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疯狂"中的精神线索 从1949年1月沈从文开始陷入精神危机，到同年9月他自己开始尝试从中突围，在这期间所留下的各种文字材料，部分收入《从文家书》中的"呓语狂言"一辑。这些材料虽然篇幅不多，也很零散，却已经牵涉到这时期沈从文心理内部方方面面的内容，并可上钩其三四十年代"沉默"时期紧张的精神思索，下联其后私人空间中的"家书"等写作。这些"呓语狂言"，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沈从文的《狂人日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把鲁迅颇具寓言与预言色彩的虚构小说《狂人日记》，看作是和沈从文实际的心灵轨迹相对应的文本，由此进行解读，考查小说中的"狂人"与现实中的"狂人"从发狂到"赴某地候补"之间的"狂语"，由此既可以看出其所显示的个体内部与时代风习的症候的相似之处，尤可明了以文学和精神承担为志业的文化人的心力所向。而笔者尤想借此指明的是：鲁迅与沈从文虽然在表面上很不相同，甚至曾经互相攻击，但在思想方式与所关注的文学精神的实质方面，颇有可交通之处，而致其败北的原因，实际上也同出一源。 "呓语狂言"时期的沈从文，与鲁迅笔下的"狂人"，表现上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虽然和"狂人"的呐喊相比，沈从文的"呓语狂言"显得更像哭泣与呻吟，但那种受迫害感及孤立感，却并无二致，甚至用词也很雷同：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是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沈从文在1949年1月30日张兆和给他的信末的批语，《从文家书》154页。？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同上书，152、153-154页。！ 张新颖曾对沈从文的"呓语狂言"做过极精彩的解说，在他看来，"呓语狂言"中的文字，"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不肯明白不敢明白'，'支吾过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除了此类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他自身的'乡下人'品性也在这时特别执拗地显示出来，在他没想通之前，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是不会顺时应变的。而在一切都顺应趋变的时局和情势下，他的话就显得非常刺耳……""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了来吗？"张新颖《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收入其论文集《火焰的心脏》，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引文见该书60页。 而事实上，沈从文确实曾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看出了"吃人"二字，并且早已发出了自己"救救孩子"的呐喊。抗战结束，沈从文于1946年回到北平后，感于抗战造成的人心的衰颓尚待收拾、内战就接踵而至的现实情境，沈从文连写了《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怀昆明》、《一个传奇的本事》、《从现实学习》等文章，其中对现实有非常峻急的批评。这些文章忧愤深广，所针对的问题，实不仅仅限于内战，但当时最被各方侧目的自属其反战言论，例如他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这样写道： 国家既若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下引该文均依据此版本。。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战争环境中，沈从文的这些批评都被做了政治性的解读，而且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解读，这也是沈从文招致左翼强烈批判的原因所在。但后来的研究者，从较为客观的角度观察，当能注意到沈从文的这些"反战"言论并不存在偏袒哪个党派的问题。很显然，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论"，现实逼迫作家沈从文成为一个思想者，他对"政治"的批评，并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党派利益，而是从中国现代政治风气养成的根底处追究其缺失，所以他的批评一直延伸追究到"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以及近三十年来现代政治，近八年的奴役统治共同培养成功的一切弱点"，并深忧于"这些无形无质有巨性毒的东西""于不知不觉间传染给神经不健全身心有缺陷抵抗力又特别脆弱的年轻人"。"狂人"翻查"历史"，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是"吃人"二字；沈从文阅读"现实"，则看到受现代政治空气熏陶而成的现代年轻人的两种类型：或者"头脑简化而统一，永远如在催眠中，生活无目的无理想"，或者"变成一个小华威先生，熟习世故哲学……身份和灵魂都大同小异，对生命也还是无目的，无信心。"说白了，其实也不过是从"现实"这本满纸冠冕堂皇的大书里，看出"吃人"二字来。沈从文后来精神失常，直接的诱因之一是"进步青年"的宣传攻势，不知他当时会不会想起"狂人"的纳罕于路上的小孩子"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不过他早就与"狂人"一样明白思想方式也可以遗传，也因此寄希望于"救救孩子"，用他的话说，就是建基于理想和"优美原则"上的"观念重造"："这种悲剧是不是还可望从一种观念重造设计中，做点补救工作？个人以为现实虽是强有力的巨无霸，不仅支配当前，还将形成未来。举凡人类由热忱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业绩，一与之接触即可能瘫痪圮坍，成为一个无用的堆积物。然而我们却还得承认，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唯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由头脑出发，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作成的种种优美原则，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彼此相黏合，相融汇，相传染，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知识分子若缺少这点信心，那我们这个国家，才当真可说是完了！"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引文见该书316、318页。 而在这"救救孩子"的工作中，在他看来，文学似乎还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是到那时，年青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当前，在明日，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在僵化硬化以前，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文学似乎还能做点事，给他们以鼓励，以启示，以保证，他们似乎也才可能有一种希望和勇气，明日来在这个由于情绪凝结自相残毁所作成的尸骨瓦砾堆积物上，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同上。