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笔记完全相同，都是十八英寸见方，封面像廉价的波纹绸织物那样鲜艳亮丽。但颜色迥异———黑、红、黄、蓝各不相同。翻开封面，露出每本笔记的首页，但仍令人摸不着头绪。在每本笔记的第一页或第二页，只有一些草率写就的断章残句。然后出现一个标题，安娜似乎机械地将自己一分为四，并根据所写的内容的性质冠以名称以资区别。反正就这么回事。第一本笔记，即黑色笔记，一开始便乱涂乱画，稀稀拉拉点缀着一些音乐符号，一些高音谱号和￡形的标记，重重叠叠地变来换去。接着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图案，再后面是文字:］ 黑色 黑，它太黑了 它是黑的 这里存在着一种黑［然后以反常而惊恐的笔触写下:］ 每次我坐下来写作，让大脑处于松弛的状态，这些文字，它太黑了，或者说它们是与黑暗有关的。恐惧。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害怕孤独。真想跳起来，尖叫一声，或跑到电话机旁给什么人打个电话。能阻止自己这么做的惟一办法是有意去想像自己正陷在一片热光之中……白光，光，闭上眼睛，眼珠上盘旋着炽热的红光。那是坚硬的鹅卵石散发出的高温。我的手掌放在那上面，移动在苔藓之上。那是苔藓的颖果。小小的，就像那些小动物的耳朵;手掌上一块温暖的、粗糙的丝绸，不断地拉曳着我皮肤上的毛孔。热。太阳照在岩石上的气味。干燥而炽烈，脸颊上由尘土织成的丝绸，散发出太阳的气息。太阳。代理人关于小说的来信。每次信来，我就想哈哈大笑———讨厌的哈哈大笑。苦笑，绝望的笑，自我惩罚。虚幻的信，当我想起一片毛孔发热的花岗岩山坡时，我的脸颊贴在火烫的岩石上，眼睑上的红光。与代理人共进午餐。虚幻———这部小说越来越像一头有生命的野兽。《战争边缘》如今与我已毫不相干，它成了别人的财产。代理人说它应该拍成电影。我说不行。她很有耐心———她的工作使然。［此处所标日期为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跟一位拍电影的人共进午餐。讨论如何为《战争边缘》配备演员。真不可思议，想笑。我说不行。发现自己终于被说服了。迅速起床，把小说缩短，居然发现《战争边缘》这几个字已经高高挂在电影院的门口。当然，他想把它叫做《被禁止的爱》。（一九五三年）整个上午都竭力想回忆起坐在马雪比附近那个小湖的树底下的情景。徒劳耳。 ［此处出现笔记的标题:］ 黑 色 ［书页正中划有一条醒目的黑线，左右两侧各有小标题:］来源 钱 ［左侧:小标题下写着一些残缺的句子，记录了值得回忆的一些场景，并贴有中非朋友写来的书信原件。右侧:记载着与小说《战争边缘》有关的一些事宜，包括从它的翻译所得的收入，商业性商谈的记录等等。 几页以后，左侧的记载结束了。三年中，黑色笔记在这里只记载了一些就事论事谈论商务的文字，以及由此引发对非洲自然风光的一些回忆。左侧文字以一份类似宣言的打印文稿继续开始，此打印稿实乃《战争边缘》的故事梗概。《战争边缘》如今被改成《被禁止的爱》。安娜写下这个梗概并非出于诚意，其协议也是在代理商的办公桌上签署的:］ 彼得·卡莱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在牛津大学辉煌的学业因二战爆发而中止。他跟一班穿皇家空军天蓝色制服的青年一道被空运到了中部非洲，接受飞行员的训练。年轻的彼得是个理想主义者，容易冲动，他发现那些小镇居民非常活跃，惊讶之余便跟那班过着豪华生活的左派分子过从甚密。后者正好趁机利用他的天真和激进。平时，他们为黑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大声疾呼;周末，便上郊外一家装饰俗丽的餐馆寻欢作乐。这家餐馆由典型的英国地主布斯比和他标致的妻子开办，他们年轻漂亮的女儿爱上了彼得。他则以年轻人的轻率鲁莽千方百计挑逗她。而遭到酗酒成性、爱钱如命的丈夫冷落的布斯比太太也热烈地暗恋这位英俊的青年。彼得自己则厌倦了左派分子的周末狂欢，偷偷地与非洲当地的激进分子接触，这班人的首领正好就是这家餐馆的厨师。彼得爱上了这位厨师的年轻妻子，而她又恰好遭她那位对政治十分狂热的丈夫的冷落。然而，这种爱情与白人居住区的戒律与习俗是不相容的。他们一次浪漫的幽会被布斯比太太意外撞上，她妒火中烧，向皇家空军驻军的指挥官告发了此事，后者答应她把彼得调离殖民地。布斯比太太不了解女儿的心思，又把此事说给女儿听。这位情窦初开的女孩因彼得爱上了别人而不是自己而深感羞辱，她作为白人少女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心情于是变得很恶劣，在一场争吵中扬言要离家出走。在场的母亲发疯似的冲她叫嚷:“可你甚至都迷不住他!他宁可爱那个肮脏的黑人女孩，也不肯爱你!”那位厨师从布斯比太太口中得知他的年轻的妻子的不贞行为以后，即刻休了她，打发她回娘家去。但是，这位黑人女孩大胆地奋起反抗，她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进了城，流落街头做了妓女。悲痛欲绝的彼得什么希望都破灭了，在殖民地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一家卖私酒的酒吧里重逢他的黑人情人。他们两人就在开设在穿城而过的臭水河边的一家妓院里拥抱在一起，度过了这个最后的夜晚。这妓院也是白人和黑人可以相聚的惟一场所。他们纯洁的爱情被这个国家粗暴的、非人道的法律和腐朽者的妒忌摧残了，他们的前途异常渺茫。他们悲悲切切地商定:等战争一结束，就到英格兰团聚，但谁都知道这只是好听的空话。第二天早上，彼得向当地那班“进步人士”告别，眼里分明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与此同时，他的情人则掩藏在火车站月台另一端她的黑人同胞中间。当火车鸣笛时，她向他挥手;但他没有看见她。他那呆滞的目光表示他正沉浸在对未来的死亡的思索中———因为他是个王牌飞行员，而她则回到那座黑暗的城市的妓院里，倒在另一个男子的怀里放荡地哈哈大笑，以此掩饰内心所感受到的痛苦的羞辱。［右侧所记如下:］ 前来跟我商谈的人看了这个故事梗概后很高兴，随后便开始跟我商讨如何将故事编得更符合有钱人的口味，使他们掏钱时‘更少一点懊丧’———比如说，女主角不应该是一位不贞的妻子，因为这会使她失去观众的同情，如果换成厨师的女儿就不一样了。我即刻说，这样的写法我曾经以讽刺的方式模仿过。他恼恨了一会儿，笑了起来。我看着他那张装成一副坦率、善良、富有耐心的模样的脸，这时的他因戴上这么一个假面具只会使他更令人讨厌，（举个例子，某某同志在准备屠杀关押在斯大林监狱里的三个英国共产党人时也肯定就是这副模样:‘好了，但我们对人性向来都是配给供应的。’）他说:“好了，沃尔夫小姐，您慢慢就会明白:当与魔鬼共餐时，您的调羹不仅得做得很长，而且得用石棉作材料才行———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故事，写得十分得体。”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耐住性子，始终扮着笑脸，以极其宽容的态度问我是否反对这样的观点:尽管电影业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好的电影仍能拍摄出来。“甚至包括具有进步意义的电影，沃尔夫小姐，您看呢?”他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能保证使我就范的措辞而欣喜不已，并把这种喜悦表露了出来。他的表情显得既洋洋自得，又充满嘲讽和残忍。我回到家里，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我于是坐下，自出版以来第一次重读这部小说。它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了。如果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之初就有人要我对它加以评论，我一定会这样回答他: “这是一本一流的小说，显示了二流的创作才能。背景的创新在于:罗德西亚大平原上的一个火车站，没有根基、受金钱驱使的白人居民和忧郁寡欢、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的非洲土著形成鲜明对照，烘托出一种特殊的氛围。故事的创新在于:一个因战争而被人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国青年与一个半开化的黑人女子之间的爱情。隐匿其中的一个事实是:主题并没有多大新意，阐述也不够充分。简洁是安娜·沃尔夫创作风格的魅力所在。但要评判这种简洁的风格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把握，还是通常所见的一种通过让小说的形态受强烈的情感支配而随意获得某种效果的形式主义的花招，则为时尚早。 但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我是这样写的:“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继续大量涌现。《战争边缘》以其对乱哄哄的两性关系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是这类小说中写得较成功的一部。但关于白人与黑人间的冲突，显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小说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它描写了种族隔离所引发的仇恨和残暴。这份来自种族边界线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陆上所出现的这种压抑与紧张状况早已存在了许多年，为什么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间被文学艺术所曝光呢?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社会与它所创造的能力之间、以及艺术与促其发展的动力之间的关系了。安娜·沃尔夫的小说创作是由一种对非正义的温和的义愤所激发的:这样做是好的，但仅此还不够……” 在我撰写评论文章的那三个月中，我每周阅读十多本书，结果发现:我对这些书所怀有的兴趣与我在阅读时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干———比如说托马斯·曼 ① 吧，他是旧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就利用小说对生活作了哲学性的阐释。问题的关键是，小说的功能似乎正在变化: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的社团，等等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其小说的那种特质———即哲学性。我怀着同样的好奇心阅读了大多数小说，发现它们都只是报道性的读本。称得上成功的大多数小说都只是在报道社会某个区域的存在时显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写的某种类型的人尚未被纳入文学的一般意识之中。小说成了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意识的一项机能。人类有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配不上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体。就拿我们英国来说吧，中产阶级对工人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有关各个行业的报道、文章和小说随处有售，人们可以阅读这些书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样。苏格兰的渔民是跟我在约克郡时认识的那些矿工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都来自一个比伦敦市郊的居民区更新奇的世界。 然而，我却没有能力写出惟一使我自己感兴趣的那种小说:即那种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可供我写的“题材”不下五十种，但它们都不能让我得心应手。只要有一个题材能使我感到有把握，优秀而富有教益的小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出版社印出来。作为写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我只有一点，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好奇心。一个新闻记者的好奇心。我的生活方式、教养、性别、政治观念、社会地位等等都阻碍着我进入生活的某些领域，为此我深感失望和遗憾。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优秀的人物的通病。有的人能忍受其中的压力，有的则被它压垮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是有意无意间对一种新颖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的尝试。但它对于艺术却是毁灭性的。我只是对如何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感兴趣。我把这话说给苏格大娘听，她满意地点点头，以人们通常用来赞许伟大真理的口吻回答说:艺术家是在无力生存时才写作的。我记得，在她说这话时，我曾感到过一阵恶心。今天，当我正着手写作时，仍隐隐感到有些厌恶:这是因为这门属于艺术或艺术家的行业如今已大大贬值，成了头脑空空的业余爱好者的私有财产，弄得那些与艺术真正有联系的人一看见他们摇头晃脑神气活现的样子便恨不得逃得远远的。再说，当一个真理被穷究时———这一直是本世纪文学艺术的一个主题，简直成了可怕的老生常谈———人们便开始怀疑:这真的是终极的真理吗?人们会像那天我坐在苏格大娘面前那样想到“艺术家无力生存”这些话来，并让它们回响在脑子里，逐渐淡忘，最后克服了厌恶和迂腐。这些老生常谈竟然那么专断地出自一个心理分析者之口，这是有点非同寻常的。苏格大娘绝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一个受过艺术熏陶的欧洲人。她是以一个女巫师的身份说出这些陈词滥调的，如果她是跟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对诊所里的病人说这番话，她会感到惭愧。针对生活是一个水准，而对着诊察台又是一个水准。我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我最终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生活具有一个道德水准，病人又有着另一个道德水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说《战争边缘》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上。当我着手写它时，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当时就讨厌它，至今仍讨厌它，因为它在我身上变得那么专横霸道，已经威胁着吞噬我的一切。我于是手拎着自己的灵魂去见那位女巫师。然而，这位治病救人的人一听见艺术这个词便洋洋自得地笑了起来。艺术家这头神圣的动物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正当的，认为艺术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微笑、宽容的赞许，并非为有文化的巫师或教授之流所独具。靠兑换货币为生的人，出版社的小丑，以及你的敌人都具有这一德性。当一位电影巨子想购买一位艺术家时，他搜寻创造力或创造的火花的真实企图只是为了将它摧毁，通过捣毁有价值的东西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他不知不觉中所追求的一切———他把他的牺牲品称为艺术家。你是一个艺术家，当然……而那位受害者则总是傻笑，并把他的厌恶囫囵吞下。 如今有那么多艺术家热衷于政治、甘愿“献身于”什么事业，其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急巴巴想让自己置身于某种戒律之中。不管那是什么戒律，只要能将他们从曾被他们的敌人所利用过的“艺术家”这个名称的毒害中解救出来就行。 我记得十分清楚:在那部小说处于酝酿阶段的那段时间，我的心脏就怦怦跳个不停。后来，当我知道我会去写它时，便详尽地策划了想写的一切。“主题”几乎是抽象的。然而，如今我所感兴趣的却是:当初我为什么不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予以报道，而偏要编造一个与原始材料毫不相干的“故事”来呢?当然，直截了当、朴实无华、无形无式的报道不可能成为一部“小说”，因此也就无法出版，但我对“成为一名作家”或赚钱什么的玩意并不感兴趣。我这话并不是说游戏人生的作家写作时在拿自己开玩笑，开心理的玩笑———所写的事件得来自真实的事件，所写的人物得脱胎于生活中的真人。我只是在问自己:为什么偏得写成一个故事呢?这当然并非因为故事不好，不真实，或者它使什么东西贬值了，我只是在问:为什么不能用简捷的报道来揭示真理呢? 只要看一眼那个拙劣的提要，看一眼电影公司的来信，我便感到恶心。然而，我知道，使电影公司那么急切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原因也正是使小说获得成功的原因。小说写的是种族问题。我说过: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所流露出的情绪却有点可怕，有点不健康，有点狂热。那是战争年代的一种盲目的骚动，一种虚伪的怀旧情结，一种对放肆、自由、混乱、无序的渴望。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让我再读一遍，我一定会感到羞愧，好像自己就赤裸着身子站在大街上。然而，别人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一个评论家看到这一点。我那些有文化、懂文学的朋友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因为它字字句句闪烁着可怕而虚伪的怀旧情结。我知道，为了写出另一部小说，写出那五十篇题材已备的社会报告，我必须十分审慎地去激发这种情感。正是这种情感将促成那五十篇文字成为小说，而不是通讯报道。当我回想起与那班人在马雪比旅馆度周末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东西从自己身上抹去。现在开始写作时，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让“故事”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事实真相出现。这就像回忆一次炽烈的爱情，一次性的沉迷。非同寻常的是:随着怀旧情结加剧，随着故事开始成形，内心的激动就像显微镜下的细胞一样繁殖起来。这种怀旧情结太强烈了，我每次都只能写上几行字就停下来。没有任何情感能比这种虚无主义更刻骨铭心了，总是那么怒气冲冲，随时准备把一切抛入水中，心甘情愿地、急切地想让自己化为乌有。这种情绪也正是战争为什么会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读过《战争边缘》的人即使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也会无意中饱餐这种情绪。这就是我感到羞愧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始终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罪的原因。那一班人是偶然凑合在一起的，他们心里明白，只要这场特殊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不会再聚集在一起。他们谁都知道，并且极其坦诚地承认:他们间没有共同语言。 不管战争在世界别的地方激起什么样的热情和信仰，导致极其的贫困，它在我们这个国家却从一开始就是以双重的感情为其特征的。显而易见，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好事。这一点说起来并不复杂，用不着专家来解释。中非和南非的物质繁荣是可感知的，每个人都会一下子变得更有钱。尽管中非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只为确保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但这对非洲人来说同样也是个事实。用钱买不到商品这种严重的状况将不复存在。至少不至于严重到使人活不下去。当地的厂商开始生产原先得靠进口的商品，这样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战争的两面性———建立在最低效、最落后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的非洲经济原先是那么迟滞、萧条，它因而需要某种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战争正是这样一种冲击。还有一个理由是针对犬儒主义的———首先，一旦人们开始对自己所蒙受的耻辱感到不耐烦，他们就会开始怀疑一切。这场战争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场讨伐希特勒的邪恶主张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然而，在那一大片非洲大陆上，在大约半个非洲的领土上，希特勒关于某些人因种族的原因比别人优越的主张却大有市场。非洲大陆到处有不少人怀着嘲讽的态度欣赏着他们的白人主子加入军队去跟法西斯恶魔交战———那大都还是一些受过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他们爱看自己的白人主子急巴巴地登上征程，前往就近某个战场投入反对某种主义的战斗。而这种主义如果产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他们是一定会誓死捍卫的。整个战争期间，各种报纸的通讯栏目都充斥了这样的争论:任何一个非洲士兵都有可能拿枪口对准自己的白人主子，或者在晚些时候运用他所掌握的有关兵器的知识，那么，把一只哪怕很蹩脚的枪支交由他保管是否安全呢?得出的结论是———当然是正确的———这并不安全。 这儿有两条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正当理由，但从一开始，它们就具有某种令人愉快的讽刺意义。 （我再次不知不觉地以一种错误的口气来说话———我讨厌这种口气。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感情的封锁，一种对无法将相互冲突的事物糅合成一个整体的无奈和逃避。这样，不管战争多么可怕，人们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这种逃避意味着既不去改变什么，也不去破坏什么。这种逃避最终意味着个体的死亡或凋零。） 我只想简单地把事实记录下来。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场战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情况很糟，败局随时可能出现。这个阶段结束于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阶段却一直往下延续，直至战争胜利。对我们来说———我是指我们这些左派以及与左派有联系的自由主义者———这场战争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不参与这场战争。这妨碍了我们对它的忠诚———我们当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说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着苏联的。这个阶段因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告终。紧接着便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局面。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或者不如说对他们的共产党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对一个有朝一日将为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缺乏考虑。那就是社会活动问题，它是直接或间接由共产党的存在引发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觉中已受到共产党的鼓舞和激励，或被推向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情形即使在一个只有共产党的小组织存在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个小镇上，自俄国介入战争，左派因此而活跃起来以后，一个小管弦乐队、一些读者团体、两个剧团、一个电影协会相继宣告成立（共产党本身的活动在此暂不去说它），此外还有一个业余组织对非洲农村孩子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调查报告发表时，曾经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触动，使他们很长时间怀有一种负罪感，并促使六七个社团就非洲问题举行了研讨会。在这个镇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某种类似文化生活的东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欢迎，尽管这些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只限于他们是一班怀有仇恨的人。当然，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当时正处在生机勃勃并且教条主义泛滥时期的共产党人赞许的，但共产党还是鼓励他们，因为坚定不移地信任别人这在当时已形成一种小小的风尚。 对我们来说（我们那一带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后便是一个频繁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一个充满喜悦而自信的阶段———大约结束于一九四四年，即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于外部的事件，如苏联“路线”的变化什么的，而在于内部的因素，在于共产党自身发展的结果。回顾过去，我看得出，从这个共产主义集团成立的第一天起，这种变化就已呈端倪。当然，冷战一开始，所有的讨论会、社团组织都相继消亡了，任何对中国和苏联的兴趣都由热衷转向怀疑（但那些单纯的文化组织，如管弦乐队，剧团等等，仍继续存在下去）。在我们镇上，就在“左派的”、“进步的”，或者说“共产党人的”热情———这些用词哪个更确切，现在很难说得清———正处在最高涨的时候，党组织内部那些发起者就已经变得心灰意懒，或迷惘失措、或最大限度地丧失了责任心。当然，有一阵子，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谁都清楚了，在共产党或其集团内部，与生俱来就存在着一种自我分裂的规律。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或兴盛都是通过不断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来实现的。这种排斥并非由于某一部分人有什么优缺点，而是以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期是否与党内的方针保持一致而决定的。在我们这个规模不大、实际上十分可笑的业余组织里，发生在本世纪初即共产党开创时期伦敦那个称为伊斯拉克的组织身上的一切无不一一重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运动的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们就能从犬儒主义以及挫折与迷惑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现在我不想多说。从我们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我们当时跟非洲大陆上出现的运动并无任何联系———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会诞生以前，犬儒主义就存在了。当时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会，但他们并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白人。其中有一两个人来请教我们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形势是:一班极其好战的政客满脑子想着如何组织革命运动，他们不顾实际情况频繁活动，想促使黑人骚乱起来，但实际上就是再过若干年黑人群众也不会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产党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我们这个组织内部的斗争、冲突和辩论可能有助于它的发展，但由于没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毁灭。一年之内，我们的组织就分裂了、形成了帮派，出现了背叛者，而那忠诚可靠的坚强核心，除了个别成员外，一直在不断地变动。由于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动，我们的热情一天天在枯竭。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已开始，我们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味。我们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种强烈的犬儒主义思想已日渐冒头。一走出严肃的会议室，我们所开的玩笑便与我们所说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从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们的玩笑。一句略带恶意的言辞，一个稍嫌愤激的声音，十年以后都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致命的毒瘤。这样的情况我经常看到，除了政治团体或共产党组织，其他许多地方也不例外。 我要描述的这个组织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党内”斗争（我不得不在“党内”这个词上用上引号，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党”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成立过，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感情化的实体），它分裂成两派，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这些事那么微不足道，我现在甚至回忆不起来了。我们只是感到十分震惊和迷惑:那么大的仇恨和对立仅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组织问题而引起。两派组织同意继续合作———我们总算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但我们有各自的方针政策。出于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声来———一切都那么无关紧要，但事实是，这个组织就像一个由流放者组成的团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怀着流放者所怀有的深仇大恨。我们大约有二十来人，个个都是流放者。我们的观点远远赶在这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前头。噢，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之所以发生争吵，是因为我们中有一半人抱怨说某些成员“没在这个国家扎根”。我们就因这样一些方向性问题而闹分裂。 下面就谈谈我们这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吧。其中三人来自空军兵营，他们最初都是在牛津认识的———分别名叫保罗、杰米和泰德。然后是乔治·豪斯娄，一个养路工。维利·罗德是一个来自德国的难民。接下去是我自己。还有玛丽罗斯，她就出生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圈子里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自由的。这“自由”的含义是指我当初是自己选择到这个殖民地来的，只要我乐意，随时可以离开。但我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我恨这个地方，自从一九三九年初次来到这里结婚并成为一个种植烟草的农场主的妻子以后，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伦敦认识史蒂文的，他当时在那里度假。到农场后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欢史蒂文，但绝对无法容忍他那儿的生活。但我终于没有回到伦敦，而是进了城，做了一名秘书。多年以来，我的生活似乎显得很充实，开始三心两意地做一些暂时性的工作，并一直保持这种状况。比如说，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这个镇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种族隔离看做洪水猛兽。然而，在我身上始终存在着双重人格:共产党员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评判共产党员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种懒散症。我知道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回家的路将变得艰难，但我还是继续留了下来。我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我并不快活，但我还是去参加日暮后的聚会，跳舞、打网球，看日落。时间似乎显得那么遥远，我简直感觉不到自己曾经做过这一切。我“记不起”作为坎贝尔先生的秘书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样去跳舞的。好像这些事都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过，我好像认清过我自己，但这样的想法也只是那天找到了一张旧照片才产生的。那张照片上的人是个又瘦又小、脾气暴躁的小女孩，简直就是一个洋娃娃。比起当地的女孩子来，我自然显得老于世故;但经验却比她们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更多的事。女孩子们在那里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国就非得去争去抢不可。我的老于世故只是在文学和社交方面。玛丽罗斯显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伤害，但即便跟这样的女孩子相比较，我仍像婴孩一样缺乏经验。那张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家俱乐部的门口台阶上，手里握着个球拍。我看上去很开心，很刻薄。那是一张又小又尖的脸。我身上从来没有过殖民地人那种令人羡慕的品质———即好脾气。（为什么说它令人羡慕呢?反正我很喜欢那样的脾气）。我已记不起自己有过什么想法，只记得每天都对自己说:我现在必须订好机票回家。即使战争开始以后也一直这样想。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维利·罗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并非第一次。我当时年纪太轻，当然不可能参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们参加了。因此，共产主义和左派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不喜欢维利，他也不喜欢我。然而，我们却开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去做。在一个小镇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一起用餐。我们在一起差不多过了三年。然而，我们相互间既不喜欢，也不理解。我们甚至在一起睡觉时也不怎么开心。当然，那时候我没有经验，在那以前我只跟史蒂文睡过觉，但为期不长。我知道我们并不投合，这一点维利也知道。自从对性有所了解以后，我懂得了“不投合”这个词的某些真实的含义。它并非指没有爱情，没有同情心，不耐烦，不懂事理。两人在性关系上不投合，好像他们身上的化学结构就是对立的，但在跟别人上床时又会变得非常幸福。对了，维利和我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也就不去追求那种无益的欢娱。我们只能在感情上有些相通。我们都同情对方，两人都怀着一种悲怆的失望，并为之苦恼着，因为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无法使对方获得幸福。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选择对方作为自己的伴侣，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你说怪不怪，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具有被我称之为懒散或好奇心的品质，即使我觉得自己早就克服了它，但实际上它总是逗留在我身上挥之不去。这是不是由于脆弱?在我写下这个词以前，我从没想过这个词可以运用到我身上，但我揣测它确实可以用在我身上。然而，维利决不是个生性脆弱的人。相反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无情的人。 一写下这句话，连我自己也感到震惊。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蔼。我现在记起来了:许多年以前我就发现，不管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维利，总能同时用上它的反义词。是的。我翻阅了以前写的笔记，发现在维利的标题下曾列过一张表: 无情的 仁慈的冷淡的 热情的 感情用事的 讲究实际的 如此这般一直往下写。底下还有几行字:“当我写下关于维利的这些印象时，我发现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个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实际上所发现的是:用这些话来描述一个人的个性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一点。要描述一个人，你可以这样说:“维利僵着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让脸上那一对一闪一闪的眼镜片对准正在朝他看的听众，开始以严肃的口吻说话，语气中略现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问题的关键是———也正是这一点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于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在我列出这些意思相反的词语时，我便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这种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说“好与坏”、“强与弱”这样一些意义大相径庭的词语时，我的态度是超越道德的。当我开始编写“故事”或“小说”时，我便打算奉行这样的准则，别的一切我都顾不上了。我所关心的只是:我应该把维利和玛丽罗斯写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真实性。在左派的周围生活了二十年以后（这意味着有关文学艺术的道德标准的说教曾先入为主地影响过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张的却只有这一点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在我看来，人的个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圣的，与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吗?如果是，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回头再说维利。他是我们这个小组织的情感核心。分裂以前，他是那个较大组织的核心;在那以前，又是整个组织的核心———另外一个跟维利一样强有力的人如今正领导着分裂后的另一个组织。维利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核心，是因为他坚信他是正确的。他是个辩论大师，能十分精辟、十分理智地剖析社会问题，换句话也就是说，能愚不可及地信奉教条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鲁钝。然而，奇怪的是，人们继续围着他转，连那些比他更精明的人也不例外，尽管有时他们明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我们已经变得十分放肆，甚至敢当他的面嘲笑他，但一碰上咬文嚼字一类古怪的差事，我们仍得以他为中心，并依赖他。事实就是如此，这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比如说，当初他来推销自己，并促使我们接受他时，他说自己是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工作者。他还编了个十分荒唐的谎言，说自己杀死了三个党卫队员，把他们偷偷埋了，然后逃出国界线，去了英国。我们对此当然坚信不疑。为什么要怀疑呢?后来早年就认识他的山姆·克特纳从约翰内斯堡来到这里，他告诉我们维利在德国除了是个自由主义者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希特勒的组织，他离开德国也只是因为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对他的身世将信将疑。我们心里在想，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确信他会的。总之，他就是那么一个凭想像力虚构自己的大好人。 在此我并不想描写维利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当时也太司空见惯了。他是一个为逃避战争而来此留居的欧洲难民。如果我能够，我想描述一下他的性格。有关他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他总爱坐下来盘计十年内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然后预先制订出计划。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上的事没有比预见五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更困难了。这种做法叫做机会主义。但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可说是寥寥无几。