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 汪政 一、 这三步走一走就是几十年…… 汪：在去年底江苏作协举行的高层论坛上我曾对你说过，想和你谈谈你近年的创作，这个想法在看了《女同志》之后就有了，接着又读到你不少中短篇，想法就更多了，现在，你的长篇新作又发表了，那就一起说吧。搞创作的人与搞研究的人虽然都谈文学，但角度、重点、方法与话语方式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平时各说各的也就罢了，碰到一起就难免不投机。我们今天恰巧碰到一起了，大家都让着点。 范：记得十多年前你和晓华写过我的评论，后来的十多年里，我又读过你的一些评论文章，虽然是写别的作家的，但是读过之后我就想，要是汪政再写我的评论，或者和我对个话什么的，肯定是我比较焐心（方言，意思是心里觉得很熨帖）的事情，所以话不投机应该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当然，如果真不投机了，那也更好，或许会对我的温吞水的脾气和温吞水的创作来一次重量级的冰凉的冲击，醍醐灌顶。你看我多会自我调节——投机也好，不投机也好，只要对得上话，怎么着都好。 汪：你是一个只顾埋头写作的人，好像很少谈自己，其实。知人论世，让读者了解作家还是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你不妨简单说说你走过的路。 范：简单说说简单的路。现在还记得的小时候的与后来有关的事情很少了，上一年级时重重摔了一跌，跌掉了许多童年记忆。小学时无声无息，四年级以前一直是个闷嘴葫芦，几乎所有有关的人员中，只有外婆重视我，特别的疼爱，外婆在临终前还在向我大舅舅要一点钱，说要给她的“心头肉”，心头肉就是我，那时我读大学了，念的师范，有伙食费，但是没有零化钱。和女同学方惠珍合吃五分钱的一份青菜，结果省下的粮票和菜金都偷偷塞给了地下恋人，为表示温柔体贴，你看亏不亏。我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多次写过，外婆虽然早就走了，但她的疼爱，陪伴我一辈子。文革来了，我有了放开自己的机会。喜欢带着比我小一点的男孩女孩出去乱玩（开个玩笑，我的短篇小说《我们的战斗生活象诗篇》中的三姐妹或许就是我一个人分解出来的）。可能大家觉得我性格比较内敛文静，其实也许是假象，或者是表面现象，或者是一个人的两面性，我小时候和长大起来后都有许多大胆的作为，说出来也不比男孩子差，但在这里说似乎扯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继续说路。后来就跟着大人全家下放了，在江浙交界的地方，叫桃源公社，开始还听大人说，怎么弄到王光美的那个桃园去了，后来才知道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人在江苏的桃源公社，但上街却上到浙江的乌镇，因为乌镇离我们更近。在农村我们还不够劳动的年龄，却喜欢劳动，就一边在农村学校念书一边劳动。再后来到县中上高中，父母也相继调到县委，１９７４年县高中毕业后，我又一个人远行——不是远行，很近，就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公社，吴江县湖滨公社插队，这里也和桃源公社一样是半农半桑地区。但这次是一个人下乡了，不是远行也是独行。在农村卖力地劳动，还入了党，一边记日记说要扎根据农村，一边也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够上调。再后来就考大学，没头没脑的，考大学的前天晚上还去看电影，看的是《征途》，内容早就忘记了。回来被哥哥骂了一顿。父母倒没骂。成为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７７级的学生，大二开始写作，大三发表作品，１９８０年《上海文学》第九期，短篇小说《夜归》，是我写作生活的正式开始，谢谢《上海文学》，谢谢已经退休的我的责任编辑张斤夫老师。我虽然开始写作，我们的文艺理论老师却认为我在文艺理论方面有才华，毕业时把我留在中文系教文艺理论，很惭愧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和培养，三年以后我离开了苏州大学，到江苏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这就是我的简单的路。 汪：这种回顾很有意义。文学界常有“代”的说法，许多人不以为然，以为这是研究者为了省事的说法，其实并不全如此。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说，这种“代”与血缘或生物上的“代”并不是一回事，它主要看知识谱系与价值观，如果这方面的变化小，血缘上的几代可能就是一代，如果变化大，变化剧烈，几年可能就是一代。你说你们与所谓的80、90一样吗？他们知道赤脚医生？或者说，他们谈起赤脚医生时有你们一样的经验，一样的情感记忆？我问我女儿什么是赤脚医生，她还下了个看上去很严密的定义，说就是没有行医资质而在乡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后来她也绕不清，干脆说就是非法行医吧。不过，代与代之间可以求同，但更应该丰异，特别是对文学而言，不同是好事，它有助于文学的多样化。 