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飘零一家》作者亮轩（笔名）是马世芳的父亲。该书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台版书名《坏孩子》，大陆引进时改名《飘零一家》。几未删节，行政机构等因出版语境加了“引号”，想来各位会谅解的。下面为马世芳的采访（选录部分）。 受访人：马世芳 采访人：燕舞 2007年10月，台湾知名乐评人、“五四三音乐”DJ马世芳的第一部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台湾著名文化人詹宏志在序言中对这位1971年生人的评价，为两岸不少文艺青年津津乐道：“马世芳仿佛是一个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 2011年2月，马世芳与人新译了《列侬回忆》，又新推散文集《昨日书》；植树节当日，他在杭州“从两首歌回望曲折的台湾乐史”，与台湾知名乐评人张铁志对谈“昨日之书与今日之噪音”；次日又飞到北京，与DJ张有待对谈。 出版方以“台湾首席文艺青年”的符号推介马世芳，但他1990年前后求学于台大中文系时，“其实很不喜欢‘文艺青年’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你不食人间烟火，反动，消极，昧于现实，充满小资情调”。 一个春日午后，笔者与马世芳在北京南锣鼓巷长谈，话题并未涉及他擅长的乐史，也没太涉及他的作家父亲亮轩（本名“马国光”）和母亲、资深广播人陶晓清，而主要围绕着他的祖父马廷英（1899年——1979年）。 1980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台北最好的高中建国中学，在一堂“地球科学”课上，头天晚上熬夜写日记的马世芳正打瞌睡，突然听到老师大讲特讲马廷英如何如何厉害。他本能地惊醒，“那是我爷爷”，引得全班瞩目，“地球科学”老师“马上对我鞠躬，直说不得了不得了”。 马廷英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也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对“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卓有贡献。作为日本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和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他1945年赴台参与接受日本台北帝国大学，创建台大地质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1970年创立台湾文化大学地质系并任系主任），但他1979年重病时却被安排在台大附属医院的三等病房。直到“总统”蒋经国来探望前，院方才临时将马廷英紧急转入头等病房，“后来各界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地来探病”。 马廷英晚年再也没提起过同样留日的妻子孙彩苹，留在大陆的她后来嫁给了“七君子”之一章乃器——马世芳的祖母1月25日刚满100岁。1988年，马世芳之父马国光第一次来北京探亲，行前还忐忑不安，待看到同母异父的弟弟、民间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藏书与他台北的藏书很多交集，才确信“他们会谈得来”。 马世芳偶尔得空探望祖母，但她决口不提“马廷英”三个字，只是说“当年是陈仪找去的”——“没有主词，但是当然讲的是马廷英”。 祖父马廷英与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之父是世交，所以马世芳在“齐姑姑”的回忆录《巨流河》中，还能看到一些关于祖父的片段。关于祖父的更多故事，出现在父亲的自传《坏孩子》中，其简体版半年后即将出版。 而最近，马廷英故居在台北即将开放。 爷爷的学术生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只知道地质学同行都无限崇敬他 问：您母校台大的校史馆“口述历史”项目2008年1月28日曾请您父亲回顾您祖父马廷英教授，您父亲是当时那个项目里唯一邀请的校外人士，由此也可见您祖父对台大地质系乃至整个早期台大的重要性。 