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交换论来说，这意味着一元化的等价交换“烟消云散”为多元化的象征交换。 当金融危机击垮东南亚、俄罗斯、拉美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是这些地方的金融机制还不够好;但是当金融危机击垮美国，尤其是当美国的投资银行全军覆没时，人们有理由质疑：在股市对实体市场失去有效响应的机制下，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股市进行交换? 在信息网络出现之前，这是一种必要的迂回。但从后现代的观点看，通过股市进行交换的缺点已经一目了然：所有信息都要像涮羊肉一样，从新鲜生动的状态变为苍白的无生命状态，从具体的信息变成一般等价符号的抽象信息，再进行迂回的交换。现代性的特点，就是不断强化这种迂回性。当这种迂回性由于复杂性或利益集团异化而变得不可控时，金融危机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问题出在金融市场存在着如此多的不理想之处：它过滤了所有多元化的信息(个性化信息被作为噪声被过滤)，只保留下可以通过货币的筛眼的“一般等价”后的信息。现代性从体制上破坏了信息的“生物多样性”，使信息失真变得不可避免了。 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信息充分社会化、网络化的基础上，如果有对称化的具体信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资源配置，人们为什么还要用过滤具体信息的方式，用货币迂回配置资源? 当电脑和网络如此发达后，通过信息网络交换具体价值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人们为什么不能设计一种新的交换制度，可以在抽象价值交换之外开辟具体价值交换，在货币交换之外开辟多元化的信息交换? 举例来说，如果中远集运通过信息网络，可以把世界上每个港口、每个岛屿、每条散货航船的每条货运交易信息，在一秒之内充分地用于资源调度、优化配置，并可以实现长短期平衡，为什么还要根据上市公司从股市反馈回来的一周前，甚至一月前过滤掉所有具体内容的简单价格信号来进行调控呢? 如果这一切可以实现，如果美国人不是被华尔街、“两房”迂回扭曲的交换信息和代理人利益所左右，而是一对一透明对称地掌握自己的真实信息，今天的金融危机就可以从体制上缓解甚至避免。 后现代主义者早就设计了这种不同于货币交换、股票交换的信息交换机制，他们称这种不以抽象物为中介的具体价值交换为象征交换。象征交换的灵感来自古代的礼品交换，又因为加入了计算机互联网的支持而适合当代。 象征交换不再具有货币交换那种坚固性—那种坚固性主要来自交换中必须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规定，以及交换的抽象性、脱离所指的符号性—但却具有切合交换语境的优点，可以实现一对一的个性化交换。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个性化交换何以可能? 空床费案 熊某经常夜不归宿，妻子刘某与其约定，如果熊某在0~7时夜不归宿，按每小时100元的标准，支付“空床费”或写欠条给妻子。“空床费”欠条一天天见涨，攒到4 000多元时，刘某持“空床费”欠条到法院要求离婚。法院在判决二人离婚的同时，也支持了刘某要求支付“空床费”的请求。 在这个真实的“空床费”案中，法院强制执行婚内情感协议，等于承认当事人通过协商确定情感价格。法院的这个后现代先锋派行为为中国开了第一个正式的情感价格的先例。 情感定价的一个重要不同是，每个人对于情感的定价有可能不同。每个人定出的“空床费”可能高低不同，形成一物多价。 大家都知道，情感成分在现代互联网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中国，手机不光是理性的通讯工具，它还成了情感的寄托：红楼梦海选、“超女”海选早超出理性定价范围，体现了情感的巨大能量;杨丽娟追刘德华，更是追到惊心动魄的“酷毙”(准确地说是一“酷”一“毙”)。但论起情感估价方法的成熟程度，却与情感经济的规模太不相称，理论远远跟不上实践。 看看现在情感评价的精确度吧，不是“感情无价”，就是“酷毙帅呆”，一个负无穷，一个正无穷，精确度在正无穷到负无穷之间。而且你瞧用的这个词：酷和帅，它们到了极致，酷到毙，帅到呆，非“死”即“傻”，既不喜庆，更不学术。上述种种都说明需要专业介入来探讨情感定价问题。 问题的针对性和缘起：“意义均衡” 我们从汪丁丁讲述的一个案例说起： 两年前的一个仲夏夜，我偶然看见热闹的街边小摊上随便扔着一只布质小恐龙，它的神态让我想起电影《在时间之前》里那只父母双亡的小恐龙，它仿佛也正在一步一回头、孤独地走向未知世界。这种感受恰好与我当时的心情发生共鸣，使我愿意以两倍的价钱买下这只小恐龙。那个年轻的看摊儿人成为体验经济的受益者，但他无法知晓，正是这只小恐龙帮我永久保存下了那一刻的感受，它被我赋予了个性，不再是一只一般的动物玩具了，它对我而言具有“意义”。 对此类现象，我们可以有三种解释： 前现代解释：这是一个非工业化经济的场景。相当于生产和交换没有充分社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不知道产品的真实社会价值，相当于物物交换中基于个别劳动价值的交换。 