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凝思故事”——聚精会神地要想出足以跟刺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那些作品相匹敌的故事来。我要想出诉说人的本性所具有的神秘不安，会唤醒人的不寒而栗的恐怖的故事；我要想出会让读者连四周都不敢环视，会让血液凝结，会让心跳加速的故事，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成功，就不配叫做鬼故事。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序》，1831年 玛丽·雪莱写下上述话时，已然是1816年日内瓦湖畔，那个“闹鬼的夏天”约摸15年之后了。除两封信札外，玛丽日记中提及那个夏天的部分均已散佚——或许是存心毁掉了，玛丽和她儿媳后来曾竭力毁书灭迹。这让我们的了解出现了空白。关于《弗兰肯斯坦》的灵感从何而来，我们也只好听从玛丽的自说自道了。 这五位年轻人为何齐聚拜伦的别墅呢，现在大家已很清楚了。拜伦是要逃离他声名狼藉的英国和丑闻。他想过一个轻松惬意点的夏天，但又不想太离群索居，不然英国的朋友们就找不到他。法国嘛，由于君主制死灰复燃了，故而对他没太大吸引力，所以他挑上了瑞士，作为他的立足之地。至于克莱尔，她当然要追随拜伦了。因为他是她爱的战利品，也是她心目中童年的父亲。关于后面那个秘密，她还从未透露给旁人；事实上，把雪莱、玛丽列为自己的闺中密友后，她才告诉了他们前面那个秘密：她已是拜伦的情人了。 但是，玛丽又为何同意去呢?这似乎只能视为她头一次和雪莱私奔的重演，只不过那一次克莱尔是悄悄尾随的。玛丽如今正在喂养五个月大的儿子威廉，旅行起来其实颇为够呛。而雪莱呢，老在抱怨自己的病，那个夏天他本想去阳光明媚的意大利，但是——可能与拜伦会面这事让他动心了——当克莱尔公开了她的秘密后，他改变了主意。于是玛丽也不得不夫唱妇随，即便有点不太情愿。前途命运如何，她还不甚清楚，但直觉告诉她，拜伦或许能助她达偿所愿。 长久以来，母亲的亡灵时刻在她头上盘桓着，提醒她担起重振家门的责任，证明自己并非一个不肖女。她，已然让敬爱的父亲颜面扫地了，所以更得要像双亲那样，干出一番伟业来。在雪莱身边生活、学习、读书，让她获益颇多，也让她对自己日渐成熟的天赋有了些信心。这并非白日梦，她或许就扪心自问过，从拜伦这个以创造才能而著称的人那里，她难道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吗? 创造，还有就是至高无上的想像，对大多数浪漫主义作家而言，当然是关注的中心。从童年时起，玛丽就听到来访的客人在父亲房间里谈论想像力。塞缪尔·柯尔律治曾撰文谈过，想像是一种“本性的回声”。威廉·布莱克则认为，爱和想像让人变得超凡脱俗，而且他主张诗歌和艺术联姻，开掘人类最深处的灵性之源。玛丽自己的创造物——一个拥有伟力的缔造了崭新人种的狂人，无疑也隶属于这个创造性的传统。 在日内瓦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大自然也完全展现了它的伟力。拜伦、雪莱和玛丽都曾在信中谈及当时不寻常的天气。拜伦抱怨说，“后来真是糟透了，我们周围尽是些水汽——雾水——雨水——而且又稠又密，没完没了。叫人以为卡斯特瑞（拜伦所痛恨的一位英国保守党的外交大臣）把天国的外务也一把抓了。”在玛丽出生前，欧洲的天气就一直不好。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可怕的天气是一年前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火山剧烈喷发引起的。这场大灾害简直要撕碎坦布拉山的山尖，它让坦布拉山的高度削低到了三千六百英尺，还把大约三十五立方米的尘埃散布到了空中——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自然灾害。灰尘颗粒消失在大气中，很快就流布全球，太阳黯淡无光，空气温度下降，还经常性地引起风暴。 雷雨暴风毁掉了玛丽的夏天，也不时打断她的小说写作。而且，暴风雨或许是以一种最平常的方式影响了小说创作：它迫使五个朋友待在了屋内。正是在那里，一场小说创作的比赛开始了。多年后，玛丽带着儿子故地重游，她把自己的成就部分归功于她在瑞士的时光，“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从童年走了出来进入了生活。”单单来看，玛丽的小说的出现，如同一个装着闪电的瓶子破了，露出的光芒是难以捉摸的。但是，萦绕在那个夏天的情绪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的结果，正是这场风暴解放了玛丽的创造力。最终，她以一部杰作而终成正果，也使她名副其实地成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 1816年5月2日，雪莱一行人——包括雪莱、玛丽、克莱尔和小威廉——从英国出发。他们走的还是两年前私奔时的路线，只不过这次带了更多的盘缠，能够排场地坐着有篷子的马车旅行了。玛丽兴致颇高，她终于可以把对她耿耿于怀的父亲和第一个孩子周年忌日时的忧郁，统统抛在身后了。 当他们抵达法国后，克莱尔给拜伦在日内瓦的住处送去了一张小纸条，以玛丽为诱饵：“我想你是乐意见到玛丽的，她谈起你时眼里满是敬意；我敢说你会爱上她的；她是那么的秀外慧中，你能得到这样的收获真是喜从天降；而我呢，惟有黯然神伤罢了。” 雪莱一行穿过法国，到了法瑞边境，在那儿，他们不得不从一条陡峭的小道越过侏罗山。他们坐在四匹马拉着的马车里，在危险的山道上，还有十名大汉一路上随行稳住马车。当他们离开雷鲁斯小镇时，夜色也降临了。雪花不断地拍打着车窗，车外那些汉子们则大声喊叫着彼此呼应，马车就是如此在崎岖的地带挣扎着前行。而玛丽则惊叹了起来，她完全被车外的奇景惊呆了，它们是那么的“孤寂”而“壮美”。 5月14日，雪莱他们终于下山了，到了日内瓦湖滨。在日内瓦郊外的赛雪龙的英格兰旅馆，他们要了一套房间。在那里，积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美景环绕着他们，玛丽兴奋极了，“多了不起的勃朗峰啊，众山之巅!万山之王!”他们抵达后的第三日，玛丽在给范妮写信时还兴致勃勃，“我高兴极了，像个刚会飞的小鸟，也不管朝哪个枝头飞，一心只想练练自己新生的翅膀。”她还和雪莱租了一只小帆船，在湖上泛舟。真是良宵一刻值千金，只要是天气好，他们就常常在外头挨到晚上十点才回来，一路上“花草芬芳，草虫啁啾，夜莺啼唱，仿佛在向他们致敬”。在文学上，他俩也未敢松懈，常常整个上午都花在阅读和写作上。玛丽开始写一本童书，这部书后来交付他父亲出版了。葛德文给雪莱写信，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打听到有人想买雪莱继承的遗产了，这样雪莱能给更多些钱救济他。而且雪莱夫妇俩也开始把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译成法文了，算是给这个有点贪婪的哲学家的另外一件礼物。 像其他的旅人一样，雪莱他们也搞些探访。日内瓦周边有许多和文艺相关的名胜古迹。比如约翰·弥尔顿、伏尔泰，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朋以及——对他们而言，或许是最重要的——卢梭，都出生于此地，或者说在城外的湖畔临时住过。就在那个夏天，著名的作家斯塔尔夫人——一度参加过法国大革命，血腥镇压开始后逃亡了——也住在附近，在她的沙龙里款待那些文化人和社会精英们。那里的氛围总的说来是令人鼓舞的。 与此同时，克莱尔却为拜伦心焦不已，后者先于他们离开英国，但至今未到。克莱尔光顾了一趟邮局，心神不定的她竟然看到了她从巴黎寄给拜伦的信。她于是留下了第二封信说，“信是给你的，等你到的时候给我发个便条。” 拜伦一直在悠哉游哉。他那座巨大的拿破仑式的马车（车厢两侧醒目地漆着他姓名的首写字母L.B.）非常引人注目，人们团团围住它，想看看那个欧洲最声名狼藉的人。拜伦的那位已经分居的妻子安娜贝拉，仍然定期收到关于拜伦的消息，她也知道“许多小姐夫人对去见他十分好奇，甚至扮成女仆，目的就是为了能偷偷摸摸地更近地瞄瞄他”。 与拜伦做伴的，是他长期的贴身仆人福莱彻，以及他的私人医生——年轻英俊还很热忱的约翰·威廉·波利多里。波利多里是个医生，但他同样有志于文学创作。有件事拜伦还蒙在鼓里，那就是波利多里已经答应拜伦的出版商，写一篇关于拜伦欧洲之行的专稿，报酬是五百英镑。当他们离开英国时，波利多里就开始记日记了，积累素材。像其他关于行旅的文字“记录”一样，这份日记的原稿已经散佚了。日记从4月24日开始，一直记到年底，但是6月30日到9月16日之间这段关键的时间，却出现了空白，这多少让人有点沮丧。而且，日记后来还被波利多里妹妹传抄和编改，她抽去了一些她觉得不合适的篇章后，把原稿烧掉了——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她哥哥的确是同拜伦一起旅行的，其日记应该还是很可信的。 波利多里出身于有名的书香世家。他的祖父阿戈斯蒂洛·安萨洛·波利多里是个意大利人，曾经以“八行诗”[1]13世纪末14世纪初，起源于意大利的一种诗节形式，每节8行，每行11音节，韵式是abababcc。17世纪引入英国（每行缩短为10音节），在英文诗歌里，八行诗体很多用于写作英雄史诗。[1]的形式，写过一首名为《骨学》的关于人类骨骼的诗，一心想让文学和医学联姻。波利多里的父亲盖依塔洛是学法学的，但是后来成了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的秘书。他陪伴阿尔菲耶里有四年之久，而且照料他，使他挨过了一场几乎丧命的疾病，但是据说诗人非常嫉妒他的这位助手，因为他相貌太英俊了，让女人们着迷。离开阿尔菲耶里后，盖依塔洛前往英国，在那里他与安娜·玛利亚·皮尔斯，一位家庭女教师相识并结婚。波利多里，他们四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出生于1795年9月7日。虽然盖依塔洛自己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让自己的儿子信了罗马天主教，而他的四个女儿却是受了英国国教的教育长大的。那时候的英国天主教徒，能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但是在政治上却无权无势。（拜伦曾在英国国会的上议院，为天主教徒的解放大声呼吁过。） 年轻的波利多里上的是天主教学校，学业优异。教会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些印迹，当考虑到职业时，他第一个选择的是当教士。但是他父亲却鼓励他学医，而波利多里对父亲向来是言听计从的，即便那些让他深恶痛绝。十五岁那年，波利多里进入了爱丁堡大学，欧洲声誉最高的医科学校之一。在那里他学习了医学的各个方面——解剖学、外科学、化学以及药剂学。由于解剖学研究所需的尸体严重短缺，所以波利多里课余也不得不干一种勾当：伙同其他学生盗墓。这种事毫无疑问会使人产生一些鬼幻想。 波利多里对医科学校的感觉是矛盾的。有一段时间，他给家里写信，强烈要求回去为意大利独立而战。他父亲回信了，说他是“一个需要穿上紧身背心的疯子”，劝他冷静下来，好好完成学业。波利多里屈服了，但在另外一封给他父亲的信中表露了心中的感觉：“有些事我是情不自禁的，您这样骂我，伤了我的心……您在信里开头部分所写的，就是一根刺，我盼着等着您的信是那么兴高采烈，而您把我刺痛得那么深。” 一双柔和、漆黑的眼睛，一头卷曲的头发，波利多里，就像拜伦一样，风神何等俊朗，但是他父亲的粗暴却无数次地羞辱了他，让他信心扫地。