您的祖母后来改嫁，嫁给了“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因此您也管章立凡先生叫叔叔。您祖父去世时，您应该是七八岁的样子吧？ 马世芳：他是1979年去世的，我是8岁。 问：他的专业我觉得特别酷，古生物学、海洋地质学、海洋生物学，对爷爷还是有蛮深的印象？ 马世芳：爷爷非常疼我，但是我小时候去爷爷家的次数不是太多，偶尔去，我来不及跟爷爷真正地认识。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搁假牙的那个杯子。他在（台北）青田街有一个日本（式）房子，是来台湾的时候台大给他的宿舍，有一个小院子，那个房子也很老了，我爷爷家一直穷，也没有什么钱去修缮。听说从前家里也养过鸡，花园里草长得很茂，有点乱。那个老房子里面暗暗的，因为我人小，进那个房子觉得很大。客厅有补了钉的老沙发椅，很多近代史记载过的学者都坐过那个沙发，杨家骆先生是我爷爷非常好的朋友。 （爷爷的书房里）有一个很大很大、铜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非常酷，五大洲的山、海是浮刻在上面的，浮雕的。小时候，（我）常常转那个地球仪玩。 后来才知道，我的名字“世芳”是我爷爷取的。他为什么给我取这个看起来像女孩的名字？“芳”是取孔老夫子说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爷爷在我出生的时候太高兴了，因为外公外婆、祖父祖母两家人，马家和陶家，我是他们第一个孙辈的新生儿。我父亲说，你爷爷甚至要把他一生的学术成就都送给你。这句话我（小时候）不能明白，后来我想这是老人衷心地开心。 我父亲和爷爷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很紧张，父亲是在青春期的时候被爷爷赶出家门的，后来变成了一个流浪在外自力更生的年轻人。他是一直到了要结婚了，带著未婚妻回去见我爷爷，我爷爷衷心喜欢这个媳妇，父子就算言归于好了，算是和解了。父亲后来对我爷爷家也多少有一些补贴，我爷爷的收入一直都不算多。 爷爷的学术生命是我们无（不）能理解的，我们只知道在地质学的同行里提到我爷爷的名字，每个人都表现出十分的崇敬。他的理论没有一本是用汉语写的，我们是完全不可能懂。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家长，他做得不算成功。 我叫齐邦媛教授“齐姑姑”，她是我的证婚人 问：台大外文系的前辈学者齐邦媛教授在她颇为畅销的回忆录《巨流河》中，也有不少篇幅讲到您爷爷，她说“抗战初起，（马廷英叔叔）他放弃了在日本长达十七年地质学者的工作，回国献身文化报国，曾任由沈阳南迁的东北中学校长”，“自一九三七年起，每次到南京以后来到重庆都住在我家”，“他曾带给我一小袋我一生第一次看到的海贝蚌壳，讲他去海底探测珊瑚礁的故事，很给我们开眼”。 齐教授后来去台大外文系担任助教这第一份工作，也得益于您爷爷的建议和帮助。她说，“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我随马叔叔渡海到台湾，想望着一片未知的新天新地”，而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前，“对我父亲和《时与潮》的叔叔们来说，我一个单身女子要渡台湾海峡去刚发生‘二•二八’动乱的台湾，是不可思议的事，都不赞成。” 马世芳：当年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请我爷爷回去，他们算是私下认识。陈仪在台湾人心目中是个坏到极点的名字，因为“二•二八”事件通常被认为是陈仪要负责。当然，这个事情到2011年还是很难有一个持平的定论，我们只能尽量看各种的历史考据，多方面了解一下。 一般（看法）是，陈仪当然是有责任的，蒋介石下令把军队派过来（与他）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说陈仪被蒋介石枪毙是平抚台湾人心之举，我个人不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台湾人有些愿意这样相信，我个人不觉得蒋介石会有这种心思。 爷爷因为有留日的背景，他到台湾接收教育界的资源，也经历了“二•二八”事件。