机会主义者不仅需要有清醒的头脑（这种人很多），而且需要有固执的脾气和旺盛的精力（这种人就很少了）。比如说，维利自己并不爱喝啤酒，但战争期间整整五年时间内，他每个星期六上午都跟一位来自英国警察厅刑事调查部的人一起喝啤酒，而那人又正是他所蔑视的，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预计到这个特殊人物在他需要帮忙时有可能成为一位高级官员。他是对的，战争结束时，正是这个人帮忙维利大大早于其他难民取得了英国国籍。因此，维利比他们早一两年获得离开定居地的自由。后来是他自己不打算居住在英国，而是回到了柏林。但如果他选择英国，那时他就用得上这英国国籍了———反正就这么回事。他所做的一切都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的性质。然而，我们显然都不相信他会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都以为他确实喜欢那个来自刑事调查部的人，只不过他偏偏耻于承认自己喜欢一个“阶级敌人。”因此，当维利每每说起“他对我将来会有用处”时，我们便会友好地嘲笑他的弱点，并觉得他因此而具有人情味了。 是的，我们本来觉得他是没有人情味的。他担任的是政委的职务，那是共产党内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人。然而，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分子。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他骨子里是赞成现成的秩序、规范和传统的。我记得杰米就曾嘲笑过他，说他如果星期三成功地领导了一场革命，到了星期四就会任命一位前朝旧臣做他的部长。对此维利的解释是，他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对那些感情脆弱、命运不济、或者未能适应环境的人毫无同情心。他蔑视那些生活中受个人情感困扰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不会花上一整个晚上好言相劝某个陷入困境的人，而是说他的劝告往往会使对方觉得自己犯不着那样怨天尤人。 维利受过最传统、最中产阶级化的教育。他是在二十年代的后期和三十年代的柏林长大的，他把当时的社会称为颓废的社会，但他自己正是其中的一分子。十三岁时，他迎合时代的风尚沾染上同性恋的恶习;十四岁时，受过女仆的诱惑。然后便出入各种聚会，开快车，与餐厅的助兴歌手为伍。他还曾经心血来潮想感化一名妓女，为此事至今感情上仍是个犬儒主义者。他对希特勒怀有贵族式的蔑视态度，身上的钱包总是鼓鼓的。 他总是衣冠楚楚———即使在这定居地，一星期只挣几英镑时也是如此。身上穿的那一套西装显得很雅致，是花十先令由一位印度裁缝做的。他的身材适中，体型瘦削，背有点驼。戴一顶鲜亮无比的帽子，陡然掠向脑后的乌黑头发在帽子的映衬下闪闪发光。高高的前额显得苍白，一对极其冷峻的蓝眼睛经常隐现在专注地直视前方的镜片底下。鼻子高高隆起，一副权倾天下的样子。当别人说话时，他会眨巴着眼睛耐心地听下去，然后摘下眼镜，起初会露出那双一眨一眨显得缺乏生气的眼睛，接着突然间眯起来，显出十分严厉的样子，并以一种足以使人大吃一惊的傲慢口吻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维利·罗德，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后来去了东德（那是在他期望在伦敦谋取一个高薪的工作失败以后的事。请注意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极其坦率的话:“我听说那边的人日子过得很舒服，有车子又有司机。”），成了一位很有权力的政府官员。我相信他是个极其能干的官员。我相信他在可能的情况下是很讲人道的。但我忘不了在马雪比时的他，忘不了在马雪比时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在我看来，我们作为政治活动分子所度过的日日夜夜，远没有比马雪比那段经历更说明问题，尽管我们当时政治上只是向壁虚构，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切实的责任。 来自兵营的那三个人尽管在牛津时是朋友，但到了这里除了穿一式的制服外，其他一概不相协调。他们自己也承认，战争一旦结束，他们的友谊也就结束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以一种轻浮、生硬、自我解嘲的口吻承认他们相互间缺乏真诚的好感。那种说话的口吻也是我们大家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常采用的。但这个“大家”并不包括维利，他对这种作风的迁就可算是他对自由的默认。这也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的一种表现。在牛津时，这三个人就是同性恋者。当我写下这个词并看着它时，我能意识到它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威力。但当我回想起他们三人，想起他们的为人，他们的性格时，这种震惊或不安也就不复存在了。不错，对于“同性恋”这个词，我不得不克服对它的厌恶和不安。这真太奇怪了。我把这个词的含义限制在已经说过的那一层意思上。仅仅过了十八个月，他们就拿“我们同性恋那阵子”来开玩笑，并为自己做了所谓的时髦事而感震惊。他们曾经是一个二十来人的松散的团体的成员，或多或少有点左倾，有点爱好文学，相互间都有这样那样同性恋的交往。这就使这班人显得很惹眼。那都是战争初期的事了，当时他们正等待应召入伍。回顾这段历史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有意摆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样子作为对社会的反抗，而性就是这种反抗的一部分。 三人中就其个人的魅力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保罗·布莱肯赫斯特。他是个年轻人，我以他为原型在《战争边缘》里创造了那个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勇敢的年轻飞行员。其实，他一点热情也没有，只是给人造成那样一种印象而已，因为他对于任何道德的或社会的反常现象都表示由衷的欣赏。他的冷淡隐藏在他的魅力之中，隐藏在他为人处事的优雅的仪态之下。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长得魁梧结实，但行为举止既谨慎又轻浮。他的脸圆圆的，眼睛则既圆又蓝，皮肤白皙得出奇，但可爱的鼻梁上已布满了浅浅的雀斑。他柔软的头发乱蓬蓬的，总是披散在前额上，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浅黄色，而在阴暗处则呈现一片暖和的黄褐色。线条分明的眉毛也一样既柔和又富有光泽。在任何人面前他都显得那么一本正经，那么彬彬有礼，眼里谦恭地闪烁着一片明净的蓝光。为了表示他的诚恳和赞许，他的身子甚至总有点前倾。与人初次见面时，他总是那样柔声细语的，既亲切又恭顺。很少有人会违拗这位满口婉辞（当然是违心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大多数人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他其实在嘲弄他们。我曾经看见:许多女子（甚至还有男子）一旦领悟到他那残忍的柔声细语的真实含义时，无不因震惊而脸色发白。她们会惊奇地看着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如此坦诚的一个人竟然会与蓄意的粗野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傲慢自大这一品质上，他极像维利。这是一种贵族式的傲慢。他是个英国人，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极其聪慧，他的父母都很有教养，他父亲还是个爵士什么的。他绝对具有那种因循守旧、不愁吃穿的大户人家所培养出来的精神和体格。这种家庭———他总是以嘲讽的口吻提起它———遍布整个英国的上层社会。他会慢吞吞地说:“十年以前，我就曾经声称过英格兰属于我，我知道这一点!当然，战争会一笔勾销这一切，不是吗?”他的微笑转达出的意思是，他对什么事都不相信，并希望我们能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这一层。他原先打算战争一结束就回到伦敦城里去。他还以嘲讽的口吻谈过这件事。“如果我讨了个好老婆，”他说这话时只在嘴角上流露出一丝笑意，“我就要做个管工业的头头，我有智慧、教养和背景———我所缺的只是金钱。如果讨不到好老婆，我就做一名中尉———当然，听别人发号施令，自己用不着承担多少责任，那也会很有趣的。”但我们全都知道，他至少可以做一名上校。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他对这个“共产党小组”满怀信心的日子里，这一类谈话也一直在继续。他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是一套，而后在咖啡馆里又是另外一套。但他并没有轻浮到如嘴上所说的那样子，如果他正好赶上了某次政治运动，又恰好用得上自己的才能，那他倒是一定会在这个政治组织里干下去的。跟维利一样，保罗也正是因为不能如愿以偿做他的商务顾问，才做了共产党的行政官。噢，不，回顾过去，我看清楚了，当时那种反常的现象和犬儒主义都只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他还嘲笑共产党的制度。毫无疑问，他对这种制度一点也不相信，他的嘲讽是真诚的。他会摆出一个未来的空军中尉的架势，用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凝视着维利，然后慢吞吞地说:“我正在有效地浪费我的时间，你会这样说我吧?你会说我在观望我们的同志吧?我会让那些跟我作对的中尉们大吃一惊的，是不是?不错，我应该去了解我的敌人。亲爱的维利，你似乎也是这样子。”维利听了这样的话总是微微耸耸肩膀，表示赞许地笑笑。有一次他甚至说:“你太幸运了，你已为自己留下了退路，而我却是个难民。”他俩喜欢在一起。尽管保罗（作为一个未来的工业官员）宁死也不肯承认自己对什么东西真正感兴趣，但他对历史确实很着迷，因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欣赏似是而非的事物———在他看来，历史就意味着悖谬。维利和他一样热衷于历史，但并不喜欢那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我记得他曾这样对保罗说过:“只有一个真正外行的人才会以为历史是由一系列似是而非的事件组成的。”保罗则这样回答他:“我亲爱的维利，我是没落阶级的一员，我不可能有另外的认识，这一点你难道不能首先理解吗?”保罗说到这里便不说了，又摆出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把大多数人看做低能儿。尽管嘴上没有说出来，实际上他的态度已经变得很轻浮。我敢说，他之所以接近我们首先是因为我们主动邀请他加入，其次是因为他爱上了我。当时，在各种场合下，可以说我们都相互爱慕。用保罗的话来说是:“人们应该尽可能相亲相爱，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他没有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可能阵亡。但他又从来不相信自己真的会阵亡。他精确地计算过自己的生存机会。现在这机会比早些时候，即不列颠之战 ① 期间大多了。他驾驶的是轰炸机，那比战斗机的危险性小得多。再说，他有个叔叔在空军中担任高级职务，他曾过问过，并决定（也许是预先安排的）把保罗调到印度去，而不是英国。那儿出事的可能性相对小得多。我觉得保罗是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换句话是说，他与生俱来便觉得自己具有一种安全感，从来没有想过死亡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与他一起飞行的人———告诉过我:他向来很冷静，很自信，而且处事精细，天生是个飞行员。在这方面，杰米·麦格莱斯与他就大不一样。尽管他也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但他却整天恐惧得要命。一天的飞行结束以后，杰米常常一走进旅馆就说自己的脑子出了毛病。他承认由于焦虑过度连续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他曾沮丧地跟我说过心里话:他预感明天就有可能阵亡。飞行结束后第二天他从军营打电话给我，说他的预感已经得到验证，因为他的飞机差点坠毁，他能活下来纯属幸运。训练对他来说是一种无休止的痛苦。 然而，在战争的后期，我们开始有计划地轰炸德国城市，杰米也一直驾驶他的轰炸机穿过德国领空，而且飞得很出色。他不间断地飞行了一年多，并且活了下来。 但保罗却在离开殖民地前一天死了。他已经被调到印度，看来他的叔叔是对的。最后那个晚上他跟我们一起聚会。通常他很能节制自己的酒量，即便装出跟大家豪饮时也不例外。但那天晚上他却喝得酩酊大醉，杰米和维利不得不把他扶进旅馆的浴室里去醒酒。他回到军营向那里的朋友告别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据杰米后来告诉我，当时他站在飞机的跑道上，仍然处在酒后的半知半觉状态，冉冉升起的太阳照见他的眼睛———当然，凭保罗的为人，他不愿让别人看出他喝醉过酒。一架飞机着陆了，就停在离他几码远的地方。保罗转过身去，阳光照得他两眼昏花，他于是径自撞进螺旋桨里去，当时他一定把螺旋桨当做了一束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两条腿整个儿给切断了，他当场死于非命。 杰米也是个中产阶级，但他是苏格兰人而不是英格兰人。但他身上没有一点苏格兰人的痕迹，除非等他喝醉了酒，像格伦科那样一提起古代英格兰人的暴行就情绪激奋起来时。他说话的声音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牛津拖腔，口音很重，在英格兰几乎没有什么人听得懂他;而在殖民地，这种腔调也显得很滑稽可笑。杰米自己知道这一点，经常有意加强这种腔调以便惹他所不喜欢的人生气。而对于我们这些他所喜欢的人，他会表示他的歉意。“我完全知道我的口音很可笑，”他会这样说，“但等战争一结束，它就能为我换取面包和黄油了。”杰米和保罗一样并不相信他所信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至少骨子里存在着这种思想意识。他的家总的来说没有保罗的家那样显赫，好像是属于某个家族的行将没落的一支。他的父亲现已退休，先是个很不称职的驻印英军上校———说他不称职，那是因为他正如杰米再三所说，“他一点也不像个军人。他喜欢印度人，主张人道，信奉佛教———我告诉你!”杰米说他是喝酒过量而死的。我想他说这话只是为了抬高他的父亲。他还出示给我们看那位老人写的诗，他内心也许暗暗为他而自豪。他是个独子，他爱自己的母亲，她生他时已年过四十。乍一看，杰米跟保罗的体型很相像。他们两家相距只有一百码远，人们都当他们来自同一个宗族，相互间很难加以区别。但是，可以说，他们体质上的相像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其性情上的差异。杰米浑身的肌肉沉甸甸的，差不多称得上又矮又胖;他的举止也显得沉甸甸的。他的手很大，而且胖墩墩的，很像一双孩子的手。他的五官跟保罗一样也是白白净净的，眼睛蓝蓝的，但缺乏魅力，目光总是那么凄楚，充满孩子般的哀求与期待。他的头发暗淡无光，油乎乎地披散开来，他的脸即使在乐意让人注视时也显得那么死气沉沉的。它太饱满，太成熟，肌肉差不多有点松弛了。他没有什么野心，与生俱来就像一位大学的历史教授，没有任何奢望。与别人不一样，他的确是个真正的同性恋，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如此。他爱保罗，但又看不起他，而保罗则又厌烦他。后来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女人为妻。去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这桩婚姻———这信显然是他在喝醉酒以后写的。他的全部心思，可以说，只留在过去。他们同床而眠，对她说不上有多大乐趣，对他则一点乐趣也没有———“尽管我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我向你保证!”———他们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她怀孕了，他们间的性生活也就随之结束。总之，这是一桩很平常的英国式的婚姻。他的妻子显然一点也不怀疑他是个不正常的男人。他十分依赖她，如果她死了，我相信，他会自杀或酗酒的。泰德·布朗是个最富创见的人。他出身于一户人口众多的工人家庭，一直来总是得奖学金，最后进了牛津大学。他是三人中惟一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者———我指的是天生的或本质上的社会主义者。维利经常抱怨说，泰德的行为举止就像生活在一个全盛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者从小就在某个该死的农场长大。泰德两眼盯着他，由衷地感到迷惑，他无法理解这有什么可指责的。然后他会耸耸肩，不再去计较维利的话，以新的热情投入到其他的事情中去。他是个活泼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身材修长，头发又黑又乱，长着一双浅褐色的眼睛。身上经常没有钱———他的钱都被他捐助掉了。身上穿的衣服总是邋邋遢遢的———他没有时间打扮，或者就是把衣服送了人。他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因为他的时间全都奉献给了他人。他爱好音乐，这方面的知识主要靠自学获得;他还爱好文学，热爱他的同胞。在他看来，他的同胞被人扼杀了天性，和他一样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阴谋集团的牺牲品。当然，他们原先的天性是美的，高尚的，善的。他曾经说过，他宁可做一个同性恋者。这话的意思是，许多人需要他去保护。原来，他不忍心看见他那个阶级的其他年轻男子过不上像他那样的优裕的生活。有的年轻人似乎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其原因并非他们那里没有更合适的事可做。他会在兵营里找到这样一个机械师，或者在城里的某次聚会上发现这样一个小伙子，然后就抓住他不放，要他读书，教他音乐，向他解释生活如何充满着辉煌的冒险。他跟我们解释说，“当你在石块底下发现一只蝴蝶 ① 时，你就得把它救出来。”他经常带着某个粗野的、呆滞的青年闯进我们所住的旅馆，要求我们“共同照顾他”。他自己就经常这样做。在殖民地两年时间里，他一共救助过十来个游手好闲者。这些人都高兴与他在一起，由衷地尊敬他，而他则一视同仁爱着他们。他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战争结束以后回到英国，他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让他们学习，引荐他们参加工党———那时他已不再是共产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确保他们不再冬眠。他结了婚，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极其浪漫地娶了个德国姑娘，生了三个孩子，在一所为穷人孩子开办的学校里教英语。他是一名称职的飞行员，但他故意在最后一次考核中不及格，因为当时他正忙于救助一位来自曼彻斯特健壮如牛的小伙子。那人拒绝学习音乐，坚持认为足球比文学重要。泰德向我们解释说，挽救一位陷入黑暗之中的青年远比为战争增添一名飞行员重要，不管这战争是不是反对法西斯。这样，他就继续留在了地面，后来又被派遣回国，在某个煤矿里工作。但那段经历给他的肺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他为之付出那么多的青年却是他惟一的一次失败。 因不适应煤矿上的工作而被辞退以后，他辗转到了德国，做了名教师。他的德国妻子是个讲究实际、十分称职的护士，这对他的健康大有好处。这时候的泰德需要别人照顾。他伤心地抱怨说，他的肺病迫使他不得不进入“冬眠”了。 即使这泰德也被党内这种普遍的气氛感染了。他看不惯党组织内部的明争暗斗，那次分裂出现时，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显然不配做一名共产党。”他十分伤心而刻薄地对维利说，“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吹毛求疵的事都很荒唐无聊。”“是的，你显然不配做共产党员，”维利回答他，“我只是在一再考虑你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明白这一点。”泰德尤其感到不安的是，他是在上次论争以后才审时度势进入维利所领导的这个小派系的。他觉得另一派系的领导人，即那位来自兵营的老马克思主义者下士，是位“干巴巴的官僚”，但作为一个人，他仍更喜欢他，而不是维利。然而，他还是站到了维利这一边……提起这一点使我想起以往没有想到过的一些事。我一直坚持使用“组织”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班人，与某个集体联系在一起———不错，那几个月我们每天都见面，每天都在一起谈上几个小时。但回想起来，回想起实际所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并非如此了。比如说，我觉得泰德和维利就从来没有真正交谈过———他们总是相互回避。噢，不，有一回他们碰在了一起，但那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事情发生在马雪比旅馆的阳台上。虽然我已记不清他们当时为了什么而争吵，但我仍记得泰德冲着维利大声嚷嚷:“你就是那种早饭前用枪打死五十个人，过后还能吃下六道菜的人!你用不着下命令让别人去执行，你自己就会这样做。”维利这样回答他:“是的，只要有必要，我会这样去做的……”他们如此这般争吵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牛车隆隆地驶过尘土飞扬的大沙漠，火车在印度洋和首都之间的铁路上蹒跚而行，身着卡其布的农民在酒吧里喝酒，一群群找工作做的非洲人徘徊在蓝花楹树下，一小时一小时耐心地等待着大老板布斯比先生腾出时间过来与他们面谈。 其他人这时在干什么呢?保罗和维利在没完没了地谈论历史。杰米在跟保罗争辩———通常也是关于历史。实际上，杰米一遍又一遍重申着同一个意思:保罗是个轻浮、冷淡而又无情无义的人。但保罗和泰德相互间并无交往，他们甚至从不争论。而我所起的作用是“领袖的女友”———用来调和各方面的矛盾，那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作用。当然，如果我跟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关系特别好，那我所起的作用就只会导致分裂，而不是团结了。还有玛丽罗斯，她是个无与伦比的大美人。这个组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集体呢?是什么将它凑合起来呢?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保罗和维利相互间那种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和魅力。他们两人太相像了，因此也就必然会有如此不同的结局。 是的，维利那口粗哑而标准的英语和保罗那个美妙而冷静的腔调———就是这两个声音每天晚上一刻不停地响在庚斯博罗旅馆里。在我们移住马雪比以前，在一切都发生变化以前，这就是我所清清楚楚记得的有关这个组织的一些事了。 庚斯博罗旅馆实际上是一所寄宿舍，可供房客长期居住。城里的寄宿舍大多由民房改造而成，当然更舒适，但也过于追求高雅，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在这种寄宿舍里住过一个星期就离开了:城里那种粗暴的殖民主义作风和住满先前从未离开过英国的中产阶级的寄宿舍那种一本正经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对此实在无法容忍。庚斯博罗旅馆则不同，它是一座新盖的大楼，地板咯吱作响，外观十分丑陋，里面住的全是些难民、职员、书记员和一时找不到住房的新婚夫妇。由于战争，这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房租一天天上涨。 维利是在取得他的特权以后一星期才住进这家旅馆的。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从国别上说的外国敌人，像他这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其他的德国难民都谎称自己是奥地利人，或者尽量不去抛头露面。但维利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却明确写下“维廉·卡尔·高特勒·罗德博士，柏林人，一九三九年到达”等字样。开办这家旅馆的詹姆斯太太很有点敬畏他;他特意让她知道他的母亲是个女伯爵。他母亲的确是个女伯爵。詹姆斯太太相信他是个医生，而他也不去费心让她明白在欧洲“Doctor”一词还有别的意思 ① 。“她是个蠢人，这可不是我的过错。”当我们为此谴责维利时，他这样回答。他免费做詹姆斯太太的法律顾问，出钱资助她，当他得不到他所要的东西时又对她很粗暴。总之，他让她围着自己团团转，用他的话来说，“就像一只吓得胆战心惊的小狗。”她是某个矿工的遗孀，她丈夫死于一次发生在边界地区的塌方事故。她已年过半百，长得很胖，常受人欺侮，总是忙进忙出，工作效率很低。她让我们老是吃炖菜、南瓜和土豆。她的非洲佣人常常欺骗她。在维利告诉她如何管理旅馆以前，她老是丢钱。维利住进那里以后一星期就自告奋勇为她出谋划策。在他的指导下，她赚了很多钱———当维利离开这家旅馆时，她已成了一个富婆，由他帮忙选定的财产投资遍布全城。 我就住在维利的隔壁，我们同桌用餐。我们每天都有朋友来访。那间巨大而简陋的餐厅最迟八点关门（七点至八点是晚餐时间），但对我们却一直开放到午夜。我们甚至可以在厨房里自己弄茶点，詹姆斯太太最多穿着睡衣下楼来，一边客客气气地微笑着，一边要求我们把声音放低点。按照规定，晚上九点钟以后房间里不可以留客人;但我们可以一星期几个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开会学习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一切，詹姆斯太太则一天天富起来，而维利仍说她是只笨鹅，没有一点生意头脑。她总是说“是的，罗德先生”，一边傻笑着，胆怯地在他的床沿坐下，点着烟抽起来。那模样简直就像个女学生!我记得保罗曾经这样对维利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便把一个老妇人改造成傻瓜，这样做正当吗?”“我帮她赚了很多钱。”“我是说性。”保罗说。维利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他确实不懂。用这样的方式谈论性，男子远没有女子敏感;但他们的诚实也远比不上女子。 这样，庚斯博罗旅馆就成了我们左派俱乐部和党小组的活动场所。对我们来说，它是跟我们勤勉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第一次住进马雪比旅馆完全凭一时的冲动。事情是保罗一人促成的。他驾驶的飞机在那一带飞行，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得不迫降。他跟他的教官一起乘车返回驻地，中途在马雪比旅馆用中餐。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庚斯博罗，喜气洋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你们绝对不会相信———就在那片灌木丛中，那四周小山环绕、到处长满野花野草和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的地方有一个马雪比旅馆。那里的酒吧店有现成的飞镖靶和打硬币游戏 ① 用的台板，热气腾腾的牛排和腰子馅饼保持在九十度。除了这一切，还有布斯比夫妇———他们跟盖茨比夫妇一模一样———还记得吧，我是说在埃尔兹伯里 ① 开酒吧的两口子?布斯比夫妇过去也许从来没有离开过英格兰一步。我敢担保他以前当过准尉副官。这一点不会有错。” “那她以前一定是个酒吧女招待，”杰米说，“他们有一个待嫁的漂亮女儿。还记得吗，保罗，在埃尔兹伯里时那个可怜而令人讨厌的女孩子老是拿眼睛盯住你?” “你们这些殖民地居民自然无法理解这种极端不协调的现象。”泰德说。这样的玩笑实际上暗示我和维利是殖民地居民。“这个国家里有一半旅馆和酒吧都是那些先前从未离开过英格兰的退役准尉副官开办的。”我说，“只要你们舍得离开庚斯博罗一步，就能发现这一事实。” 我的玩笑是说泰德·杰米和保罗太不把这个殖民地放在眼里，以致对它一无所知。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它了如指掌。 “让我们过去看看这个地方吧。”泰德说。“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喝上一杯。然后乘公共汽车返回营地。”他以他惯常的热情建议，似乎马雪比旅馆毫无疑问是生活中最美好的地方。 我们都朝维利看。那天晚上本来有个会，由正处于兴盛时期的左派俱乐部召集。我们本打算都去参加。我们先前还从来没有逃避过自己的责任。但维利同意了，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事情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完全可以照办。今天晚上詹姆斯太太的南瓜就让别人去吃吧。” 维利有一辆转了五次手的廉价车。我们五人都坐上了这辆车，朝大约六十英里远的马雪比旅馆进发。我记得这是一个晴朗而又令人烦闷的夜晚———密密麻麻的星星挂在低空，不断逼近的雷声伴随着阴沉沉的闪电。我们的车子穿行在山丘之间，道路两旁是成堆的花岗岩石子，这也是这一带的一大特色。花岗岩里积蓄着热量和电能，因此，当我们的车子经过那一座座小山时，那一阵阵热风就像人的拳头轻轻地击打着我们的脸颊。 八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达了马雪比旅馆，发现酒吧店里灯火辉煌，挤满了当地的农民。那地方不大，但亮堂堂的，木板墙擦得很光洁，黑色的水泥地板也熠熠生辉。正如保罗所说，酒吧里确实有用旧了的镖靶和打硬币游戏用的台板。布斯比先生就站在柜台后面，六英尺高，胖乎乎的，肚子向外凸出，背部厚厚的像一堵墙，沉甸甸的脸庞上布满因喝酒过度而暴出的青筋，一双冷静、敏锐、鼓鼓囊囊的眼珠子主宰着脸部的一切。他仍记得保罗，并问他飞机修理得怎么样。飞机并没有损坏，但保罗却开始大谈特谈机翼如何被雷电击中，他如何跳伞挂在树梢上，他的教官又如何过来把他抱住———显然全都是假话，但布斯比先生却始终显得很焦虑。保罗把事情说得那么煞有介事，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临末了还抹一把英雄泪补充说:“我的职责不是问为什么，而只是去飞，去死。”说得布斯比先生终于勉强地发出一声低沉的讪笑，并问他要不要喝一杯。保罗想进店里喝———可以说，那是对一个英雄的礼遇。但布斯比伸出手要他先付钱，一双眼睛紧紧眯起，长时间地盯住他，那意思好像是说，“是的，我知道这不是个玩笑。如果我会上你的当，那你真该把我当傻瓜了。”保罗付了钱，摆出十分潇洒的样子继续跟他交谈。一会儿以后，他嬉笑着过来对我们说:布斯比先生曾经在伯明翰轻武器公司担任过中士警官，在英格兰休假时娶了妻子，她现在就在柜台后面的店堂里做事。他们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他们开办这家旅馆已整整十一年。“这真太让人羡慕了，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听见保罗口中这样说，“今天中午这顿饭吃得真让人开心。” “但这会已九点钟了，”保罗说，“餐厅马上要关门，店主不肯接待我们。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们得挨饿了。请原谅我没把事情办好。”“我去看看是不是还能想点办法。”维利说。他走过去见布斯比先生，要了杯威士忌，过了五分钟，他已设法让店主专门为我们开放餐厅。我至今不知道他当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开始，在这个挤满穿褪色卡其布的农民和他们邋遢的妻子的酒吧里，他显得特别古怪，自他进来以后，所有的人的眼睛都频频朝他看。他身上穿一套别致的山东绸米色西装，头发在眩目的灯光下更显得乌黑油亮，脸色有些苍白，但神态温文尔雅。他说的一口英语过于正确，使人一听便知是个德国人。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专程从城里来到马雪比，为的是品尝这里颇有口碑的饭菜，想必布斯比先生不会使他失望。他说话的口气与刚才保罗吹嘘自己如何跳伞的口气一模一样，也是那样简慢而隐含残忍。布斯比先生一声不响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一双大手撑在柜台上一动不动。维利然后沉着地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一英镑的票子。我揣摩这许多年以来没有人敢如此堂而皇之地塞小费给布斯比先生。布斯比先生没有即刻回答。他故意把头扭过一边，把目光落在站在一旁、手中一律捧着一个大酒杯的保罗、泰德和杰米身上，并盘算起他可能获得的收益。这时，他那双眼睛凸得更厉害了。他说:“我得看看我的妻子能做点什么。”然后便走开了;维利的那张票子依然放在柜台上。维利本打算把它收回，但最后还是让它在原处放着，走到我们跟前。“不会有问题了。”他宣布。 保罗已在忙着留意一位农家姑娘。她大约十六岁，长得很漂亮，矮矮胖胖的，穿一件镶荷叶边的花布衣服。保罗站在她面前，一只手高高地举着酒杯，以一种轻浮而愉快的口吻说着话:“我一走进这个酒吧就想告诉你，你这套装束三年前我在阿斯科特 ① 时见过一次，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那女孩被他说得有点不知所措，她的脸红了起来。但我想过一会她就会明白他是何等的轻慢无礼。维利这时用手拉住保罗的手臂，说:“嘿，伙计，这一套还是过一会再说吧。” 我们走到外面，来到一条长廊上。马路对面有几棵花紫树，树叶子在月光下闪闪烁烁。一列火车停在一旁，嘶嘶地冒着蒸气，向铁轨上滴水珠。 泰德以充满热情的口吻悄悄对保罗说:“保罗，我懂了，为了摆脱你的命运，你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向整个上层阶级开火。”我马上表示赞同。这种情况已决非首次出现。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保罗的傲慢无礼使泰德大为光火，他虎着苍白的脸走开去，说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保罗说话了。“维利和你是一丘之貉。”当时我和玛丽罗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好言相劝才使泰德回心转意。然而，这时候保罗却轻慢地说:“她从来没听说过阿斯科特，当她弄懂了我的意思，她会感到受宠若惊的。”泰德愣了好一会才说:“不，她不会的，不会的。”又沉默了一会，我们都在看微微晃动着的银白色的树叶子，他补充了一句:“真见鬼!我的话你这一辈子也理解不了，你们两人都理解不了。我不在乎了。”他说最后一句话的语气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简直有点轻浮。他笑了起来。那种笑也是我从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我感到很难过，很困惑———因为在这场争论中泰德和我一直是盟友，但他现在把我抛弃了。 旅馆的主楼就坐落在马路边，它包括一间酒吧，一间餐厅和楼背后的厨房。临马路有一条由木头柱子搭建而成的走廊，上面攀附着一些植物。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打着哈欠，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和饥饿。不一会，布斯比太太在她丈夫的召唤下走出了她的房间，招呼我们进餐厅，并关上了大门，以便再不让别的旅行者进来吃饭。这条马路是这个殖民地的交通要道之一，常常挤满了车辆。布斯比太太是个身材魁梧的胖女人，显得很朴素，长着一张黑黑的脸，花白的头发紧紧卷着。她穿一件紧身胸衣，臀部向外凸出，胸部高高的就像搭着一个架子。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但又显得庄重沉稳。她向我们道歉说，由于我们来得太迟，她无法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但她会尽力而为。然后她便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再见，把我们留给侍者照管。那侍者因规定的工作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还得接着留下来给我们服务而显得郁郁不乐。我们吃着一盘盘可口的烧牛肉、烤土豆和胡萝卜。随后上来的是苹果馅饼、奶油和当地的干酪。都是些英式酒吧的传统食品，烹调得很出色。整个餐厅静悄悄的，所有的桌子都擦得很干净，为第二天早餐做好准备。门窗上挂着厚厚的印花亚麻布帘子。马路上驶过的汽车的前灯照亮了帘子，使上面的印花图案隐去，沿着马路朝城市方向扫射而过的车灯那么刺眼，使帘子上那有红有绿的花卉图案闪耀出一团红通通的光芒。我们大家都有些困，谁也不想多说话。但过了一会，我的感觉好多了。与往常一样，保罗和维利把侍者当自己的仆役，把他支使来支使去，向他发号施令;而泰德则很快恢复了自制力，开始以平等的口吻跟他交谈———甚至显得比往常更热情。我看得出，他对自己刚才在走廊上的态度很感惭愧。当泰德询问侍者有关他的家庭、工作和生活，并主动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情况时，保罗和维利和往常一样只顾吃。他们早就认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你有没有想过，泰德，你对用人如此亲切，你是不是存心要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呢?”“是的。”泰德回答。“那我就帮不上你的忙了。”维利说，一边耸了耸肩膀，那意思是说泰德已无可救药。杰米要求再上饮料。他已经喝醉了;据我所知，他比任何人都容易喝醉酒。布斯比先生很快走了过来，说我们作为旅行者可以喝酒———一开始允许我们这么迟进来用餐时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但他要求我们别喝烈酒。我们于是要了葡萄酒;他便给我们上了经过冷藏、出产于好望角的白兰地。这是一种名酒。我们并不想喝布斯比先生同时拿过来的纯正的好望角白兰地，但还是品尝了一点，然后便更多地喝白葡萄酒。维利这时宣布我们大家下周周末再到这里来，并问布斯比先生能否接待我们。布斯比先生说这绝对没有问题———一边递过一份账单，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钱凑齐结清这份账。 维利并没有问大家是否有空来马雪比度下周的周末，但这显然是个好主意。我们驱车行驶在阴冷的月光下，弥漫在山谷中的雾凉飕飕的，白茫茫的一片。夜已很深，我们都有些醉了。杰米已辨不清东南西北。当我们回到城里时，时间已经实在太晚，三位飞行员已无法返回营地。他们因此就在庚斯博罗旅馆我们那间房子里住下，而我则到维利的房里去睡。那些日子里，他们通常很早就得起床。四点左右，他们就步行到城外等待搭车返回营地;他们三人都得在六点钟左右驾机起飞，那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下一个周末，我们全都去了马雪比:维利和我，玛丽罗斯，泰德，保罗和杰米。那是星期五的晚上，天色已晚，因为我们党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线”问题的讨论。与往常一样，问题围绕着如何促使非洲劳动大众进行武装斗争。由于意见分歧，讨论进行得很激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参加这次特殊的晚宴。全部有二十来个人，讨论的结果是:尽管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也同时觉得我们自己已无所适从。 当我们提着箱子或旅行包坐进车子时，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在车子开出市郊以前，我们一路上一直不说话。然后，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又在保罗和维利之间展开。他们所说的话在会上都已详尽地陈述过，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听着，希望他们能说出什么新的见解来，以便使我们摆脱迷津。“路线”问题既简单又令人肃然起敬。在一个黑人作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显然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因此，它的“行动方针”必然需要通过白人中的先进分子和黑人的先锋的联合来实现。因此工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谁是黑人的先锋呢?显然是黑人的工会。但当时还没有黑人工会，因为工会组织还没有合法化，黑人劳动大众还没有行动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而白人工会则心怀妒忌，不愿意让他们享有特权，因此，他们对待非洲黑人的态度反而比其他白人更具敌意。就这样，本来应该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也是必须发生的一切（因为无产阶级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而鸣锣开道），在现实中却并没有发生。然而，这条基本原则也实在太神圣了，使人无从质疑。黑人的民族主义在我们的圈子里表现为一种右倾的错误（这也是南非共产党的现状），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斗争。这条发轫于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基本原则毕竟在道德上、情感上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莫大的满足。 我看我的腔调不知不觉地又带有一种自我惩罚、怀疑人生的意味了。然而，这腔调就像敷于伤口的药膏，多么令人快慰啊!那的确是一个伤口———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在回忆起自己“在党组织内”或“靠近党组织”时的经历时，不能不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像那种危险的怀乡病，就像死了最亲近的一些亲人一般。现在我尚能坦诚地写出这一切，就让我再继续写下去吧，但那样的腔调是要不得了。 我记得，当时是玛丽罗斯开了口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你们这会儿所说的全都是刚才说过的。”就这一句话就阻止了这场争论。她经常这样做，她有能力使我们大家都安静下来。尽管男人们觉得她毫无政治头脑，但他们都得照顾她的面子。她不会，或者说不愿意，使用政治术语，但她能很快抓住事情的要害，用简单的语言把它表述清楚。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跟维利一样，这种人只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时才能真正接受各种观点。 此时她说:“肯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要不然，我们也就用不着花那么多时间讨论它。”她说得很自信。但男人们没有回答她，她感到了他们对她的容忍，于是显得很不安，恳求说，“我并没有说我说得对，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由于她的恳求，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维利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当然，你说得很对。像你这样漂亮的人是不会说错话的。” 她就坐在我身边。黑暗中她转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我们经常交换那样的微笑。