而且，过高的期望也使他承担着无情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变得抑郁寡欢、过分敏感，这种性格当然不太好与人相处。他于是开始写诗以“怨”了，他写了《希梅内斯》，一个关于复仇与诱惑的故事。其中最醒目的是出现了“自杀”，这或许是波利多里对这个话题着迷的开始。 长久以来，波利多里似乎一直在寻觅一个能认同他的父亲形象。他头一个找到的是威廉·泰勒，一个来自诺维奇的文人。泰勒是一个学者兼译者，但是他的个性里有阴暗的一面：他对“自杀”和“梦魇”这些事很着迷。泰勒在波利多里撰写医学毕业论文时曾给予过帮助。波利多里在小说中读到“梦游”这种现象时，对它产生了兴趣，在撰写的毕业论文中，他描述了一个“梦游症”，或者按他的术语说，“梦魇”的病例——他的叔叔卢基，也是一个医生，曾经治疗过这种病。患者是一个十岁大的小男孩，他在睡梦中无所不为——不仅仅是梦游，还用尿罐袭击仆人、说话以及祈祷。波利多里在给自己论文作序时，显示了他文学上的趣味，他引用了戏剧《麦克白》中的梦游情形。十九岁的时候，波利多里拿到了他的医学学位，虽然他对行医仍然十分的不情不愿。 实际上，波利多里在写作上已经小试身手了，他为英国几家文学和政治刊物写文章，还卷入过反对死刑的抗议活动，发表了一篇《论死刑》的文章。亨利·哈尔福德爵士，一位著名的伦敦医师，对这个年轻人很感兴趣，把他引见给了拜伦。事情似乎是一拍即合。拜伦旅行中需要一位医生，他经常性的快速减肥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要了他的命。而对波利多里而言，这位大诗人隐约就是另一个父亲形象，拜伦能帮他实现对写作生涯的渴望。而且，波利多里的意大利语、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顺溜，在将来的旅行中无疑大有帮助。 当然，如果拜伦和波利多里能花些时间相互好好了解一下，那无疑会更好，但是诗人是在离开英国前两天才雇了波利多里的。显然他们俩的个性并不十分相投。波利多里一如既往地试图在某些方面影响拜伦，就像对他父亲那样，但他可怜地失败了。拜伦很快就有点不喜欢他了，戏称他是“波利娃娃”，还经常恶作剧地拿他开涮。 也许，或者说很有可能，波利多里的日记尽量不让拜伦过目，因为诗人也许已经笑话过那些文字。波利多里这样描述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时的情形： 海水溅到我们身上，显得是那么忧伤……星辰只剩下微光了，我看到了粼粼波光，星河灿烂。但是，最美的时刻是大海第一次映入眼帘的时候：四周一片静谧，只听得到船只激流勇进时低沉的声音、船员们嘶哑的喊叫呼应；到处都漆黑一片，只有令人忧郁的微光，能让心灵得到一丝抚慰，从而暂忘伤心往事——一浪跟着一浪，泛起的波纹是那么的美丽。 他们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上的岸。在那里，波利多里有点吃惊地写道：“当一进他的房间的时候，拜伦勋爵就对着女仆咆哮如雷。” 在5月2日写给妹妹弗朗西丝的信中，波利多里的口风就紧多了：“和拜伦勋爵在一起，我十分愉快。我和他平起平坐，一视同仁：目前在这里，我们俩之间有一套房间。我有自己的起居室，在里头，他有另外一间。他似乎平静如水；虽然我们碰到了一连串的麻烦，让我大为光火，但是他并没受到影响。”波利多里在描述他和大诗人之间的关系时，显得太乐观了。那时候，当他们在旅馆里眺望莱茵河的时候，拜伦坐在他前面。波利多里大着胆子问拜伦，除了写诗外，他有什么地方强过他。拜伦回答道，“首先……我能用手枪打中那边房门的锁眼。其次，我能游过那条河……还有最后，我能好——好地教训你一顿。” 拜伦喜欢游览一些著名战役的遗址。在比利时，他和波利多里去了滑铁卢，一年前就在那里，由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领导的反法同盟，拿破仑遭遇了他最后的失败。虽然四万人丧命于此，但拜伦给霍布豪斯写信时，声称这个战场“在马拉松和特洛伊战役之后，仍算不得大的”（这两个战场拜伦此前已参观过），而且他崇拜拿破仑，所以补充说，“我憎恶找理由也憎恶胜利者——还有胜利。”为了避开法国，拜伦他们绕道德国前往瑞士，最后在莫拉停了下来，那里是个战场，在15世纪的时候，瑞士人曾经通过血战击溃了勃艮第人。拜伦“光顾”了一个藏骨堂，还顺手牵羊搞走了一些人骨当纪念品。在给霍布豪斯的信中，他炫耀说，“我弄到了勃艮第人的腿和翅膀。” 不像雪莱，拜伦并不喜欢瑞士人。他把他们的国家称作是“一个坐落在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却像畜生一般该死的卑鄙自私的国家。我实在无法忍受那里的居民，更无法忍受那里的英国游客”。尽管如此，他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地方之一，期待着他的夏天的到来。拜伦和波利多里穿过侏罗山时，他们竭力想弄清楚哪里“云就是山山就是云”。当他们看到日内瓦湖——拜伦以它的法语名字“莱蒙湖”来称呼它——的时候，拜伦说，“莱蒙湖在以她那水晶般的面容欢迎我呢。” 5月2日，拜伦一行入住英格兰旅馆，雪莱一行也落脚于此。在旅馆登记时，拜伦在年龄一栏填上了“一百”，很显然是因为旅途太劳顿了。机灵的克莱尔很快认出了他的签名并送来了一张便条：“很遗憾你有这么老了，事实上，从你们慢吞吞的行程来看，我怀疑你有两百岁了。我想，你令人景仰的年纪是吃不消这种较快的旅行的……我太高兴了。”但拜伦对她不屑一顾。 在他到达后第二天，拜伦收到老朋友霍布豪斯的一封信，提醒他小心卡罗琳·兰姆的报复。她刚出了一本名为《葛兰纳冯》的畅销小说——将她和拜伦之间的事胡编乱造了一番。这本书成了伦敦最近的谈资，但是霍布豪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做只会让卡罗琳的声名更加狼藉。他补充说， 这本书不值一信，但是它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里面一封信的开头一句“我已经不再爱你了”，这句话我猜是你的——事实上，她厚颜无耻地花了一大段的篇幅来暗示，整部小说是出自B.勋爵的手笔——我不愿就此反驳它，因为害怕它通过散布流言来兜售自己——她的家人为此困窘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对他们来说，她完全是一个恣意妄为的人。 卡罗琳甚至厚着脸从拜伦的诗《海盗》中抄了两行，用作她的书的题词：“他遗臭万年，/带着一项美德和斑斑罪行。”在这一年稍后，拜伦读到了这本书，他评点了一番，“依我看，如果作者写的是事实，仅仅是事实——全部的事实——那这些浪漫事就不仅仅是更浪漫了，而是更逗人乐了。至于真实性嘛，书中的描画就令人难以恭维了。我没在它上面花太多工夫。” 拜伦手头上有另外一个女人在让他窝心。克莱尔的信，他一封都没回，但现在他们下榻同一家旅馆，想避开她是不可能的了。在拜伦抵达两天后，克莱尔看到了他和波利多里在湖上泛舟；当他们返回时，她已经把自己的援军——玛丽和雪莱，带到了码头，在那里，她把雪莱他们介绍给了拜伦。她知道雪莱对拜伦十分好奇，而幸运的是拜伦对雪莱也立刻产生了好感。他进而邀请雪莱和他共进晚餐——至于克莱尔和玛丽，他则故意没请。 波利多里设法厕身晚宴，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他的关于那次宴会的流水账日记中，有对雪莱的描述，但是在细节上老是出错：“《麦布女王》的作者，来了；忸怩，羞怯，害肺病（误诊）；二十六岁（雪莱当时二十三岁）；和妻子分居；与葛德文的两个女儿一起（克莱尔不是葛德文的女儿），对自己的主张身体力行。”波利多里印象中似乎一直认为，克莱尔和雪莱是情人，虽然他意识到她同样是，或者曾经是，拜伦的情人。 几天后，波利多里和他自认为是“雪莱帮”的这几个人共进早餐。雪莱讲了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是关于他和哈丽雅特的婚姻的。他说当他们相遇时，他就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和她结婚仅仅是因为在他死后她能从遗产中获益。雪莱还告诉波利多里，他父亲曾经竭力想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由于他在伊顿的恩师林德医师的帮助，他才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命运。这似乎是雪莱将角色自我戏剧化。 五个年轻人，有非凡的天分但是各自也有可怕的缺陷，很快就玩到了一块儿。拜伦和雪莱，他们都是不大待见陌生人的，发现他们俩一见如故，很快就一起去划船了。他们就一些感兴趣的话题长谈——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政治，以及哲学。一段终生的友谊开始了。 拜伦也与克莱尔亲密交往，后者不愿被忽略。她给他写信说：“前天晚上我就到了这个憋闷的旅馆，你待我太不好太冷酷了，形同陌路。今晚七点半后你能直接去顶楼的房间吗，我铁定会在楼梯平台的，为你展示房间。” 他屈服了。那个夏天之后他写信给奥古斯塔说：“现在——别斥责我——但是我能怎么办呢?——一个蠢女孩——不管我说什么还是干什么——都在我马后——或者鞍前——因为在这里我只能找到她……我完全不能和一个女人扮演斯多葛的角色——她已经爬了八百英里来和我形而下了。” 不久以后，两对情侣都对旅馆不满意起来，决定到湖对面去找个地方住。6月1日，雪莱一行首先动身，迁往梅笙·查普斯，南部海滨的峡谷形成的一座水滨村落，在那里两位诗人能够泛舟。大自然之神在发威了，雷电交加，雪莱他们透过窗户观看着，觉得暴风雨来得“恢宏也更令人恐怖”。玛丽写道：“我们在看它们（雷暴），当它们从湖对面席卷而来的时候，观察云层的闪电闪现在天宇的不同地方，锯齿状的闪电刺入侏罗山的松树山顶，悬着的云层的阴影造成的黑暗，在我们上面也许太阳正快活地照耀着。这个晚上我们观赏了一场以前从未看过的出色的风暴。” 从他们有利的地点，他们能看到黑色的暴风雨，不断增强威力，从水面席卷而过。有时候，当风暴在外面吹打的时候，玛丽听到了湖的方向传来唱歌的声音。那是拜伦在与狂风搏斗，他完全不顾恶劣的天气，大胆地乘一艘小敞舟渡湖。每天晚上他都过来拜访他们，后来甚至晚到半夜，然后回位于赛雪龙的旅馆。波利多里则不愿这么渡湖，他说他们“经常这样，当风暴从环形山顶周围升起来的时候”。为拜伦的船划桨的船夫后来回忆，他一度警告诗人他们可能有沉船的危险，拜伦就脱掉衣服，打算船沉的话就游到湖岸。这个时候的拜伦，正在写作《恰尔德·哈洛尔德》的第三章，很明显它的一些章节从这次奇怪的天气得到了灵感： 天色骤变了!多么剧烈的转变! 夜、雷雨和黑暗呵!你们惊人地雄壮， 然而你们的力量又值得人爱恋， 好比一个妇人的黑眼珠闪烁光芒! 从这峰到那峰，在喧嚣的崖石上， 活的雷电跳纵着!并非出自一片云后， 却是每一座山都张大喉咙在叫嚷， 侏罗上透过那云雾的帷幕，在她四周， 答应着大声呼唤她的欢腾的阿尔卑斯山头! 现在正是夜里：这一夜最辉煌! 让我分享一些你酷烈而宏伟的欢欣， 你不是为了让我们呼呼进入睡乡! 呵，让我成为雷雨和你的一部分! 闪电下的湖像磷火之海般光明， 黄豆般的雨点跳舞似的落到地面! 啊，一会儿，天空又是一片黑沉沉， 一会儿，欢欣鼓舞的群山摇震复呐喊， 它们仿佛在庆祝着一次新地震的诞生一般。[1]译文引自《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杨熙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1] 6月10日，拜伦租了更大的狄沃达蒂别墅，“整个湖滨最美的地方，”他回忆说，那里离雪莱的新住处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在它二楼的阳台，能很好地观看湖景和天边的山色，但这座房子最吸引拜伦的，则是它与一个他非常钦佩的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关系。