现代解释：这是一个工业化经济的场景。市场没有出清，汪丁丁应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货比三家，找到供求平衡点。 后现代解释：这是一个后工业化经济的场景。市场已充分出清，但小恐龙是专门为汪丁丁个性化定制的产品，它是基于消费者的满意度定价的，而消费者的定价超过了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显然，我们要讨论的是最后一种情况。它相当于说“一元不等于一元”，即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所标称的一元，可以带来高于一元的快乐，也可能带来低于一元的快乐。 一元与一元不等，那么其中相等的是什么呢?是意义这种价值。意义价值相等，可以使效用价值不等。 这实际上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基础，包括它的逻辑前提。这里出现了不同质产品、不可比效用，以及违反经济人理性假设的情况，但这种场景并非不可想象。如果“点对点”与“点对点”之间交互起来，在C2C市场基础上形成一个社区交换“场”，可以设想出消费者可能既实现充分竞争和全球大范围寻价，又可以不用货币结算的社会化大规模物物定制交换。而他们之间进行交换的价值根据，很可能并非产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由用户个性需求决定的快乐度、满意度。 图2-1?后现代交换面对的实践问题 在这里，我们看出有三个层次的等价价值：一是使用价值、具体价值，它是物物交换或礼品交换的基础，可以通过QP(实物数量与实物价格)表现;二是效用价值(交换价值)、抽象价值，它是货币交换的基础，可以通过MV(货币数量与货币价格)表现①;三是意义价值，它是意义交换或意义均衡的基础，可以通过BH(信息数量与信息价格)表现。在需求的不同层次上，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历史阶段交换的主导作用。 汪丁丁提出意义均衡的概念和定义，“意义，英文是‘meaning’，它在博弈论框架里对应所谓‘海萨尼转换’，采取主观概率分布的理性选择的个人之间的贝叶斯博弈。这个博弈必须有一个先天的共享信念，在这一先天的共享信念的基础上，每一个人可能理解其他人的策略选择的意义，并确认某一策略组合是符合某种均衡理念的。我们把这套先天的共享理念称为关于意义均衡—即共享的意义与行为的模式之间达成了阐释的均衡。”① 互联网提出的实践命题 后现代经济中的语言交换主要涉及互联网领域两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一是电子商务的定价机制，二是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对意义和知识的挖掘。它们都与“空床费案”的情况一样，具有将一物一价的现代交换状态解构为一物多价的后现代交换状态的意义。在现代经济中，一物多价的“价”是指价格，即交换价值;但在后现代经济中，这里的“价”演变为意义价值。意义价值可以还原为交换价值，但正如前面“一元不等于一元”的悖论显示的那样，意义交换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互联网经济的定价机制：货币交换+语言交换 后现代是“两点定价”，其构成有两部分：一个是等价交换，这个等价交换起什么作用呢?资源优化配置，遵循“寻价制”;另一个是主观价值，越是一对一的主观价值越高，越脱离情境越不值钱。主观价值其实是“个性化价格”，与情感有关的价格。我想未来特别适合“礼品经济”的是个性化产品，全世界的“毛坯”可以通用，可成品只适合一个人，对其他人没有意义，这时价格就成了两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就成了“对价”。这个“对价”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具体价值。 首先我们知道“毛坯产品”价格，但咱俩讨论的不是毛坯价格，而是在此之上的我能够证明的、我比你更了解的、你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他为什么乐意付高价呢?因为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 其实别人完全有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一个人也未必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人的需要是潜意识的，但如果有人有好的调查方法和洞察能力来洞察你，社会就发展到由“等价交换”向“讨价还价”方向发展的时代。 过去“讨价还价”的目标是“讨”出一个“社会劳动必要时间”，是非个性化价格;以后将朝着背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讨价还价，背离越大，成就越高。 “个性化”也不是说前现代那种没边的东西。以后定价就相当于开门需要两把钥匙，一把是“理性定价”，相当于管理员手上的钥匙，还得一把“个性化”钥匙，最后会发现开门这件事其实是个集合{Ⅹ+a、Ⅹ+b、Ⅹ+c……}。