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常生活、"有情"与"音乐"：《从文家书》的文学与精神意义 对于沈从文来说，1949年之后，再要在公开层面继续自己屡经折磨确定的写作方向已甚少可能，一方面是意识到"红绿灯的指挥"，另一方面却企图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两种不相容的思维的内在冲突，决定了这种不可能关于"红绿灯的指挥"语，出自沈从文在1948年北京的学生文学团体方向社召开的讨论会"今日文学的方向"上的发言。在这次讨论中，沈从文显得忧虑重重，他既觉得"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同时又怀疑"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也即是"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之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参见《今日文学的方向》，原载《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11月14日"星期文艺"一○七期。。沈从文后来企图在新的情况下在公开层面延续自己的写作，甚至为之做过认真的努力，但终无功颓然而返，可以说即是出于这种不可能（从1948年开始，沈从文即准备以张兆和参加革命的堂兄张鼎和为主人公写作一部长篇，并孜孜坎坎为之付出很大努力，表面上看来，这部拟议中的长篇其题材不但不与新时代犯冲，而且很能符合潮流，却始终无法完成，实因他的思想方式与时代的思想方式是无法通约的，出于思的语言与出于信的语言是无法通约的，出于个人心灵的语言与时代的流行话语也是无法相容的，即使想勉强凑合也不成）。唯一可行的道路，只能是像某些杰出人物那样，给自己的思想披上一层时代的流行语言外壳，不过，乡下人沈从文找不到这样的聪明途径--他很不擅长运用当时的流行话语，甚至他的公开检讨听上去也像是在为自己辩护，勉强凑合在一起的话，时代的基于"信"的流行话语一看就是贴上去的。所以，客观上，以前的志业在所必弃，沈从文虽然还有所留恋，在以后的发展中却必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并最终断念。 歌德暮年，曾颇重"脱皮"与"断念"两个观念，谓必须经由一层层的舍弃，个体方能真正成熟："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有几分把握住他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为止。……我在幸福中间是在不住的断念里生活着。我天天在一切的努力和工作时，只看见那不是我的意志，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个力的思想并不是我的思想。"而在冯至看来，歌德一生丰饶的成果背后，"随时都隐伏着不得已的割舍和情心愿意的断念"冯至《歌德的晚年--读〈爱欲三部曲〉后记》，收入《冯至学术自选集》，此处转引自姚丹著《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174-1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对于沈从文来说，40年代的沉默与迷乱其实也是他的脱皮与断念，由此感受到的那种"更高的力的意志"，本应使他在文学上有更大的作为，却因时代的变迁而不得不中辍，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情。而1949年的疯狂，可以看作他最后一次断念和脱皮开始时必有之事，这次断念最终放弃了公开层面的文学功业，却持守住了一种纯正的文学精神，并且彻底割断了其与任何现实功利之间的联系。经由这最终的断念和脱皮，沈从文顺应时势痛苦地舍弃了自己无法再承担的重负，在时代大潮中找到自己的安静的角落，在狭小的空间内亲证生命的历程--而其文学才华和精神上的发展，我们也只有在其私密的写作中才能一窥端倪。 1949年后的沈从文，更主要地以文物研究者的身份出现。这种文物研究，也是触摸民族历史和文化血脉的工作，在学术上也确实有很大成绩，不能轻率地说没有精神承担，但比起以前的文学工作所企图承担的探寻"神性"和人性重建、民族重建的工作目标，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退守。在退守之中，能够有所为的一面已经非常狭窄，更多的只能是有所不为。不过将《家书》的文字考虑进来看，这一次断念，虽然舍弃了公开层面的承担，却在私人空间中开辟出另外一块天地，个人心灵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在沉默之中有了更多的触摸与融合。