1947年“二•二八”事件刚开始的时候，是本省人针对一部分外省人的擅权和腐败产生的不满，加上物价飙涨，民怨沸腾，有很多本省人对外省人（进行）殴打。一开始的确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本地人集结起来打砸，见到外省人就打。 我爷爷那个时候住在台北青田街的宿舍，我听父亲说，日本人在屋子里留了几把武士刀。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身体很魁梧，可能是练过剑术，或者就算没练过，遇到那样场合大概也得表示出练过的样子，他就在家里的几个角落，斜斜放一把刀在墙角，自己拿一把放在身边。 民众冲到青田街，经过爷爷的门口。台湾人对于教授、知识分子有基本的尊重，他们没有冒犯我爷爷，我爷爷就大声斥责他们。那些台湾人虽然他们人多，但是因为（爷爷）是大学者，他们大概知道，所以就没有对他有任何的不礼貌。我不知道当场的情景是什么，但是就我父亲转述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向我爷爷鞠了个躬就离开了，“二•二八”事件没有直接波及到（爷爷）。 我爷爷，第一在教育界并没有任何的中饱私囊或者不清白的事情，他的清誉是很好的；第二，他受过日本教育，这一点和当时台湾人之间是有共同连接的。我爷爷的日文讲得非常好，甚至有可能比汉语还要好。我奶奶和爷爷是在日本认识的，他们在日本留学。 问：等到您上台大中文系的时候，齐邦媛教授那时已经退休了吗？ 马世芳：齐老师那个时候就算没退休，也快退休了，我没有上过齐老师的课。我叫她“齐姑姑”，因为（她父亲）齐世英先生是我爷爷的世交，齐姑姑跟我父亲是同辈，我父亲叫她“齐姐”，我叫她“齐姑姑”。齐姑姑是我的证婚人，我结婚的时候她来主持证婚仪式。 问：她在回忆录中讲到您父亲时，说马廷英叔叔有一个儿子，“男孩马国光，笔名亮轩，在台北长大成为作家”。看到这里我就会特别感慨，就会想到一个画面，她因为大时代的动荡去了台湾，及至您上了台大，她见到您时可能也会特别有感慨——这就是大科学家的孙子！ 马世芳：对，齐姑姑对我很好，小时候常常在她家玩。我要结婚了，邀请她去当我们的证婚人。听她讲了一些我奶奶的事情，齐家对我北京的奶奶也有一些意见，（认为她）看起来不是那么适合成家、当家庭主妇的一个女人。 我奶奶一辈子男人缘也是不好，嫁了两个都不对，马廷英不是一个好丈夫，章乃器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好丈夫。 爷爷的博士学位是拿的日本和德国两个学位 问：您奶奶好像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 马世芳：对，奶奶念的是早稻田，她是法政专科的，我爷爷是在东北仙台。 问：帝国大学。 马世芳：对，就是最近被海啸整个毁掉的地方。他们怎么认识的，我也不知道，我爸也搞不清楚。总之，他们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奶奶也很不可思议，在那个年头跑去日本留学，一个女生怎么会去念法政呢？ 问：她们家应该是家境还比较好。 马世芳：家境一定不会差，但是好象不是特别的名门，也还好。1930年代，她已经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才出国。到底为什么出国，到现在也没有弄得很清楚，可能有机会（得）问问章叔叔。 我爷爷和我奶奶在日本就认识了，他们年纪其实也有一段差距，但听说我爷爷“骗”了我奶奶，他讲得比较年轻一点。我奶奶是宣统二年生，我爷爷应该是1899年或者1900年或1901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我父亲问过他姊姊，我的姑奶奶，到底爷爷生肖属什么，但还是搞不太清楚。那个年头，爷爷家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家庭，也不会记这种事情。我父亲的自传叫《坏孩子》，他写了很多关于我爷爷的事情，台湾是尔雅出版社，已经出了。 抗战爆发，（中、日）两国变敌国，我爷爷和奶奶觉得局势如此，（就）回中国了。我爷爷学位已经拿到了，而且他的博士学位是拿的日本和德国两个学位。 问：他是理学博士，论文是对珊瑚礁的研究。 马世芳：日本（当时）的理学博士从来没有给过外国人，我爷爷的指导教授矢部长克那个时候觉得马廷英这个中国学生太有才华了，当然要拿博士学位。