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和弟子们在林荫道上散步。走到一颗树下，亚里士多德若有所思地发了一声感叹：“无书可读啊！”弟子们便问道：“难道图书馆里的书您都读完了？”亚里士多德回答说，早在自己收门徒之前，图书馆里的书就已经全部读完了，连可以搜集到的外国书籍也都已经倒背如流。在发了一通感叹之后，这位“古代最博学的人”决定，一边做老师，一边动手写书。正因如此，后来的西方学者们才有幸读到了《物理学》、《诗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工具论》等这些光辉著作，从中得到教益。 同一时期的中国汉代儒生，也是如此。虽然经历过黄帝、炎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中国文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古籍也很多。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儒生们手头上却只有寥寥几种种树、占卜的书，以及有关秦人对秦王朝歌功颂德的碑文。于是，他们也只能自己写书，供后人阅读。 直到 500 多年前，人类“无书可读”的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文艺复兴时代，伟大的实践科学家、画家达·芬奇就抱怨无书可读。他重复着前人的老路，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写下了许多科学论著。 然而，进入 20 世纪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量的知识突然决堤一般向人们袭来，成为工业时代之后最宏伟的人文景观。据美国权威部门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天发表的论文达 1.5 万篇，全球印刷信息的生产量每 5 年就可以翻一番。《纽约时报》一周刊登的信息量，相当于 17 世纪一个专业学者穷极一生所能接触到的信息量的总和。美国学者曾经计算过，当今全球学科总数至少有 6000 多门，能够在大学里开设的学科却不到一半。在教育相对滞后的中国，大学教育的一级学科和专业有 88 个，二级学科和专业 654 种，仅仅是全球学科总数的 1/10 。据英国学者詹姆斯·马丁统计， 19 世纪，人类知识的倍增周期为 50 年； 20 世纪前半叶，缩短为 10 年； 70 年代，再次缩短为 5 年； 80 年代之后，几乎每 3 年人类知识的总量就翻一番。最近 20 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总量，已经超过自人类产生以来 100 万年生产的信息总和。 几乎在一夜之间，人类面临的就不再是如何拥有更多知识的问题，而是如何消化和利用海量知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