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剥离现实纠葛之后精神立场上的统一性 从与现实权力和社会体制的关系来看，胡风的心态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但从另外一方面看，胡风对"宗派势力"、"教条主义"、"市侩"的批判，则表现出其精神立场的一贯性。在对宗派势力和文官阶层进行批判时，胡风向来不遗余力。研究者认为，在这些诗作中，"'现实'的面目已经是昭然若揭，'文官'的嘴脸也遭到了有力的刻画和无情的讽刺"，"在表达其对'文官'的厌恶的同时，无疑也对这些'文官'的'入仕'方式实际上也即政治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了质疑。"尤其在《除虫菊赞》这组诗中，"胡风以集中的火力进行了自己的'射击'"，除"对'文场'以及混迹其中的'文官'的鞭挞之外，还对后者的'虚假'、'平庸'、'虚无'、'荒唐'、'空虚'与'逢迎'等作了漫画式的有力嘲讽：'屠场谈画意、赌桌讲文心'、'过关抄社论，报账置官书。吃菜能务实，喝汤会务虚'、'拍马他皆敌，吹牛我即王。牙膏都拌醋，脚水也加糖'、'未读先称快，将谈已赞成'……这些类似打油的诗句无疑活画出了'文官'们的灵魂与嘴脸。"何言宏《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就胡风对文官阶层的面目的刻画来说，这里的概括与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我们的思考需要从这里再深入一层。应该看到，胡风在这里并不是泄私愤，如果将其与他早年的文学评论及通信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其中显示出的他的精神立场的统一性。他的射击，不仅是直接针对宗派势力，而且直接揭示了双方在精神立场上的"真"与"伪"的区别。在最主要的着眼点上，他着重批判的是标志着其对象在精神立场上的"假"、"伪"的"做戏"与"媚态"的一面。例如，《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胡风诗全编》484-489页。中的下面三首： 一 竟挟万言流万里，敢擎孤胆守孤城。 愚忠不怕迎刀笑，臣犯何妨带铐行。 假理既然装有理，真情岂肯学无情？ 花临破晓由衷放，月到宵残分外明。 九 不到黄河不畅怀，终知假往始真来。 难堪士路空文苑，莫奈官场大戏台。 夺理有条挥巨棒，装情无泪奠三杯。 韩康药店今何在？屡将招牌倒又开。 十 何堪不假还无信，岂可无私又不公。 装雅文官胡盖印，吃荤和尚乱敲钟。 骄声刽子凶挥手，媚态奴才怕挺胸。 害理何堪伸正气，伤情岂可整歪风。 在这里，胡风将自己的"愚忠"归结为"真情岂肯学无情"的流露，同时直接批判"文官"阶层精神立场上的虚伪与凶残：一方面是"假理""装有理"，另一方面则是"夺理有条挥巨棒"。不过胡风自己将之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戏而已，所以才会出现"不义方能称义士，无文更会做文官"、"不耐辛劳当惯贼，无能思想做文官"的现象。他认为所有的这些表现只不过是"官场大戏台"上的惯技，这里他直接用了鲁迅杂文中的典故，"大戏台者"，是在直接讽刺没有精神立场的"做戏的虚无党"。在这一点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胡风直接剥去了他们的假面：他们声称"不假"实则"无信"，标榜"无私"却又"不公"，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官场大戏台上"伤情""害理"的"装雅文官"、"吃荤和尚"、"骄声刽子"与"媚态奴才"而已，谈不上有什么信仰与精神立场。胡风称自己是在用诗写杂文，就这几首诗来看，确实有鲁迅杂文画取典型、"从麒麟皮下揭出马脚"来的批判风骨。对于胡风来说，在激烈的批判之后他仍然有自己的信念在这里，不过这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对现实势力的相信，而是相信"假"终于会受不了时间的考验，而"真"终会到来，不但自己陷身的冤案终会真相大白，而且求真的风骨终会留于天地之间。 这里所说的"真"，既不是指过去的"现实主义"理论所声称的"真实性"，也不是可以当作大棒"横扫千军"的"客观真理"，这里的"真"指的是主体心灵上"真"，即他在上文所说过的"意实"与"情真"--即对于自己所宣称的东西到底是有真正相信，还是追随潮流，"唯顺大势而发声"。在这一点上，胡风与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表达的精神立场，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真正的主体性的树立，需要与自己的本心经过摩擦，而非凭借外来权威或仅随大势而发声。对于鲁迅的这一精神立场，张新颖吸取木山英雄与伊藤虎丸的意见，对之作了一个集中的阐发参阅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他认为，鲁迅从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动种性"张新颖特别强调了对章太炎的这一理解："章太炎张扬国粹论，是与个人的主体性觉醒和主体性建设密切相连的，是要把国粹作为个人的自觉意识的思想和精神资源。""