但是日本的教育当局不太愿意给，有很多的顾忌，给一个中国学生这么具有指标性的学位，他们觉得是有失面子，就千方百计要他入日本籍，用各种借口拖延。 他的指导教授很生气，就把我爷爷的论文寄到德国去，给柏林大学的学者评断。德国人一看这个论文太厉害了，马上给他一个博士学位。日本人看到德国人给了博士学位，再不给就显得自己更糟糕了，也只好给了。 我奶奶没有念完，打仗了就跟她老师辞行，老师就感慨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情，我们实在也是无能为力”，很舍不得她，也只好让她回去。回去的时候，因为中国留学生回国的人数很多，不是每个人都买得到船票、配得上舱位。我爷爷在回去的船舱已经订好了位子，但是我奶奶没订到，后来他们决定用家眷的名义一起订舱位回中国了。 我父亲跟我叔叔、我奶奶大概比较清楚那一段事情，总而言之是一块上了船，回到中国。本来我奶奶到了上海就要下船回家，这样他们后来大概就不可能结婚了。但是那时候战事很激烈，船到上海靠不了岸，只好转往天津，在天津上的岸。 当年我爷爷离开东北老家的时候，跟家里几乎很少再联络了，只知道他带了一个厨子一起到日本陪读，后来厨子死在日本，爷爷就把他埋了。 爷爷对婚姻家庭没有什么兴趣 问：哇，那爷爷家里家境应该还不错。 马世芳：应该是我爷爷考上日本公费留学生，待遇还可以，那个厨子也不是家里人，是我爷爷自己认识的。我的曾祖父家可能是地主，但是是穷乡僻壤的那种地主，爷爷肯定上私塾，但只是为了学记帐。我爷爷后来考留学，成绩非常好，他十五岁就考上公费留日，全东北（当时只）有几个名额可以到日本留学。据我父亲说，我爷爷是离家出走考了公费去日本的，是不告而别，一去就是二十几年。 我父亲书里提到一个事儿很有趣。爷爷到了日本去，曾祖父很担心。我爷爷到了日本拼命地念书，也不太跟家里联络，后来写家书，附了一张坐在打字机前面的照片，说日本有这样一种机器，坐在前面只要用想的，字就会出来。曾祖父看到了，说“哦，到了有这样机器的地方，那就在那儿待着吧”。 回到中国，我的姑奶奶和姑爷当时正好住天津，一查旅客名单发现哥哥居然在日本成亲了，就给他们俩预备了新房。不过，据我父亲说，当时他们并没有成婚。两人后来又分开了，我奶奶之后是千里迢迢去大后方，在重庆找到我爷爷，才正式结的婚。 这中间的曲折，连我父亲都不清楚。我爷爷是一个对婚姻家庭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但好象就赶鸭子上架地结婚。好象还一度不想结，听说婚礼前夕人不见了，后来据说是做研究忘了日子。但我想再怎么糊涂，就算你是牛顿还是爱迪生，也不至于忘记这个事，可能大概真的是不想结。 问：可能这个婚姻有点突如其来，他没有准备。 马世芳：杨家骆老师，我父亲叫他“杨大爷”，他去劝我爷爷，还是让他结了，这个婚姻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后来也并不幸福。 我爷爷后来当了东北中学的校长。后来又继续在抗战的时候全中国地研究地质学，带着他的学生上山下海，采集地质标本，有时候碰到土匪，有时候碰到内乱，碰到各种各样的危险。 我爷爷的学生对马教授有很多很生动的回忆，这些都跟我们家族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父亲听爷爷的学生跟他讲的，这些故事也都是我听我父亲说的。比方说，有一次到了乡下，因为这些研究队去采集地质标本，就会扛着一箱一箱的化石，很重，很大箱，当地这些土匪看到，就远远地观察，以为带着黄金或者宝贝，就会想要抢。 我爷爷那个时候知道这个状况，他们扎营过夜，把所有箱子全部打开，采集的锹、锄头，全部抬起来放着，表示这些东西不值钱。然后他叫学生用铁丝在营地外面围了一圈，找一张红纸写了四个字“小心电网”，挂在上面。土匪一看有一个红纸条，看不懂，回去问他们的师爷，师爷认识字，说是人会被吸住电死，赶快撤！（爷爷他们）就平安度过这个事情。 当我爷爷在全中国跑的时候，奶奶就守在家里。我父亲是抗战的时候在四川北碚这个地方出生的。之前我姑姑已经出生了，我父亲差一点被我奶奶打胎打掉，因为她已经不想再和我爷爷在一起了。 如何要打胎后来没打成，也和杨家骆的母亲有关系。那个时候局势太乱了，奶奶知道她又怀孕了，老公又不在家，就写信说：“这个孩子不要了，我要堕胎。”在那个年代堕胎要有丈夫同意，她就说“附上堕胎同意书，你给我签了寄回来”。我爷爷是科学家，签就签，无所谓，签了寄回来。这件事被杨家骆知道了，就跑去跟他的母亲讲，杨奶奶信佛信得很虔诚，觉得不能这样杀生、作孽，就交代杨家骆，无论如何要把同意书给弄回来。 