普遍和个性化的集合将是后现代的本质。“礼品经济”的模型就在这里，每个人的个性化成分就是不可交换的部分。 “交换”以后将不是单独使用，必须和“交流”并用。法律上的“对价”这个词就很好，这里面没有“定价”的含义，意思是只要咱俩之间同意就行，并不是非要公正。“礼品经济”将达到一种什么状态呢?换成传统经济术语，交流(相当于eBay上的竞价)+交换(平等)。在未来的“礼品经济”中必须有两样东西，一是货币，二是语言。先是生产到“半成品”状态，剩下的根据个性化来产出。在这部分货币将退出，变成纯粹的“咱俩语言行为”;这种语言行为包括用搜索引擎来搜索，从“语形分析”进入到“语义分析”，再到“语用分析”，以准确地把感觉分析出来。 在经验直观上是这样一回事。比如，C2C交易，当社会需求结构越过某个临界线，每个人就倾向于将自己待交换的使用价值(货物或服务)变得差异化、个别化，一直掩盖到难以用一般等价标准衡量为止。所以，交易将不再是讨“价”还“价”，而是对话，即进行意义与意义之间的交换确认，相当于交互式训诂，一旦意义间对价成功，用货币表现的价值就被个性化地“浮动”了，显得像是主观定价的样子。人们愿意为个性化的定制付更高的价钱，意味着非定制产品与定制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持久的代沟型价差，这种价差会通过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调整，从宏观上加以固化。这有点类似工农产品“剪刀差”，会出现定制与非定制产品“剪刀差”。这是商品交换发展到意义交换后，将出现的重大商机。交互式训诂，本质上是符号学问题，即意义交换的问题。指导意义交换的基础理论将是符号理论，而不是指导货币交换的效用理论。符号理论与效用理论，方向正好相反。 正如原始社会不通过货币也可以实现正常的物物交换一样，网络社会不通过货币也可以实现意义交换。当然，它们也可以同货币交换进行价值转换。① 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对意义和知识的挖掘 我们把搜索引擎分为三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层次是语形搜索，如雅虎、微软的搜索。在现阶段，语形搜索只适合与大众媒体型广告结合，而不适合与窄告结合。第二个层次是语义搜索，如Google、百度等。语义搜索的关键是拼Ontology，拿“百度知道”来说，它对语义是个改进，但在语用上却没有进步，而且有脱离主战场之嫌。第三个层次是语用搜索。语用搜索是个性化定制搜索引擎，它的商业价值在于可以直接同转化批零差价相对接。一旦实现了语用级的搜索，就可以实现一对一的广告和一对一的定制，人类历史上流行已久的批零差价制度设计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批零差价中的2/3就会被“切”下来，或用于网站利润，或用于让利顾客，或用于实现高端价值;剩下的1/3用于物流配送。 从前沿趋势看，进入个性化阶段，搜索引擎的制高点就会从本体论转向语境控制：一是控制数据源，并使之结构化;二是控制用户体验。 作为话语的广告 广告作为交易的辅助手段，旨在提升产品的意义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易与广告的结合，是货币交换与语言交换的一种结合形式。这里的语言，是广义的话语，即表达意义的行为。 从货币交换与语言交换结合的发展中，产生了它们之间的分工。语言交换依托媒体内容，走上了与商品交易分工专业化的发展轨道。 传统的纸质媒体原来靠发行获得收入，广告的介入成为媒体的又一收入来源。随着电视和网络门户的出现，又出现了不靠发行获得收入，而完全靠广告获得收入的媒体形式。这种完全靠广告获得收入的模式，把内容变成了吸引广告受众的手段，为此要求内容实行免费。在这种形式中，一对多传播的大众媒体模式发展到极限。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语言交换：一种是内容上的语言交换(如新闻)，一种是商业信息上的语言交换(即广告)。在极端的情况下，前者沦为后者的能指，例如一些以送为主的报纸、以软文为主的报刊，已经在定位上变成了以广告为中心的媒体。而广告究其实质，其本身不过是商品交易的能指。大众媒体的极限，就是成为能指的能指。 物极必反。大众媒体走到头，个性化媒体开始出现，一种更新的传播模式出现了，这就是一对一的Web 2.0的传播。与这种Web 2.0的小众或分众传播模式相匹配，产生了“窄告”—即一对一营销广告—这样的新型广告，其中包括与搜索引擎结合的竞价排名广告和按点击付费广告，与呼叫中心结合的按呼叫收费广告。 发展到这一阶段，语言交换向货币交换的复归终于出现。以淘宝合并阿里妈妈业务(一对一营销广告业务)为标志，一对一广告回归到了一对一营销卖场。互联网作为媒体和卖场的双重属性，在新业务中实现了融合。 回顾以广告为代表的语言交换，从商品货币交换中分离，又向商品货币交换复归的历史，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入认识后现代经济交换的新规律。这种认识将使我们从广告中的话语交换、股市中的信息交换、卖场中的讨价还价、搜索中的语义挖掘等现象中，发现新的交换范式。这启发我们：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呢?