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外阴”这个词，就像一些孩子说“屁股”、“蛋蛋”或是“呕吐”那样。虽说算不上粗口，但我知道，它有一种无形的尖角，能令大人们呆若木鸡。对所有家庭而言，“外阴”是那些具有双重含义词语中的一个：既可以描述人体生理构造的某个部分，或某种基本的身体反应（比如呕吐），也用来表达飘摇的心绪与眷眷的情思。 在我家，却独独不然。 记得一日午后，我在罗莉•麦肯纳家玩耍，她母亲正招待一个来自蒙彼利埃 的朋友。那是一个罕见的佛蒙特州夏日，天色蔚蓝得近乎虹霓般夺目。那种蓝色往往在一月份才得一见，那时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邻家柴火炉中的青烟仿佛在冒出烟囱的刹那冻结。但这样的天色在六七月间却绝少出现。 同她一样，麦肯纳夫人的这位朋友也在州教育部门工作，她们在麦肯纳家砖砌露台上，围坐在铁艺小桌旁，啜饮加薄荷的冰茶（薄荷来自我母亲的花园）。即使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个露台也优雅得不合时宜。我走上前去，津津有味地描绘辛西娅•沙博诺的分娩经过： “沙博诺夫人的宝宝约四公斤重，但我妈妈按摩阴道以使肌肉松弛，这样会阴就不会撕裂。如果宝宝重量有四公斤左右，大多数人都要做会阴侧切手术——就是把一个女人从阴道到肛门的那段会阴剪开——但沙博诺夫人却没做，她的外阴好好的，胎盘也紧接着诺曼（他们这么叫那个新生宝宝）大约两分钟之后就排了出来。我妈妈说，那个胎盘也好大，现在被埋在他家前院，沙博诺先生种的那棵枫树下面。我爸爸说，希望他家的狗不要把胎盘挖出来，但它确实可能会——我说的是狗。” 我大约9岁，那时麦肯纳一家在佛蒙特州只住了一年多一点。他们在我8岁生日当天，从纽约城郊的威斯特彻斯特 搬到我们镇上。当搬运货车缓慢驶上门前的小丘，我告诉父亲，希望那辆车可以左转驶进我家的车道，卸下我的礼物。 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还不如期盼月亮从天而坠，掉在我们的屋顶上呢。 我从未去过威斯特彻斯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麦肯纳一家来自一个比瑞灵顿讲究得多的地方，那个露台便是不言自明的铁证。他们比我们佛蒙特州人要冷淡和拘谨，与我父母那些朋友相比尤其如此，那些人喜欢和解放通讯社 的社员厮混，并将爱珠 视为深刻的政治理念。我喜欢麦肯纳一家，不过，当罗莉将我介绍给她母亲时，我曾有些许疑虑。若在佛蒙特州最大的城市伯灵顿，他们没准活得不错，但在瑞灵顿这样的小村庄里，我想她家或许呆不长。但我错了，麦肯纳一家过得挺好，尤其是罗莉。 镇里那些父母禁止他们的女儿去我家玩。一些人仅仅是害怕母亲一时找不到保姆，将他们的女儿抓来充数；另一些人则相信，那些被母亲称为干预药物的奇怪草药和酊剂里，混合了大麻、大麻麻醉剂和致幻的蘑菇。而麦肯纳一家却似乎毫不在意我母亲是个接生妇。 对九岁的我而言，告诉麦肯纳夫人和她朋友，诺曼•沙博诺如何从他母亲的产道中出生，与向父母汇报学校功课、恳求十二月里从桑迪•德莫瑞斯家后面的小山滑下一样稀松平常。 等到十四岁那年，母亲被告上法庭。我开始厌倦拿关于自然生产的丰富知识，或者那些在家接生的惊险故事来吓唬大人。另外，我也开始明白，十四岁少女言谈中“外阴”这类的字眼，要比从小女孩的口中说出更不讨人喜欢。 此外，十四岁的身体，早已开始了从孩童到少年的转变：五六年级间的那个夏天，我开始穿少女文胸；成为县法院常客的近一年前，我开始来月经。而一想到，一个四公斤的东西会从我两腿间的小小孔洞中出来，我就感到一阵恶心。 “我就是想不通，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从那么小的东西中通过！”我固执己见。父亲有时会摇摇头，评论道：“糟糕的设计，不是么？” 如果母亲在场，她会一成不变地反驳：“才不是！那是一个神奇而美好的设计，完美无缺。” 身为接生妇，我想母亲只好这样认定，而我却不然。如今已三十岁的我，依旧无法理解，无论它是爬行、蠕动还是猛冲，那么大的婴儿怎能通过如此细狭的管道？ 尽管母亲从未给我任何一位朋友接生，但从我八岁起，无论白天黑夜，如果父亲不在家，那个固定的保姆又在匆忙间无法赶到，就由我陪她接生。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母亲怎么办，但想来，她总能找到一个人应急。 我能记起的第一场接生，发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雨之夜。