他就去找我奶奶，言不及义，趁我奶奶去里屋的时候，看到那张同意书，抢了就跑回去了。杨奶奶马上就把同意书扔到炉子里烧掉了，我奶奶知道了也没生气，同意书多的是，再写一张就好了。但因为那个时候局势太乱，信件往返的时间太长，就算等我爷爷再签一张寄回来，她的肚子也会大到不能堕胎了。所以，我父亲是这样的状况之下生下来的。 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姑姑跟爸爸跟着他到台湾来。我父亲叫“国光”，推算起来生日可能是1942年的双十节。我奶奶那个时候舍不得小孩，还一度派了私家侦探一路追，从内地追到上海，在一个渡轮的码头把我父亲绑架回去，把他乔装成小沙弥，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庙里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被我爷爷那边的人把他绑架回来弄到台湾去，他们争抢我父亲，（这是）拍成电影都有点太离奇的故事。 奶奶就留在了大陆，后来就解放了，她认识了章乃器 马世芳：我爷爷到台湾，带着我的姑奶奶，就是爷爷的妹妹，还有妹夫，也就是我的姑爷。那时候，大学教授在台湾的待遇是很清苦的，我爷爷又没有理财的概念，也不是懂得应酬的人，一生做研究，家里真的过得很苦。我的姑奶奶想办法搞一些副业，养鸡等。 奶奶就留在了大陆，后来就解放了，她认识了章乃器，这一段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我爷爷到死没有再提过我奶奶一个字，我父亲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隔绝了几十年，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到了1970年代中期，我父亲小时候很亲的一位邻居姊姊，后来移民海外，回大陆探亲，和我奶奶又连络上，我奶奶托她转信给我父亲，这样才辗转让我父亲知道他母亲还在人世。当年两岸隔绝，写信很不方便，但总算是知道了彼此的情况。他们就这样写了十几年的信，一直到1987年台湾开放到大陆探亲，他在1988年才第一次到北京见到我奶奶，那时候我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一只眼睛看不见了。我父亲大概也是到了重新通上信，才知道我奶奶后来再婚了，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才知道还有一个弟弟。 1988年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还一路忐忑，算一算我叔叔的岁数，（心里想）到底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到了他们家，看到立凡叔叔书架上的书，跟他在台北家里书架上的书很多是重复的，就知道他们会谈得来。 问：今年1月中旬，我去成都参加一个名为“国家记忆”的历史类的会议，还遇到你叔叔。 马世芳：我叔叔的专业本来就是做中国近代史，他们就聊得很投机。我们知道在大陆还有个奶奶，后来两岸渐渐开放，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打电话去拜年。她们住在崇文门东大街那边，有个退休干部和重要人物眷属住的楼，他们当地人叫“寡妇楼”，沈从文、张兆和以前就是楼上的邻居。一开始他们家里还没有电话，要转接、叫人，找半天才能来接电话，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轮流和奶奶讲几句话。我是到1996年才第一次和我父亲到北京来探亲。 问：小时候会有这样的疑问吗，比如“我奶奶在哪里”？ 马世芳：台湾有太多的外省人，他们的亲族都在大陆，都没有消息，即使偶尔听到消息，也都不是好消息，因为台湾关系曾经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叔叔“文革”的时候被关了十年，我奶奶当然也很辛苦。而且，两岸隔绝太多年，我们的感觉就是“永远都是这样”，大概一直都会这样下去。 当然，奶奶对我的意义就是我父亲身份证上的父母栏，有一个名字叫“孙彩苹”，她是我奶奶，（此前）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以前台湾的身份证不是以出生地（为准），它是写籍贯，我的籍贯叫辽宁省金县。