“我想睡觉了。”她说，随即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只小猫似的睡了过去。 我们都感到疲劳了。我想，那些没有参加过左派运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没日没夜、没年没月地工作的。我们毕竟都得为生计而奔波，那几位来自兵营的人至少还得从事训练，没一个不是处在连续不断的紧张状态。我们每天晚上都开会、讨论、辩论。我们阅读大量的书籍。我们经常一忙就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此外，我们还都是灵魂的医生。只要什么人有困难，我们便为他排忧解难，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泰德做得比谁都认真。我们的责任之一是向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的生命价值的人解释:人生是一次充满荣耀的历险。回顾过去，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所做过的一切艰苦工作中，我们惟一取得成功的地方也就是这方面的思想改造了。我怀疑，那些曾经被我们做过思想工作的人是否会把我们关于人生充满荣耀这一套忠言诤语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们那一套观点如果不是凭天性感悟所得，也是根据原则掌握的。各种各样的往事历历在目———比如有一回，有位妇女因丈夫对她不忠诚而感悲伤，维利一直想帮助她，反复思考了几天以后，他决定送给她一本《金枝》 ① ，因为“当一个人遭遇不幸时，正确的办法是让他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她把书还了回来，抱歉说这书她看不懂，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要与她的丈夫分手，因为她觉得他的行为太不应该，早已让她厌烦透了。在她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她还经常给维利写信，话说得彬彬有礼，很动情，很感激维利。我至今仍记得其中有这样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那么好，那么感兴趣。”（不过，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二年多———我想，由于极度的疲惫，我们有可能有点神志失常了。 为了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泰德开始唱歌。保罗则以一种与平常跟维利进行讨论时所采用的口吻完全不同的腔调说话，他胡思乱想着将来非洲人发动暴乱，想像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将发生何种何样的事。（仅仅过了十年左右，肯尼亚就发生了茅茅运动 ① 。）保罗绘声绘色地描述“两个半政治家”（维利反对他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在他看来，此人为反动作家）如何辛勤工作了二十年，终于使当地的野人认识到自己的先锋地位。但一个在伦敦经济学院混过半年的半文盲民众领袖突然一夜之间发动了一个群众运动，提出“赶走白人”的口号。那“两个半”担负要职的政治家为此大感震惊，但为时已晚———那位民众领袖宣布他们已被白人收买。惊恐不安的白人于是逮捕了那位民众领袖，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个半政治家也关进了监狱。黑人民众于是变得群龙无首，被迫进入丛林，成了游击战士。“随着黑人军队逐渐被白人军队打败，几十个像我们这样头脑清醒，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终于打老远从英格兰来到这里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逐渐取缔了妖术和巫师。巫术是一种龌龊的异教邪说，它使头脑正常的人忘记了黑人自己的事业。像我们这样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们出于义愤，狠狠地痛打了这些巫师，让他们受苦刑，把他们送上绞刑架。法律和秩序胜利了。白人们把那“两个半”放出监狱，并绞死了那位民众领袖。黑人平民百姓得到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而那‘两个半’则……如此等等等等。” 我们谁也没有对他的这种胡思乱想发表意见。我们决不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而且，我们还对他说话的语气大为震惊。（当然，我现在懂得了，那是一种失意的理想主义———当我这会儿写下这个词，并把它跟保罗联系在一起时，我甚至感到惊讶。这是我第一次相信他也会怀有那样的理想。）他继续说下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黑人的军队打胜了，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对于一位有头脑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来说，他惟一所能做的事是加强民族主义感情，并发展工业。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作为进步人士，我们有责任支持民族主义国家，但这样的国家所谋求发展的又恰恰是我们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那套所谓人人平等的理论?大家想过没有?我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是的，我用我的水晶球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去支持这一切。哦，是的，是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你需要喝点什么了。”维利这时插话说。 路边的酒吧这时都打烊了。保罗于是去睡了。玛丽罗斯也睡着了。杰米也睡着了。泰德继续坐在前排维利身边的一个坐位上，用口哨吹起一首抒情曲。我知道，他并没有把保罗的话听进去———每当他吹起口哨或唱起歌，那通常是一个不赞成的信号。很久以后，我仍记得在我们没完没了地从事对时局的分析及研究的岁月里，只有一次接近了真理（真理本来就离我们十分遥远），那就是保罗愤愤地嘲讽自己信仰的那一次。 当我们到达旅馆时，天已经很黑了。一位睡眼惺忪的侍者等在走廊上，把我们领进我们所住的房间。住客楼建在后面离餐厅和酒吧楼一二百码远的一座小山坡上。那里共有二十间平房，背靠背分成两边，每边都有一条长廊，一列排下十个房间。尽管房与房之间没有通风设备，但每个房间仍显得凉爽宜人。房间里有电扇和宽敞的窗户。指定给我们住的共有四个房间。杰米和泰德合住一间，我跟维利住一间，玛丽罗斯和保罗各住一间。这种安排后来被认可了，或者说，既然布斯比夫妇对此没有异议，维利和我在马雪比旅馆就可以经常同住一个房间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睡懒觉。酒吧开张营业，我们很少喝酒，常常一言不发。中饭到了，也几乎无人开口，要说的也只是一遍又一遍重复一个话题:我们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如此疲惫呢?旅馆里供应的午餐总是很丰盛:冷肉、色拉和水果应有尽有。用过午餐，大家都回去睡觉。当维利和我醒过来并把其他人叫醒时，太阳已经下山。晚饭后过了半小时，我们又躺回床上去。第二天是星期天，过得与前几天一样糟糕。实际上，第一个周末已是我们曾经度过的最愉快的日子了。我们全都处在极度疲惫的那种宁静中。我们很少喝酒，布斯比先生对此很失望。维利尤其沉默。我想，正是从那个周末开始，他决定退出政治，或者至少尽可能这样去做。他打算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至于保罗，他表现得很率真，跟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尤其讨布斯比太太的欢心。 星期天，我们很迟才开车回城，因为我们舍不得离开马雪比旅馆。离开以前，我们坐在走廊上喝啤酒，身后的旅馆已隐入夜色之中。月光很明亮，将由牛车的轮子抛洒在沥青马路上的白色沙砾照得一闪一闪的，颗颗清晰可辨。那沉甸甸下垂的、尖尖的橡胶树叶像长矛那样闪闪发光。我记得泰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我们大家全坐在这里，一句话也不说。马雪比真是个危险的地方。我们每逢周末都上这里来，冬眠在啤酒、月光和美食之中。这一切何时才能有个了结呢，我问你们?” 我们有一个月没有再去那里。我们都知道自己已何等的疲惫。我想，如果我们让这种令人疲惫的紧张感突然消失，会为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恐不安的。这是一个工作极其繁忙的月份。保罗、杰米和泰德的训练行将结束，天天得驾机上天。天气一直很好。外围的政治活动很频繁，如讲座，学习班、调查组什么的;但“党内”只碰头过一次。另外那个党小组已少了五个成员。有趣的是，在这一个月当中，有一次，我们全体聚集在一起，激烈争论到凌晨，但其余时间我们又经常相互见面，双方很友好，并一起讨论我们所负责的一些外围活动的细节。我们这小组依然在庚斯博罗聚首。我们拿马雪比旅馆开玩笑，谈论它那危险的，消磨人的斗志的影响力。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奢侈的、堕落的、意志薄弱的象征。曾经去过那里、认为它不过是个普通的路边旅馆的朋友们说我们简直疯了。过了一个月，我们有了一个更长的周末，从星期四开始一直休息到下星期三———在这殖民地，人们对节假日是很认真的。我们又凑合到一块上那里去。这次除了原先的六人外，还有泰德的受助对象，即来自曼彻斯特的斯丹雷·莱特，泰德后来就是为了他的缘故才在飞行员考核中败下阵来的。此外还有斯丹雷的朋友约翰，一个爵士乐钢琴师。我们还预先约好让豪斯娄在那里与我们会合。星期四晚上，我们分别乘汽车，火车到达那里，当时酒吧已经关门。这次周末显然与上次大不一样。 这一次，旅馆里挤满了人。布斯比先生特意增开了十多间房子。旅馆里还举办了两个舞会，一个公共的，一个私人的，其气氛喜气洋洋，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当我们这一班人坐下来用餐时，时间已很晚，一个侍者正在给餐厅四周装饰彩纸和成串的电灯泡。我们享受特殊的待遇，预先品尝为第二天晚上准备的冰布丁。布斯比太太派人来问:几位“空军小伙子”明天是否愿意帮她布置大厅。问询者即朱恩·布斯比，显然，她是受好奇心驱使过来看看这几位小伙子的，也许是她母亲曾经在她面前提到过他们。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她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感。许多本地女孩子只要对来自英格兰的男孩看上一眼，便从此将他们当做胆小鬼、笨蛋或软弱无能者而抛在一边。朱恩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那天晚上，她只待了很短一会儿，仅仅来得及传达她的口信，在保罗“代表空军”以过分礼貌的口吻愉快地接受她母亲的邀请后就随即走开了。保罗和维利就这位已到婚配年龄的女孩子说了几句玩笑话，但他们戏谑的主要对象还是“那位酒吧老板和他的妻子”。在整个休假期间，包括以后的几个周末，他们再没有提到她。他们显然觉得她太平凡，只是出于怜悯，或者说出于骑士精神———尽管他们两人基本上并不存在这种精神———才忍着不去说她。她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女孩，双手双腿红彤彤的显得很笨拙。她的脸很黑，像她的母亲。她的头发暗淡无趣，披散在神态呆滞的脸蛋两侧。她身上没有任何富有魅力的特征。但她具有一种虽然呆板但极其旺盛的精力，因为她正处在许多女孩势必经历的一个阶段———即对性的困惑，那是一种类似神志恍惚的心理状态。当我十五岁那年，我跟父亲一起住在贝克街，有几个月我也是在那种状态下度过的，因此，如今将心比心，不能不怀着半是开心半是困惑的心情回忆起这种情感状态，它是那么刻骨铭心，足以使随之泛起的一切，如人行道、房子、商店的橱窗等等，全都带着有关它的记忆。关于朱恩有趣的一点是，老天爷本来应该事先把一切安排妥当，使得她所遇见的男人一见便知她在为何事苦恼;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第一个晚上，玛丽罗斯和我就无意间交换了一下眼色，差点因看出朱恩的心思和由此引发的有趣的同情心而笑出声来。我们终于忍住了笑，那是因为我们同时懂得:如此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对男人却并非显而易见，因此，我们有意要保护她，免得她遭男人们的嘲笑。这里的女人全都认识朱恩。我记得有天上午，我跟长着一头漂亮的红头发的莱蒂莫尔太太坐在走廊上，她正忙于跟年轻的斯丹雷·莱特调情，这时，我们看见朱恩在铁轨边上的一棵花紫树下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那情景就像见到了一个梦游者。只见她朝前走了几步，凝视着山谷对面重重叠叠的青山，把双手举到头顶，使那紧裹在鲜红的外衣里的身躯显得轮廓分明，每一根紧绷着的曲线和腋窝下那两片可爱的黑色区域都暴露无遗———然后她放下手臂，把握紧拳头的手搁在腰间。她时而呆呆地站着，时而向前走几步，停一停，好像正做着什么梦，有时还抬起穿着雪白的便鞋的脚，用脚尖踢一踢路面上的矿渣，动作始终慢慢悠悠的，直到她走到被阳光照得闪闪烁烁的花紫树的那一头，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莱蒂莫尔太太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善解人意地轻轻一笑，说:“我的天，即使给我一百英镑，我也不愿重温做小姑娘时的一切了。不，一百英镑也不。”玛丽罗斯和我也有同感。然而，即使这个女孩的一举一动显得如此烦躁不安，男人们仍觉察不出。我们也特别留意不去说穿她。这是一种女性的骑士精神，女人对女人负责的精神，它与其他人所表示的忠诚一样坚定不渝。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并不想澄清男人们缺乏想像力这一事实。 朱恩大部分时间都在布斯比旅馆那条离大楼一侧约一两百码的长廊上度过。长廊所在的地面离壁角柱足有十英尺，那里显得既幽深又凉爽，廊柱粉刷得白白的，到处长着葡萄植物和各种花草。阳光明媚宜人，朱恩就在那里的一张罩有印花布套的旧沙发上躺下，一边没完没了地听她的手提式留声机，一边在内心虚构着一位能被她接受、并愿意将她从梦游中解救出来的男子。几星期以后，这个人物形象已趋明朗，呼之欲出。玛丽罗斯和我当时就坐在旅馆的长廊上，这时，一辆向东方向行驶的货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虎背熊腰的乡下小伙子，一双大腿黑里透红，古铜色的手臂足有牛腱子粗细。朱恩从她父亲的酒吧里走出，悄悄地来到石子路上，一边用尖尖的鞋帮踢着砾石。当他朝酒吧走来时，一颗圆石子正好落在他的脚边。他停了下来，朝她看着。随后他又一次次扭过头去，进店时双眼分明流露出茫然而近乎痴迷的神情。朱恩跟了进去。布斯比先生正在给杰米和保罗拿对了汤力水的杜松子酒，并跟他们谈论着英格兰，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女儿;她坐在酒吧的一角陷入沉思，目光梦幻般越过玛丽罗斯和我，落在冒着热气的远景和早晨的阳光中。那小伙子要了杯啤酒，在离她一码远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半个小时以后，当他回到车上时，朱恩又跟了出去。玛丽罗斯和我突然间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直到保罗和杰米从酒吧里探出头来探询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才把这笑声收住。一个月以后，朱恩和那位小伙子正式订了婚，直到这时所有的人才意识到她是个沉默、可爱、敏感的女孩子。那种近乎呆滞的神态完全从她身上消失了。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布斯比太太原先对她的女儿十分恼火。如今她让女儿在店里帮她干活，言词间总流露出喜不自胜、无比欣慰的感情。母女俩又重归于好，并商量起婚礼的安排。她简直为自己曾经恼恨过她而深感内疚。也许这一长期的恼恨也是导致她后来忍不住性子，做事不那么讲理的原因之一。 那第一天的晚上朱恩离开我们不久，布斯比太太就进来了。维利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坐一会。保罗赶紧过来凑热闹。他们两人说的话在我们看来显得有点夸夸其谈，礼貌中隐含着某种冒犯。但到了这次周末的最后一天，我们都感到有些累了;布斯比太太又来到保罗身边。这一次他便显得很单纯，没有丝毫傲慢的表示，还跟她谈起了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的“祖国”。当然，他的祖国英格兰和她的祖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说布斯比太太喜欢上了保罗。但这一点没有人信以为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它，我们就不会开那样的玩笑了———或者说我非常希望我们不会开那样的玩笑。因为在最初那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很喜欢她。然而，布斯比太太真的迷上了保罗;而且，她还迷上了维利。我们之所以不相信，严格地说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具有我们所厌恶的品质———即隐含在他们那冷漠的好脾气后面的那种粗鲁和傲慢。 维利对我说过这样一个道理:许多女人都喜欢男人强暴她。说来真让人丢脸，我过去曾跟他争论过，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样的例子也确实司空见惯。碰到某个大家一致认为很难相处的女人，我们总是设法迁就她，体谅她，而维利却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她只是需要狠狠地挨一顿棍子。”（“挨一顿棍子”是殖民地里的白人常说的一句话:“那个卡菲尔女人所需的是挨一顿棍子”———但维利在此采用的是它的一般的含义 ① 。）我记得，玛丽罗斯的母亲是个专爱扼杀她的女儿的青春活力的专横而神经过敏的女人，四十来岁上下，疯疯癫癫的活像只老母鸡。看在玛丽罗斯的面上，每当她风风火火地追赶她的女儿来到庚斯博罗时，我们总彬彬有礼地对待她。她一来，玛丽罗斯便显得没精打采，心怀恼恨，精神上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她知道自己应该跟母亲争一争，但道义上又缺乏勇气。我们对这个女人早已有心理准备，存心挨她的骚扰，迁就她的蛮横。然而，维利却用不了几句话就把她给镇住了。一天晚上，她来到庚斯博罗旅馆，发现我们全都坐在业已收拾干净的餐厅里谈话。她说:“你们又在搞这一套了。你们应该上床睡觉才对。”她正打算坐下来参加我们，维利这时开口了。他并没有抬高声音，只是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片盯住她:“福勒太太?”“嗯，维利吗?又是你在这里吗?”“福勒太太，您为什么要追着玛丽罗斯，让自己变得那么令人讨厌呢?”她喘着气，脸红了起来，但依然站在她打算坐下去的那张椅子边，凝视着他。“是的，”维利平静地说，“您是令人讨厌的人。如果愿意，您可以坐下，但必须保持安静，不要胡言乱语。”玛丽罗斯惊恐万状，很替自己的母亲难过，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但福勒太太愣了一会以后，发出一声短促而慌乱的笑，然后便坐了下来，再没有出声。从那以后，每当她再次来到庚斯博罗，一见到维利便变得规规矩矩，简直像个站在严厉的父亲面前颇有教养的小女孩。这种情况其实并不仅仅出现在福勒太太和庚斯博罗旅馆的老板娘身上。 现在再来说布斯比太太，她并不是甘愿受制于一个比自己更霸道的霸道者。对于他人的冒犯，她也并非麻木不仁。一旦凭直觉（如果不是凭理智———她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恐吓，她会反复地回击。她不会像福勒太太那样“挨了一顿棍子”以后便俯首帖耳，心满意足;也不会像庚斯博罗旅馆的詹姆斯太太那样变得羞羞答答，充满女孩子气。她会耐心地听下去，然后予以反驳，就言语中的表面意义进行争辩，而忽视字里行间所隐含的侮慢与无礼。她这样做有时反而使维利和保罗深感惭愧，从而回到礼貌待人的态度上来。但我相信，在背后她偶尔也会因受屈辱而脸红，会紧握起她的拳头嘟哝着说:“是的，我真想揍他们一顿。是的，当他说这话时我应该揍他。” 那天晚上，保罗几乎一开始就玩起他所热衷的鬼把戏———有意模仿殖民地人的陈词滥调，让人一听就知道自己已受奚落和嘲弄。维利也凑了上来。 “你那位厨师一定跟你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你来支烟吗?”“谢谢你，亲爱的，我不吸烟。是的，他是个好用人，我必须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对我们一直很忠诚。” “我想，他简直就像你们家庭中的一员吧?” “是的，我是这样看待他的。他很喜欢我们，这我可以肯定。我们待他一直很好。” “也许不像对待朋友或孩子那样吧?”（这是维利的插话。）“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大孩子了。 ① ” “是的，说得不错。当你真正了解他们时，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孩子。他们喜欢人们把他们当做孩子来对待———既信任又公正。布斯比先生和我都觉得应该公正地对待黑人。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你一定不可以让他们利用你。”保罗说，“如果你被利用了，那他们就不尊重你了。” “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很高兴，保罗，绝大多数像你这样的英国人都对卡菲尔人怀有这样那样的奇怪想法。但这是对的。他们必须懂得，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那是他们绝对不可以跨过去的。”诸如此类的话她还说了许多。 保罗终于打断她———他一直以他习惯的姿势坐在那里，手中稳稳地拿着个大酒杯，一双可爱的蓝眼睛紧紧地盯住她的眼睛:“当然，我们和他们都经历了无数个世纪的进化。不过，他们确实都是些狒狒。”这话说得她脸红了，扭过头去看别处。在殖民地，“狒狒”一词显得很粗鲁，尽管五年前这样说人们还能接受，甚至报纸上也这样用。（就像“卡菲尔”一词一样，再过十年时间，它就显得太粗鲁了。）布斯比太太不敢相信一个来自英国名牌大学很有教养的青年竟然会说出这个话。但当她再次看保罗时，她那张诚实的脸便因受了委屈而变红了。他坐在那里，脸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那惹人喜爱的神态与一个月前她初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当时的他简直就像个思念家乡、渴望得到母亲关怀的小男孩。她急促地叹了口气，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得去给老头子弄晚饭了。布斯比先生喜欢很迟才吃饭———他从来都不会按时吃饭，整个晚上都在酒吧里忙。”她祝他们晚安，并以诚挚而委屈的目光轮番长时间地看了看保罗和维利，然后才离开我们。保罗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着说:“他们这些人真不可思议，他们是些怪人，都是不诚实的。” “土著居民。”维利笑着说。“土著居民”这个词是他用来指殖民地的白人的。 玛丽罗斯低声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说，保罗。你们简直是在愚弄人。” “亲爱的玛丽罗斯。亲爱的、漂亮的玛丽罗斯!”保罗喝了口啤酒，才使自己止住笑。 玛丽罗斯确实长得漂亮。她是个身材苗条的女孩，蜜金色的头发呈波浪状，一双褐色的眼睛大大的。她的肖像曾经多次出现在好望角的杂志封面上，有一阵子还做过时装模特。她没有半点儿虚荣心。她宽容地笑着，继续用她慢条斯理的好性子说话:“是的，保罗。我毕竟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了解布斯比太太。在像你这样的人向我指出我的错误以前，我也是那样子。你取笑她，但并不能改变她。你只会伤了她的感情。” 保罗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并坚持说:“玛丽罗斯，玛丽罗斯，你太善良了，因此也是不诚实的。” 但那天晚上，她成功地使他出了一次洋相。 乔治·豪斯娄是个养路工，与妻子、三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岳父母住在沿这条公路大约一百英里远的一个小镇上。他乘坐他的货车半夜时来到这家旅馆。也说要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度周末的夜晚，白天则照常从事他的修路工作。我们走出餐厅，来到铁路边上一排排花紫树旁坐下等待乔治。花紫树下有一张粗陋的桌子和几张凳子。布斯比派人送来十来瓶好望角出产的白酒。我们当时友好地挤在一起。旅馆已湮没在夜色之中。不一会，布斯比旅馆的灯熄灭了。车站里还有一处亮着微弱的灯光，几百码以外那山坡上的一排宿舍也还亮着灯。我们就坐在花紫树下，清冷的月光从树枝的缝隙里筛下，落在我们身上。夜晚的风把我们脚边的尘土扬起，同时又把别处的尘土带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好像处在非洲大草原的中心。马雪比旅馆早已融入一幅由花岗岩小山丘、树木和月光编织而成的风景画当中。远处，公路跨过一座山坡，在黑 的树枝之间划出一条白茫茫的细带子。花紫树散发出一阵阵生油味，泥土的气息令人不快，再加上酒冷冷的气味，这一切无不增添了我们的麻木感。 杰米靠在保罗身上睡着了，保罗则用手把他揽住。我也有点困了，于是把头靠在维利肩膀上。斯丹雷·莱特和钢琴师约翰并肩坐在一起，以充满善意和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大家。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现在或任何时候，我们（而不是他们自己）都是一些可以被容忍的人。这话说白了就是，他们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是讲容忍的;而且由于战争正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着，他们不妨首先观察观察这一群知识分子的表现。“工人阶级”这个词是斯丹雷说的，并一直拒绝放弃使用它。钢琴师约翰从来不说话。他从来不开口，却总是坐在斯丹雷身边，默默地跟他结成联盟。 泰德已经开始因斯丹雷这只“石块下压着的蝴蝶”而深感不安，而斯丹雷自己则不认为自己需要别人来挽救他。为了安慰自己，泰德坐到玛丽罗斯身边，用手搂住她的腰，玛丽罗斯善意地笑着，听便他继续搂着，但那神态又似乎对任何人都无动于衷。古往今来就有这么一些漂亮动人的女孩子，她们慷慨地允许别人碰她们，吻她们，抱她们，好像这样做只是为天生丽质而不得不向上帝偿还一笔债。在允许男人的手搂住她们时，她们总会宽容地笑起来，那微笑充其量与打哈欠或耐心的叹息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玛丽罗斯身上，其中的含义并不仅限于此。 “玛丽罗斯，”泰德低头看着依偎在他的肩膀上的那颗迷人的小脑袋，故意虎着脸问，“你为什么不愿意爱我们呢?为什么不让我们当中某个人爱上你呢?” 玛丽罗斯只是笑，即使在这被树叶子分隔得支离破碎的月光下，她那双褐色的眼睛仍显得大大的，闪射出柔和的光。 “玛丽罗斯曾经伤透过心。”维利在我们头顶发表他的意见。“所谓伤透了心云云，都是过时的小说所描写的，”保罗说，“它与我们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 “事情正好相反，”泰德说，“现在伤透了心的人比过去多，其原因正在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我们所接触的任何人的心都有可能受过伤害，受过刺激，受过分裂，早已变得像一个烂疮疤一样。” 玛丽罗斯抬头朝泰德羞怯地笑了笑，但显得很感激，十分严肃地说了句:“是的，这话确实不错。” 玛丽罗斯有一个她深爱的兄弟。他们的性情很相似，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反对他们那位令人无法忍受，专横霸道、让人难堪的母亲，他们极其亲密地结成同盟。但这位兄弟前年在北非阵亡了。事故发生时玛丽罗斯正好在好望角从事模特的工作。当然，一看她当时的气色，你就知道她很需要得到安慰。这时出现了一位长得很像她兄弟的年轻人。我们曾经见过她兄弟的照片———一个身材瘦长、蓄着一部小胡子、神态咄咄逼人的小伙子。她于是即刻爱上了他。她对我们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对她这种超乎寻常的坦诚和随便很有点惊讶，而她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也决非首次了:“是的，我知道我爱上了他，因为他长得像我的兄弟，但这有什么不好呢?”她经常提这样的问题，或公开宣称:“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无法对此作出回答。但那位很像她兄弟的年轻人只是外表相似，在他跟玛丽罗斯开心地相处的日子里，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娶她。 “你的想法也许是对的，”维利说，“但太愚蠢。如果你不留意，玛丽罗斯，你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你对你的男友形成了一种崇拜，你对他崇拜得越久，你自己就越倒霉。你将所有本来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孩都拒之门外，最后只好为了结婚而结婚，那时，你将成为一个整日郁郁不乐的家庭主妇，这种人我们见得多了。”这里我要插上一句:玛丽罗斯后来的景况确实就是这样子。在而后短短几年中，她的容貌依然那样楚楚动人，依然允许自己被人追求，而她却保持着那种打哈欠般的微笑，宽容地在这个男子的身边坐坐，在那个男子的身边坐坐，最后突然嫁给了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中年人。她并不爱他。当她的兄弟被一辆坦克碾成肉酱时，她的心已经死了。“那你觉得我得怎么办呢?”她以她那可怕的温柔的口吻问维利，眼睛穿过一片月光张望着。 “你应该跟我们当中某一位上床去。越早越好。治疗你的迷惘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灵丹妙药了。”维利说，那口气显得蛮不讲理、又和蔼可亲。平时他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柏林市民说起自己的作用时就用这种腔调。泰德扮了个鬼脸，移开了他的手臂，显然他对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大不以为然，如果让他跟玛丽罗斯上床，那完全应该是一种纯浪漫主义的行为。是的，在他看来应该如此。 “不管怎么说，”玛丽罗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道理。我还是想念我的兄弟。” “我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你这样对乱伦行为如此坦率。”保罗说。他只是开开玩笑，但玛丽罗斯却一本正经地回答:“是的，我知道这是一种乱伦行为。但有趣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你们看，我的兄弟和我是那样的相爱。” 我们再次感到震惊。我感到维利的肩膀有点僵硬，我记得当时心里这样想过:几分钟以前他还是个堕落的欧洲人，但一想到玛丽罗斯曾经跟她的兄弟睡过觉，便觉得他本质上与清教徒无异。接着是一阵沉默，玛丽罗斯然后说:“是的，我理解你们为什么会感到震惊。但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造成任何危害，是不是?因此，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过错。” 又是一阵沉默。保罗兴致勃勃地开口说:“如果你觉得这事没有什么了不得，玛丽罗斯，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上床呢?你知道吗，跟我上床也许能治疗你心灵的创伤呢。” 保罗挺直身子坐着，支撑住杰米那孩子般懒洋洋倒在他身上的沉重的身躯。他宽容地支撑住杰米，就像玛丽罗斯允许泰德用手拢住她的腰一样。保罗和玛丽罗斯扮演的是同样的角色，只是性别正好相反。 玛丽罗斯平静地说:“既然我那位在好望角的男友都不能使我忘记我的兄弟，你们又怎么可能呢?” 保罗说:“阻碍你嫁给你情人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玛丽罗斯说:“他出生于好望角一户贤良的家庭，他的父母不让我嫁给他，因为我不够贤良。” 保罗让自己发出一阵颇具魅力的笑声。我并没有说这种笑是他刻意装出来的，但他显然知道这是一种颇具魅力的表示，“一户贤良的家庭。”他讥诮说，“一户来自好望角的贤良家庭。是富户，一定是富户。” 他的话听起来并不怎么势利。保罗的势利眼总是表达得很隐晦，总是体现在玩笑和语言游戏之中。实际上，他热衷于享乐，并自相矛盾地纵容这种欲望。我说这话并不是有意要批评他，其实我得说:我自己在早已失却必要的情况下继续留在殖民地，其真正原因也在于这种地方给我提供了耽于享乐的机会。自从他亲自发现马雪比旅馆及其经营者布斯比夫妇、约翰和玛丽布尔以来，他就一如既往诱导我们寻欢作乐。 但玛丽罗斯轻声说:“我想，英格兰的贤良家庭你见得多了，我的话也就必然会使你感到很有趣。当然，我自己知道，好望角的贤良家庭与英格兰的贤良家庭是有区别的。不过，对我来说，两者仍然是一回事，不是吗?” 保罗的脸上出现一种怪模怪样的表情，看样子是因为坐得有点不舒服。好像是为了证明玛丽罗斯对他的指责有失公允，他本能地晃动了一下身子，使得杰米的头在他的肩膀上搁得更舒坦些，并以此努力表示他具有温和的品性。 “如果我跟你睡觉，保罗，”玛丽罗斯说，“我肯定会喜欢上你的。但你却会跟他一样———我指的是我那位好望角男友，你决不会娶我，因为我不是个大好人。我没有那份忠诚。” 维利放肆地笑了起来。泰德说:“这下看你的了，保罗。”保罗没有开口。刚才杰米的身子往下滑了滑，保罗只好坐正姿势，移动这位年轻人的身躯，让他的头和肩膀搁在自己的膝盖上。保罗像对待婴儿那样照顾着杰米。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带着沉静而哀伤的微笑看着玛丽罗斯。后来他还经常跟她悄悄说话，竭力想博取她的好感，但没有成功。 半夜时分，一辆大卡车前灯的强光吞噬着月光，沿着公路跌跌撞撞地开来，停靠在铁路线旁的一片空旷的沙地上。这是一辆装载着齿轮的大卡车，车后还拖着一辆小篷车。乔治·豪斯娄沿着公路检修道路时，这篷车就成了他的家。乔治从驾驶室跳下，来到我们身边。泰德迎上前去，递给他一杯葡萄酒。他一饮而尽，站在那里差不多是喘着气说:“醉鬼醉汉，头脑发涨，坐在这里，大灌黄汤。”当泰德提起瓶子倒出另一杯酒时，那酒溅了出来，洒在地上，我闻到了一股清凉而浓烈的酒味。地上的泥土像淋过了一阵雨，散发出醇厚的幽香。 乔治过来吻了我。“美丽的安娜，漂亮的安娜———因为有这个该死的维利，我就得不到你了。”他然后推开泰德，在玛丽罗斯侧向一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说:“世上的美女千千万，而我们却只有这一双。我真想为此大哭一场。”男人们都笑了。玛丽罗斯朝我笑了笑，我也回她一笑。她的笑突然间充满着一种痛苦，我随即意识到我的笑声也是如此。她因自己不知不觉地流露了这种情绪而显得很不自在，我们赶紧收回各自的目光，避开这点破玄机的一刻。我想，我们两人谁也不想去剖析刚才所感受到的那种痛苦。这时，乔治握着满满一杯酒，走上一步说:“小子们，同志们，别没精打采了，该对我说说有什么新闻了。” 我们都振作了起来，变得生气勃勃，忘却了睡意。我们听维利给乔治介绍城里的政治形势。乔治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他十分尊敬维利———很钦佩他的才智。他总是觉得自己很笨。他相信自己———也许他会一辈子这样相信下去———不仅十分无能，而且非常丑陋。 实际上，他长得相当好看，至少女人们大都会对他有好感，即使她们并不特别在意他。就拿那位长着一头红发的莱蒂莫尔太太来说吧，她经常说她觉得他很讨厌，但她那双眼睛总要在他身上转。他身材高大，但看上去显得矮，这是因为他的肩膀很宽，并且有些前倾。从他宽阔的肩膀到腰部之间，体形很快变窄。他的体格健壮如牛，一举一动都显得执拗无比，就像动物因为猛地受到皮绳的羁绊才无可奈何地使自己旺盛的精力被约束住。这与他困窘的家境有关。在家中，许多年以来，他都耐着性子，作出自我牺牲，循规蹈矩地过日子。他这样做完全出于不得已。我敢说，他本质上决不是那种人。也许，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要贬低自己的原因:因为他对自己缺乏信心。如果生活给他提供机遇，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更其出色的人。我想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困顿的家境使他锋芒受挫，因而心里暗暗地有些发虚，自轻自贱抑或就是他的一种自我惩罚吧?我不得而知……也许他采取这种方法惩罚自己是因为他长期不忠于自己的妻子。只有那些年纪比我大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乔治和他的妻子的关系。他非常同情他的妻子，那是一种一个受害者施予另一个受害者的同情。 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人之一。无疑也是最有趣的人。他的情趣是自发的，不可抗拒的。我曾经见过他使一屋子的人不由自主地捧腹大笑，从酒吧关门开始一直笑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我们躺在床上，地板上，笑得身子无法动弹。然而，第二天回忆起那些笑料时，又觉得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我们仍忍不住笑———部分原因在于他那张脸，那张虽然漂亮但显得呆板的脸，在他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势时，它几乎是迟钝的，因此，大家都期望他拿腔拿势地说话。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有一片又长又窄的上嘴唇，这使他的脸显得缺乏生气，执拗到了近乎愚蠢的地步。他那充满哀伤、自我惩罚的话语便从他那张嘴里滔滔而出。他看着我们笑得前仰后合，但他自己却从来不笑，而是以某种惊讶的表情观察着，好像心里在想:好了，既然我能让这么多聪明人笑成这样子，那我一定还没有绝望到我自己所想像的那地步。 他四十岁光景。那就是说，他比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维利还大十二岁。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但他却不能忘怀。他属于总是密切地注视着岁月的流逝的那种人，在他看来，每过去一年就好像一颗珠宝经过他的手掉进了海里。他的这种感慨是因女人而引发的。他的其他热情在于政治。他从来没有说起过抚养他长大的父母曾经是英国老式的社会主义传统———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信徒。那种社会主义是惟理性的，讲究实际的，更重要的是，它狂热地反对宗教。这样的一种出身使他与殖民地人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人，生活在一个落后的、闭塞的小镇上。我们这班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是他这些年碰到的惟一的朋友。我们都喜欢他。但我相信，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自卑感太强了。在跟维利在一起时尤其显得自卑。我记得有一次，维利在为什么事制订规章制度，他坐在一旁，摆出一副必恭必敬的样子使我看了很难受，我就说:“我的天哪，乔治，你是个大好人，我真不忍心看见你去拍维利这样的人的马屁。” “但如果我有维利的头脑的话，”他回答说，他向来不问我为什么对一个我毕竟与之一起生活的男人会有这样的言论，“如果我有维利的头脑，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然后他便拉长上嘴唇，嘲讽起他自己，“你说我是大好人，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个下贱坯，你知道，我真的是个下贱坯。让我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你吧，那时你再说我是个大好人也不迟。”他所指的是他曾跟女人发生的一些纠葛，这事除了告诉过维利和我，他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从那以后，我经常在想———我的意思是说，经常在想“大好人”这个词。也许，我的意思是指“善良”。当然，当你认真地想想那些“好人”时，他们其实都不配。人们会说:这个人是好男人，那个人是好女人;这是个善良的男人，那是个善良的女人。这都是嘴上说说而已，这样的话不应该写在小说里。我应该小心谨慎，避免使用这样的词语。 然而，对我们这班人来说，我已无需再多加分析，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一句:乔治是个大好人，维利可不是。玛丽罗斯、杰米、泰德和钢琴师约翰是好人，保罗和斯丹雷·莱特却不是。此外我还敢打赌:随便从大街上拉十个人过来，邀请他们在花紫树下坐下，加入那天晚上我们这个团体，他们也会即刻同意这样的分类———如果我用上了“好人”这个词，他们听了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关于这一点我已说得够多了，我发现不知不觉中我已拉扯到另外一个令我烦恼的问题上来。天知道，我们本来是不可以忘记“个性”早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的，但前人所写的小说有一半将它作为主题，那些社会学家和其他所有的什么什么家都将个性作为研究的课题。而我们却经常被告知:在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一套东西的压力下，人的个性已经化为乌有。然而，当我回首往事，想起花紫树下那一班子人并让他们重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我突然恍然大悟:那一套东西全都是无稽之谈。假如我此时重逢玛丽罗斯，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岁月，我相信她仍会向我招手，或以她特有的方式向我转动她的眼珠子。这就是她，这就是玛丽罗斯，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假如她精神崩溃了，或者变疯了，到那时，即使某种内在的联系消失了，但她的崩溃仍然是她特有的。她的手势，眼珠的转动，将依然保持着。因此，当我心血来潮，让记忆重塑我曾经结识过的人物形象时，这一切关于个性毁灭的言论，这种违反人性的强词夺理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我坐在这里，回想起那泥土的气息和月光，仿佛又看见泰德递过一杯酒给乔治，而乔治则感激得不知所措。也许我还看见在一部慢镜头影片中，玛丽罗斯转过头去，脸上挂着她那令人可怕的宽容的微笑……我曾经写过电影脚本。是的，我记得那些时光，那一切都像在一幅画或一部电影中的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那样确凿无疑。那么，我是不是说我所强调的这种确凿无疑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而根本就不是小说呢?是不是说小说早已被那种关于个性的瓦解和崩溃的说法定好了调子呢?既然小说家那么清楚地了解事情的复杂性，他何必执着地去回忆那一个个微笑或眼神呢?不错，如果我心中无数，那我就永远不能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就像我过去在这寒冷的北部城市经常所做的那样:为了使自己不发疯，我得有意去回忆炎热的阳光照在我的皮肤上的那种感觉。 因此，我仍要在此声言乔治是个好人。我不忍心看着他在谛听维利的说话时变得像个局促不安的小学生……那天晚上，他从维利口中得知，城里的左派组织陷入了困境。