它曾经是狄沃达蒂家族的财产，家族中成员之一的查尔斯·狄沃达蒂，是弥尔顿的同窗以及惟一亲密的朋友。他们个性相左：狄沃达蒂无忧无虑，富于冒险，弥尔顿则书卷气，几乎与世无争。在这处别墅建造以前，弥尔顿就和狄沃达蒂在日内瓦湖畔待过一段时间。悲剧性的是，狄沃达蒂注定英年早逝。在一首挽歌中，弥尔顿写到过他，诗人说他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从童年开始就这样”。他们的友爱关系让拜伦有深深的共鸣。 然而，新的住处无法保证隐私。拜伦名声在外，关于他和雪莱一行中的某人或者更多人——他们凭自己的努力而出名——搅在一起的传闻，使当地的谣言搅拌机运转了起来。英国的旅客通过阅读刊登小道消息的《加里聂安尼报》，能及时知道国内的新闻，所以他们对拜伦、卡罗琳、奥古斯塔以及安娜贝拉几乎无所不知。那些关于他的闲言碎语对拜伦来说是一个持续的噩梦。旅馆的主人雅克·德尚，甚至向旅客出租望远镜，以便能观察狄沃达蒂别墅的进出状况。一些献媚者误把晾在阳台上的桌布当成了裙子——结果引发了这样的事，当看到拜伦时女人们就脱自己的衣服。回忆起这些事拜伦哭笑不得：“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她们把我弄得面目全非。我被人用镜子（望远镜）在湖对岸观看，也因为是通过镜子，视觉上必定有扭曲。晚上走路时我会被拦截——我被控告败坏鲁贝瑟当地所有的女孩子。我相信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人形怪物了。”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想通过望远镜瞥见一些香艳场面的人来说，“老天提供了一个多雨的难以亲近的夏天，阴雨连绵经常迫使我们整天待在家里，”玛丽回忆道。尽管——或者说由于——如此，许多人现在相信拜伦和葛德文两姐妹都睡觉了。约翰·派伊·史密斯，一个路德教派的牧师，那个夏天正好在瑞士旅行，他在8月9日写道，“在离镇上大约一英里半远的地方，我们经过拜伦居住的房子，他在那里郁闷耻辱地隐居着。包括仆人在内，他惟一的同伴是两个邪恶的女人。他看不到什么同伴；而且费里尔先生告诉我们，没有哪个体面的人会去拜访他。”诗人罗伯特·索锡也散布了一些这样的谣言，还加了一条，说拜伦和雪莱组成了一个“乱伦团体”。（拜伦为这一直没有原谅他，虽然他后来理智地指出，既然他们和当中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血缘关系，乱伦就不可能掺进他们的关系当中来。） 格伦比勋爵，另一个那年夏天在日内瓦旅游的人，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提到，拜伦被每个人“瓜分”了。拜伦在诗句中总结了名声的负面作用： 带着错误的雄心我能有何作为? 爱带来的很少，而名声带来的最少! 然而它们不期而至，伴我成长， 对我所有能做的只是一个——名号! 因为狄沃达蒂别墅比雪莱他们住的地方要大，它成了五个年轻人最喜欢聚会的地方。克莱尔，她仍然没有将她怀孕的事告诉任何人，想把她和拜伦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可靠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别的话，就是说服他承认她是他的情妇。她知道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继续追击他。 拜伦则明显利用波利多里作陪伴，让克莱尔不容易有机会抓住他一个人的时候。波利多里，同时也爱上了玛丽，试图以其文学和科学上的学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拜伦注意到了这个，他曾经提示波利多里不妨拿自己开涮。一天刚刚午后，他俩站在狄沃达蒂别墅二楼的阳台上时，看见玛丽从山那边朝山庄走来。雨水使地面泥泞不堪，她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拜伦告诉波利多里：“现在你想英雄救美的话就应该从这么小的高度跳下去，伸出你的胳膊。”波利多里闻言马上顺着阳台的栏杆滑了下去，但是当他落到地面上时，狼狈地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拜伦忍不住大笑起来，尽管他帮忙把波利多里弄进了屋，给他的脚拿来了一个枕头。后来结果表明这是一次严重的受伤，波利多里余生一直跛着足。 波利多里逮到了报复的机会。当大家出去划船的时候，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波利多里的船桨碰到了拜伦的膝盖。这一碰撞够狠的，以致拜伦别过头去掩藏疼痛。拜伦的朋友和传记作家托马斯·穆尔写道： 过了片刻他（拜伦勋爵）说，“行行好，波利多里，下一次，小心点，你伤得我很厉害。”——“我很高兴如此，”另一个回答道，“我很高兴看到你吃点苦头。”以一种沉下来压低的声调，拜伦勋爵回应道，“我要给你一个忠告，波利多里，当你，下一次，弄伤了任何人，不要显出你的得意。人们不喜欢被人告知那些把他们弄痛的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而且他们也不会总能控制他们的怒气。我是费了些劲才忍着不把你丢进水里的；而且，要不是雪莱夫人他们在场，我可能会鲁莽之下干这事的。”这话说的时候并没有带着恶气，乌云很快就散开了。 拜伦许多最好的诗作是在很晚写出来的——拂晓时他才睡去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床——其他四个人根据他的作息来调整。对雪莱和玛丽来说，他们有了上午的时间去学习和阅读以及划船。玛丽高兴能一个人拥有雪莱：他们雇了一个二十一岁大的瑞士女人叫埃莉斯的帮他们带威廉，而克莱尔还在为拼命追求拜伦而心烦意乱。 然而在争夺雪莱的注意力上，玛丽有了一个新的对手。一切奇异和古怪的事情都会吸引拜伦，雪莱也变成那样了。当拜伦从床上起来后，他经常和雪莱一起用他们买的船泛舟。 拜伦受到雪莱的观念的强烈激励，这在他那个夏天完成的诗作的倾泻中显露了出来——他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第三章，写了《锡雍的囚徒》，开始了《曼弗雷德》的写作。他们的友谊对雪莱的诗歌却少有促进；拜伦甚至对这个年轻人有抑制作用，雪莱后来说，“我对赶上拜伦感到绝望，但是也没有其他任何人值得与之竞争。” 玛丽对拜伦漂亮的脸庞并非没有感觉。她后来写到他，“美貌在他脸上，力量从他眼里传出来。”他和雪莱截然不同：一个纯净，另一个隐秘；年轻点的脆弱而神经质，年长点的精力充沛而好动。雪莱的嗓音高扬，而拜伦的低沉而生动。但是，对玛丽来说，拜伦真正的吸引力在于他的智识。他钦佩她观点的任何地方都让她高兴。 这两个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也不同。雪莱希望爱人同时也是精神伴侣，而拜伦对女人比较轻视，除了他姐姐外，对她们他都不当回事。这种态度也波及到克莱尔，她只是他的一个性对象。 风暴让五个人待在了屋内，他们相互大声朗读或者只是谈话到深夜。玛丽向托马斯·穆尔描述了这些多雨的晚上：“我们常通宵谈话直到第二天天亮。总是有各种话题，或庄重或轻松，我们总是兴趣盎然。”拜伦经常挑选话题并对雪莱指点一二，说明他并不太注意倾听别人的观点。当拜伦和雪莱讨论艺术、文学、科学、政治以及哲学问题时，玛丽则安静地听着。这两个人在关于人的观点上也根本不同。拜伦认为人生而就有天性，人类只能选择如何对待、抗争或接受他们的处境。雪莱却觉得人是可塑的——他们能成功做到完善自己与征服一切。 一天晚上，话题转到了玛丽所说的“生命原理的本质”问题上来。当时，生机论[1]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一种科学思想流派。与机械论和机体论相反，它试图根据有生命的机体所独有的、不同于生物之外的各种力的一种生命力来解释生命的本质。[1]在浪漫主义时代颇为流行，它认为“生命冲动”，或者说生命力，将生物与非生物区分开了。而一些人认为“生命冲动”和电力之间有一种联系。拜伦、雪莱以及波利多里都听说过卢基·伽伐尼，一个意大利科学家，1786年他展示他能够在雷电暴雨的时候，通过用剪刀触碰死青蛙让其肌肉产生收缩。在这个过程中，他猜测缔造生命的“生物电”存在。伽伐尼的侄子，乔万尼·阿迪尼将工作推进了一步。1803年，阿迪尼用一个广口瓶在人的尸体上做试验。他声称通过引入电流，能让尸体坐起来，抬起他的胳膊，握紧拳头，而且能吸放在嘴边的雪茄烟。这个死尸能回生的故事在欧洲传开了。 安静坐在一旁的玛丽，有时把拜伦的诗稿誊清以送到出版商那里（拜伦痛恨这种乏味的工作，玛丽和克莱尔都帮他干过），把听到的一切都消化吸收了。她对现代科学并非完全无知，虽然她父亲对她的教育里并没有这一部分。还是女孩的时候，在父亲房间里她就听过汉弗莱·戴维谈论他的光、热以及气体试验，虽然葛德文对科学——实际是指戴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一个人将自己的巨大才华降格用在化学上真是可怜。”但是和拜伦这么个科学狂热者朝夕相处，还是拓宽了玛丽的知识。 那个夏天玛丽开始了长达一生的阅读。就在1815年至1816年夏天，她阅读的作家包括歌德、席勒、卡尔德龙、但丁、塔索、阿里奥斯托、阿尔费埃里、莎士比亚、弥尔顿、柯尔律治、马修·“修士”·刘易斯，以及拜伦和雪莱。许多小说，大部分都带有流行的哥特因素，也在她的阅读之列——实际上它们也被成员里其他人所阅读。浪漫主义作家和思想家并不鄙视哥特类型，而宁愿把它包含进来作为颠覆的一部分，以对抗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他们认为，哥特作者正在接近一种深刻的原初的感觉。 6月16日，天气更加张牙舞爪了，五个人挤在了狄沃达蒂别墅的壁炉旁，拜伦挑选了一本译成法文的德国鬼故事（以其对读者心脏的作用而被称作“心悸”故事）。书名叫《幻化，或幽灵显现的故事》，单词“幻化”表示的是一种通过视幻觉来让鬼魂或其他现象出现的戏剧性技巧。这种奇观1798年就被弄出来了，当时比利时人埃廷纳·盖斯帕德·罗伯茨展示如何用提灯和透明的幻灯片来投影。在这次演示中那些目睹了抽象的头颅、骨骼以及鬼影子的观众，惊喜交加。事实上，1814年12月28日，玛丽和雪莱在伦敦参加过一次这样的奇观展示，在同样的表演场所，他们还听了安德鲁·克罗斯关于电学的讲座。当拜伦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时，玛丽必定回想起了当时的情形，因为她喜欢提到的那些字眼，十八个月前在日记里她就记上了“幻觉效应”这个词。 拜伦现在所读的书中的故事和罗伯茨的展示如出一辙。一位青年公爵来到一个已死女孩的父亲的城堡；他谈到他最近在巴黎看到过她。女孩父亲于是掘开坟墓，想知道她是否“重生”了。尸体仍在那里，但是在女孩死后一年，它仍没腐烂。故事的高潮是，在自己妹妹的婚礼上，死去女孩又出现了，而且以新郎爱人的身份取代了妹妹的位置。玛丽很容易拿它来与自己和克莱尔之间作比较，后者此前和她抢过雪莱，现在又回来插一腿子。但是在玛丽花更多时间考虑这种相似前，拜伦开始了另一个故事，他肯定知道这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地折射了玛丽和雪莱现在的处境。故事名为“幽灵”，讲一个女孩公然反抗自己的父亲，嫁给了一个他父亲反对的人；后来她的孩子死了，她也被丈夫抛弃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是雷声隆隆风声唳唳，平添了一股悲声。 