它对我来说就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一组词句，到底具体是什么完全不知道。我看中国地图，看到辽东半岛，在大连附近有一个小圈圈上面写着“金”。 我祖父母那一辈的故事，我父亲和立凡叔叔更清楚。我作为一个小辈，都是辗转听来的。两岸隔绝了那么多年，很多事情我父亲也不清楚，我爷爷绝口不说，很多事情只能片片断断地拼凑。但想想看，在那个年代居然会离婚，父亲这边的家庭一定不会对她有好话。奶奶在我父亲小时候心中的形象，也不会是一个多么好的样子，而且小时候还绑架过他，心里一定有恐惧、畏惧的阴影。 我爷爷对我父亲的管教也是很典型的家庭暴力，棒下也没出孝子。我姑姑从小到大是一个模范生，乖巧，聪明，善解人意，功课从来没有拿过第二名，从来不需要家人操心。我父亲是一个极好读书但是极没有办法（适应）学校教育环境的一个学生，从小逃学成习，说谎成性，转学又转学，重考又重考，我爷爷对他伤透脑筋，后来受不了把他赶出家门去了。 我父亲被他的姑姑和他的父亲暴打，小时候很惨，所以他后来发誓自己有了小孩绝对不要这样对待，他对我们两个兄弟的管教从来不是这样。 问：您爷爷和北京奶奶一起生了两个孩子，先有您姑姑，然后有了您父亲？ 马世芳：对。多年之后，我爷爷在台湾变成一个单身汉，我姑爷很早过世了，就变成我姑奶奶操持家里的事情。过了一些年，就有人给我爷爷说媒，说“马教授要不要再续弦？”就给他介绍了日本的女人认识，起初也没见过面，那个时候通信促成这个姻缘。 印象中，我的日本奶奶也是一个满脸笑容、总是弯着腰、恭恭敬敬的一个老太太，对我永远是一脸的笑。她讲汉语，日本腔很重。她后来跟我爷爷又生了三个孩子，就是我的叔叔和姑姑，他们和我父亲的岁数都差了一截，也比我大一截。在青田街的宿舍就变成了我爷爷、我姑奶奶、他的三个儿子、女儿住的老房子。后来爷爷过世了很多年，都是奶奶和三个儿女住，后来我的日本奶奶也过世了。那个地方是台大的地，台大后来要收回，那个房子又真的是老了，也失修，我叔叔、姑姑就各自住到别的地方。 大概不久之后，我爷爷的故宅就会变成一个开放的空间。我爷爷之前，一位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住过那里，他的后人后来还有来台湾去参观过那个房子，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台北还办过展览，那个地方算是一个有文化意义的建筑。 青田街那边很多日本的老房子，就是当年台大教授住过的，近代史上的一些大学者曾经住在那几条巷子里，大概生活都很清苦，但是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子。我们家和日本奶奶也不算太熟，反而是跟我母亲的娘家特别亲近。 外公是在台湾做生意，他不像爷爷是教育界的人，到台湾很快学会了台湾话 问：您母亲那边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背景？ 马世芳：我母亲是江苏苏州人，我的外公、外婆是苏州的同乡，好象是同学，青梅竹马的样子，外公、外婆他们18岁就结婚了。而且，外公、外婆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们很有缘分。 那个时候，他们那么年轻就结婚，大概外公在女方家族面前不免有一些窝囊，或者是被质疑他没有养家糊口的能耐。年轻人总是有点不甘心，刚好抗战胜利了，认识他的一个长辈跟他说“台湾光复了，有一些工作机会，要不要试试看？”也搞不清楚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但是有新的挑战，年轻人有胆子见见世面、闯一闯，不妨一试。到台湾去有工作，待遇还不错，做个几年赚点钱回来，后面的生活就会过得更好，当时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他大概是在1945、1946年就过来了。 我外婆到台湾来的时候应该是怀着我母亲。我的外公就在汽车运输业，我外婆在台湾省公路局找到了一个职务。后来，就像千千万万到台湾的外省人一样，就回不去了，住在台北牯岭街的一个小房子。外公、外婆在台湾的生活一开始也很艰难，我外公也曾经帮人家作保，结果被倒账了，负了债，还得在这中间开出租车兼差，家里做得苦哈哈，但是苏州人就是苏州人，他们过得再苦哈哈，该吃点心的时候也要吃点心。