他谦恭地点点头，表示他对这些事私下里一定要仔细地琢磨琢磨。当然，这是因为他太愚蠢，即便那些对我们大家来说显而易见、根本用不着考虑的事，他也得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否则就拿不定主意。 我们都觉得维利在分析形势时显得有些傲慢;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就是委员会的成员，他闭口不谈我们的忧虑与不安，言辞间充满对别人的不信任和冷嘲热讽。 保罗听不下去了，打算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告诉乔治事情的真相。他开始跟泰德商量。我记得他当时看着泰德，思忖是否对那种轻狂的挑衅行为作出反应。泰德犹豫了一会，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但最后还是开口了。这样做其实有违他的性格，与他所坚定信奉的主张格格不入，因此，他的言辞显得有些过激，这使我们听他说话时比听保罗还留神。 保罗开始谈起一次有“两个半”参加的委员会会议，它讨论的是非洲大陆的前途，却根本没有提及非洲人自己。（当着斯丹雷·莱特和钢琴师约翰这样的党外人士的面公开承认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所怀疑，这无疑是一种背叛行为。乔治满腹狐疑地看着这两人，以为他们肯定已加入了我们的组织，否则我们就不会如此不负责任。他还愉快地笑了笑，为我们又有了两个新成员而高兴。）保罗然后谈到这“两个半”来过马雪比，他们打算着手“引导马雪比朝着正确的路线行动。” “我得说这家旅馆倒也真是个开展工作的好地方，你说呢，泰德?”“它就在酒吧附近，保罗，各种设施都很齐全。”（泰德不怎么爱喝酒，当他说这几句话时，乔治朝他迷惑不解地皱起了眉头。） “问题在于:这里不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中心。当然，人们可能会说，实际上我们也应该说，连这整个国家也不是，对不对?” “很对，保罗。但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个地区却有许许多多落后和半饥饿的农民。” “只要他们存在一天，他们就需要有个来自刚才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领路人。” “哦，我想起来了。在这条铁路线上就有五个穷得丁当响、衣着破破烂烂、过着悲惨生活的工人。他们一定称得上无产阶级了吧?”“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他们真正懂得自己的阶级地位，我们要让整个地区处在高涨的洪流之中，使人们来不及说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幼稚而无序的暴乱。” 乔治看着维利，等待他提出相反的意见。但第二天上午维利对我说，他打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他再没有时间“为这些嘻嘻哈哈的男女孩子寻找妻子或丈夫了。”他就这样轻易地把那些他曾那么认真共事过多年的人给抛弃在一边。 乔治深感不安。他已经感觉到:我们的信仰已经一落千丈，这意味着他又得回到孤寂的生活中去。他的目光越过保罗和泰德，对钢琴师约翰说: “他们说了一大堆废话，是不是，伙计?” 约翰点头表示同意———但并不针对大家所说的那些话。我想，他根本就没有把他们的话听进去，只是表示这些人是否对他友好。“你叫什么名字?我以前没有碰见过你吧?”“约翰。” “你是从米德兰 ① 来的吧?”“曼彻斯特。” “你俩是组织成员吧?” 约翰摇了摇头。乔治慢慢地张大了嘴巴，然后很快用手擦了擦眼睛，将身子往坐位上一仰，沉默了下来。约翰和斯丹雷依然肩并肩坐着看着大家。他们一直在喝啤酒。乔治这时突然想到对他俩不应该见外，于是手提葡萄酒瓶站了起来，说，“剩下不多了，但还有一些。”他这话是对斯丹雷说的。 “不必担心，”斯丹雷说，“啤酒包在我们身上。”他拍了拍他的口袋和衣服的前襟，那下面凹凸分明，显然藏着啤酒瓶。斯丹雷的一大本事是为约翰和他自己万无一失地预备啤酒。即使在殖民地河水干涸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斯丹雷也能弄来整箱整箱的啤酒，这都是他储藏在城内各个地窖里的，当干旱长期持续下去时，他就拿出来卖，并从中牟利。 “你们是对的，”乔治说，“但我们这些穷得丁当响的殖民地人自断奶后就适应了好望角的粗劣食物。”乔治喜欢喝葡萄酒。但即使这份亲热劲儿也未能触动这两个年轻人。“你们不觉得这两位应该打屁股吗?”乔治问，一边指了指泰德和保罗。（保罗笑了笑;泰德则显得有点难为情。） “我可不把那些东西放在心上。”斯丹雷说。一开始乔治还以为他在说葡萄酒，但当他意识到他指的是政治时，便迅速朝维利看了一眼，希望得到他的指示。但维利此时把头缩进肩膀，轻轻地哼起一支曲子。我知道他在思念家乡。维利不会欣赏音乐，也不会唱，但当他思念起柏林时，也会无腔无调地反复哼一两句。他爱哼的一个曲子是布莱希特 ① 创作的《三个便士之歌》:哦，那条大鲨 长着凶恶的钢牙，它张开大嘴， 白森森闪出光辉…… 许多年以后，这曲子成了一首流行歌曲，但我最初是在马雪比维利那里听来的。我记得，自维利以悲伤的怀旧之情哼过它以后，每当我再次听到它作为流行歌曲吟唱在伦敦城里时，心里便徒然升起一阵失落感。维利曾经这样说过:“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们就经常唱这首歌———它是一个叫布莱希特的人写的，我不知道他如今怎么样了，他曾经是个很不错的人。” “伙计们，到底怎么回事了?”乔治很不自在地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问。 “我得说，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地走向堕落了。”保罗认真地说。“噢，不。”泰德说，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坐在那里皱起眉头，然后又猛地站起，说道，我要去睡觉了。” “我们都要去睡觉了。”保罗说，“等一等。” “我也得睡了，我非常困，”约翰说，我们发现他不再像刚才那样寡言少语。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用一只手搭在斯丹雷的肩膀上以保持平衡。看样子他已经认真思考过很多问题，这回觉得有必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事情是这样的，”他对乔治说，“我来这家旅馆是因为我是斯丹雷的朋友。他说他们有架钢琴，星期六晚上还要跳点舞。但我不介入政治。你是乔治·豪斯娄吧，我听他们提起过你。见到你很高兴。”他伸出手去，乔治热情地握住它。斯丹雷和约翰漫步踏入月光，朝宿舍楼走去。泰德站起身，说:“我也得走了;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 “哦，用不着那么激动。”保罗冷冷地说。那突如其来的冷漠使泰德大感震惊，他茫然地看了看大家，显得又伤心又尴尬。但他还是坐了下来。 “那两个小伙子到我们这里来到底要干什么呢?”乔治粗声粗气地问。这是一种表示不快的粗鲁。“我相信他们是好人，但我们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谈论我们的问题呢?” 维利仍然不作答。那充满哀伤的歌曲仍在我头上一两英寸远的地方轻轻地哼着，“哦，那条大鲨，长着凶恶的钢牙……” 保罗审慎而冷漠地对泰德说:“我觉得我们一直错误地估计了马雪比的形势。我们把显而易见的关键人物给疏忽了。他一直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我是说布斯比太太的厨师。” “你提到那位厨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乔治更其粗暴地问。他站在那里，显出一副咄咄逼人而又伤心的样子，一边不停地大口大口喝酒，以致都将酒溅了出来。我们都知道，他变得如此好斗只是因为他对我们情绪的变化大为惊讶。我们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看见他显得这么激动了。我想，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揣摩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这是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看见了我们的精神面貌。我们对乔治很不满，并由此而感到内疚———我们对他的不满足以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站在那里，看着乔治那张诚实而怒气冲冲的脸，心里一边对自己说，我的天哪，我觉得他十分丑陋———我觉得他很荒谬，我记得在这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然后我领悟到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真正懂得是什么原因促使乔治一听保罗提到那位厨师就大为光火，那已是后来的事了。 “这很显然，”保罗有意想激怒乔治，伤害他的感情。“他能读。也能写。他有思想———布斯比太太曾为此抱怨过。可以说，他是个知识分子。当然，将来当他的思想成了障碍，他就得吃枪子了，但那时他也尽了自己的责任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有朝一日也都得吃枪子的。” 我记得乔治长时间困惑地看着维利，然后又看看泰德。泰德仰着头，朝着头顶的树枝翘起下巴，正在观察透过树叶子闪闪烁烁的星星。乔治那焦虑不安的眼神接着又落在杰米身上，杰米仍像一具失去知觉的尸体那样瘫倒在保罗怀里。 泰德装出轻松的样子说:“我听够了。乔治，让我们陪你回到篷车上去，就此大家分手吧。”这是一个表示调解和友好的表示，但乔治厉声说:“不!”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保罗即刻站了起来，把杰米撂在凳子上，以十分冷漠的口吻说:“不错，我们是该带你去睡觉了。” “不。”乔治重复了一句。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恐慌。他自己也听见了，于是换了一种口气，“你们这班蠢货。你们这班醉鬼，你们会一个个摔倒在铁轨上的。” “我早说了，”保罗漫不经心地说，“我们会过来把你塞进车里去的。”他站在那里，身子摇摇晃晃的，但还是站稳了。保罗和维利一样有很大的酒量，但难得露一手。但这一回他真的喝醉了。“不，”乔治说，“我说不。你没有听见吗?” 杰米这时已清醒过来，只见他晃晃悠悠地从凳子上爬起，用手拉住保罗以免摔倒。两个年轻人摇晃了一会身子，然后朝铁轨和乔治的篷车的方向跑去。 “回来，”乔治呼叫着。”蠢货，醉鬼，呆鹅!”他们这时已跑出好几码远，拖着笨重的脚步勉强站住。他们那瘦长的大腿在白茫茫的沙地上留下一片黑 的影子，一直延伸到乔治所在的地方。他俩看上去就像一对刚从又长又黑的梯子上滑下来的小木偶。乔治瞪着眼睛，皱着眉头，然后便粗鲁地咒骂着追过去。我们其他的人在一旁宽容地扮着鬼脸———乔治中了什么邪了?乔治来到两人身边，抓住他们的肩膀，把他们的身子转过来朝向他。杰米摔倒了。铁轨边有一堆砾石，他踩在松动的石子上滑了一跤。保罗仍然直挺挺地站着，硬撑着身子保持住平衡。乔治弯下腰去，用尽气力想扶起杰米，想拉起他那套在油毛毡般厚实的军装里的笨重身躯。“你这蠢货，”他冲着醉酒者叫着，粗鲁中带着温和，“我叫过你们回来，对不对?我叫过你们吧?”尽管他极力克制自己，十分关切和同情地把他扶起，但他仍因愤怒而哆嗦着身子。这时我们大家都跑了过去，站在他们身边。杰米仰天躺在地上，闭着眼睛。他的前额撞在石子上，鲜血从他那张苍白的脸上流出。他看上去还没有睡醒。他那平直的头发第一次显得很优雅，形成一个起伏的波浪状披散在额头上。那散乱开的发束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真见鬼。”乔治非常失望地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忙乱呢?”泰德说，“我们是要陪你回到你的车子上去呀。” 维利清了清嗓子，那声音既嘶哑又沉闷。他经常弄出这种响声。这决非出于紧张，而是表现为一个巧妙的警告，或是为了表达下面的意思:当然，这其中的含义只有我知道。我听出这一次指的是后者，那意思是说:乔治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的篷车，是因为车子里有个女人。维利在他头脑清醒时从来不把别人跟他说的心里话随便说出去，即便暗示也不屑为之。这么看来，他也喝醉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对玛丽罗斯低语说:“我们总是忘记乔治的年纪比我们大，在他眼里，我们显然就像一群小孩子。”我的声音不低，别的人也能听到。乔治听了后扭过头来向我报以感激的微笑。但我们仍扶不起杰米。我们大家都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时间早已过半夜，地上的热气已经消散，月亮低低地挂在身后的山峦上。我记得当时曾这样想过:杰米在神态正常时看上去总是那样粗俗无礼，忧郁不乐，但这会喝醉了酒，额头上带着黑色的伤疤躺在龌龊的砾石上，却显得格外高贵而动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同时还在想:那个女人该是谁呢?———那天晚上在酒吧里跟我们一起喝酒的人当中，到底是哪位粗俗的农妇，或是妙龄的女孩，或是旅馆的顾客爬进了乔治的篷车，企图在明净如水的月光下把自己藏起来呢?我记得当时我曾妒忌过她。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痛切地爱上了他，同时又一个劲地骂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因为我曾多次拒他于千里之外。当时，由于某些我后来才逐渐领悟的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让真正想娶我的男人选择我。 我们终于设法把杰米扶起。我们大家又拖又拉，费了很大的劲。在花紫树下，在花坛和旅馆之间那条长长的道路上，我们扶他推他。到了旅馆，他立刻滚到床上睡着了;当我们用药棉给他擦洗伤口时，他也没有醒。伤口很深，周围粘了很多沙砾，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将血止住。保罗说他准备熬夜守护在杰米身边，“尽管我很讨厌承担这份属于该死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① 的工作。”然而，他刚一坐下就呼呼入睡了，最后只好由玛丽罗斯坐在他们两人身边守候到天明。泰德没好声气地道了一声晚安，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里。（但第二天一早，他又会改变态度，摆出一副自嘲自讽、犬儒主义者的样子。他打算花几个月时间彻底克服这种严重的负罪感和越来越令人难堪的犬儒主义思想———后来他又说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感惭愧的日子。）维利、乔治和我这时就站在台阶上，沐浴在朦胧的月色中。“谢谢。”乔治说，他凑到我跟前，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接着又看了看维利的脸，犹豫了一会，并没有说他刚才去做了什么事。他只是出于不得已才以粗哑的口吻开了个玩笑:“将来我会报答你们的。”说完，他便大踏步朝停在铁轨边那辆大卡车走去。维利低声说了一句:“他看上去真像个有什么约会的人。”他又摆出他那老于世故的架势，拖长声音，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但我当时太妒忌那位陌生女子了，所以没有回答他。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就睡觉去了。如果三位飞行员不端上我们的早餐过来唤醒我们，我们很可能会一直睡到正午。杰米头上扎着绷带，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泰德则快活得有点莫名其妙。保罗则显得十分可爱，他开口就说:“我们已经开始暗算那位厨师了，亲爱的安娜，他允许我们自己来为你做早餐，顺便把维利的早餐也弄好，”他洋洋自得地把盘子推到我的跟前，“那厨师正忙着准备今晚的一切美食。你喜欢我们给你端来的这些食物吗?” 他们给我们弄来许多食品，我们品尝着木瓜、鳄梨、咸肉、鸡蛋、热气腾腾的新鲜面包和咖啡。窗子打开着，室外的阳光已经变热，吹进室内的风暖烘烘的充斥着花香，保罗和泰德坐在我的床上，大家一起说着笑话。杰米坐在维利的床上，仍因昨晚喝醉了酒而垂头丧气。时间不早了，酒吧已开门，我们很快穿上衣服，一起走下山坡，穿过沐浴着阳光、弥漫着由瘦损的花瓣散发出的阵阵残香的花坛进入酒吧。旅馆的走廊上到处都是饮酒的人，酒吧里也已坐满宾客。保罗扬了扬手中的大酒杯，告诉大家聚会已经开始。但维利却步了。他不赞成这种波希米亚式的集体调情联欢。“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他抱怨说，“那倒还可以。”我朝他笑了起来。他说:“是的。你尽管笑好了，但旧规矩也有其道理。旧规矩能使人免遭许多麻烦。”他因我的笑而恼火，说像我这样有身份的女子尤其需要举止端庄。“什么身份?”我突然变得很生气，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即刻听出他话中有话。“是的，安娜，男女是有区别的。历来就是如此，有可能将来也是如此。”“历来如此?”我提醒他想想自己的历史。“只要事情关系到男人和女人———”“关系到你———不是我。”我们以前就有过类似的争吵。争来争去不外乎这样一些话———女人的弱点啦，男人的财产观念啦，古时候的女人啦，等等，等等，简直讨厌透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深刻的性格冲突，凭几句话是无法解决的。事实是:我们一直在惊诧于各自最隐秘的情感和天性。这位未来的革命家向我僵硬地点点头，然后便拿了他的俄文文法读本坐到旅馆的长廊上去了。但他并不能单独在那里多学一会，因为乔治这时穿过花紫树大踏步朝这边走来，脸上显得十分严肃。 保罗跟我打招呼:“安娜，过来看看厨房里那些有趣的东西吧。”他用胳膊勾住我的腰;我知道维利看见了我们，我本来就想让他看见的。我们穿过石子铺就的道路来到厨房，那是一间低矮的大房子，坐落在旅馆背后。桌子上摆满了食品，为了防止苍蝇飞入，上面盖有纱罩。布斯比太太和那位厨师就在厨房里，那厨师显然很有些诧异:不知道布斯比太太为什么那么偏爱我们，竟任凭大家随便进出厨房。保罗马上过去与厨师打招呼，并问候起他的家庭情况。布斯比太太当然不喜欢这一套，而保罗却偏偏要跟她唱反调。厨师和他的白人雇主对保罗的反应如出一辙:戒备，迷惑，有点儿不信任。因为厨师显得有些不安，这种不安绝非因为成千上万的空军士兵在殖民地驻扎了整整五年，其实，每一个非洲人都知道此事用不着大惊小怪———是的，他的不安自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白人竟然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个黑人。布斯比太太的厨师不仅了解宗亲至上的封建关系，而且了解不讲人情世故的新型人际关系的野蛮与残忍。他现在正以平等的姿态与保罗商谈他的孩子，说话前每每要犹豫一下，本想收住自己的话头，但他天生具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但它常常被人们忽视），使他很快能不卑不亢地与人从容周旋。布斯比太太听了一会，然后插嘴说:“如果你真想帮点忙，保罗，你和安娜可以到那边去布置布置大厅。”听她说话的口气显然是要暗示保罗，她知道昨天晚上他曾嘲笑过她。“当然，”保罗说，“乐意从命。”但他仍坚持跟厨师交谈了好一会。厨师长得非常英俊———一个体格强壮、身材匀称的中年人，脸部表情和一双眼睛显得很生动。在殖民地这一带地区，大多数非洲人都因缺吃多病而显得体格孱弱，可怜巴巴。但这个非洲人却跟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住在布斯比旅馆后面一间小屋里。这是违反法律的，按规定，黑人不可以在白人的居住区安家落户。那间小屋很简陋，但与一般非洲人所居住的茅舍比起来要好上几十倍了。小屋周围有鲜花和蔬菜，还有成群的鸡。我能想像得到，他对自己在马雪比旅馆的这份工作一定非常满足了。 当保罗和我离开厨房时，他很有礼貌地对我们说:“早上，尼克斯。”这是“早上，尼克塞卡斯”的略语，那意思是“早上好，酋长大人”。“天哪!”当我们走出厨房时，保罗又气又恼地叫了起来。然后，他又以一种奇怪的，自我解嘲的口吻冷冷地说:“真奇怪，我竟然会关心起这些事。如果我量力而行，让志趣和能力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准则，那上帝也会高兴的。我为什么要过问这一切呢?但是，一直以来……” 我们穿过炎热的阳光，朝大厅走去，脚下的泥土暖烘烘的散发出清香。他的手再次勾住了我的腰，这一次我很乐意他这样做，其原因已不仅仅为了让维利看见。我记得，当他的手搁在我的腰背部时，我曾产生过一阵亲密感，心里还想过: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集体里，这种突如其来的吸引力会像火光一样一闪而起，一闪而灭，最后留下一份温馨和劳而无益的好奇，一种略嫌古怪却又不乏甜美的失落的痛苦。我觉得这种痛苦更甚于其他那些劳而无功的可能性给我们带来的隐痛。我们来到大厅旁那株巨大的蓝花楹树下，维利已看不见我们，这时，保罗把我的身子扭转过去对着他，朝我看着，一阵阵甜美的痛苦啮咬我的心。“安娜，”他说，那声音好像在唱歌，“安娜，漂亮的安娜，荒唐的安娜，疯狂的安娜，我们在这片荒野中的安慰，长着一双宽容而快活的黑眼睛的安娜。”我们相视而笑，阳光透过树叶织成的绿帘像一枚枚金针刺在我们身上。他当时所说的是他真情的流露。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个组织的人，并常常为此而困惑、不满、失意和苦恼，对未来缺乏信心，那种“宽容而快活的微笑”所表现的心态多年以前就离我而去了。虽然我知道那时候的人与我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但我觉得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现在，当我回首往事，我才恍然大悟;但当我生存在那一片光辉灿烂的阴霾之中时，我就只能按自己不断变换着的欲求而左右摇摆，闪烁不定了。当然，这也正是年轻人才有的一种品格。但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保罗却真的有那么一双“快活的眼睛”，当我们手拉着手走进大厅时，我一直看着他，一边心里在想:这个神情如此镇定的年轻人是否也跟我一样失意而苦恼呢?如果当时我跟他一样具有一双“快活的眼睛”———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突然显得极度的恼恨与沮丧———这也是我那些日子经常发的脾气，我二话不说，便撇下保罗，径自朝窗口走去。 我觉得这是一间我平生见过的最舒适的厅堂。布斯比夫妇当初搭建它是因为这一带没有公共场所，一旦有什么舞会或政治集会，他们就只好把餐厅腾出来使用。他们搭建这间大厅完全出于善意，是献给这个地区的一份厚礼，并没有从中牟利的意思。 这是一间极其宽敞的大房子，但看上去像个起居室，墙壁用磨光的红砖砌成，水泥地板呈深红色。柱子———共有八根大柱子支撑着茅草覆盖的屋顶———砌的是未经磨光的橘红色的砖块。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壁炉，大得足以烤下一头牛。椽木用的是带荆棘的木条，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这气味随天气或干燥或潮湿而有所变化。大厅的一端有个小小的平台，上面摆着一架巨大的钢琴，另一端摆着一台电唱收音机和一大堆唱片。左右两侧各开十几个大窗口，一边朝着旅馆背后那满是鹅卵形花岗石的小山丘，另一边是数英里开阔的乡野，它的尽头便是郁郁葱葱的群山了。 约翰正在大厅的一端弹钢琴，斯丹雷·莱特和泰德就站在他的身边。他没有理睬他俩。他的肩膀和双脚随着爵士乐的节奏扭动着，踢打着，他那张浮肿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地凝视着远处的群山。斯丹雷对约翰的冷漠并不在意，因为约翰是他的饭票，凡是有约翰弹奏钢琴的聚会他都能借光获得邀请，约翰简直就是他行欢作乐的通行证。他并不隐瞒自己为什么要跟约翰在一起———他是狡诈的骗子手中最坦率的人。作为回报，他只是把约翰看做“弄得到”许多烟、啤酒和女孩的人，自己则一毛不拔。我说他是个骗子，当然，这话是我胡说八道。他是个从一开始就知道世上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两种法则的人。在我真的生活在伦敦工人区以前，这对我来说纯粹属于理论性的问题。他对法律有着一种本能的极端蔑视。总之，他极端蔑视我们经常所谈论的国家。我想，这也就是泰德对他那么感兴趣的原因呢?他经常这样说:“你看他多么聪明啊!”其中的潜台词是，如果他的才智得到利用，他就能效力于我们的事业了。我想泰德的话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工会里就有像斯丹雷这样一个粗鄙的官员:一旦收敛了自己的本性，他便变得十分能干，胆大妄为。我发现斯丹雷始终对自己保持着一种别有用心的克制，并把它作为一件武器，以便尽量向这个在他看来显然只为别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世界攫取一切。他总是让人担惊受怕;不用说，他那结实魁梧的身躯、粗犷有致的五官、一双冷峻的、咄咄逼人的灰色眼睛也使我感到害怕。那他又如何能跟热情而耽于理想的泰德相处呢?他们并不投契，我知道，他只是想从他身上捞好处。泰德这个“读书人”居然依旧关心着自己的阶级，他对此的确感动过。同时，他又觉得泰德简直疯了。他总是对他说:“嘿，伙计，你交上了好运，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学问。你应该利用你的机遇，别只知道混日子了。那些工人是连一块粪便也舍不得送人的。你知道这是个事实。我知道这是个事实。”“但是，斯坦 ① ，”泰德这时会瞪起眼睛，晃动着一头黑发怒气冲冲地大声训斥他，“斯坦，我们当中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关心一下别人，我们就能改变一切了———这道理你不明白吗?”斯丹雷甚至还阅读泰德借给他的书，归还时他说:“我对此没有反对的意见。祝你好运，我能说的就是这一点。” 这天上午，斯丹雷把许多啤酒杯摞到钢琴架上。角落里放着一只包装箱，里面都是酒瓶子。钢琴的周围烟雾弥漫，被反射进来的稀落的阳光照耀着。这三人在夹杂着阳光的烟雾中与大厅内其他的人隔开。约翰不停地弹奏、弹奏、弹奏，简直忘了一切。斯丹雷喝酒、抽烟，两眼老是盯住进来为他或约翰服务的女孩子。泰德则一会儿看看政治家斯丹雷，一会儿看看音乐家约翰，陷入了沉思。我前面已经说过，泰德自学过音乐，但不会演奏。他哼了几段由普罗科菲耶夫、莫扎特、巴赫 ① 创作的歌曲片断，一边坚持要约翰为他弹奏，脸上显出恼恨自己不成器的样子。约翰不用乐谱就能随手弹奏任何曲子，只要泰德一哼出歌词，他就能配上乐曲;他边弹边在键盘上不耐烦地挥舞左手。泰德那催眠曲般的催促声一旦停止，那只左手便打起拍子，然后双手同时使劲，弹奏出爵士乐那暴风骤雨般的旋律。泰德点着头，微笑着，叹息着，一边不时瞅瞅闷闷不乐的斯丹雷。但斯丹雷只报以善意的微笑，他其实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这三个人一整天就围在钢琴边。 大厅里共有几十个人，但由于厅堂太大，看上去仍显得空荡荡的。玛丽罗斯和杰米站在椅子上，在十来个空军士兵的协助下正从黑色的椽木上往下挂彩纸。那几位空军士兵听说斯丹雷和约翰在这里，便特意乘火车赶了来。朱恩·布斯比站在窗台边，看她的眼神好像自个儿在做梦。当有人请她帮忙做点什么事时，她却慢悠悠地摇摇头，转身去凝视窗外的群山了。保罗在布置大厅的一群人中站了一会，然后便强行从斯丹雷那里弄了一些啤酒过来，来到我所在的窗口边。 “那不是很可怜的景象吗，安娜?”保罗说，他指的是那一班跟玛丽罗斯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都在那边，一个个都那么厚颜无耻，显然都在性上受了挫折。玛丽罗斯也在那边，她漂亮得像一轮红日，但除了她那位已故的兄弟，她什么也不想。还有杰米，他跟她肩并肩站在一起，除了我，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我曾一次次对自己说:我应该跟他上床。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会使他感到幸福的。但事实是，我很不情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不仅不是个同性恋者，而且从来就不是。当我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时，我在思念什么人呢?我在思念泰德吗?或者是杰米?或者某个唾手可得的年轻而潇洒的英雄?全都不是。我思念的是玛丽罗斯。我思念的是你。当然，最好是你们中的一个，而不是同时两个。” 乔治·豪斯娄走进了大厅，并径自朝玛丽罗斯走去。她仍站在椅子上，身边簇拥着许多年轻人。当豪斯娄走近时，大家纷纷向后退，给他让道。突然，眼前的景象变得有些令人诧异。乔治一来到女人跟前便显得有些笨拙，过于谦恭，甚至说话也口吃起来（但他的口吃听起来往往有故作姿态的味道），与此同时，他那双深陷的褐色眼睛会以某种近乎恐吓的神情盯视对方，但他的一举一动仍保持谦恭有礼，就像他很抱歉似的。女人们都会对此深感迷惑或恼火，或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当然，他是个好色之徒。我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好色之徒，并非那种人们司空见惯，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扮演这种角色的人。他是一个确实非常需要女人的男人。我说这话是因为真正需要女人的男人已为数不多。这儿我指的是那些文明人，我们文明世界中那些温情而缺乏性别特征的男人。乔治需要有女人听他摆布，需要有女人的肉体处在他个人魅力的控制之下。要是一个男人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控制女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内疚。或者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感内疚的男人只在极少数。当乔治的眼睛盯住一个女人时，他心里想的是她在被他折腾得昏昏沉沉时会是什么模样。他害怕这种景象在自己眼前出现。当时我没有领悟到这一点，我不明白在他眼睛盯着我时，为什么我会感到迷惑。但从那以后我又遇见过几个男人，他们跟他一样具有那种既笨拙又不耐烦的谦恭的表情，而实际上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傲慢之心。 乔治站在双手高高举起的玛丽罗斯的下方。她那亮亮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身上穿的是一件无袖的黄裙子，手臂和大腿呈金棕色，显得很光滑。那几个空军士兵围在她的身边，一个个都几乎神魂颠倒。乔治也目瞪口呆地注视了好一会，身子一动也不动。他跟她说了什么。她把举着的手臂放下，慢慢地从椅子上下来，站在他的身边，抬头看着他。他又跟她说了句什么话。我仍记得当时他脸上的表情———下巴咄咄逼人地向外鼓，眼神显得很专注，一副愚笨而低三下四的样子。玛丽罗斯举起她的拳头，在他脸上猛击了一下。她使尽了自己的气力———他的脸迅速向后一歪，他的身体甚至还摇晃了一下。然后她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便重新爬回到椅子上，继续挂她的彩纸。杰米十分尴尬地朝乔治笑了笑，好像那一拳应由他负责似的。乔治来到我们身边，他又自愿扮演起小丑的角色;玛丽罗斯的追求者于是也回复到对她那种无助的敬慕中。“嘿，”保罗说，“我都看见了。如果玛丽罗斯也那样打我一下，我相信我就有戏了。” 但乔治的眼里这时已挂满了泪水。“我是个白痴，”他说，“我是个笨蛋。像玛丽罗斯这样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看上我呢?”“是啊，怎么会呢?”保罗说。 “我想我的鼻子在流血了。”乔治说，为的是为擤鼻涕找一个借口。然后他笑了起来，“我到处碰壁，”他说，“维利这家伙忙于学他那该死的俄文，一点也不关心这里的事。”“我们大家也到处碰壁。”保罗说。其实他看上去气色很好，因此乔治抢白他，“我讨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像你这样的人会碰什么壁呢?” “我的情况很糟，”保罗说，“首先，我已二十岁了，那就是说，碰到女人我会变得非常紧张，很不自在了。其次，我今年二十岁，以后的日子还很长，说句坦率的话，一想到未来就令我毛骨悚然。再次，我这个二十岁的人偏偏爱上了安娜，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乔治迅速朝我看了一眼，想证实这是否是真的。我耸了耸肩膀。乔治一口气灌下一大杯啤酒，说道:“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必要去过问谁跟谁相爱。我是个下贱坯，一个恶棍。好了，这还能容忍，但我偏偏又是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我是只猪猡。猪猡怎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呢?这是我想知道的。”他在开玩笑，但他的眼里又噙满了泪水。他的身体因痛苦而抽搐着。 保罗以他特有的懒洋洋的姿态转过头来，让他那双蓝盈盈的大眼睛对着乔治。我敢断定他在这样想:哦，天哪，这才是真正碰壁了呢。但这话我已懒得听了……他从椅子上下来，站在地板上，脉脉含情地向我投来笑容，说道:“亲爱的安娜，我爱你胜过自己的生命，但我这会得过去帮帮玛丽罗斯。”可他的眼神分明地说:我得躲开那个丧气的白痴，但过一会我会回来的。乔治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离去。 “安娜，”乔治说，“安娜，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的想法与保罗的一样:我不想谈论真正令人困惑的事。我打算离开这班人加入到挂彩纸圈的行列中去，因为保罗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那里即刻变得欢腾起来。他们开始跳舞了。保罗跟玛丽罗斯结成舞伴，因为女伴不够，连朱恩·布斯比也在跳。在舞乐的吸引下，人们一个个走出了旅馆。 “我们出去吧。”乔治说，“这班子年轻人就知道寻欢作乐，我简直讨厌透了。再说，如果你也参加，你那位会说什么的。我正有话想跟他说说。” “谢谢。”我说，口气中并无多大感激之意，但我还是跟他来到旅馆的走廊上。那里的人正纷纷朝舞厅走去。维利耐心地放下语法书，说:“我想，要安安静静地做点什么事简直太难了。” 我们三人坐了下来，腿伸进阳光中，身体的其他部位则留在阴影里。玻璃杯里的啤酒黄灿灿的晃动着，仿佛溶入了日光的金箔。乔治开始跟维利说话。他的话题很严肃，但他以一种自嘲的诙谐口吻来说，因此，整个谈话就显得很别扭，很不协调。与此同时，舞厅里传出音乐的阵阵旋律，我很想回到那里去。 实际的情况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乔治一家的生活过得很艰难，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得赡养他妻子的父母和他自己的父母。我去过他那个狭小的住所，那地方甚至偶尔去一趟也让人受不了。这一对支撑起这个家庭的年轻夫妇，或者毋宁说中年夫妇，被四个老人和三个孩子挤得过不了真正的生活。他的妻子拼命干活，他也是。四位老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需要特殊照顾或特殊的饮食什么的。晚上，四位老人在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打牌，经常发生争吵和一些老年人的过激举动。他们占有了房间的正中位置，连续打好几个小时的牌，孩子们只好到处找地方做他们的家庭作业。乔治和他的妻子常常拖着疲惫的身子早早上床睡觉，那间卧室是他们惟一可以说说悄悄话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家。平时乔治一周内有一半时间忙在铁路线上，有时还得到数百英里以外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去干活。他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爱他，但他总是感到内疚，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妇女来说，光操持这样一户人家的家务已经够辛苦了，更何况她还得干一份秘书的工作。许多年以来，他们已没度过一次假，手头老是缺钱，为了几个先令或便士常常争吵不休。 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乔治仍有自己的风流事。他尤其喜欢非洲女人。大约五年前，他曾在马雪比旅馆住过宿，神魂颠倒地迷上了布斯比的厨师的老婆。那个女人成了他的情妇。“你对他好像用得上mistress ① 这个称呼了。”维利说。乔治没有领会其中的幽默意味，坚持说:“是啊，为什么不呢?只要你不主张种族歧视，她就绝对有权利得到这样的称呼，这是对她的一种尊敬，可以这么说。”乔治经常路过马雪比。去年，他看见一班孩子，其中一个的肤色比其他的肤色要浅许多，模样也很像乔治。他问了那个女人，她说是的，她相信那孩子是他生的。她不否定这个事实。“是吗?”维利说，“那该怎么办呢?” 我记得乔治脸上显出一副极其伤感而又不信任的表情。“但是维利———你这蠢货，那里有我的孩子呀，我得为那个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孩子负责。” “是吗?”维利还是那句话。 “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乔治说。“我要尽一切可能在这个鬼地方尽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与种族歧视作斗争。这不对吗?我要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当然，说话要有策略，我要说种族歧视并不符合任何人种的最大利益。仁慈、温和的基督也不赞成这样做。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因为我完全有理由说种族歧视是不人道的，丑恶，不道德。那些赞成它永远存在下去的白人全都该受诅咒。我倒主张大家都学学另一类丑陋的白人的样，让他们去跟黑人女子睡觉去，从而给殖民地增加一个半白半黑的人种。”“她没有要你做点什么吧?”维利说。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乔治用他那双大手捂住脸，我看见他的手指缝里已流出泪水。“我已经穷得一无所有，”他说，“这事我是去年才知道的。我简直快要愁得发疯了。” “光发愁不是个办法。”维利说。乔治猛地放下他的手，露出泪痕斑斑的脸看着他。 “安娜?”乔治以哀求的口吻说，一边看着我。我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起来，因为我曾妒忌过那个女人，昨天晚上还希望过自己就是她。不过，当时这种想法是没有针对性的。如今我已知道那个女人是谁，我惊奇地发现我开始痛恨乔治，并谴责他———正像昨天晚上当他使我感到内疚时我曾怨恨过他那样。而且，更糟的是，我还惊奇地发现我厌恶这个事实:那个女人是个黑人。我原以为自己决不会有这种情感，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我因此感到羞愧，感到愤怒———对自己，也对乔治。其中的原因甚至还不仅限于此。我年纪轻轻，才二十三四岁，却像许多所谓的“解放了的”女孩一样犯了一个错误，即陷入家庭生活的陷阱中并受其驯化。乔治和他的妻子所深陷其中的那个“家”除非那四位老人归天，就毫无获得解放的可能。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我甚至害怕得做起了噩梦。然而———我知道，这个男人，这个身陷囹圄的乔治，这个把那位不幸的女子———即他的妻子关进笼子的男子，在我看来还是强大的生殖力的代表。我从内心上是躲避这种力量的，但当时却显然在向它靠近。凭本能我知道，如果我跟乔治上床，就会领略到那种我以前从未领略过的性能力。尽管有这样一些想法和情绪在我身上激烈地冲突着，但我仍喜欢他，实际上是爱他，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人。我坐在走廊上好一会说不了话，知道我的脸已经变红，双手正在颤抖。我倾听着从山坡那边的大厅里传来的音乐和歌声，总觉得乔治在厄运的重压下似乎在拒绝我享受某种极其甜美、幸福的生活的权利。当时，我好像觉得自己活到今天有一半时间被剥夺了享受这美好的人生的权利。凭理智我还知道我的所谓幸福全都是无稽之谈———比如说，玛丽罗斯就很妒忌我，因为她相信维利和我具有她所希望的一切———她相信我们两人相亲相爱。维利一直在看着我，这时他说:“由于那女人是个黑人，安娜受惊了。”“这只是部分原因。”我说，“我惊奇的原因还在于我向往过那样的生活。” “我惊奇你居然会承认这一点。”维利冷冷地说，他的眼镜片在闪闪发光。 “我惊奇你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乔治对维利说，“够了，你简直是个该死的伪君子。”维利拿起他的语法书，把它摊开在膝盖上。“事情如何了结呢?你自己有什么聪明的解决办法呢?”维利说，“用不着告诉我。我知道你的为人，你觉得把那个孩子领进家门是你的责任。那将意味着四位老人惊恐得灵魂出窍，先不说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理睬他们。你那三个孩子将被赶出校门。你的妻子将失业。你将丢掉自己的饭碗。你们一家九口人将全给毁了。这对你的儿子又有什么好处呢，乔治?我可以问问吗?”“难道这就是事情的结局?”我问。 “是的，事情就是如此。”维利说。在这种场合下，他的表情与平时一样总是那么固执，那么富有耐心。他的嘴唇紧紧地咬着。“我可以让它成为一个先例。”乔治说。“什么样的先例?”“冲破虚伪的先例。” “为什么要在我面前用上虚伪这个词呢?———你刚才就已经称呼我为伪君子了。”乔治显得卑贱起来，维利则继续说，“你的崇高行为将由谁来偿付代价呢?你已经有八个人需要养活。” “我的妻子用不着我养活。我其实还得依赖她。至少在精神上如此。你以为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要不要我把事实再重复一遍?”维利说，他显得超乎寻常的耐心，眼睛一边注视着他的文法书。乔治和我都知道，因为刚才说了他是伪君子，这口气他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乔治接着说:“维利，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总不能听之任之，就这样甩手不管吧?”“你是不是要我说这样做不公平，不道德呢?” “是的。”乔治说，他停顿了一会，把头低了下去，“是的，我想这正是我要说的。更糟糕的是:你别以为我已经不再跟她睡觉了，其实这事还没有完呢。有可能某一天在布斯比的厨房里又会冒出个小豪斯娄来。当然，我现在比以前谨慎多了。”“那是你的事。”维利说。 “你真是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乔治停顿了一会，说道。 “谢谢。”维利说“这件事已经没有别的解决办法，是不是?你自己也这样看，对不对?” “那个孩子得在南瓜田里成长，与鸡群为伍，将来做一个庄稼汉或蹩脚的职员，而我的其他三个孩子却可以读完中学上大学。如果我一定得结束在这里的苦难，他们还可以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家。”“你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呢?”维利说，“是因为你的血脉吗?还是因为你的神圣的精液什么的?” 乔治和我都大吃一惊。维利看出了这一点，把他的脸拉长了。乔治生气地说:“不，这是责任。我不能嘴上说的是一套，行动上做的又是一套。” 维利耸耸肩，我们沉默了下来。约翰有节奏的弹奏声从大厅那边传过来，打破了正午的宁静。 乔治再次看着我，我振奋起精神，决心与维利斗一斗。回想起来真令人发笑———因为我情不自禁地用了文学上的术语来进行争论，就像他不自觉地使用政治术语一样。但在当时，这一点也不显得有什么不妥。在乔治眼里看来也不足为奇，在我说话时，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停地点头。 “听我说，”我说，“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它简直就是道德的试金石。打个比方，它就像基督的复活。而你这会儿却耸耸肩膀，全不把它当一回事。”“我好像并没有耸过肩膀。”维利说，“但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自从有了私生子以后就很难具体化了，这也许是个事实。”