范：“代”既是年龄上的“代”，又不完全是年龄上的“代”，我也就赤脚医生的话题和我的孩子谈过，我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赤脚医生，他是８０年代出生的，他开始说不知道，后来想了想，说，大概就是农村的江湖郎中吧。我问他凭什么这么说，他又想了半天，才说，赤脚肯定是比较贫穷吧，农村的江湖郎中条件不是太好吧。再问下去，他就懒得再动脑筋想了。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妈妈对“赤脚医生”有那么深那么重的情感记忆，就算知道，他也不会觉得这是件什么事儿。假如时光倒流，他从小我就对他灌输我的情感记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会不会对“赤脚医生”有一些情感因素呢？可惜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无法操作的事情。好在他的情感记忆并不是空白，他们这一代人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记忆，正如你说，这是好事，有助于文学（和世界）多样化。 汪：在江苏，你与原来的“青创组”的不少作家一样，其创作开始于一个文学资源相对稀缺的年代，不像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一出手就让人感到起点高，像模像样的，你们个人的摸索时期很长，我最近还找了你早期的一些作品翻了翻，好多文字恐怕你都不看了吧？像《冬天里》、《小巷静悄悄》、《小巷曲曲弯弯地延伸》等等，题材多样，学生生活、知青、城市，手法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朴素的。但有一点，给人的感觉好像有写不完的东西，这就是你们这一代作家的优势，我不一定非写我经验过的，但我的库存永远在那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增值。 范：我从一开始就在摸索，一直摸索到现在还在摸索，而且还会摸索下去，这是肯定的。库存不断改变、增加或减少，对我来说，也有感觉枯竭的时候，但过了一段，又觉得货物充足了，又源源不断了。但这前前后后是有区别的，库存里有“我经验过的”和“非我经验过的”的两种货物。我觉得重要的是把“我非经验过的”变成“我经验过的”，我从前总是很羡慕写历史题材和过去题材的作家，我觉得我写不来，因为我不会想象也不敢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说话怎么行事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了变化，比如《赤脚医生》，虽然起源于“我经验过的”但其实其中大部分是“我非经验过的”，或者说，大的历史背景是“我经验过的”，许许多多的生活细胞却是“我非经验过的”，完成了这个转变，我对我的库存多少就有点信心了。 汪：你在自己风格的最初选择上花了多少时间？中间的曲折还记得吗？你好像还写过一篇这方面的小东西，叫《我是谁？》。我和晓华在九十年代写过你的作家论，按我们那时的说法，大概到了《裤裆巷风流记》、《光圈》、《顾氏传人》，你已经在各方面确立了你的文学选择，建立了你的文学范氏领地。九十年代是什么样的文学年代啊，但那时我们特别说明了你与当时的文学风尚的距离，既不新潮，又不“复古”。复古在当时也是时尚，寻根就有这种因素在里头。一个作家，要找到这样的位置：既在时代里头，又不被时代所淹。不容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就是这种位置，她也去看灯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在场”，但她又不在人流里。 范：我有个朋友看我努力辛勤写作，好心地对我说，你喜欢写就写写吧，别对自己过高要求了，也许你这一生的创作高峰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了，而且这个高峰不仅是你个人的高峰，也算得上是中国文学的高峰，所以你现在不用太卖力了（我听得出言下之意：你再卖力至多也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往后走）——你说说，这朋友，这话，说出来是叫人高兴还是叫人难过？可我这个人比较实用主义，他说我是高峰，我就高兴，他让我别再卖力，我就不听他的，该卖力还是卖力，该辛勤还是辛勤。你刚才提到《光圈》、《顾氏传人》还有九十年代初的其他一些中短篇，写这一部分作品时，我对文学的意识并不是太明确，不能说是无意识，但确实是在不太明白甚至糊里糊涂的状态下写作的。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一部意大利电影《木鞋树》，一激动忍不住记了一段笔记，笔记比较长，有对这部电影的感想记录，我这里就不说了，只说和小说有关的一小部分：“好的小说是很难写出内容提要的，好的电影也一样。想到自己在９０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光圈》、《文火煨肥羊》等，也是这样一种结构法，也是这样一种情状，至少是在向这种状态努力的，就感觉是很沟通的。写一种或许多种感觉而不是一种结果。”为什么我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也是这个原因。