爱玲非常喜欢的姑姑。 张佩纶与李菊藕的爱情故事，在儿女们这一辈人眼中，是地道的“故事”，也就是过去了的事，父母的文字情缘并没有在他们的婚姻中重演。张廷重的婚姻是门当户对加上媒妁之言，是贵族之家最普通的婚姻形式。张茂渊则和同时代的很多时尚女性一样，有一点叛逆，不肯像兄长那样在婚姻上俯首听命于长辈，却又在新的生活中没有找到合意的爱情，直至耄耋晚年才结婚。但祖父母的爱情故事却成为张爱玲眼中最眩目的风景。《孽海花》中说流俗人无从知道文字情缘的刻骨铭心，张爱玲不是流俗人，她深深地知道，也被深深地打动。就像张爱玲自己所说的那样，“遗传就是这样飘忽神秘”，相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张爱玲自己最刻骨铭心的婚恋竟与祖父母的姻缘异曲同工，同样是一段建立在文字上的姻缘，而她的第二段婚姻虽然不如第一次热烈，却同样是一段文字姻缘。 张爱玲曾经说“中国是一个文字国”，这个文明古国确实对文字、文章有着无上的崇尚。我们且不说自唐朝以来的八股取士，但从随处可见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一副对联，就足以明了放之中国而皆准的文章或文字崇拜。张爱玲从小就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敏感，文字对她而言都是有色彩、有生命的。她的一生都涉世不深，甚至有的时候干脆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她对人生的体味几乎都来源于文字，而她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也都与文字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