几年后回忆起那个宿命的夜晚，玛丽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那个故事的极大影响。相反，她说他们“都很兴奋有一种想模仿的好玩想法”。拜伦，对他们的反应很高兴，建议他们每个人写一个鬼故事。对玛丽，出于某种原因，他给予额外的鼓励。“你和我的，”他告诉她“将会一同出版。”拜伦并没有将自己和女人等而视之的习惯，从写作能力的标准来看当然更不会，所以他这样说，当然仅仅是为了刺激克莱尔或波利多里，后者明显想出版些什么好比得上拜伦。但是拜伦话一出口，就驷马难追了。（玛丽自己则忽略了在这场竞赛中克莱尔的角色，后来她写道，参与竞赛的“有我们四个人”。） 拜伦只言片语的鼓励对玛丽来说已经足够。她写道，“我‘凝思故事’——聚精会神地要想出足以跟刺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那些作品相匹敌的故事来。我要想出诉说人的本性所具有的神秘不安，会唤醒人的不寒而栗的恐怖的故事。”但是那些有创造力的人都知道，命题作文难作。让玛丽感到挫折的是，她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努力想取悦拜伦的波利多里，同样也为之努力着。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写道，“除了我之外大家的鬼故事都开始写了。”拜伦，当然没什么困难，因为他永远都有一个主题：他自己。他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贵族，奥古斯都·达维尔，在土耳其旅行。故事的叙事者，也就是他的同伴，意识到达维尔被某个神秘的秘密控制住了。达维尔甚至让叙事者答应在他死后埋掉他，而且不要告诉任何人地点。但是在写了八页稿纸后，拜伦就对这事感到厌烦了不写了。比起散文来，他在韵文诗句中更感到自在。（就连他的信札里都是一条条以破折号分开的句子，好像他在写诗句。） 对雪莱而言，他写了一个后来被玛丽称作是“建立在他早年生活经验基础上的”故事，但是像拜伦一样，他很快就放弃了。一向忠诚的玛丽解释说，雪莱“更擅长用辉煌想像的光辉，用使语言美轮美奂的极富旋律的诗句来表现理想和情感，而不是设计一个故事的结构”。很明显，他已经没了十几岁写作两部哥特小说时的那种才能。 波利多里，因为脚踝的伤而卧床不起，但是后来还是因为一些事起来了。十五年后，玛丽回忆起波利多里的故事，言语间谈不上喜欢： 可怜的波利多里，他的某些可怕的想法是关于一个骷髅头女人的，她因为通过钥匙孔窥视而受到了惩罚——看到了什么我忘了——当然是骇人听闻的不该看到的事；但是当她景况不济，甚至比大名鼎鼎的考文垂的汤姆（“窥视的汤姆”，他因为偷看戈黛娃夫人有名的裸身骑马而瞎眼了[1]传说戈黛娃是麦西亚的伯爵利奥弗里克的妻子，她丈夫由于她无休止地请求减免科芬特里的重税而被激怒，宣称只要她裸体骑马通过闹市，就准其所请。她照办了，利奥弗里克只好免去该城除马税外的所有税捐。戈黛娃要求全城百姓在她骑马穿过市镇时全部留在屋内，结果一个名叫汤姆的市民从窗口往外窥望了，他的双眼立刻瞎了。[1]）还糟时，他不知道如何安排她了，被迫把她分派到凯普莱特家族的坟墓中，那是她惟一适合待的地方。 也许是因为玛丽对这个故事不怎么喜欢，波利多里后来放弃了。但是另外一个故事恰巧进入了他脑海，不同于她描述的那个，他由此创造了一个恐怖形象，是惟一能和她创造的相媲美的。 那个夏天在拜伦的别墅里，吸血鬼是五人小圈子里讨论的话题之一。拜伦未完成的鬼故事的主角隐藏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他实际上是令人恐惧的不死生物中的一员，他们在许多神秘的文化里都出现过的。通过吸食别人的血而延长生命甚至达到长生，这种观念古已有之——当然它正好吻合那个夏天讨论的一个终极问题：什么是能够用以区分生物非生物的“生命冲动”的源泉?浪漫主义作家——包括拜伦，他曾在自己的诗作《异教徒》中提到过吸血鬼——发现吸血鬼这种以他人活血为生的形象是一个迷人的隐喻。这种隐喻有时就是粗鲁的自我中心的诗人自身。当雪莱为玛丽而遗弃自己怀孕的妻子时，哈丽雅特给自己一个朋友写信说，“简单说，我曾经爱过的那个男人死了。他是一个吸血鬼。”她不是惟一一个这样认为雪莱，或者拜伦的。 雨还是下个不停，大伙晚上再次聚到拜伦的别墅里。雪莱酷爱喝茶，拜伦就一直到半夜还供应茶点。大约在6月17日至18日半夜，这群人再一次开始讲鬼故事。这一次拜伦给大家看一首他离开英国前收到的诗。诗名为《克丽斯特贝尔》，是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创作的，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批评家》中拜伦曾嘲笑过他。但是这位老诗人心无芥蒂，现在想拜伦帮他出版一本他的诗集。玛丽当然对柯尔律治十分熟识；她一辈子都记得，她和克莱尔躲在沙发后偷听他为她父亲和他那帮朋友念《古舟子咏》时那种兴奋。就在最近，拜伦也一样受到了吸引，因为柯尔律治为他朗读了他的一首新诗，《忽必烈汗》，那是他在鸦片作用下写成的。一向苛刻的拜伦也为柯尔律治华丽的表达和语词所征服了，非常乐意帮助他，把他的《忽必烈汗》和《克丽斯特贝尔》送到了他的出版商约翰·默里那里。 《克丽斯特贝尔》非常符合别墅里这伙人现在正在阅读的内容。它讲一个女吸血鬼，杰拉尔丁，她从一位纯洁少女克丽斯特贝尔那里吸取力量。其中一节讲杰拉尔丁脱掉衣服，向克丽斯特贝尔露出她的原形： 然后大大吸一口气， 像一个战栗的人一样，她解开 胸部之下的缠带； 她丝织的长袍，还有里面的内衣， 滑落她的脚下，映入眼帘， 看!她的乳房和她那侧面—— 如梦如幻的景象，难以言说! 哦护住她!护住甜美的克丽斯特贝尔。 在那一刻拜伦戏剧性地停顿了下来。沉寂被一声尖叫打破了；雪莱站了起来，手抱着头，尖叫着冲出了房间。波利多里和拜伦去追他，医生往雪莱脸上浇水让他冷静下来，给他嗅了一些乙醚。波利多里描述了这次事件： ……他的爵爷已经朗读了《克丽斯特贝尔》的开头……故事对雪莱先生的头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致他突然站起来冲出了房间。医生和拜伦勋爵跟了出去，发现他靠在壁炉台上，脸上冷汗直淌……当问起他恐惧的原因，他们发现他疯狂的想像力已经使他似乎目睹了一个女人的乳房……他不得不离开房间以破坏掉这种印象。 雪莱一直表现出对女性乳房的着迷，他对它们有一种明显很复杂的感觉。（他想替哈丽雅特的孩子哺乳的古怪想法只是其中例证之一。）在他歇斯底里症发作前他就一直盯着玛丽看。他在想是她的乳房有眼睛吗，如果是这样，当它们看着他时它们感到了什么秘密?不管怎样，拜伦被雪莱的行为惊住了，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雪莱并不缺少勇气。 玛丽也许拿这次事件当做她创作的一个刺激，但是她仍然没有灵感。每天早晨当她下楼用早点的时候，其他人都问她，“你想出故事来了吗?”她回忆道，“每天早上我都不得不羞愧地作出否定的回答。”她非常想干出一些了不起的事，好和她敬佩的那些人比一比。就某些方面看，那个夏天是令人愉快的，但是还是有些拖后腿的事情，让她分心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虽然她才不过十九岁，但是她已经经历一个孩子的夭折，而现在在照顾着另一个婴儿。她还是一个那样年龄的未婚妈妈，和今天比，在当时是丢脸得多的事。她孩子的父亲比她预料的要捉摸不定，现在一直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虽然他还不到二十四岁。克莱尔的存在也不断提醒她雪莱随时都可能决定与另外一个女人亲近。抛开那些从哲学上的原因将婚姻视为奴役和卖淫的观点不论，玛丽是渴望爱情的专一的。这个还没有伤及她的自信心；她感到自责，因为她向那些没办法给予的人——葛德文和雪莱——寻求无条件的爱。最终，她敬爱的父亲不和她说话了，即便玛丽给他奉上一个取名为威廉的孙子。她不得不做出更多以赢回他的感情。 作家常会被人问起一个问题，“你从哪儿来的这个想法?”十五年后，玛丽仍然清楚地记得《弗兰肯斯坦》的想法是怎么来的。6月22日，拜伦和雪莱打算一起环湖远足。虽然玛丽不介意跟在后面，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暗示，男人们更愿意相互讨论一些知识问题，而不是跟她。那天晚上，那可能是差不多一周中的最后一次，大家聚到狄沃达蒂别墅，但不是讲鬼故事，而是拜伦和雪莱重新开始谈论一些大事——“不同的哲学学说”——与此同时玛丽，一个哲学家的女儿，仍旧保持“入迷但不发一言的倾听者”的样子。 根据玛丽的记载，那天晚上谈论的话题之一是“生命原则的本质，以及它是否有曾经被发现和沟通的可能”。特别引起他们兴趣的，是据说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所做的一个试验。达尔文，有人说就是在狄沃达蒂别墅讨论的时候，“在一个玻璃容器里保存了一份细面条，直到它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自行发生移动”。至于是什么促使达尔文试着要在一个玻璃器皿里保存意大利面食，或者让面条移动的“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又是什么，那就不清楚了。玛丽后来写到那个夜晚时，她似乎很清楚可能的质疑，因为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没有提到医生真正干了什么，或者干了什么，但是，更多出于我的目的，所提到的就是他所干的。”倾听着谈话，玛丽有时陷入沉思和幻想中不能自拔。“也许，”她想着回忆道，“一具尸体能够重生。”电疗法已经暗示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后来她把思索带到了另一个层次，那里艺术萌发了。“也许，”她若有所思地说，“生命的构成部分可以人工制造，拼在一起，并被赋予生命的温暖。” 狄沃达蒂别墅里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甚至神奇的时间都已经流逝了，直到我们累了去休息，”玛丽写道。但是此后，她并没有睡觉。“我的想像，自发地，控制着我引导着我，使我脑海里产生一系列的景象，其鲜明之处远远超过通常幻想的程度。”虽然房间里漆黑一片，她还是紧紧地闭着眼睛。但那并不能关闭她“精神上的视像”，她看到一个男人的形象，一个“脸色苍白的从事渎神艺术的学生”，他的名字她还不知道，“跪在他放在一起的一堆东西后面，我看到一个丑恶的人的幻影大踏步走了出来，然后，开动某个强大的发动机，显现出生命的迹象，它的动作不利索，只有一半生命一样。”它活了。 在玛丽的视像中，制造了这个创造物的“艺术家”显然被“自己可憎的手艺”吓住了。他逃开了，希望他开启的过程能够自行终止，“他传达的生命的微弱火花能够熄灭……坟墓的死寂能够因为可怕的尸体的短暂存在而结束。”和玛丽一样，怪物的创造者最后逃回床上。和玛丽又不一样，他在睡眠中找到了避难所，“但是他没睡着；眼睛还睁着；一个可怕的东西站在他床边，眼皮张开，用一双黄色的、水汪汪的但是带着试探的眼睛看着他。” 当这个想法让自己震惊时，玛丽睁开了自己的眼睛，恐惧中的她却半怀希望能发现站在自己旁边的丑怪创造物。她环顾她睡觉的那间黑漆漆的房间，力图让什么东西尽快成真。“我想把自己幻想中的可怕形象兑换成周围现实，”她十五年后回忆道，“它们仍然历历在目；那间房间，漆黑的正厅，关着的百叶窗，月光穿进来，我看到了远方如镜的湖面和白色的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但是那个“丑恶的幻影”不会从脑海里溜掉。她努力想起一些别的事……“我的烦人的倒霉的鬼故事!哦!要是我能想出一个像那天晚上吓倒我一样吓倒我的读者的故事的话。” 后来她意识到这事发生了：“我已经找到它了!”