你和晓华当年的评价，对我是一大鼓舞，我努力写出一批那样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前两年我在《上海文学》“月月小说”发表了两个短篇，思和主编请杨扬王宏图等教授专家作点评，他们给我的标题是《反常规的写作意图在写作中的遭遇》，他们对我的作品评价和剖析非常深入和到位，但他们都认为这种写作“如果不是怀有某种艺术分析的期待，假如不是定下心来细细阅读，那是很容易被忽略过去的．．．．．这一路小说技法的作家，他们只能维持在某种阅读维度之内，不可能是流行的。”——“在场”又“不在人流里”，就难免会少了许多现场直击的刺激和轰轰烈烈，或者只是站得远远的，在一个角落里，隔着一层夜色在看轰轰烈烈，大部分读者肯定是不过瘾的。所以，虽然他们认为我会坚持自己这种写作方式，一直写下去。但是我坦白，其实我是想变化的，我没有那么沉得住气。但是我又很怕丢掉了什么，结果找不到自己了。 汪：对人生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那时都清晰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一直在变的，这我后面可能还要说到，但有些东西，现在还在你的作品中。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东西，是事关生命的，一旦找到了，轻易丢不了，也不能丢。你在《顾氏传人》包括一些短篇中的叙事态度，在你的新长篇里还有影子啊。 范：你这样说了，我放心多了，不想丢的东西是丢不了的。想丢都丢不掉的，只有事关生命的东西。 汪：你那时的许多中短篇我们现在还有很深的印象，前几天我遇到范小天，还一起讨论过，像《桅子花开六瓣头》、《瑞云》、《光圈》、《伏针》等等。这些作品的风格与你同时期的一些长篇存在着互文的关系，是可以相互发明和解释的。这几天我把你的创作理了一下，是不是有一个三级跳的序列？以中短篇为例，《小巷静悄悄》、《银桂树下》等是一个阶段，比较集中，但有些紧；到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作品，就放松了；但近几年的作品又在收了，我很喜欢你这几年的作品，我说一个人写了几十年了，作品还在长，好像空间还很大。确实如此，人文含量与技术含量都很足。 范：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的对话肯定会很投机的，你看你对我的作品，比我自己都认真负责，再加上你的理论水平和境界，弄得我都对自己有点难为情。你说的三级跳，我谦虚一点改称三步走，实在是很准确，我简直无话可说了，能再说一点的，就是第一第二步基本处于盲目半盲目、自由半自由的写作状态，第三步才开始有了一点打造意识，就是你说的近几年的中短篇小说，我写得比过去用心、努力。老实说，我过去认为写小说只要自由状态就行了，不需要精心打造，现在我知道写小说是要精心打造的——我不能说我过去错了，那时也没错，现在也不见得就对，也许到了明天，我又觉得今天我说的话很可笑。这三步走一走就是几十年，这也能说明我这个人的进步有多缓慢，但缓慢也有缓慢的好处，比如散步和压扛铃都是一种锻炼方式，我压不动扛铃就散步吧，更重要的，我喜欢散步，哪天不散步，人就无处着落似地难过。 二、 真的没想到你真的就写了赤脚医生 汪：下面我们集中谈谈你的新长篇吧。我知道你的长篇是从《裤裆巷风流记》开始，然后是《个体部落记事》、《老岸》、《百日阳光》、《城市表情》、《女同志》等。 范：我在这里插一句，这么多年来我写了不少长篇，但始终有人跟我说，你别写长篇吧，你的强项在中短篇，尤其是短篇，你应该专心写短篇。何况写长篇又那么苦。说句笑话，有一回在苏州见到一位北京来的男作家，闻过大名，但没见过面，吃饭时就喝酒，他惊讶地说，真想不到写长篇的女作家还这么喝酒。写长篇肯定是艰苦的，但对我来说，不写可能更艰苦。说明我命苦，用我们的家乡话说就是劳碌命。所以尽管朋友们说了我很多年，但我还是在写长篇，不停地写。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固执，更不是不服气，好像你说我长篇弱，我就非写一个强的长篇给你看看，我没有这样的心情，从来没有。我只是在写，中短篇包括长篇，一直在写，好像不写心里就不踏实，会很慌张，写出来了，不管是“强”是“弱”，心里就找到了依靠。至于朋友们苛求地说我的长篇小说体现不出我的中短篇小说的特性和韵味意味，我乐于接受，可结果是我接着往下写，写了一部又一部的长篇。前天收到洪治纲编的中国小说学会的２００６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洪治纲在序言中称我是“创作极为勤奋”的作家，我也觉得我算是比较勤奋的，但勤奋得有点傻。 汪：你的各体文学创作大家都是很看重的。有的人会认为《百日阳光》及其后面的几部有些关联，甚至将其称为“干部系列”，但我一直觉得它们的差别还是明显的，不管作家怎么想，我不倾向于将它们进行捆绑式的阅读。 范：捆绑式地阅读或捆绑式的说法可能是文学之外的某种需要。这样说说我觉得也无妨，因为无论是怎么样的说法，都不应该影响到一个作家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独特的感知和对艺术的独特的追求。 汪：我承认它们在地域文化上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在叙事与语言风格上有一个作家抹不掉的印记，但在看待长篇上，在对待长篇的功能上，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而这种想法可能恰恰是反系列的。 