“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乔治问，声音很刺耳。 “好了，你们是不是要说非洲的问题在这个国家全集中在布斯比的厨师家里那位白皮肤的小傻瓜身上了呢?” “你把话说得太好了!”乔治怒气冲冲地说。（然而，在他离开殖民地以后许多年，他仍然低三下四地向维利讨教，恭敬他，写出一封封自贬自贱的信给他。）他抬头看着外面的阳光，挤掉了眼泪，然后说:“我得去倒杯酒来。”他迈步朝酒吧走去了。 维利拿起他的教科书，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说:“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但我不会把你的责备放在心上的。你也会给他提出同样的忠告，是不是?无非多说几声‘唉呀唉呀’罢了，但你的忠告会跟我的一样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切实在太糟糕了，我们因此变得冷酷无情，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 “但我要建议你坚持某些基本原则———如废除不合理的现象，纠正社会的错误什么的，而不是光坐在一旁为它哭哭啼啼。”“现在我们得做点什么呢?” “现在我要读点书，你可以出去安慰安慰乔治，对他表示点同情，不对，这样做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我离开他，慢慢地走回大厅。乔治身子斜靠在墙上，手上拿着一个杯子，眼睛闭着。我知道我应该走到他的跟前去，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进入大厅。玛丽罗斯独自坐在窗口边，我来到她面前。她正在哭。 我说:“好像今天是个大家哭鼻子的日子。” “不包括你。”玛丽罗斯说。她的话是说我跟维利在一起过得很幸福，根本用不着哭鼻子。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说道:“怎么啦?”“我坐在这里看他们跳舞，脑子里一边开始思考起一些问题。几个月以前我们还相信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一切都将变得很美好，但如今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是吗?”我说，语气中显然流露出一种恐惧。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反驳她。过了一会，她又说:“乔治找你干什么?我想他一定因为我打了他在骂娘吧?” “乔治什么时候会因有人打了他就骂娘呢?你为什么要这样想?”“这也是我痛哭的另一个原因。当然，我知道，我打他的真正原因是，像乔治这样的人有可能使我忘记我的兄弟。” “那不好吗，你也许确实应该让某个像乔治这样的人试一试。”“也许我应该那样做。”她说。像往常一样，她的脸上露出一种勉强的微笑，那意思显然是说:你真是个可爱的宝贝!———我于是生气地说:“既然你懂得其中的道理，又为什么不照着做点什么呢?”她再次露出勉强的微笑:“再不会有人像我的兄弟那样爱我了。他真的很爱我。乔治会跟我做爱，但那不是同一回事，是不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已拥有过最美好的一切，而如今除了性关系，已别无所有。这话有什么错呢?你说这话有什么错呢?”“你用那样的口气跟我说‘这有什么错呢’，我就不知道如何回答好了，尽管我仍觉得你的话总有不对头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对头?”她的声音变得很怪异，这使我更加生气起来:“你根本就没有试一试，没有试一试。你只是放弃这种努力。”“你的一切太美满了。”她说，再一次暗示维利，这一下我无言以对了。这回轮到我想哭了，她看了出来，便以一个比别人经受过更多磨难的人的口吻说:“别哭，安娜，你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好了，我得去洗洗脸准备吃午饭了。”她走了出去。所有的年轻人都围着钢琴在唱歌，我于是离开大厅，朝刚才乔治待过的地方走去。我拾级登上两旁长有荨麻与花紫树的小山坡，发现他已移步到旅馆背后，正站在那里，目光穿过一排木瓜树凝视着那间住着厨师和他的妻儿的小屋子。一群黑皮肤的孩子正蹲在地上，在鸡群中玩耍。我注意到，乔治打算点上一支烟，但他那只光滑的手臂在颤抖。他没能点上那支烟，于是不耐烦地把它丢开了。他平静地说了一句:“ ，我的私生子不在那里。” 下面旅馆里响起了开午饭的铜锣声。“我们还是进去吧。”我说。 “跟我在这里待一会吧，”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手上的热气透过我的衣服烫及我的肌肤。铜锣那悠长而清脆的声浪过去了，钢琴声也已停止。蓝花楹树上有只鸽子在咕咕地啼鸣。乔治把他的手放到我的胸口，说:“安娜，我现在可以带你到床上去———然后再跟我的黑人情妇玛丽睡，再以后还可以今晚就回家，跟我的妻子睡一觉，从而使你们三人都快活。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安娜?”“不理解。”我怒气冲冲地说。然而，他搁在我胸口上的那只手已经使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你不理解?”他以讥诮的口吻说，“真的吗?” “是的。”我坚持说。我是在代表所有的女人撒了谎，我想到了他的妻子，我觉得她好像就关在笼子里。 他闭上了眼睛。他那棕色的脸颊在颤抖，一双乌黑的眼睫毛看上去就像雨天挂出的两道小小的虹。他没有把眼睛睁开，接着说:“有时候我会以局外人的目光审视自己。乔治·豪斯娄，一个受人尊敬的市民，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然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对它的热情已被他对年迈的父母和岳父母、可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忠诚所抵销。我能看见一只张牙舞爪的大猩猩就在身边。我能十分清楚地看见那只大猩猩，我奇怪别人怎么不能够。”他把手从我的胸口放下，从而使我能够再次均匀地呼吸。我说:“维利是对的。你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办法，因此你应该停止折磨自己。”他依然闭着眼睛。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下面的一句话，但他已睁开眼睛，并向后退了几步。这也许是某种心灵感应吧。我说:“你不应该去自杀。” “为什么不呢?”他怪异地问。 “就为那个与你不能把那孩子领回家一事相同的理由。你已经有九个人需要操心。” “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只有两个人需要操心，那时我会不会把这个孩子领回家呢?” 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过了一会，他用手挽住我的腰，陪我穿过黑皮橡树和荨麻丛，说道:“和我一起到旅馆去吧，但千万要离我这只大猩猩远点。”我为自己拒绝了这只大猩猩、扮演着一个超越性关系的姐妹的角色而苦恼。吃午饭时我坐在保罗身边，而不是乔治身边。午饭以后我们大家都睡了很长时间，并很早就开始饮酒。尽管对于马雪比这一带的村民来说，这次舞会并不公开，但当村民们乘车赶来时，舞厅里还是挤满了跳舞的人。除了我们这一班子人，从城里还来了许多空军官员。约翰一直在弹钢琴，原先聘请的那位钢琴师远远比不上约翰，于是心甘情愿地退到酒吧里去了。晚会的主持人匆匆说了几句半心半意的话欢迎空军官兵的到来，全部仪式也就结束了。我们都跳起了舞，直到约翰弹累了为止，那时已是凌晨五点钟。然后我们三五成群站在布满寒星的夜空下，月光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脚下布满了黑森森的影子。我们全都手挽着手唱起了歌。在逐渐苏醒的夜色中，鲜花的芬芳沁人心脾。它们长得既繁茂又鲜艳。保罗和我在一起，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跳舞。维利跟玛丽罗斯在一起———他也一直跟她跳。杰米喝得酩酊大醉，独自在一旁晃动着身子。不知怎么回事，他又受伤了，眼皮上有个小伤口在流血。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其他几天也是如此。第二天晚上的“全体舞会”还是那些人参加，布斯比酒吧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布斯比的厨师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妻子也许跟乔治又幽会了一次。乔治留意着玛丽罗斯，显得既痛苦又无奈。第二天晚上，斯丹雷·莱特开始注意起长着一头红发的莱蒂莫尔太太，但我得说其结果是很悲惨的。用上“悲惨”这个词似乎有点荒唐，因为那时候人们所经受的痛苦其实没有半点“悲惨”可言。一切都出了差错，显得既丑陋又不幸，充满着犬儒主义的色彩，但决不是悲惨的，任何事物和人物都得不到改变自身的机会。感情的闪电时不时地闪现，照见一片充满隐秘的痛苦的地带，然后———然后我们继续跳舞。我猜想斯丹雷和莱蒂莫尔太太之间的事只是她婚姻生活中发生过无数次的插曲之一。 她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妇女，性格很直爽，双手极其灵巧，双腿又细又长。她的皮肤白白嫩嫩的，长着一对长春花般又大又蓝的眼睛，目光混浊，温柔，视力很差。那对蓝得发紫的眼睛简直就是透过朦胧的泪眼观察人生的。就她而言，这种朦胧也是被酒精害的。她的丈夫是个身材高大、脾气乖戾的商人，酗酒成癖，为人残忍。酒吧一开门他就开始喝酒，喝了一整天，脸始终是阴沉沉的。而喝酒则使她变得更温柔，更爱眼泪汪汪地唉声叹气，我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见过她丈夫跟她说话不是恶狠狠的。看样子她已经不在意了，或者说已经无所谓。他们没有孩子，但她有一只跟她形影不离的狗，那是一只跟她的头发的颜色相同的漂亮的红毛狗，一双眼睛也跟她一样泪汪汪的充满着某种渴望。红发女子和红毛狗一起坐在走廊上，接受其他顾客向他们表示的敬意和饮食。这三个每逢周末都要到这家旅馆来。斯丹雷·莱特被她迷住了。她没有腰身，他说。她是个真正的好女人，他又说。第二天晚上的舞会中，她由斯丹雷殷勤地陪伴着，她的丈夫则在酒吧里喝酒直到关门。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钢琴边，斯丹雷跟他干完最后一杯酒，他便跌跌撞撞地上床去了，留下妻子继续在那里跳舞。他似乎对她的所作所为并不在意。她时而跟我们在一起，时而跟斯丹雷在一起。斯丹雷已经设法为约翰“弄到”一个住在离此两英里的一个农场里的女人，她的丈夫去了军队。正如他们反复所说，他们四人在一起过得很快活。我们在大厅里跳舞，约翰弹着钢琴，那位农场主的妻子———一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留着一头鲜亮的金发的大个子女人———就在他的身边。泰德已暂时放弃拯救斯丹雷的灵魂的努力，正如他自己所说，性对他太有吸引力了。整个大周末———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只是一个劲地喝酒、跳舞，耳畔始终响着约翰弹奏的钢琴声。 当我们回到城里时，保罗评论说，这样的度假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只有一个人一直坚持他的自我修养，那就是维利，他每天都坚持花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学习文法，尽管也多少受过一点玛丽罗斯的诱惑。但我们大家仍觉得应该回到马雪比去。我记得，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去了那里。这一次与上次度假的情况已大不相同———除了我们几个人和莱蒂莫尔夫妇和他们的狗，再加上布斯比一家，整个旅馆空空如也。我们受到布斯比夫妇殷勤的接待。但我们仍感受到，我们在旅馆里已不再享有那么多的特权，只是花了那么多的钱，主人不至于让我们扫兴罢了。那个周末的情况我已记不得太多，随后的四五个周末也是如此———中间还隔了几周。我们已不再每周都上那里去。 从我们第一次去那里算起过了大约六个月或八个月时间，一场危机———如果可以称做危机———终于发生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去马雪比。人还是先前那几个人:乔治、维利、玛丽罗斯和我，泰德、保罗和杰米。斯丹雷·莱特和约翰已经加入到莱蒂莫尔太太和她的狗以及那位农场主的妻子的圈子里去，有时泰德也跟他们在一起，但总是默默地坐着，很有点不自在。不一会他又回到我们这里来，照例默默地坐着，朝自己笑笑。那是一种新奇的微笑，含有讥诮、苦涩和自责的意味。坐在花紫树下，我们经常能听见走廊那边传来莱蒂莫尔太太那懒散而悦耳的声音:“斯丹孩儿，给我弄杯酒过来好吗?为什么不给我一支烟呢，斯丹孩儿?孩儿，过来，跟我说说话。”他把她叫做莱蒂莫尔太太，但有时忘了，冲口叫出玛丽，这时她便会朝他眨巴起那两道爱尔兰式的黑色眼睫毛。他当时才二十二三岁。他们间的关系后来维持了二十年。在大庭广众下他们喜欢扮演母子的角色，但私下里却保持着频繁的性关系，这一点只要莱蒂莫尔太太一走近我们身边，我们就能领悟到。 回顾我们度过的那些周末，它们就像一串穿在一根线上的珠子，开始是两颗晶莹闪亮的大珠子，随后是一排无足轻重的小珠子，最后又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珠子。但那也只是模糊的记忆，因为，一旦回想起那最后一个周末，我便意识到这当中的那些周末一定还发生过什么事才导致最后的事故发生。我已记不得那么多，因为这一切都已成过去。如今回想起来，也只能徒增烦恼了———就像在跟另一个坚持维护隐私的自我格斗一样。不过，事情全都装在我的脑子里，就看我能否把它们一一折腾出来。我诧异自己生活在主观色彩浓厚的烟霾中，那么多事物都被我忽视了。你怎么知道我所“记得的”一切就是最重要的呢?我所记得的只是经过二十年前那个安娜所挑选的东西。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安娜是否还会作这样的选择。因为跟苏格大娘相处的那段经历以及对笔记的实验已大大增强了我的客观意识———不过，这一类的观察记载在那本蓝色笔记里，不在这本笔记里。不管怎么说，尽管最后一个周末所爆发的戏剧性的一切看上去似乎并无先期的迹象，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比如保罗和杰克逊的友谊在惹怒布斯比太太以前肯定已发展到了很深的程度。我仍记得她是怎样责令保罗离开厨房的———时间肯定是最后那个周末前的一个周末。当时保罗和我正在厨房里跟杰克逊说话，布斯比太太走了进来说:“你们知道，按规矩旅馆的顾客是不允许进入厨房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所感受到的震惊，就像大人变得专横武断时孩子感到受委屈那样。这也就是说，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可以在厨房里进进出出，可她从来没有抗议过。保罗当时作出的反应是即刻按她的话去做。他有意等在厨房的后门，直到杰克逊吃完中饭出来，然后便招摇过市般陪他穿过围住杰克逊所住的那间小茅舍的铁丝网，一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交谈着。保罗有意要当着黑人与白人的面摆出如此亲密的举动，目的是想气一气那些对此看不顺眼的白人。我们从此再也不走近厨房。我们真是十足的孩子气，从此便像小学生议论女校长那样嘲讽起布斯比太太，对她说三道四。事情在我看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我们竟会一下子变得那么天真，竟会毫无顾忌地去伤害她的感情。由于她怨恨保罗和杰克逊之间的友谊，她在我们眼里成了一个“不开化的土人”。我们清楚地知道，殖民地里每一个白人都厌恶这样的土人，只是从政治的利益出发，我们才在向别的白人解释为什么土人的种族态度有违人道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理解。 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泰德是怎样解释斯丹雷和莱蒂莫尔太太的关系的。泰德说莱蒂莫尔先生变得吃醋了，当然他有自己的正当理由。斯丹雷天生爱客客气气地嘲弄人，他说过，莱蒂莫尔将他的妻子看得一钱不值，他活该受到报应。其实，真正可笑的还是泰德，因为他妒忌斯丹雷。斯丹雷才不关心泰德是否受了伤害。他为什么要关心呢?一个人一旦对另一个人爱到了一定程度，怨恨往往会随即产生。事情历来如此。当然，泰德最初看上斯丹雷是因为他是一只“压在石块底下的蝴蝶”，他的浪漫情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他们的关系还是好的。泰德也真是自作自受，斯丹雷曾不止一次对他狡黠地微笑过，并眯起眼睛冷冷地对他说:“你离远点吧，伙计，你知道这会儿不是请你喝茶的时候。”然而，泰德继续向他提供一本书或一张音乐会的票子什么的。斯丹雷已经公开蔑视泰德。而泰德则连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就容忍他了。泰德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小心谨慎的人，但他也会跟斯丹雷一起出去“历险”，捣腾一些啤酒或偷窃点食品什么的。事后他会对我们说，他跟斯丹雷出去只是为了寻找机会向他说明这样做不是正当的谋生手段，他相信斯丹雷有一天自己会认识到这一点。说完这话他便满含羞愧地朝我们瞟上一眼，随即转过头去，脸上露出一丝歉疚的苦笑。回头再说乔治的儿子。后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乔治本质上是个稳重的人，我相信，一年来他一直让自己受心灵的折磨，而不把事情张扬出去。维利和我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然而，后来大家还是知道了。我猜想，就在我们大家都喝得有点醉醺醺的某个晚上，是他自己把事情捅了出去，虽然过后他觉得这样做很不明智。我们大家即刻开始嘲笑他，就像我们在绝望中要对这个国家当时的政治形势要作一番嘲讽一样。我记得有天晚上乔治使我们大笑不止，大家最后便凭想像胡诌起来，说将来有一天乔治的儿子会到他家要求做一个仆人，乔治开始不认识他，但某种神秘的联系使他喜欢上了这个可怜的孩子。他被允许在厨房里干活，他的敏感的本性和天生的才智———“这一切当然是从我这里继承去的，”乔治也许会这么说———很快使他亲近了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成员。不久他便开始在牌桌上为四个老人洗牌，而且还跟乔治的其他三个孩子———即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比如说，当他们打网球时，他就为他们捡球，从而证明他的存在并非无足轻重。他那富有耐心的服务终于得到了回报。乔治突然间醒悟过来，有一天，当这个孩子给他递过他的皮鞋时，他说:“擦得很亮，真的。”“老爷，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我的儿子啊!”“父亲，你终于认我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大家说了一大堆。那天晚上，我们看见乔治独自坐在树底下，双手捧着头，身子一动不动，沮丧而沉重的身影融合在长矛状的树叶子所投射的婆娑的影子里。我们过去坐在他的身边，但大家都没有什么话可说。最后那个周末将举行另外一个大型舞会，星期五那天，我们各自乘坐汽车或火车陆陆续续赶到了马雪比，并在大厅里会合。维利和我到达时，约翰已经坐在钢琴边，那位金发红脸的女子就相伴在他的身边。斯丹雷在跟莱蒂莫尔太太跳舞;乔治在跟玛丽罗斯说话;维利直接走过来强制乔治离开那里;保罗过来要我跟他跳舞。我们间的关系跟以前一样既亲切又具有讽刺性，嘴上说的尽是些好听的话。旁观者总以为我们间的关系是:维利和玛丽罗斯，保罗和我。不过，有时候他们还会以为乔治和我，保罗和玛丽罗斯。当然，由于我跟维利的关系几乎并不存在多少性的因素，这种浪漫而多变的关系其实也是可能的。在一群人当中如果有两个核心人物保持着真正的性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会像催化剂一样影响到其他的人，最终常常毁了整个组织。我已见过许多这样的团体，包括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实际上，只要你观察一下某个组织一般成员之间的关系，你就能判断出该组织核心的一对（这样的一对普遍存在）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了。 星期五那天，我们到达以后才一个小时，事情就有点不对劲。朱恩·布斯比来到大厅，要求保罗和我去厨房帮她准备当天晚上的食物，因为杰克逊得忙于准备明天的宴会。朱恩当时已跟那位小伙子订婚，从此不再恍恍惚惚的老是走神。保罗和我跟着她走了进去，杰克逊当时正在搅拌做冰布丁用的水果和乳酪，保罗马上跟他交谈了起来。他们谈论的是英格兰，对于杰克逊来说，英格兰是那么遥远而神奇，有关它的一些简单的细节———比如地铁、公共汽车、议会，等等，他也能耐心地听上几个小时。朱恩和我站在一起，为旅馆当天的晚餐准备色拉。她急切想腾出时间接待她的年轻的未婚夫，因为他随时有可能到达。布斯比太太这时走了进来，她看了看保罗和杰克逊，说:“我想我已经同你说过，我不想在厨房见到你，是不是?” “哦，妈妈，”朱恩赶紧说，“是我把他们请来的。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厨师呢?让杰克逊一个人干实在太忙了。” “杰克逊做这个工作已经十五年了，至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困难。” “哦，妈妈，事情是没有困难的，但自从战争爆发，那么多空军官员经常上这儿来，工作就忙多了。我愿意过来帮点忙，保罗和安娜也是。” “你应该听我的，朱恩。”她的母亲说。 “哦，妈妈。”朱恩显得有些恼火，但仍保持着温和的口气。她朝我扮了个鬼脸，那意是让我不要介意。布斯比太太看见了她扮的鬼脸，于是说:“你太多管闲事了，我的孩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厨房里发号施令的?” 朱恩终于忍不住使起了她的性子，径自离开了厨房。 布斯比太太懊丧地看着保罗，嘴里喘着粗气，她那张并不怎么漂亮、老是泛着红晕的脸变得更红了。如果此时保罗能说句好话，做点什么事以缓和她的情绪，她肯定会即刻作出让步，变得温和起来。但他作出的反应仍与先前一样，朝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然后便从容不迫地朝边门走去，一边对杰克逊说:等你忙完活以后我再来看你。不管你忙到什么时候都行。”我对布斯比太太说:“如果朱恩不邀请我们，我们也不会到这儿来的。”她对我的申诉并不感兴趣，没有作任何回答。我于是回到大厅，跟保罗做伴跳舞。那一阵子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说布斯比太太爱上了保罗。她也许真有那么点意思。但她是个朴实而勤劳的女人。自从战争开始，她一直就这么操劳。他们的旅馆原先是个只供旅行者过夜的处所，如今成了度假胜地。开办这家旅馆实在够她忙的了。几周以前，朱恩又从一个整天绷着脸的少女变成一个即将出嫁的年轻女子。回想起来，我觉得朱恩的婚姻是导致她母亲郁郁不乐的根本原因;朱恩显然是她感情的依托。布斯比先生总是忙在柜台上，他是一个最难相处的酗酒者。那些在宴会中畅怀豪饮的人与“携酒瓶者”———即长年累月每天都得喝上几杯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些天天得喝酒的人对待自己的妻子都很坏。布斯比太太已经失去了女儿，她不久就要住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了，在这个殖民地里，这点距离算不了什么，但对母亲来说却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也许她还深受战争年代的动荡的时局的影响。许多年以前，她就听天由命，虽然是个女人，却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生活。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在观察莱蒂莫尔太太，她与自己年纪相仿，如今正被斯丹雷·莱特追求着。也许，她对保罗暗暗地抱有幻想，这我不得而知。如今回想起来，我明白布斯比太太是个孤独而可怜的女人，但当时我却并没有这样看。当时我只是把她看做一个愚蠢的“土著人”。哦，天哪，一想到那些曾经被我们亏待过的人，我的心就要发痛。让她变得快活仅仅是举手之劳———只要我们偶尔请她过来一起喝点什么，或跟她说说话就行。但我们却止步在自己的圈子里，对她一味地开着愚蠢的玩笑和嘲讽。当保罗和我离开厨房时，她脸上那副尴尬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凝视着保罗的后背，显得既伤心又失望。她的眼睛因困惑而显得有些迷狂。只听她尖着嗓门对杰克逊大声嚷嚷:“你变得厚颜无耻了，杰克逊。你为什么会这样厚颜无耻呢?” 按规定，每天下午杰克逊都可以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但他却像个封建时代的忠实奴仆那样，只要事情忙不过来，他便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天下午，我们看见他直到五点左右才离开厨房，慢慢地走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保罗对我说:“亲爱的安娜，如果我不加倍地去爱杰克逊，那我就不配如此爱你了。现在这件事已成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了……”他离开我，走过去迎接杰克逊。两人站在篱笆旁交谈着，布斯比太太从厨房的窗口上看着他们。当保罗离去时，乔治来到了我们身边。乔治看着杰克逊，说:“那人就是我的孩子的父亲。”“哦，别说了，”我说，“再说它没有好处的。” “安娜，你不觉得事情很滑稽吗?我难道连钱都不能给我自己的孩子吗?杰克逊每个月多得五英镑，你不觉得这太不可思议吗?当然，我得养活那么多孩子，自己又年老体弱，五英镑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如果我每月给玛丽五英镑，让那个可怜的孩子穿得体面些，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作用是很大的……她曾对我说过，杰克逊一家一星期的伙食费才十先令。他们就靠南瓜、玉米粥和厨房剩下的残羹剩饭过日子。“杰克逊没有怀疑你们吗?” “玛丽说没有。我问过她。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吗?她说:‘他是我的好丈夫，他对我和所有的孩子都很温和……’安娜，你知道吗，当她说出这话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混账东西。”“你还跟她睡觉吗?” :“我没有放你的假，让你厚颜无耻地跟那些脑子有毛病的白人交谈。”保罗气愤得连尖酸刻薄的话也顾不上说了。他只是说:“我的天哪，安娜，我的天哪，我的天!”然后他慢慢地恢复了常态，硬要拉我再去跳舞。他说:“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如说你，真正相信这世道有一天会变的。”那天晚上，我们又跳舞又喝酒。我们很迟才上床睡觉。维利和我上床时情绪都很坏。他很恼火乔治把自己的事和盘托出，他对他已感厌烦。他对我说:“你和保罗好像相处得很不错。”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这句话就一直在他的嗓子眼里。我回答:“不错，你和玛丽罗斯也一样。”我们已经坐到各占房间一方的两张单人床上。他手上拿着本有关德国早期社会主义发展的书。他坐在那里，所有的智慧却集中闪耀在那两片闪闪发光的眼镜片下面。他在思索:是否有必要跟我吵一架。我想他当时心里在想:我们一吵起来，一定又会回到乔治的老话题上去……感情脆弱啦，官僚政治啦，等等等等。不可思议的是，他是个做事不知自己的动机的人，也许他相信自己痛恨我与保罗的关系。也许他的感情是真切的。由于受到了挑衅，我才拿玛丽罗斯回敬他。如果今天我受到同样的挑衅，那我就会说:“每个女人都由衷地相信，只要她的男人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就有权利再找一个。”这是她的第一感觉，也是最强烈的愿望，尽管后来出于怜悯或利害关系的考虑，这种愿望可能淡漠下去。但维利和我凑合在一起并非出于性的要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在此写下这一切，并明白我们间的矛盾已那么深，今天回想起来我仍能凭本能或纯粹的习惯作用来判断它的是与非。愚蠢啊愚蠢，我总是做那样的蠢事。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争吵。过了一会他独自哼起了那首歌:哦，那条大鲨，长着凶恶的钢牙……他随后拿起他的书读了起来，我也就睡下了。 第二天，旅馆的气氛全变坏了。朱恩·布斯比跟她的未婚夫跳舞去了，直到凌晨才回家。当她回来时，布斯比先生破口大骂他的女儿，布斯比太太则在流眼泪。因杰克逊而起的乱子在旅馆的服务人员中蔓延开去。吃午饭时，服务员对我们板起了脸孔。杰克逊按聘用合约办事，一到三点钟就甩手不干了，留下布斯比太太一人操办舞会的食物。朱恩因记恨前一天受到的责备，也不愿帮她母亲的忙。我们更是袖手旁观。我们听见朱恩大声嚷嚷着:“如果你不那么吝啬，你就该再雇用一个厨师，用不着为了每月节省五英镑而拿自己作牺牲。”布斯比太太哭红了眼睛，脸上显出狂乱的表情，她跟在朱恩背后为自己争辩着。当然，她并不是一个生性吝啬的人。五英镑对布斯比一家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想，她不多雇用一个厨师的原因是她不在乎自己多干活，她原以为杰克逊也不在乎。她回到自己房里躺下了。斯丹雷·莱特与莱蒂莫尔太太一起待在阳台上。下午四时，旅馆的一位服务员为旅客端上茶点，但莱蒂莫尔太太患头痛，想喝清咖啡。我猜想，一定是她丈夫出了什么问题，但我们已习惯于把她丈夫当做一个非常顺从妻子的人来看待，因此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一想法太自以为是了。斯丹雷来到厨房向服务员要咖啡，但咖啡被锁起来了，食品柜的钥匙则由忠实可靠的仆人杰克逊保管着。斯丹雷于是去杰克逊的小屋向他借钥匙。我想，他根本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他只是“组织”货源，这也是他的天性。杰克逊本来就喜欢斯丹雷，因为他把皇家空军进驻殖民地与人道主义相联系，他于是出了小木屋，下来打开食品柜，准备给莱蒂莫尔太太做清咖啡。布斯比太太一定是从她卧室的窗口看见了这一切，她于是走了过来，对杰克逊说:如果你再敢这样做，你就要被解雇了。斯丹雷想安慰她，但无济于事。她简直就像中了什么邪似的，她丈夫不得不过来把她拉走，让她再躺到床上去。 乔治来到维利和我身边，说:“你们是否意识到，杰克逊如果被解雇，那会意味着什么呢?那时这一家子全完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打算……”维利说。 “不，你这大笨蛋，我只是偶尔要想起他们。这是他们的家。杰克逊不可能再找一个工作能让他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只得到什么地方找份工作，而他的家人则不得不回到尼亚萨兰 ① 去。” “很有可能。”维利说，“他们那时将跟其他非洲人一样过日子，而不是成为百分之零点五的少数派———他们在这里的比例好像只有这么点。”酒吧很久以后才开门，乔治前去喝酒。杰米陪着他。我似乎还将最重要的一点给忘了———杰米还惹恼过布斯比太太。事情发生在上周末。杰米当着布斯比太太的面用手搂住保罗，并吻了他。当时他喝醉了。思想单纯的布斯比太太当时惊呆了。我竭力向她解释:殖民地男人的传统习惯或生活作风与英格兰男人是不一样的，但从那以后，她一见到杰米就徒生厌恶。他经常喝醉酒，不刮胡子，焦黄的短须中露出两道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使他看上去显得很有点丑陋。他走起路来总是跌跌撞撞的，身上穿的衣服经常不扣纽扣，不翻衣领。但这一切布斯比太太并不介意，她觉得这都很正常，真正的男人完全有权利喝酒，不刮胡子，不注重自己的仪表。她过去甚至像慈母般关怀过他，但“同性恋”这个词使她再也无法容忍。“我猜到了，他就是人们所说的同性恋。”她说这句话时好像这个词就是一剂毒药。 杰米和乔治在酒吧里喝醉了，当舞会开始时，他俩已变得很伤感，很感情用事。当他们进来时，大厅里已挤满了人。杰米和乔治一起跳舞，乔治拙劣地迈着舞步，杰米则装出一副天真而快活的样子。他们在大厅里只兜了一圈———但这已足够了。布斯比太太已经来到舞厅，看上去就像只穿着黑色缎子衣服的海豹，一张脸因悲伤而泛出红光。她朝他们两人走过去，要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出丑卖乖。没有人注意到所发生的一切，乔治告诉她别做一只愚蠢的母狗，并开始与朱恩·布斯比跳舞。杰米张大嘴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那样子活灵活现的就像一个小男孩被人掴了一巴掌而不知如何办才好。他踌躇了一会，然后便一个人走到室外去了。 保罗跟我跳舞。维利跟玛丽罗斯跳。斯丹雷跟莱蒂莫尔太太跳。莱蒂莫尔先生待在酒吧里，乔治数次离开我们，回到他的篷车里去。我们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喧哗，不管什么事都要嘲笑几句。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最后一个周末了。当然，我们并没有作过任何决定不再到这里来，就像当初来这里时并没有作出过任何决定一样。我们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其中一个原因是保罗和杰米不久就要调防了。 临近半夜时，保罗提醒说杰米出去很久了。我们在大厅的人群中寻找他，但见不到他的人影。保罗和我到外面去找他，在门口碰到了乔治。室外的空气很潮湿，天空阴云密布。在这个国家的这一带地区，在晴朗的天气里会突然发生一两天的突变，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就像在爱尔兰常见的细雨微风一样，这时往往会有一场细雨或缓缓降落的大雾。那天晚上的天气也是这样子。人们三五成群站在阴冷的微风中，但夜色实在太深，相互间看不见对方的脸。我们在他们中间来回寻找，希望能凭人影子认出杰米。酒吧这时已关门，旅馆的阳台上没有他，餐厅里也不见他的人影。我们开始焦急起来，因为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将喝得烂醉如泥的他从花圃里或花紫树下救出来。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卧室。然后我们慢慢地搜索各个花园，跌跌撞撞地穿过一丛丛灌木和植物，但仍没有发现他。我们坐在旅馆主楼的背后，不知道下一步得上哪儿找才好。正在这时，前方离我们仅五六步之遥的厨房亮灯了。杰克逊独自慢慢地走进厨房。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直受人监视着。我记得他向来待人彬彬有礼，小心谨慎。但这一次他却显得既恼恨又困惑———我记得我当时看着他的脸，觉得自己先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种表情。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的眼睛注视着地板上的某个物体。我们凑上前去观看，只见杰米醉醺醺地昏睡在厨房的地板上。杰克逊弯下腰去扶他，这时，布斯比太太紧跟着走进了厨房。杰米醒了过来，看见杰克逊，像一个刚被唤醒的小孩那样举起双臂，抱住杰克逊的脖子。那黑人说:“杰米老爷、杰米老爷，你得去睡觉了。你不可以睡在这里。”杰米说:“你爱我，杰克逊，是不是?你爱我，别的人谁也不爱我。” 布斯比太太惊愕得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在墙上，脸上一片土灰色。这时，我们三人走进厨房，扶起杰米，把他紧抱住杰克逊的手分开。布斯比太太说:“杰克逊，你明天离开这里吧。”杰克逊说:“夫人，我犯了什么错呢?” 布斯比太太说:“出去，滚开。你这龌龊的一家子和你自己都给我从这里滚开。明天就走，否则我就要叫警察了。” 杰克逊看了看我们，眉头锁起又打开，脸上的皱纹使皮肤一缩一张的，分明表示出他的不理解和痛苦，整张脸好像一会儿变凝固了，一会儿又松动开。他显然一点也不知道布斯比太太为什么这样大为光火。 他慢吞吞地说:“夫人，我已经为你工作十五年了。” 乔治说:“我会对她说的，杰克逊。”乔治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跟杰克逊说过话。在他面前他感到内疚。 杰克逊慢慢地把脸转过来对着乔治，然后又慢慢地眨巴起眼睛，那神态好像被什么人打了一下似的。乔治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杰克逊开口了:“你不愿我们离开，是不是，老爷?” 我不知道这话应作如何解释。也许杰克逊一直知道他妻子的事。当时他的话听起来有那个味道。乔治闭了一会眼睛，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那声音听起来十分可笑，简直就像一个白痴在说话。而后他便趔趄着走出了厨房。 我们半推半拉把杰米弄出厨房，我们说:“晚安，杰克逊，谢谢你好心帮了杰米。”但他没有回答。 保罗和我把杰米弄上床。当我们从房间下来穿过黑暗的雨夜时，我们听见不远处传来乔治和维利的说话声。维利在说:“肯定是这样了。”“显而易见。”“很有可能。”乔治则显得异常激动，语无伦次。保罗压低声音对我说:“哦，我的上帝，安娜，跟我一道走吧。”“不行。”我说。“我随时有可能离开这个国家。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你知道我不能这样做。” 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话便走进夜色中。维利回去了，我就跟在他背后。我们走近卧室，一道走了进去。维利说:“这倒是最好的结局，杰克逊和他的一家就要走了，乔治也就会恢复他的理智了。”“这也就是说，几乎可以肯定，这户人家只好分开了。杰克逊再也不能跟他的家人在一起过日子了。” 维利说:“就像你一样。杰克逊有个家已够幸运了，他们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个家呢。现在他跟其他人一样了。就是如此。那么多人没有自己的家，你是不是一直在为他们伤心流泪呢?”“没有，我向来主张这样的事应一古脑儿全结束。”“很对。这就对了。” “但我碰巧认识了杰克逊和他的一家。有时我会不相信你说这话是当真的。” “当然你不会。多愁善感的人除了自己的感情，从来就不相信任何东西。” “这对乔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乔治的悲剧不在玛丽身上，而在他自己。她一走，他又会有别的什么女人。” “这也许对他是一个教训。”当维利说这句话时，他的脸色显得很难看。我离开已经上了床的维利，站在走廊上。雾变得稀薄了，昏暗的夜空中扩散开一团微弱而阴冷的光辉。保罗就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看着我。突然间，兴奋、愤怒和悲伤等诸多感情都一齐涌上我的心头，就像一枚爆炸开来的炸弹。此刻除了保罗，别的一切我都顾不上了。我朝他跑过去，他握住我的手。我们两人都跑了起来，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究竟跑到哪里去，为什么要这样跑。我们沿着公路主干线朝东跑，在满是污泥的潮湿的沥青地面上跌来撞去，随后便折入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我们不知道它通向何处。我们沿着这小径继续跑，穿过从未见过的小沙坑，穿过再次降落的薄雾。黑 的树木湿漉漉的，在小径两侧兀然挺立。我们把它们抛在身后，继续跑下去。我们跌跌撞撞离开小径，来到一片草地上，这里四周密密麻麻地长着低矮的多叶灌木。我们又跑了几步，然后便拥抱着倒在湿漉漉的草丛中。这时，雨潇潇地下着，乌云压得很低，在我们头顶的夜空中疾速飘浮。月亮跟黑暗抗争着，刚露了露脸，又被乌云遮住了，我们于是又淹没在黑暗中。我们浑身颤抖得厉害，两人禁不住都笑了。我们的牙齿一道发出格格的响声。我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绉纱舞装。保罗脱下他的军装，把我裹住。我们又躺了下来。我们相拥在一起的肌肤是滚烫的，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又冷又湿。保罗此时仍不失他的沉稳，他说:“亲爱的安娜，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我选择上你这个早有这方面的体验的女子是否明智呢?”这话使我再次笑了起来。我们两人都无明智可言。我们太幸福了。很久以后，头上的月光逐渐变得明亮起来，远处，旅馆里约翰的钢琴声早已停止。抬头仰望，我们看见乌云已经散开，星星也出来了。我们从地上爬起，心里记着刚才的钢琴声，认准方向朝旅馆走去。我们跌跌撞撞地穿过灌木丛和草地。我们相握在一起的手是热的，泪水掺和着从草地上带来的水珠从脸上往下流淌。我们没能找到旅馆:肯定是风把舞会的音乐声吹散了，使它偏离了方向。我们在黑暗中又攀又爬，终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小山顶上。在闪烁着暗淡的光辉的星空底下，周围数英里以内黑 的异常寂静。我们用手挽住对方，坐在湿漉漉的花岗石上，等待着晨光的降临。我们又湿又冷又累，谁也没有说话，就坐在那里，两片冷冰冰的脸颊贴在一起，等待着。 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强烈、疯狂而略带苦涩的幸福。它太强烈了，我甚至不敢相信它的存在。我记得当时曾这样想过:我太幸福了，但与此同时，我又为此而感诧异，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丑恶和不幸中蔓生出来的。在余下所有的时间里，我们紧挨在一起，脸埋得低低的，滚烫的泪水刷刷地往下流。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前面的黑暗中终于出现一片红光，沉默、灰暗而优雅的景致随之消退。半英里以外出现了我们所住的旅馆，但从高处眺望显得很陌生，而且并不坐落在我们所期待的方位。四周仍一片阴暗，见不到一盏灯。现在我们已能看清我们所坐的岩石就在一个小山洞的出口处，它背后那片平坦的石壁上刻满了布须曼人 ① 的绘画。这些绘画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中也显得光彩熠熠，但已被严重毁坏。这个国家的这一带地区，到处都有这样的绘画。由于不懂这些绘画的价值的白人顽童经常朝它们丢石块，大多已损坏。保罗看了看那些伤痕累累的彩色人物或动物画，说道:“这对任何事物都是一个适当的注解，亲爱的安娜，尽管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解释其中的原因。”他最后一次吻了我。我们随后便穿过挂满水珠的杂草和灌木丛爬下山去。我的绉纱舞装已被雨水淋得皱巴巴的，紧紧贴住了我的大腿，这就使我只能迈着小步子走路，为此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我们十分缓慢地沿着一条小路朝旅馆走去，然后登上旅馆客房楼。走廊上，莱蒂莫尔太太坐在那里哭泣。莱蒂莫尔先生则坐在房门口，他依然醉醺醺的，正一字一顿以醉酒者特有的口吻说:“你这娼妓，你这丑陋的娼妓!你这生不出孩子的母狗!”这样的争吵显然以前就已发生过。她朝我们抬起泪痕斑驳的脸，一边用双手扯住美丽的红头发，泪珠从下巴上簌簌地往下掉。她的狗蹲在她的身边，在她的两腿之间仰着头低声地哀叫着，红毛尾巴在地上来回摆动，好像在向主人表示它的歉意。莱蒂莫尔先生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的妻子:“你这生不出孩子的懒娼妓!你这婊子!你这肮脏的母狗!” 保罗离开了我，我回到房里。房里又黑又闷。维利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你知道的。”“过来。” 我走到他身边，他抱住我的腰，把我按倒在他身边。我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躺在那里，心里一边在怨恨他，一边在想，他明明知道我刚跟另外一个男人做过爱，为什么还偏偏这时候才犯什么罪似的跟我第一次做起爱来呢? 这事毁了我们的关系。我们从此再也不能原谅对方。我们从此再没有提到过这件事，但一直搁在心里。就这样，我们间无性的关系终于以性的交往而告终了。 第二天星期天，吃午饭前我们在铁路线旁的树底下集合。乔治独自坐在一边，他看上去显得苍老、悲伤而憔悴。杰克逊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晚就走了，他们前往北部的尼亚萨兰。那间曾住过那么多人的小木屋转眼间变得空荡荡的，好不凄凉。它看上去就像一间破败的小屋子，孤独地兀立在木瓜树的背后。