她对着黑暗大声喊道。 我则“凝思故事”——聚精会神地要想出足以跟刺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那些作品相匹敌的故事来。我要想出诉说人的本性所具有的神秘不安，会唤醒人的不寒而栗的恐怖的故事；我要想出会让读者连四周都不敢环视，会让血液凝结，会让心跳加速的故事，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成功，就不配叫做鬼故事。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序》，1831年 玛丽·雪莱写下上述话时，已然是1816年日内瓦湖畔，那个“闹鬼的夏天”约摸15年之后了。除两封信札外，玛丽日记中提及那个夏天的部分均已散佚——或许是存心毁掉了，玛丽和她儿媳后来曾竭力毁书灭迹。这让我们的了解出现了空白。关于《弗兰肯斯坦》的灵感从何而来，我们也只好听从玛丽的自说自道了。 这五位年轻人为何齐聚拜伦的别墅呢，现在大家已很清楚了。拜伦是要逃离他声名狼藉的英国和丑闻。他想过一个轻松惬意点的夏天，但又不想太离群索居，不然英国的朋友们就找不到他。法国嘛，由于君主制死灰复燃了，故而对他没太大吸引力，所以他挑上了瑞士，作为他的立足之地。至于克莱尔，她当然要追随拜伦了。因为他是她爱的战利品，也是她心目中童年的父亲。关于后面那个秘密，她还从未透露给旁人；事实上，把雪莱、玛丽列为自己的闺中密友后，她才告诉了他们前面那个秘密：她已是拜伦的情人了。 但是，玛丽又为何同意去呢?这似乎只能视为她头一次和雪莱私奔的重演，只不过那一次克莱尔是悄悄尾随的。玛丽如今正在喂养五个月大的儿子威廉，旅行起来其实颇为够呛。而雪莱呢，老在抱怨自己的病，那个夏天他本想去阳光明媚的意大利，但是——可能与拜伦会面这事让他动心了——当克莱尔公开了她的秘密后，他改变了主意。于是玛丽也不得不夫唱妇随，即便有点不太情愿。前途命运如何，她还不甚清楚，但直觉告诉她，拜伦或许能助她达偿所愿。 长久以来，母亲的亡灵时刻在她头上盘桓着，提醒她担起重振家门的责任，证明自己并非一个不肖女。她，已然让敬爱的父亲颜面扫地了，所以更得要像双亲那样，干出一番伟业来。在雪莱身边生活、学习、读书，让她获益颇多，也让她对自己日渐成熟的天赋有了些信心。这并非白日梦，她或许就扪心自问过，从拜伦这个以创造才能而著称的人那里，她难道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吗? 创造，还有就是至高无上的想像，对大多数浪漫主义作家而言，当然是关注的中心。从童年时起，玛丽就听到来访的客人在父亲房间里谈论想像力。塞缪尔·柯尔律治曾撰文谈过，想像是一种“本性的回声”。威廉·布莱克则认为，爱和想像让人变得超凡脱俗，而且他主张诗歌和艺术联姻，开掘人类最深处的灵性之源。玛丽自己的创造物——一个拥有伟力的缔造了崭新人种的狂人，无疑也隶属于这个创造性的传统。 在日内瓦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大自然也完全展现了它的伟力。拜伦、雪莱和玛丽都曾在信中谈及当时不寻常的天气。拜伦抱怨说，“后来真是糟透了，我们周围尽是些水汽——雾水——雨水——而且又稠又密，没完没了。叫人以为卡斯特瑞（拜伦所痛恨的一位英国保守党的外交大臣）把天国的外务也一把抓了。”在玛丽出生前，欧洲的天气就一直不好。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可怕的天气是一年前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火山剧烈喷发引起的。这场大灾害简直要撕碎坦布拉山的山尖，它让坦布拉山的高度削低到了三千六百英尺，还把大约三十五立方米的尘埃散布到了空中——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自然灾害。灰尘颗粒消失在大气中，很快就流布全球，太阳黯淡无光，空气温度下降，还经常性地引起风暴。 雷雨暴风毁掉了玛丽的夏天，也不时打断她的小说写作。而且，暴风雨或许是以一种最平常的方式影响了小说创作：它迫使五个朋友待在了屋内。正是在那里，一场小说创作的比赛开始了。多年后，玛丽带着儿子故地重游，她把自己的成就部分归功于她在瑞士的时光，“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从童年走了出来进入了生活。”单单来看，玛丽的小说的出现，如同一个装着闪电的瓶子破了，露出的光芒是难以捉摸的。但是，萦绕在那个夏天的情绪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的结果，正是这场风暴解放了玛丽的创造力。最终，她以一部杰作而终成正果，也使她名副其实地成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 1816年5月2日，雪莱一行人——包括雪莱、玛丽、克莱尔和小威廉——从英国出发。他们走的还是两年前私奔时的路线，只不过这次带了更多的盘缠，能够排场地坐着有篷子的马车旅行了。玛丽兴致颇高，她终于可以把对她耿耿于怀的父亲和第一个孩子周年忌日时的忧郁，统统抛在身后了。 当他们抵达法国后，克莱尔给拜伦在日内瓦的住处送去了一张小纸条，以玛丽为诱饵：“我想你是乐意见到玛丽的，她谈起你时眼里满是敬意；我敢说你会爱上她的；她是那么的秀外慧中，你能得到这样的收获真是喜从天降；而我呢，惟有黯然神伤罢了。” 雪莱一行穿过法国，到了法瑞边境，在那儿，他们不得不从一条陡峭的小道越过侏罗山。他们坐在四匹马拉着的马车里，在危险的山道上，还有十名大汉一路上随行稳住马车。当他们离开雷鲁斯小镇时，夜色也降临了。雪花不断地拍打着车窗，车外那些汉子们则大声喊叫着彼此呼应，马车就是如此在崎岖的地带挣扎着前行。而玛丽则惊叹了起来，她完全被车外的奇景惊呆了，它们是那么的“孤寂”而“壮美”。 5月14日，雪莱他们终于下山了，到了日内瓦湖滨。在日内瓦郊外的赛雪龙的英格兰旅馆，他们要了一套房间。在那里，积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美景环绕着他们，玛丽兴奋极了，“多了不起的勃朗峰啊，众山之巅!万山之王!”他们抵达后的第三日，玛丽在给范妮写信时还兴致勃勃，“我高兴极了，像个刚会飞的小鸟，也不管朝哪个枝头飞，一心只想练练自己新生的翅膀。”她还和雪莱租了一只小帆船，在湖上泛舟。真是良宵一刻值千金，只要是天气好，他们就常常在外头挨到晚上十点才回来，一路上“花草芬芳，草虫啁啾，夜莺啼唱，仿佛在向他们致敬”。在文学上，他俩也未敢松懈，常常整个上午都花在阅读和写作上。玛丽开始写一本童书，这部书后来交付他父亲出版了。葛德文给雪莱写信，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打听到有人想买雪莱继承的遗产了，这样雪莱能给更多些钱救济他。而且雪莱夫妇俩也开始把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译成法文了，算是给这个有点贪婪的哲学家的另外一件礼物。 像其他的旅人一样，雪莱他们也搞些探访。日内瓦周边有许多和文艺相关的名胜古迹。比如约翰·弥尔顿、伏尔泰，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朋以及——对他们而言，或许是最重要的——卢梭，都出生于此地，或者说在城外的湖畔临时住过。就在那个夏天，著名的作家斯塔尔夫人——一度参加过法国大革命，血腥镇压开始后逃亡了——也住在附近，在她的沙龙里款待那些文化人和社会精英们。那里的氛围总的说来是令人鼓舞的。 与此同时，克莱尔却为拜伦心焦不已，后者先于他们离开英国，但至今未到。克莱尔光顾了一趟邮局，心神不定的她竟然看到了她从巴黎寄给拜伦的信。她于是留下了第二封信说，“信是给你的，等你到的时候给我发个便条。” 拜伦一直在悠哉游哉。他那座巨大的拿破仑式的马车（车厢两侧醒目地漆着他姓名的首写字母L.B.）非常引人注目，人们团团围住它，想看看那个欧洲最声名狼藉的人。拜伦的那位已经分居的妻子安娜贝拉，仍然定期收到关于拜伦的消息，她也知道“许多小姐夫人对去见他十分好奇，甚至扮成女仆，目的就是为了能偷偷摸摸地更近地瞄瞄他”。 与拜伦做伴的，是他长期的贴身仆人福莱彻，以及他的私人医生——年轻英俊还很热忱的约翰·威廉·波利多里。波利多里是个医生，但他同样有志于文学创作。有件事拜伦还蒙在鼓里，那就是波利多里已经答应拜伦的出版商，写一篇关于拜伦欧洲之行的专稿，报酬是五百英镑。当他们离开英国时，波利多里就开始记日记了，积累素材。像其他关于行旅的文字“记录”一样，这份日记的原稿已经散佚了。日记从4月24日开始，一直记到年底，但是6月30日到9月16日之间这段关键的时间，却出现了空白，这多少让人有点沮丧。而且，日记后来还被波利多里妹妹传抄和编改，她抽去了一些她觉得不合适的篇章后，把原稿烧掉了——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她哥哥的确是同拜伦一起旅行的，其日记应该还是很可信的。 波利多里出身于有名的书香世家。他的祖父阿戈斯蒂洛·安萨洛·波利多里是个意大利人，曾经以“八行诗”[1]13世纪末14世纪初，起源于意大利的一种诗节形式，每节8行，每行11音节，韵式是abababcc。17世纪引入英国（每行缩短为10音节），在英文诗歌里，八行诗体很多用于写作英雄史诗。[1]的形式，写过一首名为《骨学》的关于人类骨骼的诗，一心想让文学和医学联姻。波利多里的父亲盖依塔洛是学法学的，但是后来成了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的秘书。他陪伴阿尔菲耶里有四年之久，而且照料他，使他挨过了一场几乎丧命的疾病，但是据说诗人非常嫉妒他的这位助手，因为他相貌太英俊了，让女人们着迷。离开阿尔菲耶里后，盖依塔洛前往英国，在那里他与安娜·玛利亚·皮尔斯，一位家庭女教师相识并结婚。波利多里，他们四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出生于1795年9月7日。虽然盖依塔洛自己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让自己的儿子信了罗马天主教，而他的四个女儿却是受了英国国教的教育长大的。那时候的英国天主教徒，能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但是在政治上却无权无势。（拜伦曾在英国国会的上议院，为天主教徒的解放大声呼吁过。） 年轻的波利多里上的是天主教学校，学业优异。教会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些印迹，当考虑到职业时，他第一个选择的是当教士。但是他父亲却鼓励他学医，而波利多里对父亲向来是言听计从的，即便那些让他深恶痛绝。十五岁那年，波利多里进入了爱丁堡大学，欧洲声誉最高的医科学校之一。在那里他学习了医学的各个方面——解剖学、外科学、化学以及药剂学。由于解剖学研究所需的尸体严重短缺，所以波利多里课余也不得不干一种勾当：伙同其他学生盗墓。这种事毫无疑问会使人产生一些鬼幻想。 波利多里对医科学校的感觉是矛盾的。有一段时间，他给家里写信，强烈要求回去为意大利独立而战。他父亲回信了，说他是“一个需要穿上紧身背心的疯子”，劝他冷静下来，好好完成学业。波利多里屈服了，但在另外一封给他父亲的信中表露了心中的感觉：“有些事我是情不自禁的，您这样骂我，伤了我的心……您在信里开头部分所写的，就是一根刺，我盼着等着您的信是那么兴高采烈，而您把我刺痛得那么深。” 一双柔和、漆黑的眼睛，一头卷曲的头发，波利多里，就像拜伦一样，风神何等俊朗，但是他父亲的粗暴却无数次地羞辱了他，让他信心扫地。而且，过高的期望也使他承担着无情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变得抑郁寡欢、过分敏感，这种性格当然不太好与人相处。