在《家书》徐徐叙来的貌似琐屑的常事中，蕴含的是另外一种"抽象的抒情"。 这一次的重新开始，心由原来的骚乱迷狂转为虚静，虚乃能容，静乃能鉴，心灵经过淘洗变得明亮，光可鉴物，所以，某些地方甚至比起作为《湘行散记》的前身的《家书》部分还要细致、光洁。从1950年代之后的《家书》部分来看，沈从文依然保留了原来的那种文学态度：世界在他面前不是任人规划、宰割的图像，而是有其自在活泼的生命，所以不仅人是主体，世界也是主体，世界与我同在，在深处相互交流、默契于心，这样，虽然是在一个"大时代"之中，沈从文所看到的，却不仅仅是人事，而更看到人事之外的自然、天地更广大的存在，与其同时代的写作相比，《家书》的写作似乎很随意，也更多是从细微之处描摹熏染天地自然、人事现实，捕捉历史情绪，但境界却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也正因为不自居为万物的主人而与世界偕游的态度吧。生命由复杂重归单纯，主体混乱的意绪重归安静，静以鉴物的能力自然回复，万事万物遂皆以其本相呈现于心灵，以其本有之庄严抚慰与滋养曾骚乱不安的心灵： ……昭君村和屈原宅也过了，屈庙和历史的应有情形不大相称，不过如一个普通龙王庙矗立于半山而已。江水到此已不宽，前后通是山，山在水中转，有些地方似乎不到廿丈。水急而深。船一面行进一面呼唤，声音相当惨急。两山多陡绝。特别好看是山城山村，高高吊脚楼，到处有橘柚挂枝，明黄照眼。小湾流停船无数，孩子们在船板上船棚上打闹，一切都如十分熟悉又崭新陌生。因看峡景大家即停止学习一天。水窄处还不如沅水，两山有些地方也不如沅水山之秀峭。特别是水流黄浊浊的，壮而犷悍，和沅水清绝透明不同。过神女峰，秀拔直上天际，阳光强烈，因之斑驳白赭相间，特别美观。下五点左右泊巫山县，小船卖橘柚的，多拢船边，用小兜网揽生意。柚子一千两个，橘子一千四个，柿子一千四个，大而红。县城沿江岸高坎上，有许多吊脚楼沿岸联接，也有人抬货物上船，船多在河边，一排排的十分安定在那里等待装载，和一个作母亲的神气一样。树木还绿阴阴的。气候恰和北京八月相近。川江这些地方，从河面看来都极美观。特别是小一些的村镇，屋前后橘柚垂实，明黄照眼，动人之至。山头都收拾得极干净整齐。上流一点有个山，山头圆圆的，上面有个相当大的庙宇，可能是什么楚王神女庙。下游一点一个尖山，相当高，上面也有个小庙，好看得很。 …… ……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 …… 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 这时节船尾有上煤小船挨过，船上水手杂乱歌呼，简直是一片音乐，雄与秀并，而与环境又如此调和，伟大之至，感人之至。 天渐入暮，山一一转成浅黛蓝，有些部分又如透明，有些部分却紫白相互映照，如有生命，离奇得很。更离奇处即活在这个环境中人都如自然一部分，毫不惊讶，毫不离奇，各自在本分上尽其性命之理。 船又来了，蓬蓬蓬蓬的由远而近。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巫山县船上致张兆和《从文家书》169-1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不特如此，《家书》中写人事，也着笔不多而生意盎然。写几个城市的印象，济南、南京、长沙、苏州、上海也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生命，时时露出作者的风趣。如写南京"一般三四十岁的妇人多瘦瘦的，眼小小的，见出血气不足，血气枯竭的样子，手中必提个包包或篮子之类"，推测其吃东西必有关系，而"一般人说话声音都极大，和吵架一样。到处都可听到相吵，其实是说话。不大习惯是在车上，说话声音有如彼此竞赛。在博物馆陈列室，也大小竞赛，真正作到百家争鸣的情形。"（致张兆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南京）同上书，221页。写到常德，大约因为是少小熟习之地，写得颇有感情："到常德时，还过麻阳街探探乡亲，几个老麻阳婆守在一个狗肉专馆前摆烟酒小摊，那专馆却有四十三只狗腿挂在屋梁上，柜前陈列六七个酒坛，可惜看不见武松、浪里白条一流人物来到铺中大宴。这两天正值大晴天，早上雾中山景，好到不可形容。车过桃花源时停了停，有个水溪合作社小铺子，三五张茶桌上也还坐了好些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人物。铺前小摊子边却有个穿干部服外加围裙的中年人物，在和人买卖香烟。唯一有点古空气的是一坛酒，但也是从常德来的烧酒！桃花源已非世外，却有意外新事，即常长间有个地区出产金刚石，比苏还好，将来可能是世界上名矿之一。"（致张兆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长沙）同上书，260页。写上海街上之拥挤，"过马路人多如飞奔。走到三轮上，江北车夫精强力壮，眼光四注，手足灵活，转弯抹角都用李少春演《三岔口》手法，丝丝入扣，在汽车无轨电车间进退自如。