这一思想的理路和架构中继承了核心的精神，即以个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根本要务，而要完成此种确立，则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仅仅靠引进的西方近代观念，靠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词，是完全不足恃的。他早期的论文之一《破恶声论》（一九○八年），就像章太炎一样对引进的、流行的'恶声'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指斥，而与此相对，则标举出根植于个体之中的'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置于全篇之首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一句，显明地揭示出鲁迅思想关注的重心：'本根'。而这民族、国家的'本根'，实系于个人的'本根'，所以接下来就说：'吾未绝大翼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关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诈伪者也。'"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在下文，张新颖特别引用伊藤虎丸对"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这句话的阐述，进一步说明鲁迅的这种精神立场。伊藤虎丸认为："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亚洲的"近代"与"现代"》，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此处转引自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鲁迅后来屡屡批判的"正人君子"、"做戏的虚无党"，他潜意识中出现的"无物之阵"，也显示出这一思路的延续性。 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写作《破恶声论》时的鲁迅，与在20世纪50-70年代系身牢狱的胡风，面对与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他们也作出了基本相同的选择，从这里，很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与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连续性。如果说有一个鲁迅的精神传统的话，这一点应该是鲁迅传统的重要内容。在另一方面，胡风所面对的文官集团及其主宰下的"文场"，他主要的批判者与敌人，其精神立场与鲁迅所批判的"伪士"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只是与其"先驱"相比，他们的思路显得更加狭隘，心灵更加萎缩，他们已经没有足够开放的眼光从异域吸取新知，所有的言行唯有依据"经典"教条和政治权威。不必在意他们的言行正确与否，他们仅仅是顺随权威与大势而发声，并没有与自己的心灵发生摩擦。在另一方面，因为和现实权力的结盟，他们在"掩诸色以晦暗"、"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时则显得青出于蓝。实际上，他们的凶残和没有独立的精神立场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精神立场和主体性，类似于鲁迅后来屡屡批判的"做戏的虚无党"，所以，他们才能够在依据权威、教条"以理杀人"时，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胡风在狱中对"假"、"伪"与"做戏"的不懈批判，其实在另一方面也就昭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所谓"厌听装腔假气娇，敢忧雨顺与风调"（《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四》）、"卅年苦斗遗言怒，再斥文场旧鬼多"（《次原韵寄慰三郎并请正耳兄·二》）、"耻举木枪充武士，愧抓泥印扮文官"（《怀春室感怀·记往事·二》）、"懒执皮鞭当马弁，愿吹牧笛做羊倌"（《怀春室感怀·记韵事》）等等分别见《胡风诗全编》494、495、462、473页。，已经流露出一些信息。在《怀春曲》的《大号音--对口四晨歌》中胡风对自己的冤案发生的原因有一个清醒的概括："误会因何起？疑团为啥生？唯人羞拜物，信实怒争真。"同上书，455页。这里所说的"怒争真"应该不仅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且也包括对探求"真理"时精神立场上的"真"的追求。所以，一部《怀春曲》通篇抒写的其实就是"求真"的历程，在一开始的《短笛音》中胡风写道："爱恨如何辨？友仇怎么分？热、光皆互引，水、火定相争。哭、笑如何发？悲、欢怎么生？悲、欢生色相，哭、笑发声音。理待声音实，情求色相真。"同上书，333-334页。这里的"实"与"真"，一开始就标举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原情度理、喜怒哀乐，都从这里自然生发，而爱恨友仇的分界，也从这里开始。