他于是开始写诗以“怨”了，他写了《希梅内斯》，一个关于复仇与诱惑的故事。其中最醒目的是出现了“自杀”，这或许是波利多里对这个话题着迷的开始。 长久以来，波利多里似乎一直在寻觅一个能认同他的父亲形象。他头一个找到的是威廉·泰勒，一个来自诺维奇的文人。泰勒是一个学者兼译者，但是他的个性里有阴暗的一面：他对“自杀”和“梦魇”这些事很着迷。泰勒在波利多里撰写医学毕业论文时曾给予过帮助。波利多里在小说中读到“梦游”这种现象时，对它产生了兴趣，在撰写的毕业论文中，他描述了一个“梦游症”，或者按他的术语说，“梦魇”的病例——他的叔叔卢基，也是一个医生，曾经治疗过这种病。患者是一个十岁大的小男孩，他在睡梦中无所不为——不仅仅是梦游，还用尿罐袭击仆人、说话以及祈祷。波利多里在给自己论文作序时，显示了他文学上的趣味，他引用了戏剧《麦克白》中的梦游情形。十九岁的时候，波利多里拿到了他的医学学位，虽然他对行医仍然十分的不情不愿。 实际上，波利多里在写作上已经小试身手了，他为英国几家文学和政治刊物写文章，还卷入过反对死刑的抗议活动，发表了一篇《论死刑》的文章。亨利·哈尔福德爵士，一位著名的伦敦医师，对这个年轻人很感兴趣，把他引见给了拜伦。事情似乎是一拍即合。拜伦旅行中需要一位医生，他经常性的快速减肥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要了他的命。而对波利多里而言，这位大诗人隐约就是另一个父亲形象，拜伦能帮他实现对写作生涯的渴望。而且，波利多里的意大利语、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顺溜，在将来的旅行中无疑大有帮助。 当然，如果拜伦和波利多里能花些时间相互好好了解一下，那无疑会更好，但是诗人是在离开英国前两天才雇了波利多里的。显然他们俩的个性并不十分相投。波利多里一如既往地试图在某些方面影响拜伦，就像对他父亲那样，但他可怜地失败了。拜伦很快就有点不喜欢他了，戏称他是“波利娃娃”，还经常恶作剧地拿他开涮。 也许，或者说很有可能，波利多里的日记尽量不让拜伦过目，因为诗人也许已经笑话过那些文字。波利多里这样描述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时的情形： 海水溅到我们身上，显得是那么忧伤……星辰只剩下微光了，我看到了粼粼波光，星河灿烂。但是，最美的时刻是大海第一次映入眼帘的时候：四周一片静谧，只听得到船只激流勇进时低沉的声音、船员们嘶哑的喊叫呼应；到处都漆黑一片，只有令人忧郁的微光，能让心灵得到一丝抚慰，从而暂忘伤心往事——一浪跟着一浪，泛起的波纹是那么的美丽。 他们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上的岸。在那里，波利多里有点吃惊地写道：“当一进他的房间的时候，拜伦勋爵就对着女仆咆哮如雷。” 在5月2日写给妹妹弗朗西丝的信中，波利多里的口风就紧多了：“和拜伦勋爵在一起，我十分愉快。我和他平起平坐，一视同仁：目前在这里，我们俩之间有一套房间。我有自己的起居室，在里头，他有另外一间。他似乎平静如水；虽然我们碰到了一连串的麻烦，让我大为光火，但是他并没受到影响。”波利多里在描述他和大诗人之间的关系时，显得太乐观了。那时候，当他们在旅馆里眺望莱茵河的时候，拜伦坐在他前面。波利多里大着胆子问拜伦，除了写诗外，他有什么地方强过他。拜伦回答道，“首先……我能用手枪打中那边房门的锁眼。其次，我能游过那条河……还有最后，我能好——好地教训你一顿。” 拜伦喜欢游览一些著名战役的遗址。在比利时，他和波利多里去了滑铁卢，一年前就在那里，由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领导的反法同盟，拿破仑遭遇了他最后的失败。虽然四万人丧命于此，但拜伦给霍布豪斯写信时，声称这个战场“在马拉松和特洛伊战役之后，仍算不得大的”（这两个战场拜伦此前已参观过），而且他崇拜拿破仑，所以补充说，“我憎恶找理由也憎恶胜利者——还有胜利。”为了避开法国，拜伦他们绕道德国前往瑞士，最后在莫拉停了下来，那里是个战场，在15世纪的时候，瑞士人曾经通过血战击溃了勃艮第人。拜伦“光顾”了一个藏骨堂，还顺手牵羊搞走了一些人骨当纪念品。在给霍布豪斯的信中，他炫耀说，“我弄到了勃艮第人的腿和翅膀。” 不像雪莱，拜伦并不喜欢瑞士人。他把他们的国家称作是“一个坐落在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却像畜生一般该死的卑鄙自私的国家。我实在无法忍受那里的居民，更无法忍受那里的英国游客”。尽管如此，他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地方之一，期待着他的夏天的到来。拜伦和波利多里穿过侏罗山时，他们竭力想弄清楚哪里“云就是山山就是云”。当他们看到日内瓦湖——拜伦以它的法语名字“莱蒙湖”来称呼它——的时候，拜伦说，“莱蒙湖在以她那水晶般的面容欢迎我呢。” 5月2日，拜伦一行入住英格兰旅馆，雪莱一行也落脚于此。在旅馆登记时，拜伦在年龄一栏填上了“一百”，很显然是因为旅途太劳顿了。机灵的克莱尔很快认出了他的签名并送来了一张便条：“很遗憾你有这么老了，事实上，从你们慢吞吞的行程来看，我怀疑你有两百岁了。我想，你令人景仰的年纪是吃不消这种较快的旅行的……我太高兴了。”但拜伦对她不屑一顾。 在他到达后第二天，拜伦收到老朋友霍布豪斯的一封信，提醒他小心卡罗琳·兰姆的报复。她刚出了一本名为《葛兰纳冯》的畅销小说——将她和拜伦之间的事胡编乱造了一番。这本书成了伦敦最近的谈资，但是霍布豪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做只会让卡罗琳的声名更加狼藉。他补充说， 这本书不值一信，但是它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里面一封信的开头一句“我已经不再爱你了”，这句话我猜是你的——事实上，她厚颜无耻地花了一大段的篇幅来暗示，整部小说是出自B.勋爵的手笔——我不愿就此反驳它，因为害怕它通过散布流言来兜售自己——她的家人为此困窘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对他们来说，她完全是一个恣意妄为的人。 卡罗琳甚至厚着脸从拜伦的诗《海盗》中抄了两行，用作她的书的题词：“他遗臭万年，/带着一项美德和斑斑罪行。”在这一年稍后，拜伦读到了这本书，他评点了一番，“依我看，如果作者写的是事实，仅仅是事实——全部的事实——那这些浪漫事就不仅仅是更浪漫了，而是更逗人乐了。至于真实性嘛，书中的描画就令人难以恭维了。我没在它上面花太多工夫。” 拜伦手头上有另外一个女人在让他窝心。克莱尔的信，他一封都没回，但现在他们下榻同一家旅馆，想避开她是不可能的了。在拜伦抵达两天后，克莱尔看到了他和波利多里在湖上泛舟；当他们返回时，她已经把自己的援军——玛丽和雪莱，带到了码头，在那里，她把雪莱他们介绍给了拜伦。她知道雪莱对拜伦十分好奇，而幸运的是拜伦对雪莱也立刻产生了好感。他进而邀请雪莱和他共进晚餐——至于克莱尔和玛丽，他则故意没请。 波利多里设法厕身晚宴，但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他的关于那次宴会的流水账日记中，有对雪莱的描述，但是在细节上老是出错：“《麦布女王》的作者，来了；忸怩，羞怯，害肺病（误诊）；二十六岁（雪莱当时二十三岁）；和妻子分居；与葛德文的两个女儿一起（克莱尔不是葛德文的女儿），对自己的主张身体力行。”波利多里印象中似乎一直认为，克莱尔和雪莱是情人，虽然他意识到她同样是，或者曾经是，拜伦的情人。 几天后，波利多里和他自认为是“雪莱帮”的这几个人共进早餐。雪莱讲了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是关于他和哈丽雅特的婚姻的。他说当他们相遇时，他就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和她结婚仅仅是因为在他死后她能从遗产中获益。雪莱还告诉波利多里，他父亲曾经竭力想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由于他在伊顿的恩师林德医师的帮助，他才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命运。这似乎是雪莱将角色自我戏剧化。 五个年轻人，有非凡的天分但是各自也有可怕的缺陷，很快就玩到了一块儿。拜伦和雪莱，他们都是不大待见陌生人的，发现他们俩一见如故，很快就一起去划船了。他们就一些感兴趣的话题长谈——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政治，以及哲学。一段终生的友谊开始了。 拜伦也与克莱尔亲密交往，后者不愿被忽略。她给他写信说：“前天晚上我就到了这个憋闷的旅馆，你待我太不好太冷酷了，形同陌路。今晚七点半后你能直接去顶楼的房间吗，我铁定会在楼梯平台的，为你展示房间。” 他屈服了。那个夏天之后他写信给奥古斯塔说：“现在——别斥责我——但是我能怎么办呢?——一个蠢女孩——不管我说什么还是干什么——都在我马后——或者鞍前——因为在这里我只能找到她……我完全不能和一个女人扮演斯多葛的角色——她已经爬了八百英里来和我形而下了。” 不久以后，两对情侣都对旅馆不满意起来，决定到湖对面去找个地方住。6月1日，雪莱一行首先动身，迁往梅笙·查普斯，南部海滨的峡谷形成的一座水滨村落，在那里两位诗人能够泛舟。大自然之神在发威了，雷电交加，雪莱他们透过窗户观看着，觉得暴风雨来得“恢宏也更令人恐怖”。玛丽写道：“我们在看它们（雷暴），当它们从湖对面席卷而来的时候，观察云层的闪电闪现在天宇的不同地方，锯齿状的闪电刺入侏罗山的松树山顶，悬着的云层的阴影造成的黑暗，在我们上面也许太阳正快活地照耀着。这个晚上我们观赏了一场以前从未看过的出色的风暴。” 从他们有利的地点，他们能看到黑色的暴风雨，不断增强威力，从水面席卷而过。有时候，当风暴在外面吹打的时候，玛丽听到了湖的方向传来唱歌的声音。那是拜伦在与狂风搏斗，他完全不顾恶劣的天气，大胆地乘一艘小敞舟渡湖。每天晚上他都过来拜访他们，后来甚至晚到半夜，然后回位于赛雪龙的旅馆。波利多里则不愿这么渡湖，他说他们“经常这样，当风暴从环形山顶周围升起来的时候”。为拜伦的船划桨的船夫后来回忆，他一度警告诗人他们可能有沉船的危险，拜伦就脱掉衣服，打算船沉的话就游到湖岸。这个时候的拜伦，正在写作《恰尔德·哈洛尔德》的第三章，很明显它的一些章节从这次奇怪的天气得到了灵感： 天色骤变了!多么剧烈的转变! 夜、雷雨和黑暗呵!你们惊人地雄壮， 然而你们的力量又值得人爱恋， 好比一个妇人的黑眼珠闪烁光芒! 从这峰到那峰，在喧嚣的崖石上， 活的雷电跳纵着!并非出自一片云后， 却是每一座山都张大喉咙在叫嚷， 侏罗上透过那云雾的帷幕，在她四周， 答应着大声呼唤她的欢腾的阿尔卑斯山头! 现在正是夜里：这一夜最辉煌! 让我分享一些你酷烈而宏伟的欢欣， 你不是为了让我们呼呼进入睡乡! 呵，让我成为雷雨和你的一部分! 闪电下的湖像磷火之海般光明， 黄豆般的雨点跳舞似的落到地面! 啊，一会儿，天空又是一片黑沉沉， 一会儿，欢欣鼓舞的群山摇震复呐喊， 它们仿佛在庆祝着一次新地震的诞生一般。[1]译文引自《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杨熙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75页。[1] 6月10日，拜伦租了更大的狄沃达蒂别墅，“整个湖滨最美的地方，”他回忆说，那里离雪莱的新住处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在它二楼的阳台，能很好地观看湖景和天边的山色，但这座房子最吸引拜伦的，则是它与一个他非常钦佩的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关系。