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我所知道的角田光代，以《幸福的游戏》获海燕新人奖出道，除了是2005年的直木奖得主（《对岸的她》），还拥获各种文学奖项。光环之下，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她在短篇集《摇滚妈妈》前言中的话。她一直想创作出色的短篇，并觉得如果写了特别好的短篇，那种喜悦是最好的奖赏。 短篇不被出版人看好，是全世界的现实。用大长篇来抓销量，也是简单明白的做法。 纵然如此，热爱短篇的角田仍在不断书写着长篇之外的短作品。她的文风和大多数日本女作家有所区别，细致却不纤细，常透过女主人公的视线来呈现让人轻叹的世间相。如《摇滚妈妈》中，未婚先孕的女孩回到自己长大的海港小镇，镇上的人们众说纷纭，女孩的妈妈一言不发，却突然开始在家练习架子鼓，仿佛其千言万语都凝固在激烈的鼓声之中。 角田光代的这篇《寻物》也带有其一贯的鲜明风格。女儿，母亲，外婆。三代女性的性格与生活凝固在简短的场景和对话中。偶然读到之后，我在博客写过一篇简介，其中提到：如果说长篇如同大餐，我其实更爱如同一道道下酒菜的短篇。好的短篇，确实是可遇不可求，无论作为读者，还是作者。 就这样，偶然遇见，倏然心动，并因《鲤》而有机会把它翻译出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故事。 那天的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中学二年级。 从学校回来时，坐在餐桌旁的妈妈正在哭泣。我心想，咦，我从未见过哭泣的妈妈。 老太太呀，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呢。妈妈一边哭泣，一边对木然站立在当场的我说道。老太太指的是妈妈的妈妈。是说她就要死了吗？我这样想着，却没有说出口。我觉得若是说了会让妈妈哭得更加厉害。 外婆是在几周前住院的。在四人间最里面的床位。如果坐在床边，能看见极其广阔的天空。 从见到哭泣的妈妈的第二天开始，我每天前往医院。基本是从学校回家时过去，有时候逃了课去医院。尽管外婆看起来不像是马上要死的人，但妈妈说的话一定是对的吧，即便在探视时间以外去病房，护士们也不曾责备我。 如果在午后早些时间到医院，妈妈也罢姨妈们也罢都没有来，外婆一个人躺在床上。她有时看电视，有时和邻床的人聊得正酣，一见到我，便毫无兴致地说声“哦，你来了”，紧接着便吩咐事情。 去买软包装的葡萄汁。买登有好多八卦的周刊。这个，给我扔到住院患者用的洗衣篓里。买三张明信片回来。 办完了事，我往摆在床边的折叠椅落座，和外婆一起看看电视，翻翻刊有八卦报道的杂志，如果外婆睡着了，我就在那里写作业，或是眺望窗外一望无垠的天空。 “哎，羊子，我想找本书。” 有一次，外婆这样说道。 “行啊，什么书？我去买。” “楼下的小卖部可没有。我猜得去大书店才行。” “明白了。明天下课后去看看，什么名字的书？” 外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从摆在床侧的桌子抽屉里拿出纸和笔，戴上眼镜，在上面写了些字。我看向她递过来的便条，那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不知道的名字，以及我不知道的标题。 “咦，没听过呢，这样的书。”我说。 “你呀，什么都不知道，你听过的书反而比较少吧。” 外婆说道。她就是这样说话的人。 “出版社是哪一家？” “这个嘛，你问书店的人就知道了。” “好的。我找找看。” 我把便条放入短裙的口袋，外婆向我招了招手。她从床上探出身子，凑近我的耳朵。 “这件事谁也别告诉，不管是你妈妈还是姨妈。你一个人去找。” 外婆的呼吸有着不可思议的气味。若被问到是好闻还是难闻的气味，那么是后者，那属于我未曾闻过的种类。当我闻到那味道，不知怎的，想起了哭泣的妈妈。 根据外婆的话，第二天，我带着便条去了大型书店。当时还没有电脑这玩意儿，店员啪啦啪啦地翻阅着厚厚的本子帮我查询。 “这个，书名对吗？”店员仿佛困惑般向我问道。 “我想是对的。” “作者名也没错？没瞧见有相应的作品呢。” “哦。” 我和店员对视片刻。即便对视也是一筹莫展，我点头致谢，离开了大型书店。 “外婆，没有啊。” 我从书店径自去了医院，如此一说，外婆露出了明显丧气的神情。那是使我也不由得陷入消沉的沮丧模样。 “店里的人说，是不是书名或是写书的人的名字弄错了？” “没有错。”外婆坚决地说道，“我怎么可能错呢。”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了。” “你的找法太嫩了。”外婆注视着我的胸口，闹别扭般说道，“反正，你肯定就去了一家，人家说没有，你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店员大概也是和你一样的年轻姑娘吧。如果是更有办法的店员呢，肯定会这里那里询问一番，坚忍不拔地帮忙查找的。” 然后，她倏然别过头，就那样打起酣睡了过去。 我把便条拿在手中，坐在折叠椅上观望天空。正是入冬的季节。把视线从天空往下移，便能望见公车路线和沿街的道旁树。树木们的叶子全落光了，透出寒意的枝条向四面八方伸展着。 我将视线移到闹别扭睡了的外婆身上。比起我所熟悉的外婆，她显得小了好一圈。即便如此，怎么也看不出像是即将死去的人。还有，就算想到她即将死去，不可思议的是，我当时并不害怕。一定是因为我还不懂得那是怎样的事。如今在那里的某个人将永远不在了，那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 从那天开始，我在去医院之前都巡弋一番书店。我去了商业街，邻镇，还转乘火车去了市中心。有许多种书店。杂乱的书店，历史小说较多的书店，有亲切店员的书店，几乎无人涉足的书店。然而，无论是哪一家，都没有外婆要找的书。 只要我两手空空地去到医院，外婆一定是显出丧气的神色。我不由得感到自己像是欺负了她似的。 “要是你找不到那本书，我可是死不了啊。” 一次，外婆这样说道。 “说什么死不死的，别说那样的话啦，不吉利。” 我一边说，一边吃了一惊。要是我找不到这本书，外婆当真能够多活一阵子吗？也就是说，找不到岂不是更好吗？ “如果我在你找到书之前死了的话，会变成幽灵跑出来哦。” 仿佛读出了我的想法，外婆一脸认真地说道。 “可真的没有呢。我连新宿都去了。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书啊？” 找到书，和现在这样找不到，究竟哪个更好呢？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撅起了嘴。 “最近的书店哪，真是不顶事。书一旦有了年头，不管是好书还是不怎么样的，立刻就缩到角落里去了。” 外婆刚说到这里，妈妈走进了病房。外婆噤声不语了。妈妈抱着圣诞红的盆栽。她把手中的盆栽装饰在电视机的顶上，对外婆露出笑容。妈妈从那天起没有再哭泣。 “很快就到圣诞节了，我想哪怕只是添点过节的气氛。”妈妈瞅着外婆说道。 “你啊，你不知道吗？盆栽可不是送病人的呀，就像在盆里扎根一样，病人会在病床上躺着不起，所以不吉利。真是的，一把年纪了什么也不懂！” 妈妈低着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 “有圣诞气氛挺好的呀。等圣诞节过完了，我带回去。” 我宛如袒护妈妈般说道。我习惯了外婆蛮横的口吻，当了更长时间女儿的妈妈不知为什么却没有习惯。 正如我预想的，那天回去的路上，妈妈在出租车里哭了。我又在心里想，咦。 “那个人从以前就是这样呢。对一切我做的事办成的事都说三道四。抱着好意做的事，她向来瞧不上。不管我做什么，那个人从来没有说声谢。” 在出租车里哭泣的妈妈像是同班的女孩子。我听着妈妈的哭声，感到心仿佛成了海绵状，把浑浊的水不断吸入。 哎呀呀，我想。今后会怎样呢？书能找到吗？外婆会死掉吗？外婆和妈妈会变得融洽吗？我统统一无所知。毕竟那时我只有十四岁。 没等到圣诞，外婆被转到了单人病房。点滴的数量增多，并戴上了氧气面罩。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相信外婆即将死去。在病房里笑着的妈妈每天回到家后都会哭。她边哭边说，外婆被转到单人病房，是因为我带了盆栽过去。 那一年的圣诞节生冷生冷的。我从夏天就开始期待的妈妈做的火鸡烤得焦黑，没法入口；至于蛋糕，不知是不是弄错了砂糖的量，压根儿就不甜。圣诞礼物的事大家似乎都忘了，我什么也没拿到。 而那本书，我仍然没能找到。 我想要是能当作圣诞礼物就好了，便前往更远的地方去巡弋书店，在其中的一间店，年迈的店主告诉我，这书大约已经绝版了。那人还告诉我，这是活跃于昭和早期的画家写下的散文集。因此，我连那时为止从没进去过的旧书店也开始涉足，却仍然没有找到。 