范：非常赞同你的说法，我觉得从创作上讲，“系列”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即使是同一个人的作品，从同一个人的手中出来，也不同于从同一个机器里压出来的产品。对生活的感受也好，对艺术的想法也好，在人的脑子里千变万化，千奇百怪，哪里可能你想系列就系列得起来呢。当然硬要做系列也是做得出来的，但那就是写作者跟着概念（系列）走了。 汪：这里面确实有个文体精神的问题，也就是说，文体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一种文体到了一个有文体意识的作家手里，就会成为他话语的一部分，为他所驱使，跟别人不一样了。比如，有人喜欢系列，喜欢用连续的长篇去表达某一种东西，也有的人执着地用长篇去锻造某一种理想中的风格，但你好像不是这样，我刚才就说了，你倒是一直在变。 范：其实我一直在苦苦思索关于变的问题。我想我在艺术上是不是个没有定性的人。当然，变这个话题，早些年没有，至少在写《百日阳光》前谈得很少，别人也不说，自己也不想。但在写了《百日阳光》后，这个话题就开始进入到日子中来了。不光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在变。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应该变，有人说不应该变，有人说变得好，有人遗憾变糟了。我自己呢，则经常处于这种种议论的影响中，左右摇摆，我也想不明白是变好呢还是不变好，我更不明白是变得好了呢，还是变得糟了。好在没有因为摇摆就走不动路了，就停下来了，在摇摇摆摆中一直走着。更何况，以我的体会，摇摆只是一种临时的短暂的念头，只是说说而已，一旦到了写作的时候，就不摇摆了，那怎么办呢？很好办，自己爱怎么写还怎么写。 汪：确实在变，多方面的变，从题材到主题，再到艺术风格，《老岸》之后的《百日阳光》、再以后的城市，一个写苏州市民生活的女作家忽然写起了乡镇的变迁，笔头一转又写到了城市建设与文化选择，接着似乎又“本分”起来，将目光投向与自己同一性别的人们。我想，这部《赤脚医生万泉和》又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与阅读期待。 范：关于书名我想说明一下，我先前起的是《赤脚医生向阳花》，发表时改成了《赤脚医生万泉和》，万泉和是一个赤脚医生，但其实我要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所以虽然小说已经在《西部华语文学》０７年第一第二期全文发表了，但在出书前我还在坚持改回原来的名字。我前面说过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如果最后的书名仍然叫《赤脚医生万泉和》我也会接受，但我心底里还是喜欢“向阳花”，这无法改变，也说不清是为什么。 汪：很想知道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我想它一定与你对过去生活的记忆有关，甚至，与你某一时期的情结有关，比如，你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有没有当过赤脚医生？或者这一行当曾经是你的理想？ 范：肯定有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肯定有情结在里边。６９年底我们全家从苏州下放到江苏吴江县农村最南边离浙江很近的那里，就是茅盾的故乡乌镇那里，就是半农半桑地区。我们到了农村住的那个院子，就是万泉和家的院子，几乎一模一样。去年我们苏州五个女作家（都是从吴江出来的）搞了一次回娘家的活动，回到吴江，回到各自呆过的村里。我回到了当年的那个院子，大屋都拆掉了，造了新楼房，但令我惊喜的是院子的模样还在，院子前边的两间小屋都还在，小屋还跟当年一样，不派什么大用场，堆放一些杂物。当年我们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就在我们的院子里，所以万泉和画的图是非常非常接近真实的，几乎就是零距离。我那时候还小一点，不可能当赤脚医生，但是我向往当赤脚医生。我母亲得了肺结核，天天要打针，我就勇敢地尝试给她打针，结果就像万泉和一样，手抖得像筛糠，针头还没有碰到皮肤，药水已经被我推光了，我母亲哈哈大笑。我母亲病了大半辈子，苦了一辈子，但她是个浪漫的人，小资的人，是个富于幻想的人。后来稍大一点，高中的时候了，又因为全国轰动的针灸治聋哑人的事情，感觉自己也应该做那样的事情，想方设法去弄来一些针灸的书，弄了几根针，但自己被那些细长的闪亮的针吓着了，连尝试一下都没敢。但无论怎么样，在我刚刚懂事开始成长的那时候，就是在“赤脚医生”这个大环境中渡过的。 汪：还是想再追问一下，这些经验与情结肯定是因为当下生活的激活才为你重新体验的吧？ 范：很难讲清楚是当下的什么东西激活了过去的体验，或者是许多东西，或者是某一件东西，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当下的医疗或医疗改革之类，我不否认，但我想这不是唯一的。 汪：说老实话，我在听到你在写这个东西时以为你不会真的去写赤脚医生的，它不过是一种视角。 范：如果是那样，也许也是一部好小说。 汪：真的没想到你真的就写了赤脚医生。当然，这部小说的语义远远要大于这个题材的。——我刚才说到了当下，说到了当下生活对过去经验的激活，因为我从小说的故事时间中看到了这种关系，它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了改革开放。