一切却极其自然，全无名演员骄气，真了不得！他虽庖丁解牛，胸有成竹，从北京来坐在车上的客人，不免有点担心，而且明白不是在台下看《三岔口》，事实上是在车上参加表演。"（致张兆和，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一信，上海）《从文家书》2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街上人多虽够多，可不叫嚷，若被一只力大无比的手在转动，这只手怎么创造出来的？却又是这一些人百年劳动积累形成的。大家都静静地守住自己的分在动。"（致张兆和，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同上书，267-268页。 《家书》中写人事印象，不大有时代的慷慨激昂姿态，即使偶有时代大事，也编织在更广大的天地、自然、历史的背景中（如他对50年代初参加土改情况的描写）或对日常生活印象、气味的捕捉中，或许正因为意识到更广大高远的存在，看出人事之于天地更广大的存在，小焉而已，所以才能齐人事之小大一视同仁--沈从文确乎获得了不同于凡俗的眼光：因为在更广大的存在之中，喧嚣一时的大事也只不过是沧海浮沤，随起随灭，而庸常生活、人事的气韵也许反而是海水，沉潜其中，更能意识到存在的丰富广大。《从文家书》的作者当然有一幅好手笔，其中所娓娓道来的，乃是出于纯粹的喜爱实实在在、拉拉杂杂写下来的，内容似乎只是琐屑，而实际上他看到的，他打捞的，却是被时代大潮裹胁而去的大部分文化人所无暇或不屑注意到的时代面影和个人经验，而现实生活的特殊气味以及他自己的画像也已渗流于其中。 20世纪中期以来，时代既滚滚向前，文化人也追之逐之唯恐落伍，类乎沈从文描写大江时所写的"江中只是一汪浊流，急忙忙向海奔赴，如不得已的在赶路。江中的鱼鳖也若在不得已情形中同向海中奔赴。"（致张兆和，1957年4月14日第一信，南京）流风所及，包括文学在内的叙事大多数被所谓历史大事所占领，生活的肌理、韵味、个人的记忆、对更广大的天地、自然、存在的意识也被淘空，由此影响到人们的心灵所关注的日益贫乏，眼睛所能看到的也仅仅是所谓大事，反而是类似写作《家书》的沈从文这样的时代边缘人，仍旧保留了能够触摸生活肌理的眼睛和体悟天地悠悠的心灵，幸亏有类似这样的眼睛和心灵，我们才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写作中也有不限于实际功利的更高远的境界。《家书》中的沈从文，对时代的"动"颇具敏感，但也多犹豫怀疑："世界在动中，一切存在在动中，人的机心和种种由于隔离，生分，相争相左，得失积累，在长长时间中，在不同情感愿望中而生长存在，彼此俨若无关而又彼此密切联系，相激相宕形成不同发展，到明天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生可悯处，也即在此。人太脆弱渺小"（致张兆和，1951年11月19日，内江）《从文家书》18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也因此，内中书写的自己更多的是安守"静"的本分，1957年4月22日在上海写给张兆和的信之中，附录了他的几幅速写，画下分别题写了这样几段文字：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同上书，269页。。 同年五月二日的信中，特别注意到江面上的艒艒船： 这里夜一深，过了十二点，江面声音和地上车辆作成的嘈杂市声，也随同安静下来了。这时节却可以听到艒艒船摇橹荡桨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很有意思。可不知摇船的和过渡的心中正想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和我那么尽作种种空想？……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同上书，278-279页。。 这封信后附录了几张艒艒船的速写，其中一幅上的题词写到："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同上书，282页。沈从文在写这两封信的时候，正是鸣放的高潮，而他无意中写下的两段话，为自己留下了一幅写照。 进一步看，《家书》中对自然的亲和与对人事的亲切描述也是相互渗透的，其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体悟，较之以前，更深一层。在四川参加土改时所写的信，最初几封即表现出自然对于人生命的淘洗，使其不再纠缠于人类机心的相纠相左，看到"人事在有背景中动"，似乎是以前境界的回复，实际上却更沉静开阔，在"人事的动和自然的静相互映照中"，甚至在"极静中闻鸟声"，也能感觉到"生命和时代脉搏一致时的单纯和谧静"，感到"创造心的逐渐回复"。