杰克逊逮他养的鸡时显得过于匆忙，结果留下几只几内亚珠鸡和正在下蛋的红毛母鸡没带走。来不及抓走的还有几只叫做卡菲尔鸡的雏鸡，和一只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羽毛的漂亮的小公鸡。它的尾巴在阳光下发出彩虹般的光彩，一双扒土的爪子又白又健壮，啼鸣的声音十分洪亮。“它就是我。”乔治看着那只小公鸡，自我解嘲地对我说。当我们回到旅馆吃午饭时，布斯比太太过来向杰米道歉。她显得很匆忙，很不安，一双眼睛红红的，尽管她一看见杰米就不免有些厌恶，但态度还是诚恳的。杰米十分感激地接受了她的道歉。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他已记不得了，我们谁也没有告诉过他，他以为她是为舞会上他与乔治的事来向他道歉的。保罗说:“杰克逊怎么啦?”她说:“走了，走了也好。”她以沉重而急促的口吻说，那语气分明表现出一种迷惑。显然，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轻易就把为她工作了十五年的仆人给打发了。“乐意干这个工作的人反正很多。”她说。 我们决定那天下午离开这家旅馆，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几天以后，保罗就在事故中丧生了。杰米则开始驾驶他的轰炸机在德国的领空飞行。泰德不久就在飞行员的考核中落败，斯丹雷·莱特称他是个傻瓜。钢琴家约翰继续在宴会中弹奏钢琴，仍然是我们感兴趣的、沉默而超然的朋友。 乔治通过当地官员打听到了杰克逊的下落。他把他的家人带到了尼亚萨兰，并把他们安顿在那里，他自己则成了城里一户人家的厨师。乔治有时寄钱给这一家子，并设法让他们相信这钱是从布斯比夫妇那里寄来的。他宣称:布斯比夫妇会后悔的。他们为什么要后悔呢?就他们而言，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可后悔的样子。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这就是《战争边缘》的创作题材。当然，这两个“故事”已大不相同。我清楚地记得我决意把它写出来时的情景:当时我就站在马雪比旅馆客房楼的台阶上，我的周围是一片阴冷的、白晃晃的月光。穿过下面的树丛，远处就是铁路线，一列货车开了进来，停在站上，哐啷哐啷地颤动着，咝咝地冒出一团团白色的蒸汽。火车旁边停着乔治那辆运货车，车后挂着的篷车漆成茶褐色，看上去就像一只摇摇晃晃的包装箱。乔治当时正好跟玛丽一起在篷车里———我亲眼看见她偷偷地从家里溜出，爬了进去。湿漉漉的花坛散发出浓重的花香。从跳舞的厅堂传来约翰弹奏的钢琴声。背后，我还能听见保罗和杰米在跟维利谈话，以及保罗突然爆发的爽朗的笑声。我心里充满了一种危险而甜美的幻想，总觉得自己能直接走出这些台阶，升入空中，借助醉迷之力攀登到星星中去。这种狂念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是对一切可能性和危险性的一种漠视，是丑恶而吓人的战争本身的脉搏，是我们为了相互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所需要的死亡本身。［几个月以后某日］ 今天我把这篇东西通读了一遍，自写成后还是第一次读它。里面的内容充满了怀旧情结，每个字都含有那种意味，尽管当初我写下它时以为自己很“客观”。怀什么旧呢?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宁可死也不愿那样的生活再重复一次。那时候的“安娜”似乎就是现在的我的一个敌人，或者说是一个我太熟悉而又不想再见到的老友。 ［第二本是红色笔记，里面的内容是我不假思索就记下的。首页上写着“英国共产党”几个字，下面划了两条横线，日期是一九五年一月三日。笔记是这样开始的:］ 上星期，摩莉深更半夜来找我，说每个党员都得到了一份表格，要他们填写作为党员的经历，其中还有一个栏目要求详细地写出他们的“怀疑与困惑”。摩莉说她已经开始写，原来打算三言两语写几句完事，结果却“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足足有十多页。”她似乎显得很苦恼。“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是忏悔吗?不管怎么说，既然写出来了，我就要把它交上去。”我说她简直疯了。我说:“如果有朝一日英国共产党真的掌握了政权，你那份文件又存入了档案，如果他们正好需要证据把你千刀万剐，那他们倒有现成的了。”她朝我苦涩地笑了笑———每当我说出这一类话时，她都会这样笑起来。摩莉并不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共产党员。她说:“你太多疑了。”我说:“你知道这是实话，或者说很有可能。”她说:“既然你那样看，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人谈话要求加入共产党呢?”我说:“既然你也那样看，那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组织里呢?”她又笑了起来，并点了点头，这回的笑已不见了那种苦涩味，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嘲讽。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思索着，抽着烟。“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安娜，你说呢?”第二天上午她说:“我接受你的建议，我把它撕了。” 同一天，我接到约翰同志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听说我打算加入共产党，而比尔同志（此人负责党内的文化工作）想要见见我。“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思，当然用不着去见他。”约翰赶紧补充说，”但他说了，他很有兴趣见见冷战开始后第一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我喜欢做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因此我说我愿意见见比尔同志。不过，实际上我并没有最后决定加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讨厌加入那些被我瞧不起的组织。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就是那个样子，我无法把自己的真心话说给任何一个我所认识的同志听。这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决定我的态度的关键了吧?然而，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尽管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告诫自己别去参加那些在我看来不那么诚实的组织，但在临近决定的关口我还是一再欺骗了自己。这里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是:平时我为了什么事去找作家或出版商———即所谓文学圈子中的人，那完全是一个小心慎微、充满娘娘腔、等级分明的团体。如果碰上商务上的事，他们又是那么吵吵嚷嚷的俗不可耐。只要跟这班人一接触，我便不由得要想加入共产党。第二个因素是:我每次去找摩莉，总见她忙进忙出在组织点什么，她是那么富有生气和热情!当我登上楼梯时，厨房里便传来他们的声音———我会不由自主地跟了进去。那是一种十分友好的气氛，大伙都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当然，光这一些还是不够的。我明天就要去见比尔同志，告诉他我天生是个“同路人”，我要站在一旁看看再说。第二天。 面谈在国王大街举行，那地方拥塞着无数间小小的办公室，临街的玻璃窗安装了防护铁栅。尽管我以前曾多次从这里经过，却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加固的玻璃窗给我两点印象:一是恐怖与暴力;二是防卫———有必要保护一个动辄就被人丢石块的组织。我登上狭窄的楼梯，一边思考着第一个印象:在英国，权力和暴力还没有成其为现实，共产党让人联想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仍处在隐蔽状态。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呢?比尔同志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犹太人，戴一副眼镜，聪明伶俐，出身于工人阶级。他对我的态度殷勤而警觉，他的声音冷漠而轻飘，蕴含着某种藐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已觉得他有必要向我表示歉意，我想说的话还差点嘟哝着说了出来。会见很有成效。他说他已听说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尽管我想对他说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但我还是默认了这个事实。我心里想（这也许是他那轻蔑的态度使然），好吧，就算他没有说错吧，他们的工作又有进展了。但我坐在那里，良心上却很不安。（当然，我知道他弄错了。）在我离开以前，想不到他竟说:“五年以后，我估计你就会像所有其他的人那样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写文章把我们当怪物来描写了。”他所说的“其他的人”当然是指知识分子。因为在共产党内有这么种奇谈怪论，说知识分子总是摇摆不定，无论在什么组织或集团里，他们的信仰总是变化无常。我很生气。我的心受到了伤害，我终于明白他蔑视我的原因。我对他说:“亏得我还是个老党员了。如果我是个新加入的，你的这种态度有可能已使我迷途知返了。”他机警而冷漠地看了我好一会，那意思分明是说，如果你不是早就参加过共产党，我当然也不会对你说这样的话了。我觉得很滑稽———我又回老家了，也就是说，我又有权利去领略那绝妙的讽刺和成员间的勾心斗角了。我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我显然忘了自己早已脱离党内各派系间那种各保自家山头、充满讽刺意味的紧张气氛。但在我有意加入英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又完全理解了党内派别之争的本质。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即那些稍有头脑的人，对“党中央”都有同样的看法:党内充斥着一批僵死的官僚，他们管理着这个组织，而实际的工作却是“中央”以外的人干的。当我第一次告诉约翰同志我想加入时，他就这样对我说过:“你疯了吗?他们仇恨并歧视参加党组织的作家，他们只尊敬那些不加入组织的作家。”“他们”指的就是党中央。这只是一句笑话，但很有代表性。他们把自己隐蔽起来，看看晚报，辱骂辱骂苏维埃联盟。他们对苏联的看法在我看来倒也没有错，但他们说话的口气———那种充满恶意、幸灾乐祸、得意洋洋的口气，很让我讨厌。我高兴自己参加了共产党。回家找摩莉。她不在，我失望地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心里一边想着为什么我会去加入。她回来了，我把事情告诉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滑稽的事:我本不想参加党组织，但我却参加了。”她苦涩地微微一笑（她这种微笑只是为政治而发，与其他的事无关。她性格中并没有那种苦涩味）:“我也是不由自主就加入的。”这事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起过，她是个忠诚分子，我当时肯定流露了惊讶的表情。她于是说:“好了，你现在加入了，我可以告诉你了。”那意思是说，如果我是个局外人，她就不会跟我说真话。“我在党内各派系间混得久了……”即使现在她说话仍不能直截了当，”我知道的情况太多，因此就不想加入了。”她笑了起来，好像还扮了个鬼脸。“我一开始是为和平而工作的，因为我相信和平。我身边的人全是党员。有一天，爱伦那母狗问我为什么不是个党员。我很不客气地说了她一句———那是一个错误，她显得很生气。两天以后她对我说:由于我不是个党员，有谣言说我是个密探。我估计那谣言就是她散布的。事情真够滑稽，如果我真的是个密探，那我早就应该加入了。我感到非常恼火，于是就出去，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坐在那里抽烟，看上去很沮丧。接着她又说:“这一切很奇怪，是不是?”随后便上床睡了。一九五年二月五日 不出我所料，入党后从来没有什么人跟我讨论政治，惟一几次谈话还是跟那些已经退党的人进行的。我跟他们谈了我的看法。他们对我的态度既坦诚又宽容———他们认为我这是一时糊涂。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九日 入党以后第一次跟约翰共进午餐。一开始谈论的话题是那些脱党的朋友，随后便坦诚地讨论起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约翰情不自禁地维护起苏维埃，神情非常激动。但晚餐是跟新政治家派系的乔伊斯一起吃的。她开始攻击苏联。尽管我不能忍受别人这样做，自己却即刻站在苏联这一边。她继续攻击苏联，我继续维护苏联。她知道自己在跟一个共产党人说话，因此满口都是陈词滥调。我也用陈词滥调回敬她。好几次我都想打破僵局，换一换说话的方式，但没有成功———谈话的气氛充满敌意。晚上，迈克尔来访，我把跟乔伊斯争吵的事告诉了他。他说，尽管她是个老朋友，我们也许不应该再见面。事实上我的思想观点一点也没有变，但我已经是一名党员，对她来说这个事实足以使我成为某种事物的化身，而这种事物她是不得不以适当的态度来对待的。我以同样的口气跟迈克尔说话。迈克尔听了我的话后说:“那你又想怎么样呢?”他以一个东欧流放者、一个饱经政治风浪的前革命家的口吻跟我说话，在他眼里，我只是个“政治上很无知的人”。我所扮演的确实是那样一个角色，我的回答简直毫无意义。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扮演这种角色的方式都太滑稽了。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 杰克·布里格斯是《泰晤士报》的新闻记者。战争爆发时离开了报社。当时，他并不关心政治。战争期间，他为英国情报局工作。这段时间受了他所遇到的共产党人的影响，逐渐向左倾。战争结束后拒绝保守党报纸的高薪聘请，甘愿拿低薪为左翼报纸工作———说左倾的报纸也行。由于他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左翼的台柱子莱克斯就把他逼到了不得不辞职的境地上去。他没有钱了。如今又被报界当做共产党人，于是失了业;他的名字还上了匈牙利法庭受审罪犯的名单，说他是个英国间谍，图谋推翻共产党。我意外碰到他，他当时十分沮丧———无论党内党外都窃窃议论他曾经是个“资产阶级”的间谍，他因此受到朋友们的怀疑。作家团体开了个会。我们讨论了他的问题，决定去见比尔，以结束这种令人讨厌的私下议论。约翰和我去见比尔，对他说杰克·布里格斯显然不可能是个间谍，要求他过问一下。比尔很和蔼，很讨人喜欢。他说他会“调查”一下，并让我们知道调查的结果。我们于是随他调查去，知道这意味着党内高层领导要碰个头。比尔没有回话。好几个星期过去了，这也是党内官员一贯的作风———碰到棘手的事就把它搁起来———我们于是再去见比尔。他极其和蔼可亲，说他无能为力。至于为什么，他说:“在这一类问题上，疑问还是存在的……”约翰和我生气了，责问比尔:他个人是否相信杰克有可能做过间谍?比尔犹豫了一下，然后便发表长篇大论，毫无诚意地推论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间谍，“包括我自己”。他的微笑既愉快又友好。约翰和我起身告辞，既伤心又愤慨———生我们自己的气。我们觉得有必要去看看杰克·布里格斯，跟他说说其他同志对他的看法。但谣言和恶意的中伤没有停止。杰克·布里格斯极其悲伤，他完全孤立了，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不愿接近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跟莱克斯为那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莱克斯认为它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发生争执以后过了三个月，几家有声望的大报开始刊登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时，勇敢的莱克斯觉得也应该发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了。他请杰克·布里格斯来写。杰克很反感，情绪很坏，他拒绝了。 这段故事多少有点像荒唐的闹剧，说法也很不统一，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它是一个共产党或接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 我在这本笔记里写得很少。为什么呢?我知道，我在此所写的一切都是批评我们党的。但我仍在党内。摩莉也是。 迈克尔的三个朋友昨天在布拉格被绞死了。晚上他跟我———毋宁说跟他自己谈起这件事。他先解释为什么这三个人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然后又以极度的政治敏感解释说:共产党不可能陷害并绞死无辜的人。这三个人也许是心不由衷地卷入了“客观上”属于反革命的活动。他的话没完没了，直到最后我说我们应该睡觉了。他哭了一通宵。我多次被他惊醒，发现他在哭泣，泪水沾湿了他的枕头。第二天，我对他说他昨晚一直在哭，他说他在生自己的气。他出去上班，布满皱纹的脸显得苍白，看上去活像个老头子。他心不在焉地跟我点了点头———他的心思早已游离于千里之外，陷入痛苦的自省之中。那一阵子，我还为卢森堡夫妇 ① 请愿。要想让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很困难，只有党内和一些倾向党的知识分子例外。（这里与法国不一样，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这个国家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全国上下到处笼罩着一种紧张、多疑而惊惶不安的气氛，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它失去平衡，从而使麦卡锡主义在这里流行起来。）先不说那些“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就是党内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为卢森堡夫妇请愿，而不为在布拉格受陷害的人请愿。我除了说卢森堡的事总得有人出来说说话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回答。我感到很厌恶———既厌恶自己，又厌恶那些不愿为卢森堡签名的人。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多疑而令人讨厌的世界里。今天晚上，摩莉突然哭了起来———她当时就坐在我的床上，跟我闲谈白天的事，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一点忙也帮不上。这使我想起了什么，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我记不起来了，但那人肯定是玛丽罗斯，她坐在马雪比旅馆的大厅里，眼泪突然间从她脸上滚滚而下，并说:“我们原以为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摩莉也是那样痛哭的。地板上全都是报纸，报道有关卢森堡夫妇和东欧的事。 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晚上很觉恶心。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问了问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关心卢森堡夫妇，却对共产主义国家里的受害者则仅仅表示无奈和沮丧呢?回答是具有讽刺性的。我觉得发生在西欧的事我有责任过问，而对发生在那边的事就根本没有这个责任了。我仍在党内。这样的话我对摩莉说了，她轻描淡写地回答（她当时正忙于组织一次很困难的活动）:“行了，我知道了，但我现在很忙。” 科斯特勒。他说过的某句话仍印在我的脑子里———在西欧，任何一个经过某个时期仍待在党内的共产党人都是凭个人的神话才坚持下来的。我问自己:我的个人的神话是什么呢?尽管对苏联的批评绝大多数都是对的，但肯定还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拿时间做交易，等待着匡正现状，等待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天的到来。我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这个意思。当然，我也不能和这里的任一个党员说这样的话，尽管这个问题我跟以前那些党员是经常讨论的。如果我所认识的所有党员私下里都向往着这么个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神话，情况是不是就会大不一样呢?我问摩莉。她厉声回答:“你为什么要去读科斯特勒这个猪猡写的东西呢?”无论政治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的事，她平时说话的态度都不是这个样子。我大感惊讶，想跟她认真讨论讨论。但她太忙了，正在组织一次活动（布置一次东欧艺术的展览）。她太投入了，没有兴趣跟我讨论。她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跟摩莉谈政治，简直就不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约是个干巴巴的、聪明的、爱讽刺人的政治女性吧，要么就是个说话很有点疯劲的盲目的党徒。我自己也有这双重的人格。举个例子，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了主编莱克斯。就在上星期。寒暄以后，我发现他的脸上显出一种厌恶而刻薄的表情，我知道他打算说共产党的坏话了。我知道，如果他真的那样做，我会为之辩护的。我不能容忍他说出那些充满恶意的话，或者说不能容忍自己变得那么愚蠢。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他。令人不安的是———这一点在你参加党以前是认识不到的———你很快发现自己所见到的共产党人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人一谈起来无不流露出一种对共产党一知半解却又充满了可怕的恶意的态度。你成了一个孤独者。当然，这正是我打算退党的原因。 昨天写了要求退党的报告，但不知什么时候交上去合适，会有什么结果。 跟约翰共进晚餐。我们很少碰头———我们的政治观点经常出现分歧。晚餐结束时，他说:“我们之所以不愿意退党是因为我们无法向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一理想告别。”陈词滥调。有趣的是，这意味着他相信———显然包括我自己———只有共产党才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其实，我们谁也不信这一套。关键的是，这话使我大感惊讶，因为他以前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话。（我认为布拉格事件显然是一次刻意的陷害，他却说:尽管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但它不可能那么乖戾得离谱。）我回到家里，心里想，在我参加共产党的当初，我的灵魂深处追求的是一种完美，希望能由此结束我们所过的那种破裂的、分离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加入共产党反而加剧了这种分裂———这不仅仅由于我加入了某个其纸上的教义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现实观念相矛盾的组织，而且还由于某种更深层的原因。不管怎么说，那是某种更难理解的东西。我竭力思索着，我的头脑昏昏沉沉的一片空白。我感到既迷惘又疲惫。夜已深，迈克尔进来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毕竟还是个巫医，能治疗人的灵魂。他看着我，目光既呆滞又隐含讥刺，他说:“亲爱的安娜，一个人的灵魂不论在厨房里还是在双人床上干那事儿，都是相当复杂的，我们无法理解它的本质。而你却偏偏要坐在那里苦苦思索，实际上，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你根本就无法把人的灵魂弄清楚。”我于是随它去了，我很高兴自己不再去想它，然而，我也为这份高兴劲儿感到有些内疚。 与迈克尔一起去了柏林。他去找战争时分散而不知去向的老朋友。“我想，他们一定都死了。”他说话的语气很新奇，平淡中透露出某种不易觉察的果断。自布拉格审判以来，他就有了这种说话的腔调。东柏林是个可怕的地方:凄凉，灰暗，破败;更糟的是，那里的气氛缺乏自由，就像一座看不见的监狱，无边无际地向四处延伸。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迈克尔遇到了几个战前就认识的人，可他们对他怀有敌意———迈克尔已跑上前去，想引起他们的注意，但看见的是他们那怀有敌意的脸，于是只好退缩了。原来，他们知道他曾经跟那三个在布拉格被绞死的人相处得很友好。那三个是叛徒，这就意味着迈克尔也是叛徒。他竭力保持镇静，彬彬有礼，想跟他们说说话。他们向外探着脑袋，害怕得相互挤在一起，那样子就像一群狗，或者说一群野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其中一位女子两眼冒着火说:“同志，你穿着那么昂贵的一套衣服，如今在干什么活呀?”迈克尔穿的衣服大都上不了档次，他根本就没有在服饰上破费过什么钱财。他说:“伊琳娜，这是我能在伦敦买到的最便宜的衣服。”她扭曲了一下脸上的肌肉，摆出一副怀疑的神态;然后又看了看她的伙伴，显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她说:“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来呢?是为了散布资本主义的毒素吧?我们知道你穷得丁当响，没有任何生活资料。”迈克尔先是吃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便反唇相讥:“就是列宁也懂得一个新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可能缺乏生活资料。而英格兰则是个非常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你是知道的，伊琳娜，那里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她又气又恨，脸庞抽了两下，然后便转身走开了。她的伙伴也跟着她一起走了。迈克尔最后只说了一句:“她以前是个很理智的女子。”后来他拿这件事开玩笑，说话的声音显得既疲惫又懊丧。有一次他说:“安娜，想像一下吧，那么多勇敢的共产党人流血牺牲，为的就是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伊琳娜同志就因我穿了一件比她丈夫所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就朝我吐口水。”今天，斯大林死了。摩莉和我坐在厨房里，情绪很坏。我一再说:“我们一直那样喜怒无常，我们应该高兴起来才是。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说，他应该死了。”她说:“哦，安娜，我也说不好了，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然后她笑了起来，又说:“我们苦恼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担惊受怕得麻木了。让我们所知道的错误都得到纠正吧。”“是呀，事情不可能更糟了。”“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大家似乎都相信事情会一天天好起来，是不是?为什么会好起来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正一天天走进一个充满暴政和恐怖的新冰河时期，不是吗?谁来阻止它?———我们自己吗?”这时迈克尔进来了，我把摩莉所说的话———关于斯大林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那番话———告诉了他。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对于一个伟人，我们其实都有这种愿望，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塑造他的形象。迈克尔显得既疲惫又严肃。出乎我的意料，他竟说:“是呀，这很有可能，不是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任何事物都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要想了解某一事物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着———既然一切都那么荒谬，那么，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出现。” 当他说这话时，他的脸越变越红，好像正在融化。可这些天，他的声音一直是干巴巴的。后来他又说:“好了，我很高兴他终于死了。但我年轻时曾热衷过政治，他在我眼里是个伟人。我们大家都把他当做一个伟人。”他竭力想笑起来，接着又说，“不过，在我们这个缺少伟人的世界上，我们这样想本身并没有错。”他用手蒙住眼睛，这是一个他并不习惯的手势，好像灯光把他的眼睛刺痛了。他说:“我头痛，我们上床睡吧。”在床上，我们没有做爱，只是肩并肩静静地躺着。谁也没有说话。睡眠中他又哭了起来，我不得不推醒他以打断他的噩梦。 补缺选举。伦敦北区。候选人:保守党，工党，共产党。关于工党的席位，其选民虽占多数，但与去年选举相比已有所下降。与往常一样，共产党各派系间一直为是否应该削弱工党的选票而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这样的会议我已参加过多次。讨论的结果还是老样子:不，我们不想削弱工党的选票。与其让托利党 ① 上台，不如让工党出来组阁，这是基本的方针。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我们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就必须有自己的候选人。然而，我们又知道，共产党的候选人是没有任何希望当选的。会议陷入僵局，直到来自中央的代表进来说:不应该把共产党仅仅当做某个活跃的小团体来看待，那简直就是失败主义。我们必须为选举而斗争，就当我们确信自己能赢得选举那样去开展工作。（但我们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来自中央的代表那番充满火药味的演说虽然能激励大家努力奋斗，但不能解决眼前的基本难题。这样的局面我已见过三次:最后是一句笑话把大家的困惑一笔勾销了。是的，笑话，这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东西。这笑话当时还是来自中央的那位代表自己亲口说的:同志们，这话没有错，我们将输掉自己的老本。我们不可能赢得足够的选票打败工党。大家宽慰地哄笑起来，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笑话虽然与官样文章完全相抵牾，但实际上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连续三个下午出去拉选票。竞选总部就设在居住于伦敦北区的一位同志的家里。竞选活动由无所不在的比尔组织。他也住在这个选区。十来个家庭妇女每天下午一有空就参加拉票活动———男人们则在晚上出去。大家相互认识，我发现气氛非常融洽———大家都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比尔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一切都被他安排得很周到。在我们出去拉票前，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讨论要做的事。这里是个工人居住区。“坚决支持我们这里的共产党。”有位妇女自傲地说。我拿到二十来张标有“未确定”字样的卡片，上面写着已经被我们游说过的选民的名字。我的工作是再找他们谈一次，说服他们投共产党的票。当我打算离开总部时，大家正讨论到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拉选票更合适———因为我们这些妇女大多穿得比当地的妇女更漂亮。“我以为穿得与平时不同是不对的，”一位妇女说，“这是一种欺骗。”“不错，但如果我们花枝招展地出现在人家面前，那他们会产生戒备心理的。”脾气温和的比尔哈哈大笑起来———他跟摩莉一样，一旦投入具体的工作，便显得精力充沛、和蔼可亲———他说:“重要的是事情的结果。”有两位妇女责备他不诚实。“做任何事都必须保持诚实，否则人家就不相信我们了。”我拿到的这个名单都是散住在若大一个工人区的人。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区域，房舍千篇一律，都那么矮小而破旧。半英里以外就是一个大火车站，滚滚的浓烟从那里向四周扩散。当时，黑沉沉的乌云压低了天空，正好与浓烟连成一体。我敲开了第一户人家的破房门。那位太太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羊毛衫，系着围裙，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有两个小男孩，他们倒穿得像模像样。我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她点了点头。我说:“我想你还没有决定是否投我们的票吧?”她说:“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她并无恶意，倒是很有礼貌。她说:“上周来过的那位小姐留下了一本书。”（即小册子。）最后她说:“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投工党的票，亲爱的。”我在卡片上记下“工党”的字样，划去“未确定”，然后便告辞了。下一个是塞浦路斯人。这户人家更穷，一位年轻的男子，显得很不耐烦，一个漂亮的黑人女孩，一个新生的婴儿。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刚移居英格兰。原来，他们之所以归在“未确定”的名单中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是否有选举权。我向他们解释，他们是有选举权的。两人脾气都很好，但希望我早点离开:婴儿在啼哭，气氛既压抑又烦人。男主人说他并不在乎共产党，但他不喜欢俄国人。我的印象是他们有可能投我们的票，但我还是把“未确定”三字留下了。然后再去见下一个。那是一户布置很整洁的人家，门外围着一群淘气的少年。我一走近，他们便吹起口哨，嘻皮笑脸地叫起来。我惊扰了那位家庭主妇，她挺着个大肚子，当时已经在床上躺下了。在让我进门以前，她数落她的儿子:他说过要到商店给她买东西的。他说他过一会再去。这男孩长得很好看，健壮，穿得很体面，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一带所有的孩子都穿得很体面，有时候只有他们的父母例外。“你有什么事?”她对我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解释说。她说:“哦，你们的人已经来过了。”很有礼貌，但也很冷淡。我们谈了很久，但始终难以使她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她说她的丈夫总是投工党的票，她只能按丈夫所说的去做。当我告辞时，她大声呼叫她的儿子，但他咧嘴笑了笑，跟一群朋友跑开了。她于是喝斥这个孩子。但这场景让人觉得很温馨，她并非真的要他出去买东西，只是要他放规矩点;而他也希望母亲对他吆三喝四，他对此并不介意。再下一户，女主人即刻急巴巴地端上一杯茶，说她喜欢选举:“人家经常过来与她说说话。”总之，她很孤独。她拖长音调，以一种没精打采、疲惫不堪的口吻没完没了地谈论她的私事（在我走访过的所有人家中，这一户在我看来似乎确实有某些不如意的地方，真的很不幸）。她说她有三个小孩，她在家里已待厌烦了，很想回去上班，但她的丈夫不让。她着了魔似的不停地谈啊谈的，我差不多在那里待了三个小时还脱不了身。当我终于有机会问她是否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时，她说:“愿意，就听你的吧，亲爱的———”我相信，她对所有前去拉票的人都说这句话。她补充说，她的丈夫经常投工党的票。我于是将“未确定”改成了“工党”，然后便告辞出来。当晚十时左右，我回到总部，除了已经改成工党的三张，我把所有的卡片都交还给比尔同志。我说:“我们的某些拉票员还是很乐观的。”他飞快地翻了翻那沓卡片，没有作任何评论，就把它们放回到盒子里，随后冲着刚进来的拉票员大声说:“我们的政策还是有人诚心支持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候选人推上去。”我拉了三天的票。后两天不再跟“未确定”的选民打交道，而是首次走访一些住户。找到了两个肯选共产党的选民，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他的都投工党的票。碰上五位过着独身生活，疯疯癫癫的女人，她们遗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或者毋宁说被丈夫和孩子所遗弃。她们都有共同的怪癖:怀疑自己。她们还为自己的不幸而感内疚。她们都爱说这样一句话:“我肯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回到竞选总部，我跟那位负责当天下午的工作的女子提到了这些女人。她说:“是呀，不管我上什么地方拉选票，神经总是很紧张。这个国家到处是疯疯癫癫的孤身妇女。”她停顿了一会，然后以有点咄咄逼人的口吻补充说那些怀疑自己的女人的另一面，即我刚才所说的她们的内疚心理:“是呀，在我参加共产党，使自己有了生活的目标以前，我也常常那样想。”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实际上，这些女人比选举运动更让我感兴趣。选举日到了:工党以微弱的多数当选。共产党的候选人败下阵来。又是一个笑话（下面的话是竞选总部的比尔同志说的）:“如果我们能再争取到两千张选票，那工党那微弱的多数就岌岌可危了。黑暗中总还是有一线光明的。” 吉恩·贝克。党内一位下级官员的妻子，三十四岁，小个子，黑皮肤，性格直率，或者毋宁说诚实。她丈夫很疼她，而她的神态总是那么和蔼而不自然，一副好刨根究底的样子。她前来收党费。一个天生的健谈者，从来不知道沉默，但这位健谈者最为有趣的一点是:她在把话说出来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此经常弄得面红耳赤，只得打断话头，向人解释她要说的意思，或紧张不安地哈哈大笑起来。有时她还说了一半就中途停下来，迷惑地皱起眉头，那神态好像是说:“我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吧?”因此，在她谈话时，常常有一种自说自话的表情。她在写一部小说，但又说没有时间完成它。我所碰到的共产党员个个都说自己在写作，已写到了一半，或者正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些短篇小说，或编写一个剧本什么的。尽管我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这却是个千真万确的事实。由于她说话不连贯，常常语出惊人，令人发笑，她逐渐具备了做一个小丑或一位天生的幽默大师的资格。当然，就她本人而言，她根本没有幽默感。当她听着从自己嘴里说出某些令人吃惊的话语时，她凭经验知道别人会笑起来，或感到恼火，于是就自己先发笑，并摆出一副困惑而不安的样子，然后再匆匆地继续说下去。她有三个孩子。她和丈夫对他们期望很高，逼着他们去上学，去争取奖学金。几个孩子认真地学习党的“路线”，俄国的形势，等等等等。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少数派，因此在陌生人面前总是摆出一种自卫自守的架势。但跟共产党员在一起时，他们又总是要卖弄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党的知识，这时，他们的父母便站在一旁，自傲得不得了。 吉恩是一家餐馆的经理，工作时间很长，她把自己的住房、孩子和她自己都料理得很好。她是地方党支部的秘书，对自己并不满意。“我做得还不够，我指的是为党做得还不够。我已厌倦了文书的工作，就像机器似的，太没意思了。”她紧张不安地笑了起来，“乔治（她的丈夫）说我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但我弄不懂自己为什么总是得点头哈腰。我是说他们也常常犯错误，不是吗?”她笑了起来，“我想做点别的更有价值的事换换花样。”又笑着说，“我是说别的什么工作。不管怎么说，就连那些领导同志也在议论派系之争，不是吗?……当然，领导同志应该第一个站出来说话……”她笑了，“然而，这样的事好像并没有出现……不管怎么说，我已决定做点有用的事换换花样。”接着又笑，“我指的是别的什么工作。因此，星期天我在教一班成绩差的学生。你们知道，我以前做过教师。我指导他们。不，他们不是党员的孩子，只是普通人家的小孩。”笑声，“总共十五个。工作很辛苦。乔治说我最好忙点发展党员的工作，但我想做点真正有用的事……”等等，等等。我们的党基本上由一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组成，但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为人服务的思想。还有那些感到孤独的人，党就是他们的家。诗人保罗上星期喝醉了酒，他说他已厌倦了共产党，但他一九三五年就入了党，对他来说，一旦退党，就意味着退出了“他的整个生活。”［黄色笔记像一部长篇小说稿，因为它的名称就叫做《第三者的影子》。它的开头就很是像一部长篇小说:］ 朱丽娅响亮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爱拉，你去不去参加聚会?你要不要使用浴室?如果不用，那我就要用了。”爱拉没有回答。她此刻正坐在儿子的床上，等待他睡着;再说，她已决定不去参加聚会，并且不想跟朱丽娅发生争论。不一会，她小心翼翼地挪出床外，但迈克尔即刻睁开眼睛，说道:“什么聚会?你要去参加吗?”“不去，”她说，“睡吧。”他合上眼睛，眼睫毛眨了眨，然后就不动了。即使在睡眠中，他也显得结实而健壮，尽管只有四岁。在昏暗的灯光下，他那茶褐色的头发，眼睫毛，甚至还包括光滑的前臂上的细毛，都闪耀着金光。他的皮肤是褐色的，一到夏天就会微微发亮。爱拉悄悄地关上灯———等了一会儿;来到门口———又等了一会儿;溜出房门———再等一会儿。没有发出任何响声。朱丽娅轻快地登上楼梯，以快活而随便的口吻问:“你去吗?”“嘘———迈克尔刚刚睡着。”朱丽娅压低声音说:“你先去洗个澡吧。你走后，我想安安静静待一会儿。”“我说过我不想去。”爱拉说，显得有点生气。 “为什么不去?”朱丽娅说，一边走进较大的那个房间。这套住宅位于顶楼，共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面积都很小，天花板也很低。这是朱丽娅的房子，爱拉和她的儿子迈克尔就住在顶楼这三个房间里，那大一点的一间有一张空床，一些书籍和刊物。这里很明亮，光线很好，但看上去平平常常，或者说没有任何特色。爱拉不想按自己的情趣布置它。她有自己的顾忌:这是朱丽娅的房子，家具也是她的。她的情趣只能留待将来。这就是她脑子里所想的一些东西。但她又喜欢住在这里，无意搬到外面去。爱拉走在朱丽娅后面，说:“我不想去。”“你总是不想去。”朱丽娅说，她曲身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一边抽着烟。那椅子摆在这个房间里显得有点大而无当。朱丽娅是个犹太人，为人直率，身材矮壮，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她是个演员。作为演员，她并没有取得过多大成就。她只扮演一些小角色，这倒还胜任。正如她所抱怨的那样，她俩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平庸的工人阶级喜剧家和平庸的工人阶级悲剧家。”她刚开始为电视台工作，对自己深感不满。 当她说“你总是不想去”时，言辞间就包含着对爱拉和她自己的不满。她老是想往外面跑，任何邀请一概不拒，即使在讨厌自己所扮演的某个角色或某个剧本、巴不得与之毫不相干时，也喜欢做她称之为“抛头露面”的事。