它曾经是狄沃达蒂家族的财产，家族中成员之一的查尔斯·狄沃达蒂，是弥尔顿的同窗以及惟一亲密的朋友。他们个性相左：狄沃达蒂无忧无虑，富于冒险，弥尔顿则书卷气，几乎与世无争。在这处别墅建造以前，弥尔顿就和狄沃达蒂在日内瓦湖畔待过一段时间。悲剧性的是，狄沃达蒂注定英年早逝。在一首挽歌中，弥尔顿写到过他，诗人说他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从童年开始就这样”。他们的友爱关系让拜伦有深深的共鸣。 然而，新的住处无法保证隐私。拜伦名声在外，关于他和雪莱一行中的某人或者更多人——他们凭自己的努力而出名——搅在一起的传闻，使当地的谣言搅拌机运转了起来。英国的旅客通过阅读刊登小道消息的《加里聂安尼报》，能及时知道国内的新闻，所以他们对拜伦、卡罗琳、奥古斯塔以及安娜贝拉几乎无所不知。那些关于他的闲言碎语对拜伦来说是一个持续的噩梦。旅馆的主人雅克·德尚，甚至向旅客出租望远镜，以便能观察狄沃达蒂别墅的进出状况。一些献媚者误把晾在阳台上的桌布当成了裙子——结果引发了这样的事，当看到拜伦时女人们就脱自己的衣服。回忆起这些事拜伦哭笑不得：“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她们把我弄得面目全非。我被人用镜子（望远镜）在湖对岸观看，也因为是通过镜子，视觉上必定有扭曲。晚上走路时我会被拦截——我被控告败坏鲁贝瑟当地所有的女孩子。我相信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人形怪物了。”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想通过望远镜瞥见一些香艳场面的人来说，“老天提供了一个多雨的难以亲近的夏天，阴雨连绵经常迫使我们整天待在家里，”玛丽回忆道。尽管——或者说由于——如此，许多人现在相信拜伦和葛德文两姐妹都睡觉了。约翰·派伊·史密斯，一个路德教派的牧师，那个夏天正好在瑞士旅行，他在8月9日写道，“在离镇上大约一英里半远的地方，我们经过拜伦居住的房子，他在那里郁闷耻辱地隐居着。包括仆人在内，他惟一的同伴是两个邪恶的女人。他看不到什么同伴；而且费里尔先生告诉我们，没有哪个体面的人会去拜访他。”诗人罗伯特·索锡也散布了一些这样的谣言，还加了一条，说拜伦和雪莱组成了一个“乱伦团体”。（拜伦为这一直没有原谅他，虽然他后来理智地指出，既然他们和当中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血缘关系，乱伦就不可能掺进他们的关系当中来。） 格伦比勋爵，另一个那年夏天在日内瓦旅游的人，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提到，拜伦被每个人“瓜分”了。拜伦在诗句中总结了名声的负面作用： 带着错误的雄心我能有何作为? 爱带来的很少，而名声带来的最少! 然而它们不期而至，伴我成长， 对我所有能做的只是一个——名号! 因为狄沃达蒂别墅比雪莱他们住的地方要大，它成了五个年轻人最喜欢聚会的地方。克莱尔，她仍然没有将她怀孕的事告诉任何人，想把她和拜伦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可靠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别的话，就是说服他承认她是他的情妇。她知道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继续追击他。 拜伦则明显利用波利多里作陪伴，让克莱尔不容易有机会抓住他一个人的时候。波利多里，同时也爱上了玛丽，试图以其文学和科学上的学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拜伦注意到了这个，他曾经提示波利多里不妨拿自己开涮。一天刚刚午后，他俩站在狄沃达蒂别墅二楼的阳台上时，看见玛丽从山那边朝山庄走来。雨水使地面泥泞不堪，她遇到了一点小麻烦。拜伦告诉波利多里：“现在你想英雄救美的话就应该从这么小的高度跳下去，伸出你的胳膊。”波利多里闻言马上顺着阳台的栏杆滑了下去，但是当他落到地面上时，狼狈地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拜伦忍不住大笑起来，尽管他帮忙把波利多里弄进了屋，给他的脚拿来了一个枕头。后来结果表明这是一次严重的受伤，波利多里余生一直跛着足。 波利多里逮到了报复的机会。当大家出去划船的时候，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波利多里的船桨碰到了拜伦的膝盖。这一碰撞够狠的，以致拜伦别过头去掩藏疼痛。拜伦的朋友和传记作家托马斯·穆尔写道： 过了片刻他（拜伦勋爵）说，“行行好，波利多里，下一次，小心点，你伤得我很厉害。”——“我很高兴如此，”另一个回答道，“我很高兴看到你吃点苦头。”以一种沉下来压低的声调，拜伦勋爵回应道，“我要给你一个忠告，波利多里，当你，下一次，弄伤了任何人，不要显出你的得意。人们不喜欢被人告知那些把他们弄痛的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而且他们也不会总能控制他们的怒气。我是费了些劲才忍着不把你丢进水里的；而且，要不是雪莱夫人他们在场，我可能会鲁莽之下干这事的。”这话说的时候并没有带着恶气，乌云很快就散开了。 拜伦许多最好的诗作是在很晚写出来的——拂晓时他才睡去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起床——其他四个人根据他的作息来调整。对雪莱和玛丽来说，他们有了上午的时间去学习和阅读以及划船。玛丽高兴能一个人拥有雪莱：他们雇了一个二十一岁大的瑞士女人叫埃莉斯的帮他们带威廉，而克莱尔还在为拼命追求拜伦而心烦意乱。 然而在争夺雪莱的注意力上，玛丽有了一个新的对手。一切奇异和古怪的事情都会吸引拜伦，雪莱也变成那样了。当拜伦从床上起来后，他经常和雪莱一起用他们买的船泛舟。 拜伦受到雪莱的观念的强烈激励，这在他那个夏天完成的诗作的倾泻中显露了出来——他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第三章，写了《锡雍的囚徒》，开始了《曼弗雷德》的写作。他们的友谊对雪莱的诗歌却少有促进；拜伦甚至对这个年轻人有抑制作用，雪莱后来说，“我对赶上拜伦感到绝望，但是也没有其他任何人值得与之竞争。” 玛丽对拜伦漂亮的脸庞并非没有感觉。她后来写到他，“美貌在他脸上，力量从他眼里传出来。”他和雪莱截然不同：一个纯净，另一个隐秘；年轻点的脆弱而神经质，年长点的精力充沛而好动。雪莱的嗓音高扬，而拜伦的低沉而生动。但是，对玛丽来说，拜伦真正的吸引力在于他的智识。他钦佩她观点的任何地方都让她高兴。 这两个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也不同。雪莱希望爱人同时也是精神伴侣，而拜伦对女人比较轻视，除了他姐姐外，对她们他都不当回事。这种态度也波及到克莱尔，她只是他的一个性对象。 风暴让五个人待在了屋内，他们相互大声朗读或者只是谈话到深夜。玛丽向托马斯·穆尔描述了这些多雨的晚上：“我们常通宵谈话直到第二天天亮。总是有各种话题，或庄重或轻松，我们总是兴趣盎然。”拜伦经常挑选话题并对雪莱指点一二，说明他并不太注意倾听别人的观点。当拜伦和雪莱讨论艺术、文学、科学、政治以及哲学问题时，玛丽则安静地听着。这两个人在关于人的观点上也根本不同。拜伦认为人生而就有天性，人类只能选择如何对待、抗争或接受他们的处境。雪莱却觉得人是可塑的——他们能成功做到完善自己与征服一切。 一天晚上，话题转到了玛丽所说的“生命原理的本质”问题上来。当时，生机论[1]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一种科学思想流派。与机械论和机体论相反，它试图根据有生命的机体所独有的、不同于生物之外的各种力的一种生命力来解释生命的本质。[1]在浪漫主义时代颇为流行，它认为“生命冲动”，或者说生命力，将生物与非生物区分开了。而一些人认为“生命冲动”和电力之间有一种联系。拜伦、雪莱以及波利多里都听说过卢基·伽伐尼，一个意大利科学家，1786年他展示他能够在雷电暴雨的时候，通过用剪刀触碰死青蛙让其肌肉产生收缩。在这个过程中，他猜测缔造生命的“生物电”存在。伽伐尼的侄子，乔万尼·阿迪尼将工作推进了一步。1803年，阿迪尼用一个广口瓶在人的尸体上做试验。他声称通过引入电流，能让尸体坐起来，抬起他的胳膊，握紧拳头，而且能吸放在嘴边的雪茄烟。这个死尸能回生的故事在欧洲传开了。 安静坐在一旁的玛丽，有时把拜伦的诗稿誊清以送到出版商那里（拜伦痛恨这种乏味的工作，玛丽和克莱尔都帮他干过），把听到的一切都消化吸收了。她对现代科学并非完全无知，虽然她父亲对她的教育里并没有这一部分。还是女孩的时候，在父亲房间里她就听过汉弗莱·戴维谈论他的光、热以及气体试验，虽然葛德文对科学——实际是指戴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一个人将自己的巨大才华降格用在化学上真是可怜。”但是和拜伦这么个科学狂热者朝夕相处，还是拓宽了玛丽的知识。 那个夏天玛丽开始了长达一生的阅读。就在1815年至1816年夏天，她阅读的作家包括歌德、席勒、卡尔德龙、但丁、塔索、阿里奥斯托、阿尔费埃里、莎士比亚、弥尔顿、柯尔律治、马修·“修士”·刘易斯，以及拜伦和雪莱。许多小说，大部分都带有流行的哥特因素，也在她的阅读之列——实际上它们也被成员里其他人所阅读。浪漫主义作家和思想家并不鄙视哥特类型，而宁愿把它包含进来作为颠覆的一部分，以对抗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他们认为，哥特作者正在接近一种深刻的原初的感觉。 6月16日，天气更加张牙舞爪了，五个人挤在了狄沃达蒂别墅的壁炉旁，拜伦挑选了一本译成法文的德国鬼故事（以其对读者心脏的作用而被称作“心悸”故事）。书名叫《幻化，或幽灵显现的故事》，单词“幻化”表示的是一种通过视幻觉来让鬼魂或其他现象出现的戏剧性技巧。这种奇观1798年就被弄出来了，当时比利时人埃廷纳·盖斯帕德·罗伯茨展示如何用提灯和透明的幻灯片来投影。在这次演示中那些目睹了抽象的头颅、骨骼以及鬼影子的观众，惊喜交加。事实上，1814年12月28日，玛丽和雪莱在伦敦参加过一次这样的奇观展示，在同样的表演场所，他们还听了安德鲁·克罗斯关于电学的讲座。当拜伦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时，玛丽必定回想起了当时的情形，因为她喜欢提到的那些字眼，十八个月前在日记里她就记上了“幻觉效应”这个词。 拜伦现在所读的书中的故事和罗伯茨的展示如出一辙。一位青年公爵来到一个已死女孩的父亲的城堡；他谈到他最近在巴黎看到过她。女孩父亲于是掘开坟墓，想知道她是否“重生”了。尸体仍在那里，但是在女孩死后一年，它仍没腐烂。故事的高潮是，在自己妹妹的婚礼上，死去女孩又出现了，而且以新郎爱人的身份取代了妹妹的位置。玛丽很容易拿它来与自己和克莱尔之间作比较，后者此前和她抢过雪莱，现在又回来插一腿子。但是在玛丽花更多时间考虑这种相似前，拜伦开始了另一个故事，他肯定知道这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地折射了玛丽和雪莱现在的处境。故事名为“幽灵”，讲一个女孩公然反抗自己的父亲，嫁给了一个他父亲反对的人；后来她的孩子死了，她也被丈夫抛弃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是雷声隆隆风声唳唳，平添了一股悲声。 几年后回忆起那个宿命的夜晚，玛丽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那个故事的极大影响。