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鸡蛋，摊一张蛋皮，弄点白糖卷一卷当点心吃。 我母亲在家里排行是老大，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是我的舅舅和阿姨。我外婆退休得比较早，外公后来一直做到台北汽车货运同业公会的总干事。因为外公是到台湾做生意，要在台湾人的圈子里建立起自己的人脉，他不像我爷爷是教育界的人，我外公到台湾很快学会了台湾话，很快和本地人打成一片。我外公台湾话讲得非常好，我小时候，外公家有很多朋友来，他们都讲台湾话，我都听不懂。 外公、外婆其实都不算高寿，我外婆55岁就过世了，那时候我小学三年级。外公64岁过世，我大学一年级。我爸妈打算结婚的时候，去禀告外公外婆，外公听说掌上明珠跟这个男人才认识没多久就要结婚，不动声色，也没有说不让她结，自己跑到派出所查我父亲有没有前科，一查没有前科，那应该是一个好人吧，就答应了。 蒋经国也要看我爷爷，医院赶紧将他从三等病房弄到头等病房去 问：前面您讲到您北京的奶奶，您爷爷晚年几乎就没有再提过奶奶，那种婚姻的变故可能对她还是有很大伤害。 马世芳：当然，肯定有伤害。 问：后来有了日本奶奶，因为您爷爷在日本留学过，可能他们交往起来会融 洽一些。 马世芳：日本的女人是老派的，丈夫比天还高，家庭比天还大。她真是牺牲、奉献到台湾来，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之下，语言不通，文化不通，伺候这么一个难伺候的学者，还生了三个孩子，真是不简单。 问：爷爷是一个大科学家，但他那些专业我们都不太懂，我对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他过世时您8岁，虽然后来不住一起，但是毕竟会有一些走动，他在专业研究之外对您后来的影响还是不小的吧？ 马世芳：从我们所有获知的二手信息，我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但是到底有多了不起，我们从来没有闹清楚过。我父亲没有学科学，我也没有能够学科学，都没有进入到那个专业。 我大概知道我爷爷做的事情，古生物、古海洋，他是真的很厉害。我大概可以跟你简单地解释一下珊瑚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父亲小的时候常常要给我爷爷抄他的资料，帮他画一些东西，我爸爸不是很耐心，很不甘愿，有的时候画了也不合我爷爷的规定，就白做工。 我爷爷左眼看显微镜，右眼画显微镜底下的珊瑚，用毛笔画珊瑚切片的显微图，而且那个图画出来是不能有误差的，那个年代你没有办法照相，只能用描的。家里书架上有很多化石，任何一块石头拿出来，他可以告诉你这块石头什么时候出来，到过哪里，后来又干嘛了。 他的研究对“大陆漂移学说”有很重要的贡献，好象有一个理论叫“地壳滑动论”，解释地球地壳的漂移。古地球的海洋和地壳之间的关系怎么推断出来呢？比方说，在若干亿年前，现在的南美洲是在哪里？他有办法推出来，因为从珊瑚的化石切片看，它的疏密是有分别的，海洋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珊瑚的生长比较快；海水变冷的时候，珊瑚长得慢，长得慢就密了，长得快就松了。所以，从切片的松紧可以看出珊瑚生长的年份，看看洋流到底是温度高还是低，从珊瑚去推测洋流的水温，从水温推测出板块的位置，从板块的位置推出大陆漂移的状态。 他有能耐做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很厉害的成就。 后来我上台大，我的哥们儿刚好念地质系，他说系上有一个教授提到我爷爷的名字，说我爷爷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极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极有创新，极有创意，大胆提出一些理论，后来证明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前辈。 问：您小时候，他住在青田街的台大宿舍，您和自己的父母住一个地方，这是不是跟他后来又有新的婚姻有关系，也跟您父亲早年很叛逆被爷爷赶出家门有关系？ 马世芳：我父亲很早就独立生活了，小时候我去外公、外婆家的次数大概应该是去爷爷家的十倍以上吧。