写赤脚医生为什么要写到今天？作为为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农村的医疗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比那个时代更尖锐、更突出。小说实际上是通过赤脚医生写中国农村的医疗的，而这一方面又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密切相关的，我觉得这就是《赤脚医生万泉和》的三层语义结构。 范：在最早的作品构思里，可能是没有“今天”的，但写着想着，就觉得不能没有“今天”，开始只是想写赤脚医生，但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写赤脚医生，也不仅仅是在写农村的医疗状况。想起一句话，谁说的忘记了：我们，全人类，你们，永存的势力。几十年来，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体制、制度变来变去，苦的却还是农民。幸好有个万泉和，他那么笨，但是他心底里很爱农民，他不会看病，但农民生了病，他就得替他们看病，他不能逃脱，他逃脱不了自己内心的慈悲，他是有大慈悲的人。所以写到后来就觉得该问一问，社会变了又变，但到底是为谁变的，是为了谁的利益——这几句话可能太“政治”了一点，作品中没有写这样的“政治”，只是写了万泉和这个人和其他的一些农民。可爱的农民。可以说，这里边的人，我个个喜欢他们。和万泉和一样，我嘴上有时候也批评他们，但是我心里特别喜欢他们。他们的笨拙的狡猾，他们的善良的自私，他们的聪明的无知，不知为什么会让我如此着迷——扯远了。你说到现代中国农村医疗的问题甚至比那个时代更尖锐突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别说是一个万泉和，即使有千千万万个万泉和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万泉和最后出了严重的医疗事故，倾家荡产，他是悲剧，他的悲剧是怎么造成的，大家都清楚。裘幸福的三结合出路无论是不是一条出路，但至少他在寻找出路，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希望。 汪：我想你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一定做了不少文案以及其他形式的准备工作吧。 范：是的。我本来对医学这方面的了解很少，几乎是个医盲，我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有书籍的内容，有报纸的消息等等，但最重要的我想还是我少年时代的积累，不是医学知识方面的积累，是农村生活的积累。那几个年头不算长，而且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它始终在我心里，很清晰，一点也没有淡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浓，越来浓重。关于农村的医疗方面的事情，我的知识还来源于我家的保姆老太太，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思路清晰，反应灵敏，她的家和我们下放的地方属同一个县，地域环境基本上是一样的，农村风俗也是一样的。她到我家二十多年了，几乎每天我都可以主动或被动地从她那里得到有关农村的从前的故事和现在的信息，这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生动形象的素材，当然也包括农村人生病看病之类的事情。这是我的一个丰富的矿藏。 汪：医学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何对待生命与疾病，如何医治疾病，如何建立自己的药物体系、诊断体系、治疗体系、防疫体系，以及相关的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一切都与其他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水平、科学水平、自然背景、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医学在许多时候被一些人作为社会进步和尺度，同时也作为社会改造的前沿领域来对待。中国当前的医疗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焦点，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似乎已成痼疾，让人无可奈何，它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它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它对社会文明的潜在作用都难以预料。正因为医学在人类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所以疾病、连同医学从古到今文学艺术创作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话语传统。 