她喜欢排练节目，也喜逛剧院里的商店，跟人拉拉家常，说说牢骚怪话。 爱拉为一家妇女杂志工作。三年以来，她一直在撰写有关妇女服饰、化妆品、如何选择男人或守住男人这一类文章，这项工作使她感到很厌倦。她并不适合做这项工作;如果她不是那位女编辑的朋友，人家早就把她解雇了。这份杂志有一个介绍医学知识的专栏，由一位医生撰写。每星期都有几百封信寄到编辑部，其中有一半与医学无关，但又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个人问题，不得不一一予以答复。爱拉就负责处理这些信件。她还写过五六篇短篇小说，她自己把它们戏称为“伤感的和女性化的作品”。她和朱丽娅都说，这是她们最不喜欢看的东西。她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一部分。总之，就表面上看，朱丽娅没有理由妒忌爱拉。但实际上她却妒忌她。 今晚的聚会就在爱拉作为助手为之工作的那位医生的家里。那里地处伦敦北区，离这里很有些距离。爱拉很懒惰，让她挪动一下总得费很大的劲。如果朱丽娅不上楼来，她一定就会上床看书了。“你说过，”朱丽娅说，“你想再结一次婚，但如果你什么人也不见，又怎么能结婚呢?” “那正是我不能忍受的。”爱拉突然鼓起劲来说，“我如今变成待售商品了，因此只得出去参加种种聚会。” “采取这种态度没有任何好处———任何事物都是在市场中运作的，是不是?”“我想是吧。” 爱拉坐在床沿上（这床当时作沙发用，上面盖了块柔软的绿色织物），跟朱丽娅一道抽着烟。她巴不得她早点走开。她知道朱丽娅心里搁着什么没有说，但见她皱起眉头，显得很有点局促不安。“再说，反正除了听你办公室里的电话，你什么人也不见。”朱丽娅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而且上周你自己说的话也决不是戏言吧。”爱拉突然笑了起来，过了一会，朱丽娅也跟着笑了。她俩即刻又变得亲热无间。 朱丽娅最后的一句话触动了爱拉。她们两人都觉得自己虽然称不上传统的女子，但也算得循规蹈矩。她们的生活始终难以纳入正常的轨道，那是因为她们觉得，或者说她们有理由这样说，她们至今也没有能遇见真正像个男人的异性。结果，她们受到了自己的同类的妒忌和仇视，而男人们在她们身上所用的感情———正如她们自己所抱怨的那样———又是那样的平庸而令人失望。她们的朋友把她们看做藐视传统道德观的女性。如果爱拉说她在等待离婚的那段日子里一直保持谨慎，不向任何一个对她有兴趣的男子作出反应，这话也只有朱丽娅才会相信。如今爱拉自由了。她的丈夫一等离婚手续办妥，第二天就结了婚。爱拉对此漠然以待。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当然，它与大多数婚姻也没有多大差别。如果仍然凑合着过下去，爱拉会觉得背叛了自己。从外界看来，情况好像是爱拉的丈夫乔治由于爱上了别人才抛弃了她。她讨厌人们由此对她表示的同情，但出于复杂的自尊心，她又不作任何努力去纠正人们的偏见。再说，别人怎么看待这件事，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有一个孩子，那是她的心肝，她的未来。她不敢想像没有一个男人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因此，她觉得朱丽娅那么讲究实际无疑也是对的，她应该去参加各种聚会，接受人们的邀请。然而，她却经常睡大觉，显得没精打采。 “再说，如果我去了，就得跟韦斯特医生争论起来，这没有什么好处的。”爱拉是说她相信韦斯特医生一直在限制自己的能力，并非因为他缺乏良心，而是因为他缺乏想像力。碰到他无法答复的读者来信，比如询问住什么医院好啦，吃什么药啦，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啦，等等，他都一古脑儿推给爱拉去处理。 “我知道，他们这些人糟透了。”朱丽娅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政府官员，官僚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行政人员。在朱丽娅看来，“他们”的定义就是中产阶级———尽管她没有正式加入过共产党，但朱丽娅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再说，她的父母也都是工人阶级。“你看看这个。”爱拉激动地说，一边从手提包里抽出一张折叠而成的蓝纸。这是一封写在廉价信笺上的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奥索伯医生，我觉得绝望中一定得给你写封信。我的颈椎和头部患了风湿病。你在你的专栏中给别的患者以善意的忠告，请你也忠告我一次吧。我的丈夫于一九五年三月九日下午三时在医院里去世，我的风湿病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现在我感到很害怕，因为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家里，如果风湿病发作起来，而我又无法挪动身子向人求救，那时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盼望得到你善意的关注，忠诚于你的，多萝西·布朗（太太）。“他怎么说?” “他说他的任务是写医学专栏，不是为神经病人东奔西走。”“这话我也听他说过。”朱丽娅说。其实她已见过韦斯特医生一次，只见过一次，她就当他当敌人看了。 “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痛苦中呻吟，但谁也不关心他们。”“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朱丽娅说。她掐掉香烟，显然已放弃劝说爱拉参加聚会的努力。“我去洗澡了。”她踏着轻快的脚步下楼去了，一边还哼起了歌曲。 爱拉仍坐着不动。她在想:如果我去的话，我所穿的衣服一定得熨一熨。她差不多就要下床整理衣服了，但随即又皱起眉头，心里想:如果我考虑起自己的穿着打扮，岂不意味着我真的想出去?真太奇怪了。也许我真的想出去。我总是做这样的事。嘴上说不想做，过一会就改变了主意。关键是，我脑子里也许早就拿定了主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不能再改变主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做那些我曾说过不愿去做的事。是的。此刻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决定了什么。 几分钟以后，她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那本已经写了一半的小说上。小说的主题是自杀。它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死，这个年轻人一直不知道自己要自杀，直到临死前才意识到自己几个月以来实际上一直在周密、细致地准备着这次死亡。小说的关键在于表面的生活与潜伏着的主旨之间的对照:前者显得井井有条，但缺乏长期的目标;后者始终指向自杀，并且最终真的导致了自杀。与现实生活中显明的实际性相比较，他所谋划的未来是非常模糊的，不可能实现的。那股失望的，或者说疯狂的、缺乏逻辑的暗流直接指向———或者毋宁说发源于那未来的虚幻缥缈。因此，小说的真正线索埋伏在一开始那很难被人觉察的失望的基调中，在不知不觉间所滋长的自杀的欲念中。自杀前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生活的真正轨迹———即混乱的、无序的、实际的、平庸而又现实的轨迹公然揭示的一刻。读者不难理解:在主人公自杀时，那根维系着黑色的死亡欲望和死亡本身的锁链一直就是美好人生的虚幻与荒谬。（与故事开头表面上所揭示的相反，）平庸和秩序始终是心智正常者的表征，而非遐想与狂念。 在对自己说过不想出去以后，爱拉发现自己已经在穿衣服，准备出去参加聚会，这时，她脑子里想的就是那本小说的主题。她自言自语，并对自己的想法大感惊奇:这也正是她想要自杀的原因。我真想即刻从某个打开的窗口跳出去，或者在某间门窗紧闭的小房间里打开煤气，然后十分平静、大彻大悟地对自己说:“我的天哪!”这种大彻大悟我本来早就应该有了。看来，自杀是我一直所追求的一件事。事情始终就是如此!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是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通常人们都把它当做某种绝望的情绪，或危机的时刻。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他们把自己的文件整理好，写下绝命书，甚至以某种愉快而友好的方式，或差不多怀着某种好奇心给他们的朋友挂电话……他们一定会蹲在门边，背靠着窗口，十分镇静而利索地捆扎好报纸，一边以超然的口吻对自己说:“好了，好了!这多么有趣啊。我先前一直蒙在鼓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爱拉觉得这本小说使她很难堪。这并不由于写作技巧上的原因。相反的，她能够十分清楚地想像出那位年轻人的一切。她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知道他有哪些嗜好。这个故事似乎早已由内在的那个自我写成，如今她只是把它誊写出来。所谓难堪，是说她为此而感到羞愧。她没有跟朱丽娅说起过这部小说。如果跟她谈了，爱拉知道她的朋友会这样说:“这是一部很消极的作品，不是吗?”或者会说:“它没有指出前进的方向……”或者是来自当前共产党武器库中其他的一些评语。听到这样一些话，爱拉总要嘲笑朱丽娅，然而，在她内心深处，她似乎也同意作者的看法，因为她实在看不出读这样的小说对任何一个人有什么好处。但她还是要写它。有时候，除了为这样一个主题而感惊奇和羞愧外，她还感到有些恐惧。她甚至这样想过:也许我内心早已作出自杀的决定，只是现在尚未意识到罢了。（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继续撰写这部小说，并这样为自己辩解:“没有必要把它发表出来，我只是为自己而写的。”跟朋友们谈起这部小说时，她总是开玩笑说:“我认识的人个个都在写小说。”这话或多或少还是对的。实际上，她对待这部作品的态度与某个陷于孤独的人热衷于吃甜食没有什么两样，或者就像某种秘密的消遣，如跟某个不为人知的密友到野外观光，或对着镜子跟自己的影子交谈。 爱拉从衣柜里取出一套衣服，摆开熨衣板，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不是要去参加聚会吗?我到底凭什么要这样做呢?她一边熨衣服，一边继续考虑她的小说，或者毋宁说把尚未熨妥的部分慢慢地移到灯光底下。她穿上了那套衣服，离开她的孩子以前又在那面长镜子前照了照自己，让注意力集中到正在做的事上去。她对自己的打扮很不满意。她向来不太喜欢那套衣服。衣柜里有很多衣服，但她特别喜欢的一件也没有。而且她不满意自己的相貌和发型。她的发型不好看，从来如此。不过，她完全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迷人。她长得小巧玲珑，瓜子脸，五官端正。朱丽娅经常说:“如果你好好打扮一下，肯定像个讨人喜欢的法国女郎，特别性感。你就是那种类型的人。”但爱拉从来不打扮自己。今晚她穿的那套衣服是黑色的毛织物，穿上它本来应该让人觉得很“性感”，但实际上没有。至少穿在爱拉身上没有。她把头发掠到脑后扎起。脸色看上去很苍白，差不多有些严肃。 但我并不在乎过一会将遇见什么人，她心里想，一边转身离开镜子。因此，这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一个我真正想去参加的聚会，我会认真地打扮一番的。 她的儿子睡着了。她对着浴室的门朝朱丽娅大声说:“我还是去吧。”朱丽娅对此报以一阵格格的笑声，显得很得意:“我知道你会去的。”爱拉对她那副得意劲很有点恼火，但还是说:“我会早点回来的。”对此朱丽娅并不作直接的回答。她说:“我今晚会让卧室的门开着，以防迈克尔有什么事。晚安。” 到韦斯特医生的家需要乘半个小时的地铁，中间还得换一次车，然后再坐一小段路程的公共汽车。爱拉老是不愿意离开朱丽娅家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座城市让她感到有些害怕。伦敦的一大特色是它的四郊到处堆满废物，要一英里一英里穿过那些污秽不堪的场所使她感到很恼火。不久，恼火消退了，留下的是恐惧。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她改变了主意，决定步行过去，以此来惩罚自己的怯懦。她决定徒步穿过那一英里的路程，勇敢地面对她所厌恶的一切。在她眼前，那条两旁尽是灰暗简陋的小房子的街道一个劲地朝前延伸。黄昏时分光线暗淡，潮湿的天空显得更低了。四周数英里以内，全都是这般的污秽和简陋。这就是伦敦———走不到尽头的街道两旁全都是这样的房子。这种纯物质的感受简直让人难以容忍———能够改变这种丑陋现象的力量又在哪里?她觉得，在每条街上，人们都喜欢那些手提包里装着信函的女子。恐怖和无知充斥着这些街道，无知和卑劣建造了这些街道。这就是她所生活的城市，她是其中的一员，她对它负有责任……爱拉独自在街上匆匆行走，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一边观看着街道两旁挂着的窗帘。这一带居住着工人，这一点看一下窗帘上的饰边和花卉图案就可得知。这里所居住的正是写了信不被人理睬，只好由她来处理的那些人。不过，这边的情况却突然改观了，窗帘的式样不同了———蓝孔雀的图案光彩夺目。这是一位画家的家。他搬进这套简陋的房子，并且把它装修得十分漂亮。其他一些有职业的人也步他后尘搬到这里来住，于是在这里构成了一小部分与众不同的人。他们不大跟沿街居住的其他人来往，那些人也许也从不走进他们的屋子。韦斯特医生的房子就在这一带———他认识那位最初来此居住的画家，于是就在街对面买下了房子。他说过:“买得正是时候，当时房价已经开始上涨。”他的院子乱糟糟的。他是个大忙人，三个孩子和妻子都帮他做事，没有时间料理院子。（这段街上其他的院子大都整治得很好。）爱拉心里想，这地方不会有人为妇女杂志撰写神谕的。门立刻就开了，门口出现韦斯特太太那张慈祥的脸。她说:“你终于来了。”随即帮爱拉脱下外衣。客厅干净实用———这里是韦斯特太太的世界。她说:“我丈夫告诉我，你又为他的那些精神病人跟他争执了一回。你真是个大好人，那么关心那种人。”“这是我的工作，”爱拉说，“我不是白干的。”韦斯特太太和蔼而宽容地笑了起来。她忌恨爱拉，并非因为她跟她丈夫在一起工作———不是的，这样说她未免太武断。直到有一天韦斯特太太说出“你们这班职业妇女”这句话，爱拉才理解她忌恨她的原因。这话很刺耳，就像说“精神病人”或“这种人”一样，令她无言以对。如今她又特意让她知道她丈夫还跟她商量工作，以此显示她作为妻子的地位。要是在过去，爱拉会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个好女人。但这一次她恼火了，心里说:她不是个好女人。“精神病人”，“这种人”———听那口气这些人简直都该死，该受诅咒。我不喜欢她，我不想装出喜欢她的样子……她跟着韦斯特太太走进客厅，那里有她所认识的人。比如，她为之工作的那份杂志的女编辑就在。她已经是个中年人，但仍显得很机敏，衣着得体，灰白色的鬈发油光发亮。她是个职业妇女，她的外表与她的工作密不可分，这一点与只中看但并不机敏的韦斯特太太不一样。她名叫帕特里西娅·勃伦特。爱拉走过去坐在帕特里西娅身边，她说:“韦斯特医生刚才告诉我们，你跟他为了那些信件发生了争吵。”爱拉迅速环顾四周，发现大家随即都笑了起来。这件事成了这次聚会的谈资，爱拉还得与他们配合，然后再抛开这个话题。而且，她还不能把事情太当真，或者稍有抵触。爱拉笑笑说:“谈不上争吵。”然后她又以谨慎而幽默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这也是大家所期望的）:“但事情毕竟很令人懊丧，对于这种人你反正没有什么办法。”她发现自己竟也用了“这种人”这一说法，心里不由得很恼火，很丧气。她心里想，我本来就不该到这里来。要让“这种人”（这一次是指韦斯特夫妇和他们的同类）容忍你，你只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哈，这就对了。”韦斯特医生说。他说话的口吻很轻松，他是一个很活跃，很能干的人。他随后取笑起爱拉:“除非社会制度整个儿变了样。我们的爱拉是个革命者，却不知道这一点。”“我好像记得，”爱拉说，“我们大家都向往过制度的改变。”她的口气已很有些不对头。韦斯特医生本能地皱起眉头，然后笑笑说:“那当然，我们是向往过，而且这种念头出现得是越早越好。”韦斯特夫妇投工党的票，因为韦斯特医生是个工党党员。但作为保守党党员的帕特里西娅·勃伦特对此却很自傲，她的宽容大度也从此可见一斑。爱拉不会耍什么政治手腕，但帕特里西娅对她也很器重，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原因就在于她并不掩饰自己对这份杂志的蔑视。她跟帕特里西娅共用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气氛与跟这份杂志有关的其他办公室的气氛是一样的，整个杂志社都笼罩在一种卖弄风情、谄上欺下、小女人气十足的氛围之中。尽管她们自己，包括帕特里西娅自己，全然不是这一类人，但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女子仍沾染上了这种习气。帕特里西娅是个和蔼、热情、直率的人，极其自珍自爱。然而，在办公室里，她说起话来却完全背离自己的性格。爱拉担心自己也沾染上了这种习气，因此常常为此批评她。她甚至对帕特里西娅说过:尽管她俩都处在不得不为谋求生计而奔波的境地，但她们大不必相互说谎，隐瞒自己所不得不做的事。她原以为，甚至略为期待过，帕特里西娅会因此把她辞退。相反，她却被邀外出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用餐时帕特里西娅为自己作了辩护。原来，对她来说，这个工作是她失意的标志。她原先是某家大型妇女杂志的时装专栏的编辑，但人家显然认为她不胜任这一工作。那份杂志讲究的是文化时尚，作为编辑有必要具备艺术嗅觉。帕特里西娅对于文化这部大彩车简直一无所知。这方面倒是爱拉情有独钟。掌管那几份妇女杂志的老板于是把帕特里西娅调到这份主要面向女工、压根儿没有文化趣味的《家庭妇女》杂志社来。如今帕特里西娅虽胜任自己的工作，但内心却一直很苦恼。她十分钦慕别的杂志有机会与一班名作家或艺术家打交道。她出身于一户富有而缺乏文化素养的农家，童年时代就一直受到女佣们的精心照顾，正是这早期与“下层阶级”的接触———在办公室里一提起那些人，她总是忸怩作态，但一到外面，就显得很自然———使她对现在为之服务的读者有了直接而敏锐的理解。 她没有辞退爱拉，反而对她逐渐产生了一种敬意，就像她对待那份自己无法立足其间的色彩鲜丽的杂志一样。平时她还经常说，她有一个“很有品位的人”为她工作———此人已经在“高品位的报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她远比韦斯特医生更热情，更人道，更能理解文学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价值。 她此刻就站到了爱拉一边，说:“我同意爱拉的看法。我每星期都看见她在为此愁眉苦脸，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过来的。我不能为她分忧，这让我很难过。相信我吧，如果我有一天能不再担忧了，那事情就严重了。” 听见这话，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爱拉也感激地朝帕特里西娅笑了笑。帕特里西娅点了点头，好像在说:“不错，我们并没有说你的坏话。” 交谈继续下去，爱拉趁机看了看四周。这间房子很大，原先的一堵墙被拆除了。这条街上其他那些千篇一律的小房子底层一般都有两小间，其中一间用做厨房———里面挤满了人，而且还当起居室用;另一间为客厅，用来接待客人。而这间房子占了整个底楼，一条楼梯通向卧室。室内光线明亮，对比强烈的各种色彩———有深绿、有粉红、有黄色———东一块西一块把房间装饰得花花绿绿。韦斯特太太没有任何艺术情趣，整个房间被她布置得俗不可耐。爱拉心里想，再过五年，这一带的房子就会有耐久而明净的墙壁和色彩协调的窗帘和地毯了。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妇女》杂志就一直在向人们宣传这方面的知识。那时，这间房子将会装饰成什么样子呢?不管怎么样，我想……但我现在得跟大家多说话，这里毕竟是一次聚会…… 再次环顾四周时，她发现这里并不像聚会倒是像什么团体的会议，人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韦斯特夫妇曾经说过:“我们得安排一个时间打听一下某些人的情况。”他们于是来了，因为他们亲口应允过:“我想我们一定得到韦斯特夫妇家里走一趟。” 爱拉心里想:我本来不应该到这里来，更何况往回走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正这样想着，一位男子离开坐位，从房间的另一端走过来坐到了她的身边。她的第一印象是这位年轻人长着一张清瘦的脸。当他介绍自己时（他名叫保罗·唐纳，是个医生），脸上勉强地，或者说不知不觉地露出一种充满睿智、略现局促不安而又不乏甜美的微笑。她意识到对方的热情，于是回笑了一下，并更仔细地打量起他来。当然，她弄错了，他并不像刚才所想像的那样年轻，他头顶那凌乱的头发已有些稀疏，白净的皮肤微呈雀斑，把眼眶勾勒得历历分明。那双蓝眼睛深深凹进，倒也非常漂亮动人。这是一双既好斗又严肃的眼睛，闪烁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辉。她觉得他脸上的神态有些紧张，说话时紧缩起身子，这种姿势倒也无可指责，反而给人以为人谨慎之感。尽管刚才她还对他的羞怯的热情报以微笑，但此刻他的羞怯却使她不知所措了。 这就是她对一位后来深深爱慕的男子作出的最初的反应。后来他总要半带刻薄、半带幽默地抱怨说:“一开始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应该对我一见钟情才是。我多么希望一生中会有某个女子对我一见钟情，哪怕仅仅一次也行，但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碰见过。”再以后，他便有意以幽默的口吻进一步拓展这个话题，所用的语言已有些感情用事:“表情就是心灵。对于一个等到做过爱才爱上人家的女子，做男人的怎么放心得下呢?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爱拉大声申辩:“你怎么能将做爱与一切截然分开呢?真是没有道理。”这时他会哈哈大笑起来，依然是那么既刻薄又幽默。 她将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她知道自己已开始坐立不安，知道他也看出了这一点。不过，他也注意到，他对她是有吸引力的。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感到这种专注中隐含着几分傲慢，这种傲慢与性有关，只要你对他的表示置之不理，他就会老羞成怒。这使她突然想躲开他。这种复杂的感情来得那么突然，那么令人不快，竟使爱拉想起了她的丈夫乔治。她是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才答应嫁给乔治的，婚前他对她已苦苦追求了整整一年。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跟他结婚，然而，她却跟他结婚了。她下不了跟他一刀两断的决心。婚后不久她便厌恶跟他发生性关系，这种感情而且变得无法抑制和隐瞒。但她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他加倍纠缠她，从而使她更讨厌他———他似乎能从她的拒绝中得到激动与满足。他们间显然存在着某种无可救药的精神隔阂。于是，到了后来，为了激怒她，他跟另一个女人睡觉，并把他们的事告诉了她。虽然为时已晚，但她毕竟找回了先前所缺乏的勇气，准备跟他一刀两断。但她仍心不由衷地极力强调他背叛了她这一事实。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道德标准。她求助于传统的道德观，由于胆小怕事，还一再声称他从来就不忠于她。一想到这一点她就看不起自己。与乔治共同生活的最后几个星期可算是一场噩梦，她自贬自贱，情绪反常，直到终于离开乔治的家，结束了一切，在自己与那个窒息她、囚禁她、显然剥夺了她意志的男人之间拉开了距离。他随后马上娶了那个本想加以利用来让她回心转意的女人。爱拉也为之大感欣慰。 每逢心情不快，她就常常为离婚前自己的行为而苦苦反思。她曾作过各种各样的心理剖析，既贬损他也贬损自己，惟恐有失检点鬼使神差般落入另一个男子的手中，重新经历一次不幸的婚姻的痛苦。但跟保罗·唐纳接触了短短一段时间以后，她便明确地对自己说:“不错，我从来没有爱过乔治。”似乎别的话已用不着说，至少就她自己而言，别的话已用不着说。而且，她也用不着担心那错综复杂的心理活动有可能处在同样的水平上。“不错，我从来没有爱过乔治。”言下之意是:“我爱保罗。” 但与此同时，她仍惶惶不安，有意躲避保罗，总觉得自己有可能上当受骗———倒不是害怕他，而是害怕她的过去有可能通过他而复活。他说:“到底是什么病例引起你跟韦斯特的争论的?”他竭力想留住她。她说:“哦，你也是个医生，在你们看来，他们全都是病人。”她的话听起来很刺耳，带有挑衅性，这使她自己也笑了，“对不起。我想这事本来用不着我那么担心。”“我理解。”他说。韦斯特医生从来不说“我理解”这样的话。爱拉即刻心头一热。她的冷漠———这冷漠她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而且还难以克服，除非跟十分熟悉的人在一起———顷刻间消融了。她伸手到手提包里取那封信，看见他以好奇的目光笑眯眯地注视着被她弄乱的一堆东西。他拿过信，依然微笑着。他手握着信坐着，没有马上打开它，而是感激地看着她，似乎在欢迎她终于向他敞开了心扉。然后他才开始看那封信，依然坐着，握着信，终于把它打开。“可怜的韦斯特能做点什么呢?你是不是要他开一些药膏?”“不，不，当然不是。”他看了看信上的日期，说:“一九五○年三月九日，她恐怕从那以后早就每周三次找过她自己的医生了。可怜的韦斯特已经将他能想到的药膏全写出来了。”“是的，这我知道。”她说，“明天上午我得给她回个信。另外还有上百封信也得处理处理。”她伸手想去拿回那封信。“你打算对她说点什么呢?”“我还能说点什么?关键是，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也许有百万千万。”“百万千万”这话听起来很幼稚，她特意看了他一眼，竭力想借此传达一种沉重而痛苦的心情。他把信交还给她，说:“是呀，你又能说点什么呢?”“对于她真正所需要的东西，我是说不出来。因为她需要的是奥瑟帕医生本人自天而降去拯救她，就像一位白马骑士一样。”“那倒是。”“困难就在这里。我不能说:亲爱的布朗太太，你并没有得风湿病，你只是太孤独，没有人理睬你，才虚构自己的病症，向人们大声疾呼，为的是引起人们对你的注意。我不能这样说，是不是?”“只要说得巧妙，你还是可以说的。也许她也知道自己的病。你可以告诉她尽量设法会会别人，参加参加某个组织什么的。”“让我对她发号施令，未免太自高自大了些吧。”“她是来信求助的，谈不上自高自大。”“某个组织，这是你说的?但她并不需要这个。她不需要任何缺乏个性的东西。她已有过多年的婚姻生活，如今只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一半已不属于她自己。” 这时，保罗神情严肃地注视了她一会儿，她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最后他说:“好了，我想你是对的。但你还可以建议她写信给婚姻介绍所。”她的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态;他笑了起来，继续说，“不错，你一定会感到很奇怪，我本人就通过婚姻介绍所帮助别人撮合过多次婚姻。” “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是个精神病学家。”她说，但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对方会怎样回答她。韦斯特这位医术高明的全科医生没有耐心做“花边”文章，每当他将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交给同事处置时，他总要开玩笑称他的同事为“巫医”。所谓“巫医”，当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保罗·唐纳很不情愿地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那种医生。”她知道，他之所以不情愿是因为他不想马上看到她对他的回答作出反应。她知道这反应意味着什么，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一阵宽慰和兴趣从内心陡然升起。这种兴趣来自她的焦虑:她相信，既然他是个巫医，就一定能回答她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于是马上说:“哦，你放心，我不会马上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你的。”他愣了一会，她知道，他在考虑他的措辞，以便阻止她即刻向他提问。他说:“在聚会上我从来不给人出主意。”“寡妇布朗例外。”她说。 他笑了，问:“你是个中产阶级吧?”这话显然出于他的判断。爱拉的心被刺痛了。“凭出身是中产阶级，”她说，“我是个工人阶级，因此，对于寡妇布朗这种人我也许比你更了解。” 这时，帕特里西娅·勃伦特走了过来，想带他过去跟那边的某个人说话。爱拉意识到他们两人已单独谈了很久，而此次聚会并不是为两人世界而举办的。帕特里西娅的态度表明:他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爱拉感到很恼火。保罗也不想走开。他急切地看了她一眼，那目光既含有恳求之意又略带严厉。是的，爱拉心里想，那目光的确有些严厉，就好像在命令她，要她继续在那里等着，直到他有了脱身的机会再回到她的身边。但她没有照办，反而跟着站起身子走开了。 她得回家了。她在韦斯特夫妇家仅仅呆了一个小时，但她已经想回去。保罗·唐纳此刻正坐在帕特里西娅和一位年轻女子之间。爱拉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两个女人的表情显得既有点激动，又有点神秘，这意味着她们正直接或间接谈论着唐纳医生的职业。她们显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而他则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但又略嫌呆板的微笑。爱拉想，再过几个小时他也脱不了身。她于是站起身，借故向韦斯特太太告辞。韦斯特太太对她那么早就离去很不高兴。她朝韦斯特医生点了点头:为了处置那一堆信件，明天她还要跟他见面。她随后又朝保罗笑了笑。保罗则睁大了他那双蓝眼睛，十分吃惊她马上要离开。她走向门廊穿衣服，他赶紧跟了出来，提议送她回家。这时他的态度已变得很随便，差不多有点粗鲁，看来他并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中受人摆布。爱拉说:“你也许不顺路吧?”他说:“你住在哪里?”她把地址告诉了他，他一口咬定说他用不着走弯路。他有一辆小型国产车，他开得很快，很稳。伦敦在轿车拥有者和出租车乘客眼里跟地铁和公共汽车乘客所见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爱拉此时所想的是，她来时所穿过的那一大片灰暗、污秽的景象如今已被雾茫茫、亮闪闪的景象所代替。街灯绽放出朵朵光芒，她已不再感到害怕。一路上，保罗以探询的目光紧紧盯着她，简单扼要地问了她一些有关生活的问题。她告诉他（意在试探他是否想把她像鸽子一样关在笼子里），战争时期她一直在某个女工食堂工作，晚上就住在那里。战争结束后患了萎缩性肺结核，但不是太严重，只在某家疗养院躺了六个月。正是这段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它对她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跟女工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她母亲在她年幼时就去世了，她是由父亲———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倔强、去过印度的退伍军人抚养成人的。“你可以把这叫做‘抚养’，但其实没有人管我。我对此很感激。”她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她结过婚，但很短暂，很不幸福。听到这里，保罗·唐纳便频频点头。爱拉觉得他坐在办公室里倾听病人的陈述时也是这样点头的。“他们说你在写小说。”他说，这时他已将车子在朱丽娅的房子外面停了下来。“我不写小说。”她说，显出生气的样子，好像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并同时很快下了车。他赶紧从车子的另一侧下来，与她同时走到门口。他们犹豫了一会。她打算走进屋，避开他对她的追求。他冒冒失失地说:“明天下午跟我一起驾车出去一趟好吗?”为了弥补自己的冒失，他迅速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空，说，“看样子天会好的。”她听了后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倒使她有了好情绪，说她会去的。他脸上掠过一阵宽慰———更确切地说，是一阵得意。他取胜了，她心里想，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然后又犹豫了一会，他跟她握了握手，点了点头，然后便朝他的车子走过去，一边说他将在两点钟开车来接她。她走进屋内，穿过黑暗的大厅，登上黑暗的楼梯，穿过寂静的房子。朱丽娅卧室里亮着灯，时间毕竟还早。她叫了声:“我回来了，朱丽娅。”朱丽娅以十分清脆的声音说:“进来说说话吧。”朱丽娅的卧室很宽敞，她躺在一张大床上，靠着枕头，正在看书。她穿着睡衣睡裤，袖子卷到胳膊肘上，显得温和、机敏而好奇。“怎么样?”“讨厌。”爱拉说，听那口气显然有意要指责朱丽娅硬逼她出去，“我是搭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车子回来的。”她补充了一句，特意用上“精神病学家”这个词，想看看朱丽娅脸上的表情是否也像她和帕特里西娅以及那位年轻女子一样，可当她看见朱丽娅的表情时，她即刻为自己所说的感到羞愧和遗憾了，就好像自己故意冲撞了朱丽娅。她心里想，我自己也是那样的表情。“我想我并不喜欢他，”她又说，显得很有些孩子气，一边还摆弄起朱丽娅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她把香水抹到手腕上，通过镜子观察朱丽娅的脸。那张脸像往常那样显得疑惑、忍耐而机敏。她心里想:不错，朱丽娅天生是个做母亲的，但我是不是一直像对母亲那样顺从她呢?再说，多数情况下我其实觉得自己更像母亲，有必要保护朱丽娅，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事情得从什么地方做起。“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朱丽娅问。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爱拉有必要认真地思考一番。但她嘴里却说:“谢谢你照顾迈克尔，”然后便上楼进了卧室，临走时朝朱丽娅微微一笑，算是表示了她的歉意。 第二天，阳光照见了伦敦城，街道两旁的树木似乎没有跟建筑物和马路合为一体，而只是田野、草地和乡村的一种延伸。爱拉本来对下午乘车出游的事有些举棋不定，但一想到草地上的阳光，她便不由得高兴起来。从兴致的突然高涨中她懂得了:最近以来她的情绪显然比她所预料的还要低落。在给孩子做午餐时，她发现自己竟然哼起了歌。因为她这时想起了保罗的声音———一开始她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保罗的声音，但现在她听见了那是一种温和的声音，但带点儿由缺乏教育而残留的粗鲁味。（当她想起他时，与其说在回忆他的形象，不如说在倾听他的声音。）她确实在听，但不是听他所用的词语，而是听那种音调，那种她能从中分辨出温柔、嘲讽和同情等诸多旋律的音调。 下午，朱丽娅带迈克尔去看望朋友。一吃过午饭她就早早出了门，这样，小男孩就不会知道他母亲不打算带他去郊游了。“你显得很开心。”朱丽娅说。爱拉说:“是呀，我已好几个月没有到伦敦郊外走走了。再说，身边没个男人对我来说也不合适。”“对谁又合适呢?”朱丽娅反驳她，“但我知道，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说完这句带刺的话以后，她便带着孩子兴致勃勃地出门了。 保罗迟到了，他借口说路不好，简直像在敷衍她。她懂得了，他是一个经常迟到的男人，是天性使然，而不是因为他是个责任很重的大忙人。总的来说，她很高兴他迟到。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紧张不安中隐含暴躁的神情，这提醒她昨天晚上她还讨厌过他。再说，迟到意味着他没有把她真正放在心上，这使她心中的恐慌（这与乔治有关，和保罗无关）得到了缓和。（她自己知道这一点。）然而，一旦他们坐上车，朝伦敦城外驶去，她便意识到他那略嫌紧张的目光不时地朝她瞟来。她能感受到他的决心。他一个劲地谈着，她始终听着，那声音如她所记得的那样点点滴滴都显得十分悦耳。她倾听着，看着窗外，哈哈大笑起来。他在谈他为什么迟到;他与那班一起工作的医生发生了点误会:“没有一个人肯把心里话说出来，那班上层和中产阶级相互间就像蝙蝠一样吱吱叫着进行交流，谁也听不清他们在谈些什么。这种局面使我这样出身的人陷入极其不利的地位。”“你是那里惟一一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医生吧?”“不是，在医院里不是，只在科里是。他们从来不会让你忘记这一点。他们这样做自己甚至意识不到。”他的话听起来很温和，很幽默，而且很尖刻。这种尖刻已是他的老习惯，并非有意要伤害别人。 这天下午，他们谈得很融洽，晚上时他们间的隔阂似乎已悄悄地化解。他们将污秽不堪的伦敦郊野抛在身后。阳光照在他们身上，爱拉的兴致急剧上升，似乎已陶醉了。而且，她知道这个男人将成为她的情人，她能从他的声音给她带来的快乐中领悟到这一点，心里于是暗暗地充满了喜悦。他注视她的目光含着笑意，简直称得上有些放肆，他像朱丽娅那样评论说:“你看上去很开心。”“是的，我们已离开伦敦了。”“你那么讨厌伦敦?”“哦，不，我喜欢它，我是说我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但我厌恶———这一切。”她指了指窗外。树篱和行道树不断地被小屋小舍吞没。古老的英格兰在这里已所剩无几，一切都是那么的新潮和丑陋。他们驱车穿过主要的购物街，自开出伦敦城以后，他们一路上见到的店名都千篇一律。“为什么?” “这很清楚，它太丑陋了。”他迷惑地注视着她的脸。过了一会，他说:“大家都住在这里。”她耸了耸肩膀。“你连他们也厌恶吗?”爱拉颇为生气，她心里想，许多年以来，不管她遇见谁，对方都能理解她为什么会憎恨“这一切”，根本用不着解释。问她是不是恨他们（这里当然是指普通百姓），也实在太离谱了。她认真地思考了一会，然后以挑衅的口吻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子。我憎恨他们所容忍的一切。那本来应该一概清除掉的———一点也不剩。”她用手做了个扫除的姿势，好像要把那黑沉沉的伦敦，那千百个污秽的城镇，英格兰境内那不计其数渺小的生灵，全都扫荡到一边去。“但你也拿它没办法，这你是知道的。”他微笑着坚持说，“事情还是老样子———连锁店，电视天线，正人君子，这一切只会越来越多。你所指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 “不错。但你却全盘接受它。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看做理所当然呢?”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现在的情况比起以前毕竟好多了。”“好多了!”她情不自禁地呼叫起来，但随即克制住自己。她心里清楚，这话是冲着自己心中的幻想而说的，这幻想是她住医院时产生的，它具有某种邪恶的、非人格的破坏力，对生活的根基产生影响，并以战争、残忍和暴力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它与他们所争论的毫无干系。“你说‘好多了’，”她说，“是不是指没有人失业，没有人挨饿?” “你问得真怪。不错，那正是我的意思。”他说话的口气足以使他们拉开距离———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她却不是。而且，他则连祖先也是工人。她于是沉默了下来，直到他坚持说:“情况好多了，好得多得多了。你怎么视而不见呢?我记得……”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并非因为觉得自己比她更了解情况而“吓唬”她，而是因为他回想起了什么痛苦的往事。 她于是把自己的话继续说下去:“我简直无法理解一个人目睹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后仍然会不厌恶它。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很宁静，很安全，很温良，但骨子里却男盗女娼，充满着仇恨和妒忌，到处是孤独寂寞的人。”“确实是这样子，到处都是。任何地方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准，就都会变成这样子。” “生活水准的提高并不能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总比某种恐慌好一些。” “你是说真正的贫困吧。当然，你也知道，我并没有从那方面思考问题。” 这时，他迅速瞟了她一眼，对她的固执颇感惊奇———爱拉觉得，这是出于敬意。在那一瞟中，并不存在某个男人以潜在的性关系的标准来估量一个女子的意思。她于是感到更轻松自在了。“这么说，你是想让一台大型推土机从地上碾过，碾过整个英国吧?”“是的。” “就留下几座教堂，古建筑和一两个小村庄?”“是的。”“然后你再让大家住进那一座座无不体现建筑师的梦想的新建城市里去，让人人都喜欢它，为它添砖加瓦?”“是的。”“也许你还想让英国成为一片乐土，人人喝啤酒，做游戏，女孩子们一个个穿长长的土布裙子吧?” 她生气地回答:“当然不是!我讨厌威廉·莫里斯 ① 那一套东西。你这会儿变得不诚实了。看看你自己吧———我相信，你一生最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为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作的努力上。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与你父母的生活方式已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对他们来说，你已成了陌生人。你无疑已一分为二。这也正是这个国家的现状。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所憎恨的就在这里，我厌恶这一切。我憎恨一个国家如此被分裂———战争以前，当我还跟那些女人在一起生活时，这道理我还不懂呢。” “哦，”他终于说，“昨天晚上他们说对了———你毕竟是个革命者。”“不，我不是。这种说法根本不适合我。我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听后哈哈大笑起来，以令她感动的深情的口吻说:“如果照你的办法去重建一个耶路撒冷，那就像突然移植一棵树，会使它水土不服而死的。任何事物都有其连续性，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人的精神都将被你一概扼杀了。”“连续性并不一定因其存在就是合理的。” “不对，爱拉，它是合理的。合理的。相信我吧，是合理的。”口气是那么富有个人色彩，这回轮到她惊奇地望着他，并决定不再开口了。她心里想，他这是在说他身上被分裂的自我令他那么痛苦，有时竟让他怀疑起它自身的价值……她转过身去继续看窗外的景色。他们这时正穿过另一个村庄。这里的情况比刚才驶过的那个村庄要好一些:古色古香的屋宇整洁有序，连成一片，被阳光照得暖洋洋的。在这片房子周围是一些新建的房子，造形很难看。中心广场上甚至还有家卖小商品的连锁店，它与别的连锁店一模一样。此外还有一个仿都铎时代建筑风格的酒吧。像这样的村落在这一带比比皆是。爱拉说:“让我们避开这些村庄吧，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她注意到，这一回他的眼神分明显得很吃惊，但其中的缘由却是后来才领悟。他好久没有说话，当眼前出现一条小道时，他便绕过一片沐浴着阳光的树林，把车子开了过去。他问:“你父亲住在哪里?”“哦，”她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一点也不像那种样子。”“什么样子?我什么也没有说啊。” “不，你一直在暗示我。他以前是个军人，去过印度。但他并不像漫画中的那种军人。他不适宜在军队服役，有一阵子进了政府部门，但他也不像个政府中的人。”“那么，他到底像个什么人呢?” 她笑了。那笑声不仅充满自然而真切的情感，而且带有一种她当时并没有意味到的苦涩味。“他离开印度以后就买了幢旧房子，地处康沃尔郡 ① 。房子不大，很偏僻，但很漂亮。那种旧房子———你会知道的，他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一直就是。他读过很多书。他知道很多有关哲学和宗教的知识———比如佛教。”“他喜欢你吗?” “喜欢我?”