在当时形势已经颇为紧张的情况下，沈从文仍在这样考虑文学与自由的关系："实应为容许与鼓励刚发育完成的头脑，吹入一点清醒活泼自由独立的空气。使之对于自己当前和未来，多负点责任。能去掉依赖的自然习惯，受奴役麻醉的强迫习惯，对现实的腐朽气味和畸形状态，敢怀疑，敢否认，并仔细检讨现实，且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他把这看作当时"北平头脑"可做的事，也看作"待发展的文学思想运动必需担当的事。"同上书,319页。沈从文并非不知道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坚持这种原则的艰难，知其艰难而仍持之不舍，正有其不得已处在。所以他即使担心在随内战而来的现代二元对立心态中自己的工作"即将完全失去意义"，却仍不轻言妥协放弃，而"甘心情愿生活败北到一个不可收拾程度，焦头烂额，争取一个做人的简单原则，不取非其道，来否认现代简化人头脑的势力所作的挣扎。"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收入《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引文见该书316页。这其实颇相通于鲁迅的"立人"思想和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一个在八方风雨之中的作家，如果不愿局隅于自己的小世界中，想对与其血脉相连的人群尽其绵薄，而又不与举世滔滔同流合污，争一日之短长，则此担当实属责无旁贷。看不到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这一面，于其文学不免终隔一层。 不过，意识到自己担负的使命是一回事，主体内部是否为这种承担做好准备是另一回事。从"呓语狂言"中我们可以读出沈从文"狂"的一面，读出其不肯趋时顺变的"乡下人的执拗"，以及包含在"疯狂"与"自毁"的冲动中"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张新颖《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火焰的心脏》6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呓语狂言"中更加浓重的思想迷乱的底色--正是这种"迷乱"的底色，可以提供给我们处于时代巨变之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内部更多的东西，也更能显示出其精神内部紊乱、挣扎的困境的深巨。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呓语狂言"与《狂人日记》在更深层次上相通的地方。事实上，"呓语狂言"类似于《狂人日记》之处，不仅仅在于触目惊心的发现与呐喊，更在于在"呐喊"的同时对自我内部也是满怀疑虑，两相推拒，犹豫不定，难以取舍，也就不免陷于迷乱。沈从文的"呓语狂言"，其中确实包含着对来自外部的压力的忧惧与愤激，然而更多的是当自己的工作、志业乃至生命即将失去意义时自我内部的焦虑与迷乱：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沈从文在1949年1月30日张兆和给他的信上的批语，《从文家书》151-152页。。 如果再向前追溯，北平围城开始后，沈从文精神尚未失去平衡时，已经对自己要承受的宿命有明确的意识： 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尚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如生命正当青春，弹性大，适应力强，人格观念又尚未凝定成型，能从新观点学习用笔，为一进步原则而服务，必更容易促进公平而合理的新社会早日来临沈从文致吉六信，转引自沈虎雏《团聚》，孙冰编《沈从文印象》256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沈从文虽然意识到并且愿意承担自己的宿命，但当这种宿命真正降临时，却还是引致了他精神内部的剧烈变化与骚乱。沈从文精神失去平衡后，面对即将来临的"宿命"，频频用了"挣扎"一词，语气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既显示了这种"宿命"的不能承受之重，却也显示了自己心理的孤立与迷乱。孤立绝望中的沈从文，多次说到"休息"，其实已经为后来的"自毁"埋下了伏笔。 而那种希图借助"自毁"一举结束一切混乱、冲突的希望，即已在在昭示出自身内部迷乱的深巨。迷乱到极致，即是自我之失落，沈从文写下的文字可以印证这一点："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沈从文《题〈绿魇〉文旁》，《从文家书》14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沈从文在1949年1月30日张兆和给他的信上的批语，《从文家书》15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呓语狂言"中的《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为这种精神迷乱留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从中我们可以检视这种精神迷乱的症结所在。在这篇手记中，北平似乎全静下来，沈从文的听觉突然变得很敏锐，窗下灶马振翅声也清晰可闻，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骇人的静寂使得他不由得怀疑"我难道又起始疯狂？"在静寂之中，他感觉"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搜寻眼前所见，记忆所有，音乐所能引发的，想象所曾创造的，却处处只显出自己"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话，不知向谁去说"，在这种孤立迷乱中，甚至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回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灶马悉悉叫着。我似乎要呜咽一番，我似乎并这个已不必需。我活在一种可怕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从文家书》160-16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这里所表现出的自身内部的迷乱，"我"的迷失，不应当仅仅看作是个体的病态。它牵涉到远为深广的内容。沈从文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和"群"的隔绝，意识到"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而他所曾寄予希望并企图以自己的文学与之建立有效关系的"群"和青年，所跟从或者妥协的恰恰是简化与庸俗化人的头脑的现代政治风习，而非将人生与文学看作一种从生存的本根处努力并且建立与根源的联系的工作，政治势力、知识分子的庸俗与民众的盲从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要将这种努力消灭。说白了，"疯话"其实是极端清醒的话，疯狂之中自有逻辑可寻，而且比平庸的"正常"更能看出时代变幻与文学家个人命运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