范：你的总结和提升让我觉得你差不多具备了卫生部长和国务院分管副总理的水平，你说出了一些我写作时没有想透的问题的关键，我现在正在修改这部小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把你的提升融会贯通。 汪：我们当然不会在医学层面上讨论这部作品，但我对小说这方面的知性因素非常有兴趣，虽然这些内容都是以文学化的方式来呈现的。 范：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一个难题，知性的内容要融化在生活或者故事中，不能让人觉得一个作家在写医学知识的书，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重要的。我是非常看重长篇小说的知性的，所谓知性就是小说的认识性的方面，它是作品中比较显在的，具有客观的、历史的、物质的与知识的品质。长篇不同于中短篇，特别不同于短篇。短篇可以只是一些细节、意念、情绪、意象或氛围，但长篇不行，它必须有硬度，必须结实，必须再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知识。黑格尔对长篇小说就有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很具体，概括地说，某一个时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要能在长篇小说中知道。我们现在对这一点特别地不以为然，于是，知识可以放弃，生活经验可以漠视，人生阅历也不再重要，长篇小说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虚，越来越幻，实实在在的东西越来越少。 范：字数越来越少，过去说一个中篇能拉出一个长篇来，现在大概一个短篇也能拉出一个长篇来。书倒没有越来越薄，因为纸张越来越好，书就越来越厚还越来越轻，十万字的长篇，拿在手里也蛮好看，送人也送得出手了。有时候跟出版社联系出书，人家第一句话就问，多少字，他不是希望你字数多，而是怕你字数多。我曾经在笔记本上记下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要求：要有许多干货，要有好玩的生活细节，要挤掉水分。当然，这只是自我的要求，有没有做到要听专家和读者说。 汪：为什么现在长篇写作看上去那么容易？为什么长篇写作的年龄越来越小？与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或误区的存在都有很大的关系，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积累，天马行空，拿起来就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不扯远了，回到你的作品上去。《赤脚医生万泉和》的知性就镶嵌在人物和故事的叙述中。比如稍稍做一些剥离与连缀，一条脉络是很清晰的。在没有赤脚医生之前，农民有病找谁？找乡村医生，在作品中就是万人寿，这种医生并不存在于现代医学与医疗体系当中，他们通过家学传承或师徒授受的方式一代代延续下来。他们以本土哲学为基础，依赖本土出产的自然资源为药源进行诊疗。这一传统以前少有人质疑，但自从西医进来以后就不同了，双方的矛盾自两者相遇后就没有断过，去年学术界还就中医的存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近著名的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又对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提出了质疑。这种不同文化与科学间的较量在作品中有很形象的体现，那就是万人寿与涂医生，涂医生是现代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型医生，学的是西医，擅长伤科。他最看不起以祖传中医起家的乡间中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那是伪科学。 范：涂医生和万人寿都是好医生，他们都在最基层为农民排忧解难，过着和农民差不多的艰苦的日子，心里甚至比农民要苦得多。但是他们又互相瞧不上，正如你所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汪：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乡村医疗就是靠这些乡村医生或者说是郎中来维系的，当然不可能有很高的医疗质量。 范：那是另一部好看的小说，可惜我写不出来。 汪：我想到了医学下乡，与文化下乡、科学下乡等一样，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医疗也是当政者感到头疼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开始于什么时候？赤脚医生最早在什么时候，是哪里的经验推广的？这一制度曾经受到怀疑，但问题恐怕还得历史地看，对于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生命与健康期望同样不高的时代来说，这不失为一种补偿性的制度，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农民的小毛小病到合作医疗站，毛病大了就往公社或县城跑，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不管那个人做大队或村子的领导，有无赤脚医生却相当重要。 