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上午，电话铃响了，原本熟睡的我挣扎着拿起话筒。声音很小，很急，只说是“露西亚娜”，似乎报个名，我就该想起她是谁。露西亚娜，我喃喃自语，一片茫然。她又报了个姓，我依稀想起点什么，很久以前的事了，一时半会儿想不清楚。她有点郁闷，说自己是露西亚娜•B，替我做过笔录。记得，我当然记得。一晃十年过去了？没错，快十年了。她说很高兴我还住在这儿，但听口气一点儿也不高兴。她顿了顿，问能不能见我，又改口说，她需要见我，语气绝望得让我无法想入非非。当然可以，我有点慌，什么时候？你定，越早越好。我犹豫地看看四周，懒散惯了，屋子里一团糟。又瞅一眼台灯边上的钟，要是人命关天，那就今天下午，来我这儿，四点怎么样？我听见她哇的一声，像是捂着嘴，忍住哭泣。对不起，她难为情地说，就是人命关天。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没人知道，全都蒙在鼓里。她又要哭，不说话，拼命忍住。再开口，声音压得更低，似乎难以启齿：和克罗斯特有关。没等我再问点什么，也许怕我反悔，她就说：四点到你那儿。 十年前，我的右手腕在一次荒唐的意外事故中骨折。硬邦邦的石膏，绑得我右手动弹不得，连最末一节指骨也未幸免于难。当时，我的第二部小说急着交出版社，只有龙飞凤舞的手写稿，厚厚的两个线圈本，满眼的删改箭头，除了我，没人能看懂。编辑坎帕里思索片刻，帮我想了个办法。他说克罗斯特早就用口述的方式进行小说创作，雇了个姑娘负责笔录。姑娘很年轻，各方面无可挑剔，是他手里的一块宝。 “那他怎么肯借给我？”好运临头，我倒畏缩起来。鼎鼎大名的克罗斯特居然随随便便地出现在坎帕里的口中，让我吃惊不小。当时，我们在编辑的私人办公室。墙上挂着克罗斯特第一部小说的封面海报，就这一件装饰品，想视而不见，很难。 “他一定不借。可他直到本月底都不在阿根廷，在一处专供艺术家创作的寓所闭关修改即将出版的小说，没带夫人。由此推断，”他冲我挤了挤眼，“夫人也不会让他带女秘书。” 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到克罗斯特家，热情问候了显然是他妻子的人，无可奈何地听她抱怨一通，耐着性子等她查通讯录，终于在小纸片上记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姑娘叫露西亚娜，”他对我说，“千万小心。要知道，克罗斯特这尊佛动不得，月底一定要完璧归赵。” 谈话虽然简短，却让我无意中窥见这个真正闭门不出、闭口不言作家的生活一角。在一个当作家首先要夸夸其谈的国度里，他的确独一无二。听坎帕里这么一说，我惊讶不已，不禁说出了声。克罗斯特，可怕的克罗斯特，他居然也有妻子？他居然也这么欠考虑、这么小资地雇了个女秘书？ “他还有个女儿，”坎帕里补充道，“近四十岁时才得的，他的心肝宝贝。他带女儿上公园玩，被我撞见过好几次。谁见了都会说，真是个好爸爸，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