大概是初夏的光景，六月份的第一或是第二个星期，那时我正上二年级，学期已近尾声。那天，我第一次听见母亲喃喃说出“头出来了”这句话。之后，经过想象力的加工，便成了一个婴儿头戴生日帽，从产道被挤出的情景。 母亲认为，婴儿更有可能在乌云密布的天气里降生，因为那时的气压比晴天低。那天黄昏，母亲和我在门廊上吃晚饭。她望着天边聚涌的乌云，对我说，洗过碗碟之后，或许该问问谁晚上能有空帮忙接生。那晚，父亲身在纽约州那侧的尚普兰湖 畔，在那里，他为一所学校设计的数学科技馆将于第二天破土动工。那时，离父亲创办自己的公司还有三年之久，所以那座建在半山腰的建筑并不是他的个人项目。不过，多亏了父亲，它才没被建成北美防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模样。 艾米丽•乔伊•派因（或者叫她E.J）是我目睹分娩的婴儿中的第一个。她的出生被称为“顺产”，但在当时还有一个月才满八岁的我看来，可绝非如此。那天，大约晚上十点，大卫•派因给我家打电话。母亲还醒着，并很快接了电话，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依旧毫无察觉地酣睡。所以对我来说，母亲吻我额头、将我唤醒时，艾米丽的出生才算真正开始。我记得床边的窗帘伴随徐徐微风，在母亲和我之间扬起，那时天色已变，雨却尚未落下。 我们到达的时候，洛丽•派因正坐在床边，肩膀上松松地披着一条轻薄的棉线毯。床上其他的东西，比如毯子、床罩和床单之类，都已经移开，在地板上堆积成一座小山。床头有几个圆滚滚的枕头，看起来像是旧沙发的靠垫。床垫上铺着一张床单，上面印着许多梦幻感的向日葵，满眼泪滴状的花瓣和散发光和热的太阳，如果用在又大又丑的浴帘上，这样的图案或许更合适。 我听说，这张床单被装进一只牛皮纸购物袋，在派因夫妇的炉子上加热了一个多小时，所以说，它虽然品位奇差，却绝对洁净无菌。 母亲那时的学徒已经等在那里，希瑟•里德大约二十四五岁，曾协助母亲接生过将近四十个婴儿。我们走进卧室那会儿，她正镇静地引导洛丽，冥想婴儿在她子宫中的图景。 母亲对卫生的注重近乎病态，打过招呼之后，她径自走进派因家的卫生间，她要花费整整十分钟搓洗双手和清洁手臂，才会将手掌轻放在产妇的肚子上，或是戴上一双薄胶皮手套，检视产妇的宫颈。 母亲从洗手间出来后，便告诉洛丽向后躺下，以便查看她的状况。派因夫妇的两个小儿子已经被送往他们叔叔家，他们的姨妈——洛丽的妹妹——守在床边，正隔着毯子按摩洛丽的肩膀。大卫刚从厨房回来，他一直在制作一种含有葳严仙 的草药茶，据母亲说可以促进生产。 洛丽躺到床上，那张棉线毯脱落，我瞧见了毯下赤裸的身体。我当然知道，她睡觉时不会穿着我那种睡裤，但我猜想，她会穿母亲那种睡袍，或是夏夜里我和母亲都会穿的那种肥大T恤。 然而，她什么都没穿，庞大的身躯一丝不挂。 在我眼里，洛丽•派因一直都是个大块头女人。和多数母亲相比，她要高出我更多，当我俩站在瑞灵顿百货商店服务台前，或是挤着进出教堂的门厅时，她就像铁塔一般，向我压过来。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小我两岁，一个小我四岁，所以在学校，我和她并无交集。然而，我却总发现她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这在当时令我恐惧，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她会将整个逃生通道堵塞。因为在我看来，她本人就是一个丰满的、扩张的人体平底塞。 如今想来，果真发生险情的话，洛丽的身形说不定能助我平安——她会将我轻而易举地抛向安全出口，就像清晨我将猫咪们扔出房子那样。 不过那个时节，洛丽的裸体最引我注目的是她的肚子，那景象使我惊诧万分并挥之不去。那肚子仿佛一只肉质的梨子，长在她大腿之上，高高突起，与那弯曲的膝盖持平。肚皮中间的结块，则令我想起煮熟的鸡胸肉或火鸡肉上的瘤块。我当时并不知道，孕妇的肚子是个硬实的东西。所以当她向后仰倒时，我以为肚子会像蛋黄酱那样，变平或是滑到一边。但它没有，它依旧如一座小山般屹立在床上。我的万分惊奇和目不转睛，引得洛丽将脸转向我这一旁，喘息着吐出一个词，我现在想来，应该是“安全套”吧。 我从未弄明白，她说这个词，是给我的一条值得牢记的忠告呢（完整的版本是：让你男人戴上安全套，不然后果就会像我这样，要努力试图把一条腌黄瓜吸出一根吸管），还是一条关于具体避孕措施的控诉（这都是一只安全套的错，比它好的避孕方式多得去了，我要是早点儿意识到，付诸实行该有多好）？ 不管洛丽•派因究竟说没说“安全套”这个词，或许她只是见我站在那里，便叫了我的名字——康斯坦斯（不过小时候，我更喜欢被叫成康妮），对此我无从查证，但我愿意去相信，她说的就是“安全套”。