焦黑火鸡的第二天，开始放寒假的我一大早去了医院。作为没能找到的书的替代，我带了一个黑色的熊布偶。 “外婆，对不起，我眼下在旧书店找书。作为替代，给你这个。” 外婆伸出变得大幅消瘦的手臂，解开礼物的包装，又用一只手拉开氧气面罩，大喇喇地说：“你真是个孩子啊。给我个布偶有什么用嘛。” 这实在是让人不快，我仗着是单人病房而大声嚷嚷起来。 “外婆，你太任性了！你就不能说句谢谢吗？因为，我可是每天每天都在跑书店。就连旧书店，尽管挺难进也还是鼓足勇气进去。旧书店可没有像我这样的年轻孩子，就算这样我也走进去，把便条给爱理不理的老头子看，拼命地找书。还有，外婆你也该为圣诞红道声谢！” 外婆眨巴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突然笑了起来。这笑法比我所记得的要弱了好些倍，却像是十分奇怪而笑的。 “你也是该说就说呢。不知怎么搞的，每个人都温柔得不行，有些怪异呢。美穗子也是，从前我说点什么，她就横眉竖眼地回嘴，如今却变得特别乖巧。” 美穗子指的是我妈妈。外婆把移开的氧气面罩顶在下巴上，看向窗外，用轻微的声音说：“我就快去了。这没什么。活了这么久，已经够了。可我不甘心的是，每个人，美穗子也好菜穗子也好沙知穗也好，如同变了个人似的温柔地待我。我说啊，要是互咬，人到了最后一天也互咬好了，如果有不能原谅的地方，那么到最后也不该原谅，这才是某个人与某个人的关系吧。不管对方是要死掉还是什么的，不痛快的事情就说不痛快好了。” 外婆说了这番话，把氧气面罩放到嘴巴上。她让熊布偶躺在自己的旁边，闭上了眼。和熊并排睡着的外婆看起来像个年幼的孩子。 外婆在第二年死了。像睡着一般地死了。她从圣诞节起一直让其睡在旁边的熊布偶被放入了外婆的棺材。它和外婆一同变成了烟，升上天空。 就这样，我终于没能找到书。 守灵的夜晚也罢，追悼会那一天也罢，我都没有哭。即便外婆已经彻底死去，我也没法相信她死了。我知道亲戚中有人看到不哭的我而说了些什么。说什么那样每天去医院，却一滴眼泪也没洒，真是个坚强的孩子。 我不是什么坚强。我只是不相信外婆死了的事实。因为，我还没找到那本书呢。因为外婆说过，只要我没找着，她就死不了。 于是，在那之后我也仍然继续找那本书。学校一放学，我就乘电车前往陌生的城镇，在没下过车的车站下车搜寻书店或旧书店。如此一来，朋友大为减少。因为我既不参加课外活动，也不加入放学后的闲谈。纵然如此，我无法放弃寻找。 一直没找到书的状态下，我升上了初三。 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从我的房间的窗户仅仅能够瞥见一点儿路旁种植的樱花。在街灯的照耀下，花瓣是凝滞不动的白。我的备考温习做得厌了，半看不看地眺望樱花，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我一惊，转过头去，只见外婆站在那儿，不由得更是一惊。我吓得惊叫了一声“咿呀”。 “喊什么咿呀，真是的。书怎么样了？” 外婆以一如既往的口吻说道。她身上穿的不是在棺材里穿的白色和服，而是在我小的时候常穿的深绿色和服。外婆瞅着过于惊愕而说不出话来的我，无声地一笑。 “我说过的吧，你要是找不到，我就变成鬼来找你。找到了吗？” 我摇头。外婆叹息一声，坐在我的床上。坐在床上的幽灵。 “外婆，可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拼命地找那本书呢？”我说。 “还问什么为什么，因为想读啊。就只是这个。” “外婆，成了幽灵的话，可以这里那里移动了对吧？你自己找怎么样呢？” 一旦可以如常对话，惊愕和恐怖之心都转瞬凋零。会感到幽灵可怕，肯定因为是陌生人。如果是认识的人，不管是幽灵还是妖怪，似乎都不可怕。 “我说啊，为什么我都成了幽灵，还得去书店窥看书架不可？那种麻烦不堪的事情是活着的人干的。” “或许如此，可是……” 外婆坐在床上久久地凝视着窗外。我追寻她的视线末端，发现那是街灯照耀下的樱花。 “樱花真不错啊。”她惆怅地说。 “外婆，那个，死可怕吗？” 我下定决心问道。 外婆看向我，“可怕吗？”，她挺起了胸膛，“死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想象死亡一事。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比起发生的事，考虑事情要可怕好些倍。” “这样的话，那个……” 我试图继续问下去时，外婆“唰”地站了起来。 “我要是说太多无用的话，会挨训的。要是被盯上了，就不能来你这里了。书就拜托你常挂心了。我还会来看看情况的。” 她留下这句话，打开窗户，颤巍巍地跨过窗台。我心里闪过一声“啊”，就在这时，外婆消失了。外婆消失的窗外，有着白的樱，和深蓝的夜空。 外婆的突然访问一直持续到我升高三的时候。高中的三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 喜欢上了同班同学。 告白。 开始交往。 初吻。 一个月后，被甩了。 交了一个名叫龟山宽子的朋友（龟山宽子时常帮我找书）。 成为应考生。 必须决定升学与否。 还有一件对我来说最大的事，爸妈分手了。 高三的暑假，我和妈妈迁进那时为止一直居住的家附近的公寓，爸爸则搬到了市中心。 在那发生了太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心里反复回想外婆的话。不管什么时候，比起发生的事，考虑事情更为可怕。我感到真是这样。比起被甩，想到可能被甩更可怕；比起实际和妈妈共同生活，我在思考爸妈分开后会怎样的时候感到更为害怕。发生的事，一旦已经发生，就不过是事情罢了。 夏天过去，染上应考色彩的下半学期开始了，缓缓进入秋天的时候，我拼命追赶着自己的每一天，把那本书的事给忘了一半。我不再为了找书前往陌生的城镇。和龟山宽子聊天的内容全都成了考试的事。 深夜，我在悄无声息的自己的房间里做备考温习，忽尔想到，说起来，这阵子外婆没有出现。外婆最后来到这个房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爸爸离去之前，还是在我开始和妈妈生活之后？连这也想不起来。 我想，说不定，外婆的幽灵其实是我没能找到书的罪恶感所造出的幻想。我又想到，或是我不觉中变成了大人，已经只能看到眼睛所能目睹的东西。 新的一年又来了，那年的冬末，我考上了志愿的大学。外婆仍然没有出现，我也没找书，妈妈和我都开始习惯两个人的生活。外婆在记忆之中慢慢地沉淀下去。 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为了找讲座的教材而走进大学旁边的书店，并感到有谁轻声呼唤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转过头去。书店里有几个学生在朝着书架寻觅，但没有认识的脸。我想着是心理作用吗，将视线撤回的时候，平堆着的书的封面跃入眼帘。 那上面印着的标题和作者名，是我曾经多少天多少天不断寻找的，等我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了几秒钟。 “啊——” 写在便条上的外婆的字与那个书名在脑海中完好重叠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叫出了声。我把书拿在手里，目不转睛地凝视封面。 “梦幻的散文终于重印”，书腰上写着这句话。我看向版权页，上面记载着母本的第一版是在昭和二十五年 。看来，这书到今年进入了重印的进程。 “就是这个。” 我把书抱在胸前，抬起脸，巡视整间书店。我以为外婆又会出现。这会儿找到了？你真是磨蹭啊。我将一边听她这样唠叨。 然而，探进午后阳光的书店里没有幽灵。也没有将出现的端倪。严肃模样的学生抱着一大摞书走向收银台，牵着手的情侣窥看向新书书架，作奇装打扮的女学生打量着艺术书的书架。玻璃窗外，与平时并无二致的日常在阳光照耀下行进着。 大学毕业后，我在市中心的小书店找到一份工作。景气仍然如同余波般漂浮在世间，就业是卖方市场。同班同学大多进了大型广告公司或出版社。最初的薪水和打工差不多，在藉藉无名的书店工作的，就只有我一个。可我还是下定了决心。要在书店工作。而且，要在不那么大的，顾客的声音能抵达店员的书店里。 我很快将满三十岁。我所工作的书店历经了几次低落，好歹维持着营业。薪水依旧是比打工稍许强点的程度，不过我成了客服主任（名片上写的是店主煞费苦心琢磨出来的不得了的头衔：book concierge 。为来店里找书的顾客寻找其目标书籍、调货、查询、寻找相关的书，这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清楚地记得书名和作者名、出版社而来到书店的人意外的少。“我想要登有大量婚礼献辞的交际用语书”，这算是好的，什么“其中有狗出现，最后是大家抱在一起哭的小说”，或是“我在找一本从前读过的绘本，把雨和雪缝进连衣裙里”，不时还有这样的要求：“我在女儿十二岁的时候和她分开了，想给如今二十岁的女儿送书，希望帮我选一下”。