从《怀春曲》中离析出去单独成篇的《勿忘我花赞》，通篇也是在歌颂"意实"与"情真"，并且自己担负起"誓尽传真责，倾诚告接班"的责任。"意实"与"情真"的重要表现就是"唯人须血热"，失却这一点，就会沦为教条主义者的"空"与"假"，没有固定的精神立场，随物俯仰，忍心害众，以理杀人，对这一点胡风一贯有尖锐的批判，如"教条空吓唬，修正假逢迎；吓唬名欺众，逢迎实害群！""教条贫血冷，修正黑心瞒；血冷挥明棍，心瞒使暗钳；明神拦道路，暗鬼拆城垣！"（《怀春室辑余·勿忘我花赞》）同上书，502、505页。等等。在胡风狱中诗歌里，将"真"与"伪"对举，崇真斥伪，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悼念丘东平的诗歌中出现的"朝中党内多沉痛，岂有真亡假不来"，"敢指文场嗤白脸，何堪武道苦黔顽"，"丹心耿耿倾声泪，叹绝情真一代师"（《次耳兄悼东平原韵》其一、其二、其三），"敢是敢非真待友，装忠装顺假称臣"（《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其一）同上书，分别见491、492、493页。。对于像丘东平这样的"敢是敢非"的"情真"之士，胡风一贯有真挚的认同。本来，对"诈伪"、"阴险"的批判的另一面，就是对自己的"实"与"真"的坚守与树立。这其实是一种对"赤子之心"的坚守，类似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用"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表达的对离开诈伪的个人的主体性与精神立场的坚守。从这一点看，胡风狱中诗篇里"愚忠"的心态显示出的情感的复杂性又有其精神立场上统一和一致的一面。所以，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在深受其苦之后，胡风狱中的"射击"，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和理论之争，也不仅仅是社会批判，他所揭橥的更是精神立场上的真伪之辨。这是胡风所继承的新文学传统中鲁迅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狱中的胡风所殉的"道"的根本。这一点历来不为人注意，甚至有许多人认为胡风攻击"文侩""文官"等是宗派性激化的表现，但实际上胡风对"文侩"、"文场"、"文官"的批判，在其自身来说，确实有精神立场上深刻的分歧。对这一点的忽视，可能导致对胡风留给后代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的遗忘。 胡风对精神立场上的真伪之辨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精神传统的延续，同时，即使是在狱中，他的思想仍然在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很有超前性。譬如说，他对真伪之辨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到了语言层面，表现出对一种腐败的语言的深刻的清醒。这尤其体现在1965年9月写给梅志的一封信中胡风《致梅志》，收入《胡风遗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下引文见该书7-9页。。在这封信中，胡风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将语言看作"思想的实现"，而在实践之中，感觉与思想是二而一的东西，所以语言"所表现的既是思想也是感觉，两者为一物的两面，恐怕连抽象的逻辑语言都可以这样说的。"胡风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从基本性格上说，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将语言看作对由客观事物引起的感觉、思想的反映的语言上的反映论，与本世纪一些语言学方面的新进展（如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有相当的差距。但是胡风的思考实际上有自己的出发点，他关注的是"为什么又出现了极不老实、极不诚恳的语言，像'错误的'、'糊涂的'、'低能的'、'欺骗的'、'无耻的'、'丑恶的'、'黑暗的'、'凶恶的'等等语言呢？"胡风认为这种语言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认识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则出于统治者对这种错误的利用以及有意识的捏造。他尖锐地指出了这种虚伪的语言毒害人的感觉与思想的危害： 在统治阶级利用下的这种语言，有的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例如"圣人"、"天命"），有的在这样的运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即所谓陈词滥调。这就反转来加深了认识上的错误。剥削阶级的思想文献，绝大部分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除了以思想内容本身毒害人以外，更可怕的是，它使人的感觉伪化，因而使人的思想力虚化，也就是，完全拒绝新鲜的具体的事物和运动进入受害者的主观世界。