登高望远，也能体会到生命与更为宏阔远大的存在的相互汇通交流，自我的凝滞执著也于不知不觉间放弃："天气如好些，体力也好些，我一天总有点时间可到山顶上去看看，大家以为我是'自由主义'，游山玩水的看风景，不会想到原来是在那个悬崖顶上，从每个远近村子，每个丘陵的位置，每个在山地工作的人民，从过去，到当前，到未来，加以贯通，我生命即融化到这个显示万千种历史悲欢里，行动发展里，而有所综合，有所取舍，有所孕育酝酿。这种教育的深刻意义，也可说实在怕人，因为在摧毁我又重造我，比任何外来力量都来得严重而深刻。我就在这个环境中思索、学习，而放弃了旧我，变得十分渺小。"（致张兆和，1951年11月19日，内江）《从文家书》18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在沉默中，沈从文不但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且从天地悠悠中感觉到对生命的哀悯感，对生命有进一步的体认： 我从一条顶小顶小的路上走上山顶去，路即沿着崖边，泥土和蘸了油一样滋润，新拔的苕藤沿路摊着。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给我一点时间，在我生命中投一点资，这点天地悠悠感就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似乎荒谬十分的设想，谁能理解，能相信？……如果过去的工作，曾经得到一定的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具有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因种种内外变迁，已达到了一个成熟点上。特别是一种哀悯感，从文学史上看过去的人成就，总是和它形成一种动人的结合。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情形相异而又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生存有了理会。 --致张兆和，1951年11月19日，内江同上书，184页。 在这种静之中，沈从文重新体会到"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由此感受到在历史"事功"之外的"有情"，生命体验与艺术感悟较前更为清晰明澈。1952年1月25日夜在内江，工作组同人皆因事外出，他一人留守，房间板壁一面是老妇骂人，一面是病人长夜哮喘，他在这种环境下阅读"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的《史记》列传选本"，不特"仿佛如回到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即多年前作客时读书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回复到生命里来"。在这种气氛中，他从常人读《史记》所忽视处与古人会心，体会到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而"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和认识。因之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和统一。不拘写的是帝王将相还是愚夫愚妇，情形却相同。"沈从文由之体会到了"事功"之外的"有情"在东方思想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从文家书》193-19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然忽略"有情"，仅重视"事功"，则必然导致性情枯槁，个人和民族生命都会失去非常重要的部分。沈从文读《史记》有此会心，在其思想中有伏脉可寻，而在此得到一个明晰的表达，不仅是对时代弊病的认识，实在也是对自己一向文学工作的精神态度的重认。 沈从文对音乐有异常的敏感，在"呓语狂言"部分给张兆和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曾自述音乐对他的心灵回复正常起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家书》中的其他部分也多次提到从人事、自然中感悟到"音乐"，1951年11月他在巫山县船上写的信中谓： 江山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作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其实这个江城这个时节的全面，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如会作曲，在心中泛滥的情感，即必然在不甚费事组织中，可以完成一支曲子。 