每到这时，我便驱动电脑和人脉，找出他们寻觅的书籍。 电脑。对，现在也有这样的东西。只要输入书名和作者名，也就知道了书籍是否绝版。对书店来说不算乐事，就连用电脑买书也能做到。外婆，你要是活得再久一些，或许就能把你那样费心寻找的书送上了呢。有时候，我这般想道。 外婆为什么寻找那本书，我认为自己懂了。大学时代，在翻印的版本到手之后，我每晚读那本书。那是在日本沉寂无名，在四十岁渡法后终于崭露头角，不到十年便离世的画家的逐日杂感般的书。在日本的日复一日，在法国的日复一日。幼年时所见的情景，早逝的母亲的印象，在法国第一次吃到的菜肴。 在这其中，有一篇名为《简餐小店的女孩》的简短散文。似乎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许久的故事。作者的寄宿舍的旁边，有一家极为寻常的简餐小店，这家店难吃得让人惊讶。尽管难吃，这家店不到十八岁的女儿不时在店里帮手。作者为了见到这个女孩，便总去难吃的简餐小店。 桃色的面颊，总是水蒙蒙的浅茶色的眸子，宛如有什么抱怨似的总是撅着的嘴，头发稀疏，因而麻花辫子如电线般细，她在空闲时无心哼哼的细微歌声，她与店主夫妇之间毫不造作的应对。 画家的文章，让阅读的我望见了清晰的光景。对这些一无所知，自己的青春在内部蕴藏得几近胀裂的女孩，那青春所呈现出的不可思议的美与安心感。朴拙的简餐小店家族那独特的温度。微暗而静谧的小店内部，将今后或许会发生的一切悲惨也罢暗淡也罢，都柔和然而固执地予以推拒。丝毫不会有所缺损的、仿佛永远在那里继续下去的瞬间的光景。这光景宛如将所见之物固定住的绘画一般，浮现于我的体内。 由此，我记了起来。这个简餐小店的女孩一定是外婆。外婆的双亲在她父亲亡故于战争之前，好像是在经营简餐小店。战后，外婆嫁到警官的家中，外婆的母亲关了简餐小店，在自己家里教人缝纫。我某个时候听说过这些。 我不知道外婆有没有读过这本昭和二十五年出版的散文集。或许她是在读了之后意识到写的是自己，又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了这事也说不定。不论如何，躺在医院的床上，外婆一定是想要目睹仿佛绘画般被截取下来的年轻时代的自己。那是画家用活字所截下的永远存续的十来岁的自己与家人，还有家。 在大学旁边的书店，我买了三本那书。一本供在妈妈家的佛龛，一本放在书架上，一本总是打开书页摆在桌上。外婆的幽灵依旧无影无踪，可她一定会对我说，干得好。我想，若是有天国，她会在天国里，若是没有，她一定会在看得见樱花的我的床前坐下，反复将她长久等待的书页翻阅在手吧。 妈妈在五年前再婚。爸爸那边没有消息，但我想他多半再婚并幸福地生活着。我谈了几次恋爱，有时顺利，有时不顺。龟山宽子三年前结了婚，现在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有时会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到我的公寓。 仍然有许多事发生。有悲伤的，也有愉快的。受不了了，也有让人这样想的痛苦的事。每到这时，我必定会想起外婆的话。比起发生的事，考虑事情才更可怕。于是，我尽量不去思考，而是把眼前的事情一个个解决过去。这样一来，事情在不觉中完结，过去，沉淀于记忆的底部。 现在，我住在市中心的公寓，早上八点半离开家。用三十分钟抵达工作地。书店的开门时间是十点。我在狭窄的更衣间换上制服，把所谓“book concierge”这一让人害臊的名牌别在胸前，在咨询柜台（这里也树立着“book concierge”的告示牌）坐下，检查预约情况和调书情况。我从询问清单的顶部开始依次拨打电话。在我忙于这个那个的时间里，十点到了。卷帘门自动开启，顾客陆陆续续走入店内。 穿着水手服的小女孩以忐忑的脚步在书架之间移动的情景映入我的眼帘。那孩子交替看向手中的纸片和书架。我站起身，缓缓走近她。 “你在找什么呢？我们一起找吧。” 女孩子以松了一口气的表情看向我。她畏畏缩缩地把纸片递过来。是我没听过的书名和作者名。出版社则没有写。 “没事的，一定能找到。我查一下，你稍等片刻哦。” 我说着，把纸片拿在手中走向柜台。一定能找到，一定能送交那孩子，你会暗地里帮我对吧。往柜台的椅子坐下时，我总是悄悄地朝外婆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