范：在社会各个阶层里，农民对自己的身体是最不重视的，这里有一个文明程度问题，更有经济基础的问题，还有农村生活习惯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在我少年到青年的那个时期，我亲历过许多农民对自己身体的忽视的事件，小说中有好几件事，都是从真实事件改造而来的。包括我自己也像农民一样，忽视过自己的身体。有一次我扭了腰，很严重，还冒雨继续开沟，结果病情加重。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个农民，毫无疑问，他是为了挣工分，作为一个知青，我也要挣工分，还有一层要想表现好的意思，傻不傻，表现给队长看，有什么用，队长又不能让我上调。那时候青壮年在田里劳动，老人将饭煮好了端到田头，碗就搁在田埂上，有虫子爬过也不要紧，虫子也不脏。渴了就喝沟渠里的水，那时候少有农药，现在是不行了，泥鳅都毒死了。农民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确实无法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有了病急急忙忙往赤脚医生那里跑一趟，开几颗五香豆（药）吃一下，奢侈一点的挂一瓶盐水，就是最大的负责了，还得赶回队里劳动，要不然年底的工分就比别人少。如果连这一点条件都给剥夺了，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汪：医学下乡不容易，涂医生的下放可以说是医学下乡的一种，是强制性的，我记得当时还有所谓医疗队，是按照毛泽东的“6·26”指示来实行的，这对农村医疗是有很大作用的，后来也不了了之。涂医生不愿意呆在乡下，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与家庭的原因，也有条件、文化与价值观上有原因。马莉与涂医生不同，她是自愿的，而且有从小在乡村生活的背景与万泉和的感情基础，但是她后来也败退了，可见原因很多。 范：马莉是注定要失败的。不是因为她的农村行医建立在一种朦胧无知的感情基础上，也不是因为她发现了万泉和其实不是个好医生，而是因为她承担不了农村医疗这付天大的重担。或者反过来说，农村医疗这个天大的重担，不应该由马莉、由任何个人来承担。马莉已经极尽全力了，但她的“全力”太微不足道了。 汪：是啊。医学与其他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不一样，文化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社会学有所谓“路径依赖原则”，它解释的是制度推广中的成本计算问题，如果某一种制度看上去很好，但是如果不与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相融合，那就很难实施，或者实施的成本很高，《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没有一味地向科学与向善的愿望出发，将问题简单化，所以，后窑大队的医疗是个凭借，你在拿它说文化上的事，说中国这几十年乡村变迁的事，这才是小说的真正目的所在。 范：对的。其实写的是几十年农村变迁，说的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你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文化无法用什么样的概念或词汇去解释。文化更多的只能让人去感受，去领悟，而不是作说明作解释。 汪：乡村的本土医疗不行，医学下乡就难以真正实现，那会出现什么情景？特别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解体，赤脚医生消失之后，中国的乡村医疗往何处去？国家医疗力量后撤，医疗资源急剧向城市堆积之后，乡村的真空又由谁来填补？ 范：现在就已经出现城市大医院各方面资源过剩，而农村医疗仍然落后的情况。政府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应该加大。现在也有为数不少的私人医生在农村开诊所，但是举步维艰，苟延残喘，他的对象都是掏不出几个钱、也舍不得掏出多少钱来看病的农民。连他自己的生活和未来都得不到保障，他怎么去保障农民？ 汪：马莉的私人诊所曾经尝试过，但失败了，这时出现了白善花的假药与巫婆胡师娘。在现代文明的眼里，这两种力量都是反科学的、野蛮的，但是从乡土中国来说，并不是如此简单，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相同文明发展期也是大量存在的。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他们曾经是人们身体管理学的主角。在中国，巫术一直被认为是可以治病的，它有着广泛的传统文化与原始宗教的深厚基础。至于说它是否真的能治病，这并不重要，因为中医的功能也是有限的，而且，从现代科学哲学来说，它们都是不可证伪的。况且，疾病与死亡都是必然的，在这个前提下，康复与长寿只是一种理想，因此，治疗本质上不是对确切的愈后的追求，而是寻找一种慰籍，是医学关怀与医学心理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