长大之后，有那么多曾经的笃信碎裂成尘，我倒希望，这一个可以完好无缺地存留。 不管怎样，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才意识到，靠墙而立的我竟也在那个房间里。 “你介意她留下来么，洛丽？”母亲一边问，一边朝我的方向微微颔首，“和我说实话。” 洛丽的丈夫一面轻抚妻子的手，一面补充道：“她可以去孩子他叔叔家，我想希瑟很愿意开车载她过去。” 不过，洛丽•派因的心怀和她的身形一样宽广，她说根本不介意我呆在那儿：“不就是多一双眼睛么，西比尔？”她对母亲说。紧接着是又一次的宫缩，她五官扭曲，仿佛被人抽了耳光那样，头向我这边猛然一偏。 于是我就留了下来，目睹了洛丽的分娩和E.J的诞生。母亲和我抵达时大概晚上10点半，分娩从那时持续至第二天早上，大部分时间我都醒着。只是在雷雨云向东，经过尚普兰河谷和绿山山脉 ，飘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当口，我在地板上那些被褥间小睡了一会儿。 但这个小憩很短暂，早上5点45分时我醒来，母亲正告诉洛丽开始用力。7点35分，E.J最终达到耻骨，母亲用手指抵住胎头，保护产妇的会阴，以防撕裂。 E.J在7点37分出生（听起来像是飞机的型号）。分娩历时九个半小时左右，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说是不费吹灰之力。我之所以会去小睡，不仅是因为我累得睁不开眼，同样因为，我再也不忍看到洛丽的痛苦，所以干脆选择紧闭双眼。 屋内昏暗不明，只亮着一对红色灯泡扮成的圣诞蜡烛。那是母亲和我到达后，大卫从阁楼里翻出来的。洛丽坚持分娩时要开着窗户，而风是那么大，真正的蜡烛无法点燃，于是大卫只好牺牲真实感以确保安全。 当洛丽看到，大卫手中拿的是塑料烛台而非蜡质火烛，便充满了怨恨。然而一阵宫缩紧随其后，她双手抓住母亲的手臂，从咬紧的牙关吐出声声尖叫——听起来，就像键钮破损却试图调挡的小小引擎。 “呼吸，洛丽。呼吸，”母亲温和地提示，“缓慢地深呼吸。”不过，从洛丽茫然空洞的目光来看，就算母亲告诉她疾行至户外，吊起车库那扇新门，她也不会有反应。在那之后，洛丽再也没计较过蜡烛的事儿。 在那之前，我从没真正见识过成年人的哭泣。我倒见过孩子们的哭嚎，有时则确实出于痛苦，就像吉米•库奇诺摔断锁骨那次。那会儿我们一年级，吉米就像腹痛难忍的婴儿，用六岁男孩的肺活量竭力哀号，他哭啊哭啊，直到被一名老师从操场带到医院方才作罢。所以对我而言，看到成年人啜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母亲对洛丽非常好：不停地朝她微笑，不停地向她保证。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母亲不给她成人剂量的儿童阿司匹林呢？橘子口味的那种，当我身体不适时就吃它，那东西堪比神丹妙药。 反之，母亲建议洛丽在屋内绕圈（尤其是在我们刚到那会儿），母亲让她在两个儿子的房间走动，建议洛丽洗个热水澡，让洛丽的妹妹帮她轻轻捶背和按摩肩部。她一度让洛丽和大卫看一本影集，里面尽是他们儿子降生时的快照，而照片的背景恰恰就是那个房间…… 洛丽的痛楚，虽然没令我精神受创，变成恐怖的梦魇，但一些声音和图景却实在令我难忘。 母亲向洛丽低语关于见红的种种，我则瞥见床单上、旧抹布上的血迹；洛丽的喘息声、她丈夫和妹妹在她身后喘息的样子——仿佛一组上气不接下气的三重奏；洛丽的手背挥向床头板，指节就那样猛击过去，手腕好似被痛苦引动的发条，骨骼和樱桃木碰撞的那种声音，在我听来像是鸟儿撞上护墙板；洛丽说自己“力不从心”、“这次不行”、“事情不对劲”、“从没这样疼过”，声音里透露着惊恐万状，而母亲则平静地提醒她，她已经分娩过两次了。 等到分娩的最后，洛丽从床上爬起来，在母亲和希瑟的帮持下去浴室。她的胳膊耷拉在两人的肩上，正像电影里，伤兵被医护人员、战友或同胞从战壕里扶出的那种场景。母亲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不时检视洛丽产道，她饱含温柔和欣喜，快速地低语：“天哪，你表现得很好……不，是棒极了，早饭之前你的宝宝就会生下来。”而她的预言果然成真。 5点45分洛丽开始用力分娩的时候，尽管天空布满云朵，带雨的乌云却早已向东飘远，天色渐渐明亮。没有人在意那对仍然亮着的塑料圣诞蜡烛，所以我起身将它们熄灭。即使在1975年，即使当时尚不满八岁，我已经是个环保主义者，我关注可再生资源和国产护发素，还有那些没必要点亮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