这里也有另外一种曲子在进行，即甲板上的种种谈话、玩乐笑语，和江面小船上的人声嘈杂，江边货船上的装货呼唤，弄船人的桨橹咿呀声，船板撞磕声。另外还有黑苍苍的大鹰就江面捕鱼。一切都综合成为一个整体，融合于迫近薄暮的空气中《从文家书》1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同年11月19日在内江写的家书中也从自然中感悟到宏伟的乐章："一个习乐曲的，如一般美术、哲学、文学、绘画文化兴致高，广泛有个理解，则在这里却必然由转移方式，得到极多的启发。特别是丘陵起伏中的自然背景，任何时看来都是大乐章的源泉，是乐章本身！任何时都近于音乐转成定型后的现象，只差的是作曲者来用乐章符号重新翻译！"同上书，181页。在济南听到钢琴声，感到"生命似乎在澄清"，也因而感慨于生命力的转移"再也没有比音乐来得更直接、纯粹而便利了。"对音乐的重视，似乎也可以和他对东方思想中的"有情"的重新体认相通，概而言之，"事功"和"有情"共同交汇成时代的交响乐，而沈从文的音部更专注于历史深处的人的生命与醒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勇于说话者多，甘于沉默者少，勇于鼓噪，则易流于表层，潜入时代与生存深处，方才能够听到潜隐在深层的乐章，生长出真正的东西。沈从文此后的生命历程，即是这种潜隐在深处的乐章，在时代的交响乐中，不像历史大事、流行话语那样轰鸣响亮，甚至很容易被它淹没，但仔细听来，却更为深沉，更能抵达生命深处，显示出普通生命平和中的庄严。考查"呓语狂言"、"川行书简"、"南行书简"及相关旧诗，其中心态的变化相当明显，从最初的紧张，到神智回复之后的缓和之中仍有强烈的孤立与隔离感，再到安静从容、静以鉴物，以迄最后旧诗中所显现出的类于"知天命"的通达，乐曲起伏演进，主题旋律却相当明显，即是对天地自然、平凡生命与更广大的存在的亲和，在时代的"动"中谛听生命有情的丰富与存在的意义。 由于种种因缘际会，沈从文在文学上无法毕其全功，当然是很遗憾的事情。但在时代的喧嚣骚动中，他安于一隅在沉默中生长，体认到自己的宿命，不再患得患失，心态也更加超脱从容。到"文革"中，精神上的超脱使他能保持更为从容的心态，真正完成自己的断念和解脱。这从他70年代初在湖北干校写作的《喜新晴》、《拟咏怀诗》、《双溪大雪》等旧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诗意显豁，不需多加阐释，仅录《喜新晴》一首以见此老晚年胸襟： 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老骥伏枥久，千里思绝尘，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间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枫槭啾啾语，时久将乱群。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新，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亲旧远分离，天涯共此星！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沈从文《喜新晴》，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引文见该书357页。！ 经历时代歧途的赤子，一路经历千辛万苦，确证了自己的命运。以这种心态写作，时代转换之际的困惑痛苦，当然不再成为有效的纠缠。将沈从文作为一个个案，从抗战南渡迄止其去世，探讨"狂人"康复的精神历程，观察其由"屈原"向"庄生"的人格发展，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灵魂在时代中迷乱、奋起、挣扎与最终超越的精神历程，其由"疯狂"到"狷介"到最终的近于"超脱"，显示出现代中国真实的灵魂乐章，相比培尔·金特式的空无的灵魂，当然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即相对精神修为早年即趋于完整深入之高士，亦能给我们凡人更多的启发。沈从文的文学功业没有完成，对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当然是很遗憾的事，但从其精神、人格的发展来看，这时候完成与不完成，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吧。沈从文曾经将人生比作一部大书，而读人生这本大书，同时也是在写这本大书，这让我们意识到"潜在写作"其实可以有第二义：所谓"潜在写作"，即有形的写作背后潜隐着的人生的写作。从沈从文人格的发展来看，一个人已经真正完成，其实在写作与不写作之外，这个"人"才真正是他的"潜在写作"。而这个"潜在写作"，实在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