必须在货币交换中，借助语言交换。语言交换将成为货币交换的一种解构形式，把交换价值解构为意义价值。 原始“礼品经济”的后现代特征 就好像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样，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真有一门显赫的学科，专门研究原始“礼品经济”。中外著作不计其数，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马赛尔?莫斯和列维-施特劳斯。那么多人感兴趣是因为：原始“礼品经济”遵循的是商品交换原则的反规律—不等价交换原则! 原始礼品的交换原则和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提出的自由软件交换原则的相似度远大于商品交换原则。商品交换原则的一个基本规律可以分为三截：买卖双方，价值(钱)与使用价值(货)相交换;交换过程是用价值换使用价值，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换结果一定是价值与使用价值换位，即收到钱的不再拥有货，收到货的不再拥有钱。这第三截，对原始礼品和软件都不适用。 对软件交易来说，比如，一个软件拷贝卖出后，使用价值转让出去，但卖者手里仍然保有一模一样的使用价值。这就不符合商品交换中价值与使用价值一定换位(卖者收款后不再保有商品的使用价值)的要求。 原始礼品的交换规律，与软件是一样的。原始礼品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不可让渡的物品。意思是，礼品送出后，原主人永远拥有送出礼品的所有权，而且这个所有权不可转让。无论礼品流转到哪里，原主人都有索回它的权利。(原始礼品的这种特征在现代社会逐渐消失，所以人类学家一般要到比较原始的地方，才能采到“纯”礼品经济的调查样本。) 一代代人类学家都视这种不可让渡性为谜。莫斯在毛利人那里发现秘密在于一种叫“豪”(hau)的神秘力量。“豪”总是希望返回它的源地(送礼者)，如果受赠者不回礼，“豪”就会发作，甚至导致受礼者死亡。莫斯把这称为“礼物之灵”。 典型现象是“库拉”(Kula)交换，它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主人把自己某一等级的物品(如项链)转送他人，这个礼品就成为库拉;此人又再次转送另一人，如此循环转送。直到有一天，某人愿以同一等级的物品(如手镯)交换这个项链，于是手镯又沿赠送的原路，返回到项链的原主人那里。手镯和项链各自朝着库拉圈相反的环状方向循环。虽然礼尚往来，但与商品交换不同，库拉圈中除了原主人，每个受赠者都无权实际把库拉消费掉;不仅如此，每个人都必须记清楚礼品传递路径，以便礼物原路返回时不致“迷路”。库拉圈可达方圆几百里，人们可能从未谋面，但所有交换的参与者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大家想一想，知识是不是就具有“库拉”交换的特征?对牛顿定律，大家口耳相传，不管转手多少道，都会把它的发明权归于牛顿，但每个人接受牛顿定律，都不会使这一定律的使用价值减少。因为牛顿定律不是商品，而是人类思想的礼品，所以虽可用于思想交流，却无所谓等价交换。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莫斯发现，古代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中，用于抵押的担保物(相当于一般等价物)，“这些东西虽是物，但又是有生命灵性的”，“这些补充性的担保物以假想形式表现出的是人与人的灵性混为一谈以及其相互的作用和影响”。“交换的东西从最初便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性，它们不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一点《查士丁尼法典》和我们今天的法律所确定的物的概念不同。首先，物被看做家庭的一员，拉丁语的‘家庭’既包括‘物’，也包括人。” 原始社会的礼品与现代社会的商品，根本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原始社会的“产权”是“有机”产权，而商品社会的产权是“无机”产权。 有机的，是指是有生命的。原始人之所以认为物有灵性，实际是对事物联系的有机性的一种认同。他们不愿把一物从它所依存的世界中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成为孤立的“原子”。简言之，在原始人眼中，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有机体(类似孔德与斯宾塞提出的社会有机体论)，这个天人合一的“人体”有经络存在，这个经络就是“豪”，就是“礼物之灵”。这相当于认为，每个物品都是“人体”上的“器官”，如果把经络一割断，物品的“生命”就没有了。所以，任何物品被当做礼品送出后，器官与经络的联系都是不能断开的。 而商品经济的前提，是契约的存在，即以原子方式界定清楚物权和个人权利，是一种无机化的产权界定方式。缔结契约相当于割经络，决不允许你中有我，这个东西中包含那个东西，彼此边界不清。