相反，她说他们“都很兴奋有一种想模仿的好玩想法”。拜伦，对他们的反应很高兴，建议他们每个人写一个鬼故事。对玛丽，出于某种原因，他给予额外的鼓励。“你和我的，”他告诉她“将会一同出版。”拜伦并没有将自己和女人等而视之的习惯，从写作能力的标准来看当然更不会，所以他这样说，当然仅仅是为了刺激克莱尔或波利多里，后者明显想出版些什么好比得上拜伦。但是拜伦话一出口，就驷马难追了。（玛丽自己则忽略了在这场竞赛中克莱尔的角色，后来她写道，参与竞赛的“有我们四个人”。） 拜伦只言片语的鼓励对玛丽来说已经足够。她写道，“我‘凝思故事’——聚精会神地要想出足以跟刺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那些作品相匹敌的故事来。我要想出诉说人的本性所具有的神秘不安，会唤醒人的不寒而栗的恐怖的故事。”但是那些有创造力的人都知道，命题作文难作。让玛丽感到挫折的是，她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努力想取悦拜伦的波利多里，同样也为之努力着。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写道，“除了我之外大家的鬼故事都开始写了。”拜伦，当然没什么困难，因为他永远都有一个主题：他自己。他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贵族，奥古斯都·达维尔，在土耳其旅行。故事的叙事者，也就是他的同伴，意识到达维尔被某个神秘的秘密控制住了。达维尔甚至让叙事者答应在他死后埋掉他，而且不要告诉任何人地点。但是在写了八页稿纸后，拜伦就对这事感到厌烦了不写了。比起散文来，他在韵文诗句中更感到自在。（就连他的信札里都是一条条以破折号分开的句子，好像他在写诗句。） 对雪莱而言，他写了一个后来被玛丽称作是“建立在他早年生活经验基础上的”故事，但是像拜伦一样，他很快就放弃了。一向忠诚的玛丽解释说，雪莱“更擅长用辉煌想像的光辉，用使语言美轮美奂的极富旋律的诗句来表现理想和情感，而不是设计一个故事的结构”。很明显，他已经没了十几岁写作两部哥特小说时的那种才能。 波利多里，因为脚踝的伤而卧床不起，但是后来还是因为一些事起来了。十五年后，玛丽回忆起波利多里的故事，言语间谈不上喜欢： 可怜的波利多里，他的某些可怕的想法是关于一个骷髅头女人的，她因为通过钥匙孔窥视而受到了惩罚——看到了什么我忘了——当然是骇人听闻的不该看到的事；但是当她景况不济，甚至比大名鼎鼎的考文垂的汤姆（“窥视的汤姆”，他因为偷看戈黛娃夫人有名的裸身骑马而瞎眼了[1]传说戈黛娃是麦西亚的伯爵利奥弗里克的妻子，她丈夫由于她无休止地请求减免科芬特里的重税而被激怒，宣称只要她裸体骑马通过闹市，就准其所请。她照办了，利奥弗里克只好免去该城除马税外的所有税捐。戈黛娃要求全城百姓在她骑马穿过市镇时全部留在屋内，结果一个名叫汤姆的市民从窗口往外窥望了，他的双眼立刻瞎了。[1]）还糟时，他不知道如何安排她了，被迫把她分派到凯普莱特家族的坟墓中，那是她惟一适合待的地方。 也许是因为玛丽对这个故事不怎么喜欢，波利多里后来放弃了。但是另外一个故事恰巧进入了他脑海，不同于她描述的那个，他由此创造了一个恐怖形象，是惟一能和她创造的相媲美的。 那个夏天在拜伦的别墅里，吸血鬼是五人小圈子里讨论的话题之一。拜伦未完成的鬼故事的主角隐藏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他实际上是令人恐惧的不死生物中的一员，他们在许多神秘的文化里都出现过的。通过吸食别人的血而延长生命甚至达到长生，这种观念古已有之——当然它正好吻合那个夏天讨论的一个终极问题：什么是能够用以区分生物非生物的“生命冲动”的源泉?浪漫主义作家——包括拜伦，他曾在自己的诗作《异教徒》中提到过吸血鬼——发现吸血鬼这种以他人活血为生的形象是一个迷人的隐喻。这种隐喻有时就是粗鲁的自我中心的诗人自身。当雪莱为玛丽而遗弃自己怀孕的妻子时，哈丽雅特给自己一个朋友写信说，“简单说，我曾经爱过的那个男人死了。他是一个吸血鬼。”她不是惟一一个这样认为雪莱，或者拜伦的。 雨还是下个不停，大伙晚上再次聚到拜伦的别墅里。雪莱酷爱喝茶，拜伦就一直到半夜还供应茶点。大约在6月17日至18日半夜，这群人再一次开始讲鬼故事。这一次拜伦给大家看一首他离开英国前收到的诗。诗名为《克丽斯特贝尔》，是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创作的，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批评家》中拜伦曾嘲笑过他。但是这位老诗人心无芥蒂，现在想拜伦帮他出版一本他的诗集。玛丽当然对柯尔律治十分熟识；她一辈子都记得，她和克莱尔躲在沙发后偷听他为她父亲和他那帮朋友念《古舟子咏》时那种兴奋。就在最近，拜伦也一样受到了吸引，因为柯尔律治为他朗读了他的一首新诗，《忽必烈汗》，那是他在鸦片作用下写成的。一向苛刻的拜伦也为柯尔律治华丽的表达和语词所征服了，非常乐意帮助他，把他的《忽必烈汗》和《克丽斯特贝尔》送到了他的出版商约翰·默里那里。 《克丽斯特贝尔》非常符合别墅里这伙人现在正在阅读的内容。它讲一个女吸血鬼，杰拉尔丁，她从一位纯洁少女克丽斯特贝尔那里吸取力量。其中一节讲杰拉尔丁脱掉衣服，向克丽斯特贝尔露出她的原形： 然后大大吸一口气， 像一个战栗的人一样，她解开 胸部之下的缠带； 她丝织的长袍，还有里面的内衣， 滑落她的脚下，映入眼帘， 看!她的乳房和她那侧面—— 如梦如幻的景象，难以言说! 哦护住她!护住甜美的克丽斯特贝尔。 在那一刻拜伦戏剧性地停顿了下来。沉寂被一声尖叫打破了；雪莱站了起来，手抱着头，尖叫着冲出了房间。波利多里和拜伦去追他，医生往雪莱脸上浇水让他冷静下来，给他嗅了一些乙醚。波利多里描述了这次事件： ……他的爵爷已经朗读了《克丽斯特贝尔》的开头……故事对雪莱先生的头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致他突然站起来冲出了房间。医生和拜伦勋爵跟了出去，发现他靠在壁炉台上，脸上冷汗直淌……当问起他恐惧的原因，他们发现他疯狂的想像力已经使他似乎目睹了一个女人的乳房……他不得不离开房间以破坏掉这种印象。 雪莱一直表现出对女性乳房的着迷，他对它们有一种明显很复杂的感觉。（他想替哈丽雅特的孩子哺乳的古怪想法只是其中例证之一。）在他歇斯底里症发作前他就一直盯着玛丽看。他在想是她的乳房有眼睛吗，如果是这样，当它们看着他时它们感到了什么秘密?不管怎样，拜伦被雪莱的行为惊住了，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雪莱并不缺少勇气。 玛丽也许拿这次事件当做她创作的一个刺激，但是她仍然没有灵感。每天早晨当她下楼用早点的时候，其他人都问她，“你想出故事来了吗?”她回忆道，“每天早上我都不得不羞愧地作出否定的回答。”她非常想干出一些了不起的事，好和她敬佩的那些人比一比。就某些方面看，那个夏天是令人愉快的，但是还是有些拖后腿的事情，让她分心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虽然她才不过十九岁，但是她已经经历一个孩子的夭折，而现在在照顾着另一个婴儿。她还是一个那样年龄的未婚妈妈，和今天比，在当时是丢脸得多的事。她孩子的父亲比她预料的要捉摸不定，现在一直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虽然他还不到二十四岁。克莱尔的存在也不断提醒她雪莱随时都可能决定与另外一个女人亲近。抛开那些从哲学上的原因将婚姻视为奴役和卖淫的观点不论，玛丽是渴望爱情的专一的。这个还没有伤及她的自信心；她感到自责，因为她向那些没办法给予的人——葛德文和雪莱——寻求无条件的爱。最终，她敬爱的父亲不和她说话了，即便玛丽给他奉上一个取名为威廉的孙子。她不得不做出更多以赢回他的感情。 作家常会被人问起一个问题，“你从哪儿来的这个想法?”十五年后，玛丽仍然清楚地记得《弗兰肯斯坦》的想法是怎么来的。6月22日，拜伦和雪莱打算一起环湖远足。虽然玛丽不介意跟在后面，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暗示，男人们更愿意相互讨论一些知识问题，而不是跟她。那天晚上，那可能是差不多一周中的最后一次，大家聚到狄沃达蒂别墅，但不是讲鬼故事，而是拜伦和雪莱重新开始谈论一些大事——“不同的哲学学说”——与此同时玛丽，一个哲学家的女儿，仍旧保持“入迷但不发一言的倾听者”的样子。 根据玛丽的记载，那天晚上谈论的话题之一是“生命原则的本质，以及它是否有曾经被发现和沟通的可能”。特别引起他们兴趣的，是据说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所做的一个试验。达尔文，有人说就是在狄沃达蒂别墅讨论的时候，“在一个玻璃容器里保存了一份细面条，直到它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自行发生移动”。至于是什么促使达尔文试着要在一个玻璃器皿里保存意大利面食，或者让面条移动的“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又是什么，那就不清楚了。玛丽后来写到那个夜晚时，她似乎很清楚可能的质疑，因为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没有提到医生真正干了什么，或者干了什么，但是，更多出于我的目的，所提到的就是他所干的。”倾听着谈话，玛丽有时陷入沉思和幻想中不能自拔。“也许，”她想着回忆道，“一具尸体能够重生。”电疗法已经暗示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后来她把思索带到了另一个层次，那里艺术萌发了。“也许，”她若有所思地说，“生命的构成部分可以人工制造，拼在一起，并被赋予生命的温暖。” 狄沃达蒂别墅里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甚至神奇的时间都已经流逝了，直到我们累了去休息，”玛丽写道。但是此后，她并没有睡觉。“我的想像，自发地，控制着我引导着我，使我脑海里产生一系列的景象，其鲜明之处远远超过通常幻想的程度。”虽然房间里漆黑一片，她还是紧紧地闭着眼睛。但那并不能关闭她“精神上的视像”，她看到一个男人的形象，一个“脸色苍白的从事渎神艺术的学生”，他的名字她还不知道，“跪在他放在一起的一堆东西后面，我看到一个丑恶的人的幻影大踏步走了出来，然后，开动某个强大的发动机，显现出生命的迹象，它的动作不利索，只有一半生命一样。”它活了。 在玛丽的视像中，制造了这个创造物的“艺术家”显然被“自己可憎的手艺”吓住了。他逃开了，希望他开启的过程能够自行终止，“他传达的生命的微弱火花能够熄灭……坟墓的死寂能够因为可怕的尸体的短暂存在而结束。”和玛丽一样，怪物的创造者最后逃回床上。和玛丽又不一样，他在睡眠中找到了避难所，“但是他没睡着；眼睛还睁着；一个可怕的东西站在他床边，眼皮张开，用一双黄色的、水汪汪的但是带着试探的眼睛看着他。” 当这个想法让自己震惊时，玛丽睁开了自己的眼睛，恐惧中的她却半怀希望能发现站在自己旁边的丑怪创造物。她环顾她睡觉的那间黑漆漆的房间，力图让什么东西尽快成真。“我想把自己幻想中的可怕形象兑换成周围现实，”她十五年后回忆道，“它们仍然历历在目；那间房间，漆黑的正厅，关着的百叶窗，月光穿进来，我看到了远方如镜的湖面和白色的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但是那个“丑恶的幻影”不会从脑海里溜掉。她努力想起一些别的事……“我的烦人的倒霉的鬼故事!哦!要是我能想出一个像那天晚上吓倒我一样吓倒我的读者的故事的话。” 后来她意识到这事发生了：“我已经找到它了!”她对着黑暗大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