这就是所谓"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两千多年来圣贤之徒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对于20世纪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其思考不约而同都接触到这个问题，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在监狱中思考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麻痹奴化作用，又如奥威尔在其著名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中揭示的语言的统治功能，在前一部小说中，语言的败坏表现为一种诡辩，例如"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平等"，在后一部小说中，语言的败坏表现为对之的有意识的控制、缩减，例如编纂"新词"词典有意识地消灭语言中原来含混复杂的词汇，使之成为标准、统一、简单的"新词"，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对词语与语言的控制就会塑造出一代代在其范围之内思想与感觉的新人，对语言的控制最终达到对人的思想与感觉、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控制。胡风的思想显然也自发地达到了这一点。在和外界隔绝、缺乏思想交流的基础上，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来自于现实在他的心灵上的强大的压力。所以，胡风在这里并不是对语言和历史泛泛而谈，他的思考有特殊的现实处境的刺激。实际上在这里，胡风可能是在从语言角度，对缠绕他、笼罩他、使他不能脱身的教条主义者，乃至整个时代的败坏的语言，进行探本溯源的清理。胡风在过去的论战中，多从参与实践斗争的爱爱仇仇的主观战斗精神这一面与之作战，在这里，他却很难得地将对之的思考深入到语言的层面，这不但更接近于文学的根源，而且已经深入到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形式的麻痹、毒化机制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败坏的语言实际上成为维系统治、使之获得合法性的强有力支持。胡风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65年，正是阶级斗争话语愈演愈烈的时候，对于"文革"中新的一轮对语言的毒化与控制，胡风不知道有没有预感，但是，他写下了这样两段很有启示意义的话语： 但反映革命思想的语言，如果脱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从语言本身说，那同样也可以成为陈词滥调，那就是所谓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新八股、庸俗社会学的语言即文风，像毛主席在关于整风的文章中所痛切斥责的。这种东西，同样会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具有点金成石、化神奇为腐朽的"本事"，也就是"祸国殃民"。 ……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文风，即令它打的是堂皇大原则的旗子，到时机一转，那些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所造成的如花似锦的大戏场，即刻现出全是假相的本质，变成最卑污的东西胡风《致梅志》，收入《胡风遗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以上引文均见该书7-9页。。 胡风将现实生活中这种使人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堕落的语言与文风，称之为"圣贤之道在新装下面起作用"，初初看来，胡风将之与"祸国殃民"联系起来，似乎有些夸大，但仔细思索，你就会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修辞上的夸张。对于"脱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革命语言"来说，它们使人的思想、感觉整个变形与假化，从而失去最后的现实感，对明显荒谬的东西也会信以为真，对时代营造的神话失去最后一点辨别力。如果整个社会被这种语言所控制，制造出一种集体性的幻觉，那么确实也离"祸国殃民"不远。在这个意义上，从语言可以看出国运，从文风可以观察天道，不止是见微知著，也是理有必然。当经历过"文革"再回头看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胡风在这里所说的确实是透底之言。一个时代的虚化膨大的语言最终营造出强烈的集体幻觉，害人者自以为是在革命，被害者也以为罪有应得，像巴金那样在《随想录》中反思自己喝了"迷魂汤"，已经是胡风写下这段话十几年以后了。这段话实际上暗示了胡风思想可能会有的一个发展方向，假如他有适当的时机，也许会发展出更加丰富的思想。历史不能假设，胡风仅仅留下了这一段话，让我们低回不已，仔细想想，其深刻与尖锐即使在当前的情境下也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