这问题使爱拉大吃一惊。她自己从来就没有问过她父亲是否喜欢她。她向保罗转过身，红着脸哈哈大笑着说:“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啊!但你知道，这个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然后她又小声补充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我估计他不喜欢我，不真正喜欢。” “他肯定喜欢。”保罗仓促地说，显然对自己所提的问题颇感后悔。“这事没有肯定可言。”爱拉默默地坐着，心里在嘀咕。她知道保罗的目光充满歉意和深情，她因他的关心而非常喜欢他了。 她想作个解释:“每次周末回家，他都很高兴见到我———这一点我看得出。但我不经常回去时，他也从来不见怪。我在不在家对他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他有自己的生活规律。一位老妇人帮他料理家务。一日三餐一如既往。他吃的始终是那几样东西:红烧牛肉，炸牛排，鸡蛋。吃午饭前要喝一杯杜松子酒，晚饭后再来两三杯威士忌。每天上午吃过早饭，他都要散很长时间的步。下午从事园艺。每天晚上他都看书到深夜。当我在家时，一切都照常。他甚至不同我说话。”她又笑了起来，“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不是他的谈话对象。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一位上校，两人长得很像，都很瘦，皮肤粗糙，眉毛吓人。他们经常在一起窃窃低语。有时候，他们会长时间相对而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喝威士忌，或者偶尔三言两语提一提印度。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时，我想，他一定在跟上帝或佛什么的交谈，但不会跟我交谈。通常我一开口，他的声音便显得很不自在，或者干脆岔开话题。”爱拉住了口，心里想，她已经跟他说得太多了。她本来很少谈论她的父亲，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他。这回却一下子谈了那么多，这使她感到诧异。保罗没有把这个话头接下去，而是急切地问:“这里怎么样?”那条高低不平的小道已到尽头，眼前是一小片被灌木所包围的草地。“哦，”爱拉说，“太好了，今天上午我一直希望你能把我带到一个小小的天地中来，就像这里。”她随即下了车子，只觉得他在吃惊地看着她。这一点也还是后来追忆他那天的感觉时才记起来。她在草地上来回走了走，用手触摸那些草，并嗅了嗅，让阳光照在自己的脸上。当她转悠着回到他的身边时，他已在草地上摊开了一块毯子，正坐在那里等她。照见阳光的草地散发出一股小小的自由的气息，这使她感到一阵轻松，但它很快被他等待的目光所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阵紧张感。当她一屁股坐下去时，心里想:他连毯子都铺上了，我的天，他会不会这么快就跟我做爱呢?哦，不，他不会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她一直躺在他的身边，感到既幸福又满足，什么也不去管它，一切任其自然。 后来———时间并没有过了很久，他便嘲笑她说:她把他引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他跟她做爱，是她有意安排了这一切。她听了后很生气;由于他坚持这样说，她便对他冷淡起来。过后她就把这件事忘了，但他仍要老话重提。她知道，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这场反复过多次的小小口角给他们的关系留下了一片不断蔓延的阴影。他的话并不是事实。在车上时，她就知道他将成为她的情人，因为他说话的腔调使她产生了某种信任感。她曾想过，她并不在乎他选择什么时候向她求爱。她觉得他知道什么时候合适。如果合适的时间就在那天下午，那他这样做无疑也是对的。“如果你不跟我做爱，你觉得我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后来她曾这样问过他，语气中充满好奇和敌意。“那你会生气的。”他回答，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言辞间隐约流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歉意。这歉意是真挚的，使她更喜欢上他，似乎他俩都是那谁都无可奈何的严酷的生活的牺牲品。“你全都安排妥当了，”她说，“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连毯子也带上了。我想你每次下午出游车子里一定都备着一条毯子。”“当然，再没有比草地上铺一块暖烘烘的毯子更妙不可言了。”她听后笑了起来。后来，她还胆战心惊地想过:我估计他还带别的女人去过那片草地，他也许早就玩上这一套了。 然而，当时她却感到异常的幸福。城市的喧嚣已远在背后，草地和阳光散发出宜人的气息。她这时注意到他脸上露出半含讥刺的微笑，于是摆出自卫的架势坐了起来。他特意以嘲讽的口吻问起她的丈夫。昨天晚上她已把有关的事实告诉过他，这时也就不妨把他想知道的事简略地说了出来。然后她又简单地对他谈了自己的孩子。但她把话说得很匆促，因为她对自己一个人来这里感到内疚。迈克尔本来应该和她一起来这里享受郊游的乐趣和温暖的阳光的。 她记得保罗也谈了他的妻子的情况。他说了好一会才使她弄清楚其中的瓜葛。他还说他有两个孩子。她感到很吃惊，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信心。他谈论他的妻子时所用的口吻是急促的，简直称得上恼恨，这说明他并不爱她。她在这里用上了“爱”这个字眼，但用得幼稚可笑，与她平时对人际关系的分析不相协调。既然他能那么漫不经心地谈论他的妻子，她甚至以为他一定已经跟她离了婚。 他跟她做了爱。爱拉心里想，他是对的，时机正合适，这里太美了。她满脑子想着自己的丈夫，因此也就不觉得紧张，而且还很快放开了自己，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他俩的肉体相互理解。（其实，“我们的肉体相互理解”这样的话是她后来才说的，当时她脑子里想的是:“我们相互理解。”）她曾睁开眼睛看过他的脸，那表情很难看，简直有点丑陋。她闭上眼睛不去看它，让自己陶醉在做爱的快乐之中。后来，她看见他的脸歪过一边，那表情依然很难看。她本能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但他的手压住她的腹部，使她无法动弹。他半开玩笑说:“你太瘦了。”她笑了起来，并没有为此而难过，因为他的手抚摸她的肉体的方式告诉她:他喜欢她现在这样子。她也喜欢赤身裸体的自己。她的躯体是纤弱的，肩膀和膝盖的线条历历分明，但她的胸部和腹部白白净净，一双小巧的脚则又白又嫩。她曾多次希望过自己能换个模样，希望自己能长得更高大，更丰满，更圆润，更“像个女人”，但他触摸她的躯体的方式使她完全打消了这念头。她感到很快活。他的手在她柔软的腹部轻轻地触摸了许多时候，然后突然松开，并开始穿衣服。她感到自己已被抛弃，也开始穿衣服。她突然莫名其妙地几乎哭出来，她的躯体似乎又显得太瘦太小了。他问:“你已多久没有跟男人睡觉了?” 她感到困惑，心里想:他指的是乔治吧?但乔治不能算数，她并不爱他，她也讨厌乔治碰她。“我不知道。”她回答，一边说着话，一边领悟到他的意思是说她跟他睡觉是出于性饥渴。她的脸涨红了，很快站了起来，走出毯子，把脸扭过一边，然后以连她自己也觉得十分难听的口吻说:“从上周开始。当时我在聚会中看中了一个男人，便带他一起回了家。”她回忆起战争年代那些在军用流动餐馆里服务的女孩子，想用她们的语言来回答他。她找到了合适的用语，说:“他是一片好肉。”说完，她便钻进车子，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把毯子往后座一丢，赶紧上了车，发动车子，一会儿往前开，一会儿往后开，以便把它倒转身，面对草地的出口。 “这么说你经常这样干?”他问。他的声音显得很冷静，很超然。她心里想，刚才他还从一个男人自身的角度提出问题，这会说话的口气却完全像个“公事公办的人”了。她这时真想赶快结束这次出游到家里大哭一场。此番做爱已跟记忆中与她丈夫的做爱联系在一起。在乔治跟前，她总是畏缩自己的身子，现在她已在精神上朝着这个新的男人畏缩自己了。 “这么说你经常这样干?”他又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她哈哈大笑起来，“哦，我懂了。”她惊讶地看着他，好像他就是个疯子。当时，她觉得他确实有点儿疯样，他的脸已因怀疑而紧紧绷起。他此刻已完全不是个“公事公办的人”，而是一个仇恨她的人。现在她已非常反感他，恼怒地笑着说:“你简直愚蠢透顶了。” 他们一路上没有再说话，直到进入大街，加入缓缓回城的车流中。这时，他的声音已变得很友好，主动想跟她和解:“我并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自己的爱情生活也根本谈不上很检点。”“我希望你已从我身上得到了一次满意的消遣。” 他一脸的迷惑。她觉得他很愚蠢，竟然不理解她的意思。她看出他想说什么，但又没有开口。她于是不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人蓄意打了一顿，那棍棒一记记都落在她的心口上。她似乎因痛苦而喘息起来。她的嘴唇在颤抖，但她宁死也不愿当着他的面痛哭流涕。她朝他转过身去，眼望着正逐渐变得阴暗而寒冷的乡野，开始顾自说话。她这时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心里充满恶意，摆出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她一边跟他大谈杂志社和帕特里西娅·勃伦特的事，一边因他把她编造的话信以为真而藐视他。她一个劲地说着，他则一言不发，当他们来到朱丽娅的房子外面时，她迅速下了车，还没等他跟过来，她已走到门口的台阶上。她摸索着钥匙想把门锁打开，这时他来到了她的身后，说:“你的朋友朱丽娅今晚会照顾好你的儿子上床睡觉吧?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看看戏。哦，是看电影，今天是星期天了。”她喘着气，装出吃惊的样子断然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了，想必你也不想再见到我吧?” 他从背后把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说:“为什么不想呢?你喜欢我，装做不喜欢是没有必要的。”爱拉对此无言以对，她一时语塞了。此刻，她无意于回忆刚才在草地上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幸福的时光。她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为什么?” 她愤怒地扭了扭肩膀，甩掉他的手，把钥匙插入门锁转了转，说:“我已好久没有跟任何男人睡觉了。两年前有过一次交往，那一次过得很开心……”她见他往后退了一步，心里便觉喜滋滋的，因为她在伤害他，因为她在说谎。其实，那一次过得并不开心。随后她又如实相告，以最严厉的口吻谴责他。她说:“他是个美国人，他从来没让我感到不愉快过，一次也没有。但他根本就不善于做床上的事。我相信，这也正是你常挂在嘴上的说法，是不是?但他并不轻视我。”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呢?” “因为你太愚蠢了。”她说，显得既开心又尖刻。她感到一阵酸辛的痛快感，存心伤害他也伤害她自己，“你谈起我的丈夫，但他与这事又有什么干系呢?就我而言，可以说从来就没有跟他睡过觉……”他笑了起来，显然不相信她的话，但她继续说下去，“我讨厌跟他睡觉。那简直不能算一回事。你问我已有多久没有跟男人睡觉了，这问题显然十分简单。你是个精神病学家，你说自己是个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你竟然连这最简单的问题都不懂。” 说完这话她便进入朱丽娅的住宅，关上门，扑在墙上哭了起来。看屋内的动静她知道里面没有人。门铃响了，几乎就在她的耳边，保罗想要她把门打开。她不去理睬门铃，径自穿过黑暗的井孔，一边哭一边慢慢地登上顶楼的小套房。这时，电话又响了。她知道又是保罗从街对面的电话亭打来的。她不去接，因为她还在哭。铃声停止了，但接着又响了起来。她看了看小粉盒，那千篇一律的黑线条图案让她见了就讨厌。她咽下眼泪，清了清嗓子，接了那个电话。是朱丽娅打来的。朱丽娅说她想跟她的朋友在外面吃晚饭，到时候她会把孩子带回家照料他上床睡觉的。如果爱拉想出去，尽可以听便。“你怎么啦?”两英里以外的朱丽娅说话的声音依然像平时那样清晰而镇定。“我在哭。”“我听出来了。为什么事?”“哦，这些该死的男人，我全恨!”“噢，好了，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你最好出去看看电影，那会使你高兴起来的。”爱拉随即觉得好了许多，刚才发生的事已不那么重要。她笑了起来。 半小时以后电话铃又响了，她去接，没有再去想保罗。但这一次是保罗打来的。他说他一直等在车子里以便给她再打电话。他想跟她谈谈。“我看我们谈不出什么来的。”爱拉说，声音既冷漠又幽默。他的声音则既幽默又滑稽，他说:“下来看电影吧，我们什么也不谈好了。”她于是去了。她心情轻松地跟他见了面。这是因为她已拿定主意不再跟他做爱。一切都已结束了。她之所以跟他出去是因为不出去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他电话里的声音跟草地上压住她身体的那张脸没有任何联系。现在，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开车从伦敦出来时的状态之中。是他把她带到那片草地上才破坏了这种关系的。如果他一开始就那样想，那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后来他总是说:“你怒气冲冲进了屋，但当我打电话给你时，你还是出来了，你显然需要我的规劝。”他哈哈大笑起来。她厌恶那样的笑声。这时候，他脸上总不自然地流露出悔恨的微笑，像个回头的浪子。他有意扮演浪子的角色，是为了给自己解嘲。爱拉觉得，他的微笑具有双重的意义，因为他的抱怨是真诚的。这时候她总是跟他一道先嘲笑一番他的拙劣的模仿，随后即刻改变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似乎具有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她确信它真的不属于他自己。这种人格不仅表现为单纯与宁静的品质的截然分离，而且还昭然于众，使她除了不予理睬外再无别的选择。否则，她就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了。 他们并没有去看电影，而是去了咖啡馆。他继续谈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情况。他在两家不同的医院里供职。在一家医院里，他是个精神病咨询医生。在另一家医院里，从事分编病人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心要把疯人院改造得更文明一点。我得跟谁斗呢?公众吗?绝对不是。是那些因循守旧的医生……”他的故事不外乎两个主题:其一是说医学界的中产阶级如何如何妄自尊大、不学无术。爱拉发现:他对他们的批评完全出于他自己的阶级观念，虽然没有明言，但言下之意是说愚昧无知和缺乏想像力是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之所以有这种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倾向，是因为他自己是工人阶级。当然，那些话也是朱丽娅常说的，爱拉自己也这样批评过韦斯特医生。然而，有好几次她曾深感内疚，似乎是她自己受到了批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便会回忆起早年在流动餐馆时的情景，觉得自己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如今就不可能从下层阶级的角度，通过女工的眼光来认识上层阶级，就像从玻璃瓶的底部观看水族馆里那些奇形怪状的鱼一样。保罗的第二个主题正好与第一个主题相反，一旦涉及它，他的整个人格都变得焕然一新。说起那些受到他指责的人，他总是那般幸灾乐祸，言辞间充满恶意和嘲讽;但一谈到他的病人，他便变得很认真。他对待病人的态度与她对待布朗太太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一谈起那些求援者就情投意合。他说起他们时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和蔼，心里充满愤怒和同情。这愤怒是因同情他们绝望的处境而发的。 她这时已非常喜欢他，好像在草地上那段插曲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把她带回家里，跟在她身后进入房间，嘴里仍一个劲地谈着。他们上了楼，爱拉心里想:这会上去喝点咖啡，然后他就会走了。她当时这样想也是真诚的。但当他再次跟她做爱时，她又想:是呀，他并没有错;因为整个晚上我们都那么亲热。后来他这样说过她:“你当然知道我会再次跟你做爱。”她回答:“我当然不知道。不过，即便你不这样，那也没有什么。”听了这话他总是说:“哦，你真是个伪君子!”要么就说，“你不应该那么不懂得自己的动机。”对爱拉来说，那天晚上跟保罗·唐纳在一起的经历是印象最深刻的，它与她过去的经历大相径庭，似乎过去的一切全不算一回事。这种感觉刻骨铭心，当天快破晓时保罗问:“朱丽娅会怎样看待这件事呢?”爱拉竟懵懵懂懂地回答:“什么事?” “比如说上周的事。你说聚会后你带了一个男人回家。” “你疯了。”她心情愉快地笑着说。他们躺在黑暗中。她转过头去看他的脸，在窗口射来的微光中，他的脸颊呈现出一条黑线;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那么寂寞。她心里想，他又回到先前的心境中了。但这一次没有使她感到不安，因为他的大腿紧贴着她的大腿，那温馨的感觉使她觉得这份遥远已不复存在。“朱丽娅会怎么说?”“说什么?” “今天上午朱丽娅会说点什么呢?”“她为什么一定得说点什么?” “我懂了。”他简略地说。他随后起了床，补充说:“我得回家刮刮胡子，换一件干净的衬衣。” 那一周他每天晚上都要来找她，时间都很晚，总趁迈克尔睡着的时候。然后第二天一早离开，“回去换一件干净的衬衣”。 爱拉感到幸福极了。她听其自然，什么也不去想。当保罗说出一些“消极的”言语时，她仍对自己的情感非常自信，总是这样回答他:“哦，你太愚蠢了，我曾经对你说过，你什么也不懂”（“消极”一语出自朱丽娅之口，她在楼梯口见过保罗以后曾经说过:“这人看上去好像有些刻薄和消极。”）她现在所想的是:他不久就要跟她结婚了。或者说过不了太久就要跟她结婚。结婚应该有个良辰佳期，他知道什么时候是良辰佳期。即使他每天晚上都跟她在一起，凌晨回家。“换干净的衬衣”，那毕竟还不是真正的结合。 第二个星期天，即他们首次郊游后过了一周，朱丽娅又带了小男孩去了朋友家。这一次保罗带爱拉去了基尤 ① 。他们躺在草地上，身边是绿叶成阴的石楠树，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筛下来。他们握着手。“你看，”保罗扮着鬼脸，以略带流气的口吻说，“我们已像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妻———我们知道今晚就要上床做爱，因此现在先握握手再说。” “事情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爱拉开玩笑问。 他把身子靠过来，紧盯住她的脸，她朝他笑了起来。她知道他爱她。她感到一种信任感。“事情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他以既愁苦又幽默的口吻说，“你问得太糟糕了。你和我在这里……”从他脸部表情以及那充满热情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想告诉她那些已婚者是“如何”生活的———“如果我们结了婚，那会像个什么样子呢?”爱拉感到自己的热情消退了下去。她想:他说这话会不是作为一个男人在警告一个女人吧?他会不会真的那么卑鄙无耻?她从他脸上又看到了往常那种愁苦味，心里想，哦，不，他不是那样的，谢天谢地，那话他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她心头又闪过一道亮光。她说:“你根本就没有结婚。你不能把那样的关系叫做结婚。你从来不去看她。” “当我们两人都二十岁时，我们结了婚。这种事总得有法律的依据。”他补充说，依然是那种既愁苦又幽默的语气，并吻了她。接着他又以吞吞吐吐的口吻说，“爱拉，你不结婚很明智。做个聪明人，就那样生活下去吧。” 爱拉笑了。她心里在想:其实我还是弄错了。这才是他的心里话，那意思是说:你不能对我抱太大的希望。她感到自己已完全被抛弃。但他的手仍搭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觉到一股热流通过她的身体，他那热情而充满爱怜的眼睛离她只有几英寸远。他正在微笑。那天晚上在床上跟他做爱已变得很机械，她只是被动地应付着。这与其他晚上的经历已不可同日而语，可他似乎还没感觉到这一点。与往常一样，他们完事后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但她已心灰意冷，情绪非常低落。 第二天，她跟朱丽娅谈了一次话。朱丽娅前段时间一直保持沉默，对保罗留宿一事不发表意见。“他是个有妇之夫，”爱拉说，“结婚已有十三年了。那桩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即使晚上不回家也无所谓。他有两个孩子。”朱丽娅扮了个鬼脸，没有插话，等她把话继续说下去。“问题是我丝毫也不敢肯定……还有迈克尔。”“他对迈克尔的态度如何?” “他只见过他一次，而且时间很短，他每次来都很迟———这你是知道的。迈克尔醒过来时他已经走了。他得回家换一件干净的衬衣。”听到这里朱丽娅哈哈大笑起来，爱拉也跟着笑。 “她肯定是个很不一般的女人。”朱丽娅说，“他谈起过她吗?”“他说他们很年轻时就结了婚。后来他参加了战争，当他回来时，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陌生人。据我猜想，从那以后，他就有不少风流韵事。”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朱丽娅说，“你对他感觉如何?”爱拉此时只觉得一阵冷冰冰的伤感和失望。因为生活中她无法使他们的幸福与他的玩世不恭达成一致。她感到有点儿恐慌。朱丽娅目光锐利地审视着她。“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他愁眉苦脸的。”“他一点也不愁眉苦脸。”爱拉即刻说。随后发现自己凭本能无端地为他辩护，她对自己笑了起来，说:“我是说，他就是那个样子。不错，他是有点愁眉苦脸，但那是为了他的工作，他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从一家医院赶到另一家医院，到处说医院的牢骚怪话，但他对病人又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确实关心病人。然后晚上还要跟我在一起，他似乎用不着睡觉。”爱拉脸红了，意识到自己有点言过其实，“是的，是这样的。”她看着朱丽娅的笑脸，说道，“然后他一早赶回家换衬衣，晚上实际上没有睡什么觉，回去后也许还要跟他的妻子东拉西扯地说上几句好话。这叫精力。这不能叫愁苦。说到刻薄，那也谈不上。两者没有任何联系。” “那好，”朱丽娅说，“既然那样，你就好好等着事态的发展吧。”那天晚上，保罗很幽默也很温柔。爱拉心里想，他好像在向她表示歉意。她的痛苦消融了。天亮时，她已重新高兴起来。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今晚我不能来看你了，爱拉。”她一点也不担心:“哦，没事。”但他接着又笑笑说:“有时候我毕竟还得见见我的孩子。”听口气好像在指责她故意不让他见他的孩子。“我并没有阻止你。”爱拉说。“噢，不，你阻止了。阻止了。”他说，微微叹了口气。他笑着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她想:当他要永远离开某个女人时，他就是这样吻她的。是的，他并不关心她们，他总是一边笑一边吻她们的额头。突然，她眼前出现了一个景象，她为之惊呆了。她看见他把钱放在壁炉架上!他不会的———她知道———他不是那种向女人付钱的男人。然而，她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把钱放在壁炉架上。是的，这正是他所表示的态度。是针对她的，针对爱拉的。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个夜晚，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分明告诉我他爱我，这钱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一再说他爱她，这一事实竟然毫无意义了，或者应该说，如果他的爱没有被他触摸她的方式以及他那柔和的声音所证实，那他嘴上的话确实毫无意义。）现在，他要走了，他扮了个鬼脸，刻薄地说:“今晚你有空了，爱拉。”“有空，你这是什么意思?”“哦……我是说你有空接待其他男友了，你最近一直没顾得上他们，是不是?” 她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以后去了杂志社，觉得一股寒流侵入她的骨髓，侵入她的脊梁。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然而，天气却很暖和。由于陶醉在幸福中，她已有好几天没有跟帕特里西娅联系。如今她觉得这个比她年长的女人更亲近了。帕特里西娅十一年前结了婚，后来丈夫离开了她，娶了个更年轻的女人。她对待男人的态度既大度又和善，常常妙语连珠，一副玩世不恭的派头。这与爱拉大不一样，爱拉不善于那一套。帕特里西娅五十多岁，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爱拉知道，她是个很勇敢的女人，但她不想跟她来往得过于亲密。跟她打成一片即使只限于同情，也意味着她得舍弃许多潜在的东西。至少她有这个感觉。今天，帕特里西娅对一个正准备跟自己的妻子离婚的男同事说了些风凉话，爱拉对她大喊大叫。后来，当她回到室内时，她向帕特里西娅道了歉，因为后者受了她的伤害。跟年长的女人在一起，爱拉总觉得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她关心帕特里西娅远不如对方对她的关怀。她知道，对于帕特里西娅来说，她是某种象征，也许是她自己的青春的象征。（但爱拉并不这样想，因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但这会儿她却特意留下来跟帕特里西娅交谈、说笑。令人沮丧的是，她发现她的雇主眼里噙着泪水。她清楚地看见了一个性情直率、和蔼、机智的中年女性，身上穿着时装杂志上登过广告的衣服，可看上去就像穿着一套制服。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已有些灰白。她的眼睛———工作时是严肃的，对爱拉是温和的。当她跟帕特里西娅在一起时，一位发表过她的一篇短篇小说的某杂志编辑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她是否有空出去吃顿饭。她说她有空，边说边在脑子里琢磨“有空”这个词。在过去的十天中，她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空;如今也没有空，只是孑然一身，已摆脱了某个人对她的控制———保罗的。这位编辑曾经想跟她睡觉，但她拒绝了他。现在她想，她很可能会答应跟他睡。为什么不呢?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位编辑很聪明，很有魅力，但一想到他要碰她的身子便使她感到厌恶。他对女人没有一丁点儿天生的温情和爱怜，而这却是她能从保罗身上感受到的。如今这恰好成了她愿意与这个人睡的理由:她再也不能让一个讨她喜欢的男人碰她。但保罗似乎并不在乎别人如何如何:他拿“她从聚会中带回家的男人”开玩笑，似乎他还有点喜欢她那样做。哦，太好了，太妙了———如果那正是他所希望的话，她也用不着太在意了。她于是着意打扮了一番，怀着蔑视整个世界的心情出去吃午饭了。 午饭价格不菲———反正都这么回事。她喜欢美食。他谈笑风生，她喜欢他的谈吐。一谈起文化上的事，她便像往常一样显得轻松自在。她边谈边观察他，心里想，要让她跟他做爱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可思议呢?她喜欢他，是不是?喜欢他又怎么样?这算得上爱情吗?爱情只是一种妄想，是妇女杂志上编造的神话。对于一个连你是否还跟别的男人睡觉都不在乎的人，你根本就不能对他用“爱情”一词。“如果我想跟这个男人睡觉，我最好对此有所表示。”但她不知道如何表示才好。她已多次拒绝过他，他也就见怪不怪了。吃完中饭，他们来到人行道上，爱拉突然感到一阵轻松:真是胡思乱想，她当然不会跟他睡觉，现在她想回到杂志社去，事情也就结束了。但这时她看见前面台阶上有两个妓女，这使她想起早上跟保罗在一起的情景。那位编辑说:“爱拉，我真希望……”她笑着打断他的话头，说道:“那就把我带回家吧。到你那里去，别去我那儿。”除了保罗，她不能再容忍别的男人上她睡的床。这个男子已结过婚，他把她带到他的单人宿舍。他的家在乡下，他特意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那边，这单人宿舍正好供他从事这方面的历险。她赤身裸体躺在这个男人身边，心里一直在想保罗。“他肯定疯了。我为什么要跟一个疯子打交道呢?当我跟他在一起时，我怎么会想到我会跟另一个男人睡觉呢?他不可能把那话当真的。”心里一边这样想，一边尽可能让这位知识界的同道感到快活。他遇到了障碍，爱拉知道，这是因为她的确不喜欢他。尽管他一再责备自己，但过错在她身上。她觉得没有必要让他感到难堪，跟一个自己根本不放在心上的人睡觉是一种罪过。心里这么一想，她也就安下心来，准备取悦于他了……完事以后，她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什么感觉也没有。她只觉得自己很软弱，一点也不快活，浑身颤抖着真想大哭一场。实际上，她依然思念着保罗。第二天，他打来了电话，说他当晚仍不能来。此时爱拉又是那么迫切需要他，因此对这些也就一点都不计较了。当然，他还得上班，还得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 第三天晚上，他们见面时都心存戒备。但几分钟后这道防线就彻底崩溃了，他们又挨到了一起。记得那天晚上他还说了一句:“事情真够怪的，但又千真万确:当你爱上一个女人时，那跟另一个女人睡觉就毫无意义了。”当时她没有留心听———她担心他会说出令她不愉快的话，于是，身上某种机械性的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使她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但第二天她又听见了这句话，这时她便很快回想起来，并认真地听下去。这么 说来，那两个晚上他搭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有过与她相同的经历。她对他重新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信任。他开始询问她这两个晚上做了些什么。她说她跟一位曾经发表过她的一篇小说的编辑吃了一顿饭。“我读过你的一篇小说。写得确实很好。”他说这话显得有点痛苦，好像他宁可那篇小说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应该写得好呢?”她问。“我想那位叫乔治的是你的丈夫吧?”“部分是，不全是。”“这位编辑呢?”她思索了一会，然后说:“我有过和你相同的经历。”然后她心里想，假如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都能使他感到恼火，那我如今真的跟那个男人睡过觉了，他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尽管我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尽管事情本来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另外一回事。 爱拉觉得，他们的“相处”（她从来不用“相好”这样的说法）那时才真正开始———他们都尝试了别的异性，发现他们各自从对方身上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情感体验。尽管她没有把这样的事看得太认真，但这也是她惟一一次对他的不忠。但她已经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因为这事后来成了他指责她的把柄。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过来，当他不能来时，她知道那也并非因为他不想要她。由于工作或孩子的关系，他可能来得晚些。他帮她处理那些来自“布朗太太”的信，只要能和他一道为这些人做点事，她便感到一种莫大的快乐。 她一点也没有想过他的妻子，至少一开始没有。 最初她惟一担心的是迈克尔。小男孩曾经爱过他自己的父亲;但他如今已再婚，生活在美国。对于孩子来说，把感情从一个成年男子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当迈克尔用胳膊去搂他，或者迎着他跑过去时，保罗总显得很不自在。爱拉注意到，他的这种不自在出于本能，笑得也不自然，他的脑子同时还在转悠（那是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大脑在转悠，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处理好这种局面。）他总是把迈克尔的手轻轻放下来，温和地跟他交谈，好像他是个大人。迈克尔作出了反应。看见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得不到成年男子的爱，一举一动像个大人那样一本正经，回答着种种严肃的问题，爱拉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在孩子身上，那种自发的情感被割裂了。在行动和言语中，他对她仍保持着温馨而敏感的天性，对保罗，他却变得很有责任心，很冷静，很善于思考。有时，爱拉会感到些许的恐慌:我害了迈克尔，我正受到伤害。他从此再也不会对一个成年男子作出自然而温馨的反应了。但过后她又会想:我不相信事情真的会变成这样子。我感到幸福对他肯定有益;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肯定对他有益。爱拉于是不再老是为此而发愁;她的天性不让她老是发愁。她让自己进入保罗对她的爱中去，别的什么也不去想。每当她从局外人的角度，以别人看待他们的方式来看待这种关系时，她总感到心惊胆战，满腹狐疑。她于是干脆不去想。她活一天算一天，并不去考虑将来的事。五年。 如果我有心要写出这部小说，它的主题一开始还是先不作交待，等以后再慢慢揭示吧。小说的第三号角色是保罗的妻子。那一阵子，她对待这个陌生女子的态度是颇为鄙夷的:她从她那里夺走了保罗，感到既得意又快活。当爱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情感时，她感到很震惊，很惭愧，不得不马上把它掩饰起来。然而，这第三号人物的影子在逐渐扩大，使爱拉不能不去想。对于这位未曾谋面、而保罗又得回去相见（他经常回去）的女人，她开始想得很多了，如今不再是得意，而是妒忌。是的，她妒忌她。在她心目中，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沉着冷静、无妒无忌、无欲无求、自得其乐、内心充满幸福的女性形象，这个人只要有人向她索取，便随时准备把幸福赐与他人。爱拉忽然想到（晚些时候，大约三年以后），这样一个形象是很不平常的，它与保罗所言及的那位妻子没有任何的联系。那么，这个形象到底从哪里来的呢?爱拉后来慢慢地弄明白了:这是她自己所向往的形象，这个虚构人物是她自身的幻想，它离她十分遥远。这会儿她懂得了，并且为之大感惶恐:她在完全依赖着保罗。她的每根神经都跟他连接在一起，而且无法想像没有他自己如何生活。一想到失去保罗，她便感到不寒而栗，因此，她只好不去想这件事。她开始意识到，她之所以把这个形象寄托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保护。 第二个主题是第一个主题的一部分，尽管这一主题直到故事结束才见分晓———那就是保罗的妒忌。这妒忌在不断升级，跟他逐步的退却联系在一起。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指责她跟别的男人睡觉。在一家咖啡馆，他还指责她跟一个男子眉目传情，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注意过那个人。一开始，他嘲笑她;后来，她开始感到怨恨，但总是克制住，因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情绪。随着她逐渐加深了对那位她所创造的沉着冷静的女子的理解，她开始对保罗的妒忌感到不解，并慢慢地思索起其中的含义———并非由于内心的痛苦，而是为了理解它。她感到，保罗的影子，即他人格的另一面，是一个怨恨自我、放荡不羁、无情无义的浪荡公子。但在她面前，他常常以自嘲自讽的姿态表现这一人格，因此当他们在一起时，即当这影子般的人格处在严肃的关系中时，它所体现的浪荡公子的形象便不见了，被排挤到一边了，它躲到了人性舞台的背后，暂时闲置起来，等待重返舞台的时机。爱拉如今跟她的影子———即那位聪慧的、沉着而冷静的女子在一起，终于看清了这位强行怨恨自我的女性玩弄者的另一面。这两个不和谐的影子与爱拉和保罗并肩而行，保持一致的步调。有一阵子（即这部小说达到高潮，行将结束时），爱拉心里想:“保罗的影子差不多就是音乐喜剧中的浪荡公子，这种人到处都有，只是我不一定注意到罢了。如此看来，跟我在一起时，保罗表现的是他的‘积极的’自我（按朱丽娅的说法），在我面前，他于是成了个好人。但我也有一个好女人作为我的影子，它是成熟的，坚强的，积极主动的。那也就是说，与他在一起时，我表现的是我的‘消极的’自我。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忍受他，我的这种感觉是对现实的一大嘲讽。实际上，在我们的交往中，他显得比我好，那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不可见的影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她写小说。这是次要的情节。他问她在写什么，她告诉了他。她本不愿意说，因为一提及她的写作，他的声音便充满了不信任。她说:“这是一本描写自杀的小说。”“你对自杀懂得什么呢?” “什么也不懂，我只是想写。”（她曾在朱丽娅面前拿简·奥斯丁 ① 开过玩笑，据说这位作家一见有人走进她的房间，就把自己的小说藏进肮脏的纸堆里。她还引用过司汤达 ② 的名言:一个女人不到五十岁就想从事写作，便必须为自己取个假名。） 而在此后的几天里，他跟她谈起了他的父母，他们就是自杀而死的。她过了很久才领悟到:他之所以要把这些话告诉她，是因为他觉得她太幼稚无知，不可能写好自杀者（她甚至还赞同他的说法。）他在指导她。她于是开始向他隐瞒自己的工作。她说她并不关心“是否成为一名作家，只是想写出这部小说，看看以后会发生点什么事。”这话似乎无法使他信服，不久他便开始埋怨她为了给小说搜集题材在利用他的专业知识。 还有有关朱丽娅的情节。保罗不喜欢爱拉与朱丽娅的关系，他把这一关系看做是反对他的一种联盟，并利用他的医学知识取笑这一关系具有同性恋的倾向。爱拉听后反驳他:照他的说法，他跟别的男子的友谊岂不都属于同性恋了?但他还是说她没有幽默感。一开始，爱拉为了保罗本能地牺牲了朱丽娅，但后来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对保罗感到不满。这两个女人间的谈话显得很世故，富有远见卓识，言辞间确实含有批评男人的意思。然而，爱拉并不觉得这样做是对保罗的不忠，因为这种谈话有着不同的背景。那种世故的远见与她对保罗的情感没有任何联系。 有关爱拉对迈克尔的母爱。她一直想方设法想让保罗在孩子面前显得像个父亲，但始终没有成功。保罗说:“你慢慢会高兴起来的，你会明白我是对的。”言下之意是，当我离开你时，你就会因我没有与孩子形成更亲密的关系而庆幸了。因此，爱拉从此不再跟他谈自己的儿子。 有关保罗对待职业的态度。在这方面，他是个人格分裂的人。他对待自己的病人很认真，但又经常拿他的行话开玩笑。他会用文字或情感的语言细致而深刻地分析某个病人的情况，然后又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同一件事作出评判，阐述它的另一种意义。再以后，仅仅过了几分钟，他又会以极其机智的语言拿刚才用做判断文学的标准和情感的真实性的尺码来取笑。在任何时候，不管处在哪种人格下———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心理分析的，他对那些被当做终结性的思想原则一概持怀疑态度———他都显得十分认真，希望爱拉全盘接受他的观点。然而，当她企图将他身上这种被分裂的人格联系起来看时，他又会怨恨她。 他们在一起时总爱咬文嚼字，说些富有象征意义的暗语。“布朗太太”对他意谓着病人，对爱拉则是向人求助的女人。 “你的文学午餐”是他用来指她不贞的说法，有时以风趣的口吻说出，有时则一本正经。 “你的探讨自杀的论文”指的是她的小说，反映了他对它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个词语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他最初使用它时，她没有能理解它的含义，不知道它多么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我们两人都是推大圆石的。”这话用来指他的失败。他努力奋斗，竭力想摆脱贫困，争取奖学金，获得最高的医学学位，这一切都出于他想成为一名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的野心。他的这一缺陷部分地由他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即他对穷人、无知者和病人持久而不知疲倦的同情所引起。他看书、做实验、总是从弱者的需要出发。但如今他仍一事无成，盼不到出人头地的日子。他于是成了一个专跟那些出身于中产阶级、为人保守的医学监督作对的人。那些人总想把病房的门锁起来，让他的病人全都穿上约束衣。“你和我，爱拉，我们都是失败者。我们徒费精力，想让那些比我们稍笨的人接受那些大人物们早已知道的真理。他们几千年前就懂得:把病人隔离起来只会使他们的情况恶化。他们几千年前就知道，那些害怕地主和警察的穷人，其实就是奴隶。他们早就懂得这一点。我们也懂得这一点。但不列颠那一大班明达之士是否懂得这一点呢?不懂得。爱拉，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真理告诉他们，这是你和我的任务。因为大人物们太伟大了，你不便麻烦他们。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向金星移民，如何灌溉月球，这对我们这时代是很重要的。而你和我都是推大圆石的。你和我，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耗尽了全部精力，全部才能，想把一块巨大的圆石推上山顶。那块大圆石就是大人物们凭天性就认识的真理。那座山就是人类的愚昧。我们在推那块大圆石。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在还没干上这个活以前就已经死了，尽管我十分想干———我原以为这是一件富有创造意义的工作。如今我是怎样过日子的呢?我见过一位惊慌失措的医生，夏克利医生，是个小个子，伯明翰人，他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女人，就只有去恐吓自己的妻子。我告诉他:他必须把医院的门打开，决不可把贫苦的病人关在挂有白色皮革的黑咕隆咚的地窖里，那些约束衣都是愚蠢的。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还得治疗那些由愚蠢的社会造成的种种疾病……爱拉，你呢?你劝说那些跟雇主一样优秀的工人的妻子，要她们选用那些被商人们设计得十分时髦的服装和装饰品，而那班商人正是谄上欺下来挣钱的。你要那些成了人类愚昧的奴隶的穷苦女人们走出家门，参加某个社交团体，或从事某项有益健康的兴趣活动，并把她们不讨人喜欢这一事实抛在脑后。一旦那有益健康的兴趣活动收不到成效，那他们到头来就成了我的门诊病人了……我希望我已经死了，爱拉。我希望我已经死了。噢，你当然不理解我的意思，从你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你并不理解……” 又是死亡。死亡起始于她的小说，并进入了她的生活。然而，死亡却以旺盛的生命形式显现，因为这个男人工作起来就像个狂人。由于对贫苦无助的人充满了悲愤与同情，这个希望自己已经死去的男人一直不知疲倦地为他们工作着。 这部小说似乎已经写成，我这会正在读它。如今从整体审视过一遍以后，我又发现了当初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主题:即天真。从爱拉遇见保罗并爱上他的那一刻起，从她用了“爱”这个字眼以来，天真就随之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