只有把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分割开，把单一物品与它的整体、环境从属性上分割开来，才能确定一个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交换在量上是相等还是不相等。 “豪”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起来会很困难。它背后的范式是象征，后现代经济中有“象征交换”这个概念(例如鲍德里亚)。“象征”这个词，对经济学也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理性的反义词，等价交换是理性交换，等意义交换是象征交换。象征在理性的哪个语义上是正相反的呢?不是在形容理智错乱的非理性、反理性意义上，而是在理性的心物二元这个意义上与理性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豪”或者象征对后现代经济交换具有普适意义。 心物二元是以原子论为前提，以契约作为交换前提的，它要求产权明晰。从哪里明晰呢?要从所在网络中，排除网络开始清晰。也就是说，要从网络中把节点摘出来，割断节点与网络的联系，任意排列组合(克服资源的刚性)。而“豪”或者象征则正好相反，认为网络是有机联系。网络决定了节点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说，心中有物，物中有心。就像生命机体，不能让每个局部孤立起来，一旦原子化、契约化，其中的“心”就还原不回来了。 心在经济上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因为用心来连接，比用契约来连接，交易成本要低得多。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市场—确切地说是市“场”，存在“场”效应(网络效应)的市中—交易成本要低得多。例如在浙江义乌，普遍存在着社会网络约束下的口头借贷，但很少出现违约纠纷。原因在于，心可以“分泌”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要素—信任，而物“分泌”不出“信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来。在交换中，心物一元意味着，通过心将信任注入关系①(交换关系)，将意义价值注入交换价值，最终使物的交换摩擦力最小，交易费用最低。这就是心物二元与心物一元在交易费用上的差别。 自然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并不以货币为中介。交换中也存在等价，但不是交换价值上的等价，而是具体价值之间的等价—从现代性扭曲的观点看，是物物交换的等价，即QP层面上的等价。这种等价与其说是物质基础上的，不如说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准确地说是建立在心物不分基础上的。 到了网络经济时代，情况又复杂了。因为知识不同于物品，它的使用价值边界天然就不清。不像面包，吃一口少一口;知识“吃”多少“口”，还是那么多，甚至可能越“吃”越多。这种特性，在经济学中叫外部性。知识的特点，具有消费时的非排他性、非对抗性。这里的外部性，就相当于原始“礼品经济”中的“豪”和“礼物之灵”，可以越出自身边界进行交换。发展到知识经济高级阶段后，知识产权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用巴泽尔的产权分析理论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巴泽尔的产权概念，基本上“还原”到可以解释原始社会了。他认为，产权就是对公共领域的占有。这是《圣经》中早期人类的典型观点。知识由于处在公共领域，圈占它的制度成本必然高于占有私人物品的制度成本。用“礼品经济”的观点解释，就是知识中有个“豪”，如果你非占有这个“豪”不可，把这个“库拉”给“干掉”了，当成了“其图姆”(kitoum，原始人指的非礼品用途的普通财产)，那么你这个“库拉圈”就循环不下去了，意思是知识生产就不可持续了。而知识经济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的平衡条件必须是知识消费与知识生产互为因果。 知识如何“等价”交换呢?如果知识成为社会财富的中心，等价交换原则又难以适用，天下岂不大乱?受原始“礼品经济”启发，人们发现了后现代“礼品经济”的规律。 后现代经济的“原始”特征 后现代经济当然不是原始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是工业化高度发展后自我扬弃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扬弃”这个词，除肯定的意思外，还有否定的意思。在否定工业化的弊端的过程中，后现代与前现代有某种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肯定关系是不足为奇的。后现代经济与原始经济最大的“同”，就在于价值的非同质化、非一元化。原始经济是自然神秘的超一元化，后现代经济是个性化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