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9日晚，穆旦为了儿子查英传能回天津，骑自行车去找熟人，结果在南开大学昏暗的学生宿舍楼区摔伤。医院初诊为右腿股骨颈折，医生认为在家静养可以自愈。6个月后复诊发现股骨颈长歪，须动手术方能治好，但因年中天津大地震，重伤病人太多，穆旦只能回家等待据英明瑗平（穆旦四子女）《言传身教，永世不忘--再忆父亲》，收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文记述穆旦摔伤后初诊情况与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有异，未知孰是，此处采用穆旦家人的记述。又，本章所引用之穆旦诗作均依据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文论述引用均依据该书，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到1977年2月24日，方"住进天津总医院，准备接受伤腿的手术。25日穆旦回家更换衣物，并与来津的妹妹相见，午饭后，突发心脏病，经南开大学校医院心电图诊断，为'前心壁大面积坏死'。送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抢救。2月26日，农历正月初九，凌晨三时病逝。"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引文见《穆旦诗全集》404、409页。 穆旦生命的最后一年，亦是他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爆发期。1975年，穆旦已经在"中断近二十年"后，"重又在旧信笺、小纸条、日历上进行诗歌创作"，但1975年的诗作仅存两首，其余收入的晚年诗作从1976年3月的《智慧之歌》到12月的遗作《冬》，均集中在1976年养病期间。穆旦这时对自己的写作才能仍颇为自信，偶尔也对妻子周与良说起，但多次被劝阻，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绝笔，都是背着妻子写下的。据周与良回忆："'四人帮'打倒后，他高兴地对我说'希望不久又能写诗了'，还说'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我意识到他又要开始写诗（从穆旦遗稿看，他重新开始写诗的时间显然比与妻子说这番话的时间要早得多--引者），就说'咱们过些平安的日子吧，你不要再写了'。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我后来愧恨当时不理解他，阻止他写诗，使他的夙愿不能成为现实，最后留下二十多首绝笔，都是背着我写下的。他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已发表的诗的题目，另外一些可能也是诗的题目，没有找到诗，也许没有写，也许写了又撕了，永远也找不到了。后来我家保姆告诉我，在良铮去医院动手术前些天，纸篓里常有撕碎的纸屑，孩子们也见到爸爸撕了好多稿纸。当时只要他谈到写诗，我总加以阻止。想起这一些，我非常后悔。这个错误终身无法弥补。他常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收入《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引文见该书161页。周与良劝阻穆旦写诗，当然是因为恐怕再次肇祸。1976年，中国社会频频发生各种大事，这年10月"四人帮"垮台，显示出社会剧变已露兆端，不过时局依然乍暖还寒，阴晴不定，穆旦家人恐惧罹祸，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穆旦依然留下了三十首左右的遗作，在停止写诗近二十年后突然的喷发，这里面，当然有切迫不能已于言的成分。没有证据说明穆旦对自己的猝死有任何预感，但他的这些诗作中那些切迫的成分，却很大部分是对已往生命的总结，似乎在病中，他反而有了更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 在目前存留的穆旦1976年的诗作中，写作年代最早的《智慧之歌》《智慧之歌》，《穆旦诗全集》313-314页。，具有某种原型性的意义。《智慧之歌》基本的构思，实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辛酸的反讽：当人生走到了"幻想底尽头"，"这是一片落叶飘零底树林，"所有的过去的"欢喜"--"青春"、"友谊"、"理想"等等，"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而在这个荒原上，"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然而这智慧之树的长青，却是以"我的苦汁"为营养的，亦因此，"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如果连痛苦中滋生的智慧也是要"咒诅"的，那么这种智慧也就没有什么可自傲的，而作为其基调的痛苦也就绝对不是，也容不得任何浮泛、感伤的情绪的装饰。 王佐良评穆旦晚年诗，说："三十年过去了，良铮依然写得动人。他运用语言的能力，他对形式的关注，还在那里--只是情绪不同了：沉思，忧郁，有时突然迸发一问……实是内心痛苦的叫喊；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含有深沉悲哀的成熟。"王佐良《谈穆旦的诗》，引文见《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第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1952年决定回国到1976年伤病卧床，经历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历史与个人生命的曲折，穆旦对历史和人生的看法更为成熟深沉，自是意料中事,但就知识分子的遭遇来说，穆旦在新中国的命运并不能算作特殊,引人注目的则是穆旦仍然保留了他对于世界、自我和人生的复杂的审视方式，由此自然有比一般控诉性的写作远为复杂深入的洞见。穆旦诗歌的特点，在于他着力突显出复杂，他常常并置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反情形，但并置的目的却不是用辩证法将之装饰得滑溜顺畅，而是呈现、突出其中的两难，把困难、悖谬直裸裸呈现到处于困境中的现代人面前。亦因此，他消解着各种神话--理想的、自我的、时代的，同时也发掘着这些神话之间复杂的关系，因而他能从特定国家特定时期个人命运的矛盾悖谬，看到现代世界历史的矛盾悖谬。 穆旦的这种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显然和他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自己诗歌那种独特的观察和表现世界的方式时，深受英国现代诗人尤其是奥登的影响有关。在1975年9月6日写给郭保卫的信中，他仍然不忘提到奥登："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你对生活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因为不同于一般流行的看法，或出乎自己过去的意料之外)，于是你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其中或痛苦或喜悦，但写出之后，你心中如释重负，摆脱了生活给你的重压之感，这样，你就写成了一首有血肉的诗，而不是一首不关痛痒的人云亦云的诗。所以，在搜求诗的内容时，必须追究自己的生活，看其中有什么特别尖锐的感觉，一吐为快的。"穆旦《致郭保卫的信（二）》，引文见曹元勇编《世纪的回响·作品卷蛇的诱惑》223页，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下文论述引用均依据该书，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关注穆旦的潜在写作，最重要的自然是关注"有什么特别尖锐的感觉"和"发现的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