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女艺人更衣被偷拍，因是杂志记者所为，照片也被刊登于杂志之上，社会上的激烈争议难免一面倒地将之框限为一桩“狗仔传媒事件”。其实，若把此事放置于“性别影像文化”的广阔脉络下检视，或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社会的吊诡趋势。 这次争议，大抵沿两条主轴展开：首先是“自由Vs.监管”的制度运作问题，各界争相探究政府到底应否立法管制媒体采访，以及私隐保护的界线应该被划在哪里；其次是“媒体Vs.市场”的责任归属问题，各界热衷争辩到底是传媒“教坏”了社会，抑或是因为有如此或如彼的消费者才会出现如彼或如此的报刊。从传媒批判角度看，这两组问题皆甚重要。然而，类似女艺人被偷拍并公布照片现象在网上早已无日无之，纵使政府成功立法，受到有效保护的也只会是极少数的知名艺人和公众人物，其余绝大多数无名无姓的普罗女性终究仍在不知情、非自愿的情形下惨尝被偷拍之苦，在虚拟世界里，她们的身体被任意践踏。 为什么被偷拍是“苦”？只因我们失去了对身体影像的控制权，没法保有自己想隐藏的私密，个中无助，足令我们感受到焦虑与愤怒。 现代社会的摄录科技早已足让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轻易拥有一个随身镜头，随时随地拍下别人的身体影像，再予以切割（别忘了泛滥成风的合成色情照片）、诠释（照片于流通时通常被配上侮辱性语句）、传送（按一下键即可让照片传遍地球）；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扮演“影像猎人”的主动角色，却又必然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影像猎物”。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有名言说，“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15分钟”，到了影像时代，这“15分钟”或应被重新定义，它不仅指成名的15分钟，更指被偷拍的15分钟。善男善女，如果你尚未被偷拍过，别急，总有一天轮到你。 但两性身体被偷拍、被重复偷拍的几率和境况毕竟大有差别。在现代消费社会的主流文明里，女体向来被形塑成被观看的目标，当偷拍的镜头在街头巷尾到处漂流，女人不可能不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威胁感根源并不在于女性的身体不见得光或不应见光（也即不是像阿娇所说“你叫我以后如何面对fans和小朋友”），而是在于女性被严重剥夺了“身体影像”的自主权，也因此被严重局限了“身体行动”的自主权。因为你被迫随时随地要保持所谓“端庄仪态”，以免不小心被偷拍了走光镜头，再在网上遭扭曲嘲笑。这样的社会，也即如日本人所说的“视奸社会”，很明显是一个对女性不友善的社会，虚拟空间里的意淫玩笑足以在现实世界中把女性牢牢困住，无论偷拍所得的照片是三级或二级半或什么什么级，只要有一个神秘的镜头在瞄准你，身体便不再为你所有，你，已经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怎么办？欧美世界的女性主义者也正在思考良计，并在且战且走，努力在“视奸社会”里建立另一套对女性比较公平的游戏规则。其策略之一，是重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游击战，通过抗议行动要求政府立法严管网络上的偷拍行为。三十年前，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性侵犯罪案率极高，令女性居民不敢于夜间出门，美国妇运界特地举行一连串“夺回黑夜”示威行动，提醒警方加强保护女性人身安全，自此，沿袭此俗，许多城市每年一度皆仍有此游行，算是对于女性国民的“觉醒教育”。三十年后，有多个妇运组织把这活动搬到虚拟空间，名之曰“夺回网络”（Take Back the Web），呼吁女性网民对有辱女体的偷拍网站予以检举、投诉，甚至进行黑客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务求减低网络世界对于女体的“影像剥削”程度。她们相信，网络上的父权敌意跟现实里的父权宰制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绝无“真假”之分，故应一并消灭。 欧美女性主义者尚有一项听来有趣的文化抗争策略：索性自拍。她们当然不是为了满足男性视奸欲望而鼓吹女人自己脱光衣服大拍特拍。在其眼中，摄影镜头既像一把军刀，可供男人像猎人般用之宰割女体以烹煮尝食，但也像一把手术刀，可供女人像医生一样用之解剖自体以探索自我。这就是“女性主义摄影”（feminist photography），目的在于从女性的躯体、欲望和想像出发，深入探视女性经验与社会制约之间的关系。 在这脉络下拍出来的照片，往往刻意把女人从一般所谓“美态”（也即男人所渴望见到的美态）中解放出来，呈现不同女性在不同生命时刻下的真实影像，例如美国艺术家汉娜．威尔克把自己和母亲的癌症病发过程拍下，让世人在女体的腐朽影像里思考女性的价值。在亚洲，日本艺术家笠原美智子更在《招摇》一书里鼓励年轻女性自拍裸体，用镜头“面向未知的自我”，用镜头说出属于自己的隐秘故事。 而回到香港，如果妇权人士或学校里的女老师只懂得把更衣偷拍看待成“狗仔传媒事件”，恐怕流于狭窄而不够“通识思考”，那些躲在黑暗里的偷拍眼睛可能也会忍不住偷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