一天到晚都去外公、外婆家，因为都在台北，打出租车去十分钟就到了，常常我父亲母亲忙起来没空做饭，全家都去蹭饭吃，还可以包回第二天的盒饭。有时候他们忙起来，没有办法照顾我们，我们小鬼头就送到那边。 我父母从来没有把我们两个兄弟送到爷爷家里托婴、照顾，从来没有过，只是到那边给老人家看一看。我爷爷在学术上的地位这么高，在台大光复后第一次的校务会议记录中还有他的签名，我去校史室特别看过，看到我爷爷的签名签在上面。一度还有人提，干脆让马廷英担任校长吧，我爷爷不干，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 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人记得了。他晚年卧病在床，是在台大（附属）医院断的气。台大医院是他当年到台湾负责接收的，日本人撤走，国军部队进驻，那些军人把所有能用的设备都搬走了，只剩下电灯泡。是我爷爷去斡旋，去跟陈仪大吵，才把东西要回来，是我爷爷让台大医院变成一个可以运作的、可以医人的地方。他最后在台大医院是在三等病房，就是几个病人住在同一间病房里面，很狼狈的，我们家族也没有要求任何的特权。 问：类似情形在大陆可能更普遍。一个曾经负责参与接收日本台北帝国大学的大科学家，没想到晚景那么凄凉。 马世芳：对。我爷爷当年到台湾，和接收台电的孙运璿合作过，孙运璿在我爷爷晚年已经是台湾的行政院长。后来辗转听说马廷英生病了，快要不行了，孙运璿去看我爷爷，握着他的手掉眼泪。 我爷爷病重的消息见了报，惊动了蒋经国。见报第二天一大清早，“副总统”谢东闵到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来看他，蒋经国下午两点也去看他。医院方面听说连“总统”都要来了，（将我爷爷）从三等病房赶快弄到头等病房去，后来各界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地来探病，我爷爷一下子变成了红人。 蒋经国探视过之后，我印象中他的状况就不是很好了，后来他是在头等病房断了气。据我父亲说，他守着我爷爷，帮他把屎把尿，我爷爷到后来已经进入弥留的状态，开始说呓语还是梦话，说的都是地质学的名词，好象他在台大的课堂教书一样，手有的时候还在那边凌空比画，画着洋流和板块。我爷爷到死没有留下遗嘱，没有一个字交代家里面的事怎么办。 我父亲有很多被爷爷冤枉的事情，他到我爷爷过世也都没有再提。我爷爷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学术成就是我十辈子不可能想象的事情，那辈人经历的乱世我们也不可能想象。不管是我爷爷，我奶奶，章乃器，我父亲，章立凡叔叔，这两代人经历了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到我们“70后”这一辈在台湾成长，实在是太平岁月，我还算摸到一点戒严时代的尾巴，还有一点印象，闻过那个气味。到我这个岁数，其实经历的都已经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情形）了，至少生活条件或者成长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再听他们那一辈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多年慢慢地去想象和体会。 问：对，他们的遭际，我们晚辈通过一个文本去看，觉得那是一段历史，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真真切切的。他们遭遇那种动荡，被时代裹挟进去。 您爷爷晚年的经历也比较让人感慨，一个大科学家也有凄凉的一面。当然，后来蒋经国去看望，对你们家属是一个安慰，但这其实是一个身外之物，大家都逃不过生死。 马世芳：爷爷过世后，在台北殡仪馆办告别式，“总统“颁了一个挽联，写的是“学海星沉”。所有达官显要都颁了挽联，学界的显赫人物都去鞠躬。事后，家里还收到了“总统府”颁的一张褒扬令，那应该是非常高的礼遇，那个时候我还太小，不太懂。我父亲简单地解释了褒扬令，爷爷是一个科学家，他不太会在乎这些东西，我父亲大概有让我们感觉到这件事情——“国家”给了爷爷这么一个高的礼遇，我们总是要尊重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就特别怎么样或者特别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