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到今天，表现性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几乎所有小说家都会在作品中涉及到性爱，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韩寒的小说也不例外。不过他的做法和一般的性爱小说家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在性话语的使用方面，韩寒的笔触其实是蛮纯洁的。在迄今为止的文字作品中，从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性描写的场景。当韩寒涉及男女性事时，一般的做法是一笔带过，让读者知道有这回事儿就可以，从不做正面的、细节的描写。像在包含男女关系内容较多的《光荣日》、《1988》莫不如此。此外，《一座城池》中，用表现主义的象征手法，描写“我”和C的性爱场景，用笔可说是非常老辣。 韩寒小说中的性话语，在故事讲述人的言语中、在小说人物的言语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例如《光荣日》中，描写米旗所到的老县城旧火车站一带被叫作“明日城”，但这里的生意并没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所有的小姐都对火车站的搬迁心有抱怨，看见火车头两眼冒光，在她们眼里，那一节一节的哪里是火车，明明是生殖器。”[ 韩寒：《光荣日》，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58页。] 又如王智嫖娼巧遇大学时对他有意的麦片，麦片因愤激，对王智的一连串咒骂,几乎是句句不离看家本领：“你有没有职业道德，你他妈逼要射也不说一声，非射我嘴里你开心啊，啊?！”“滚你妈蛋别给我他妈逼装处男。”“上次让你干你他妈不干，难怪你不干，你他妈不行啊，还他妈逼没中央台广告的时间长啊。”“让你干你不干，你他妈自己搞女人找上门来，你他妈逼几年前完事了，我他妈逼做你女人好不好，你不能把我留下来啊你，你是不是男人啊，你跑了就闪屁了，我等你一晚上，你行不行好歹跟我说声啊，我现在走了，被逼的出来卖，你真他妈贱，免费的试用期的你不要，非要等正式收费了才来啊?”[ 韩寒：《光荣日》，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2页。] 韩寒小说中的性话语，在不同的作品中的广泛程度是不同的，如在早期的《三重门》中，写作时作者年纪还较小，就非常罕见；以后的作品中不断加强，而到了《光荣日》，征用的频率就非常密集了。 韩寒小说中性话语的使用，根据使用的不同方法，主要表现在对跟性有关的事物的描述、评论、影射、调侃和揶揄上。例如《他的国》中对雕塑园野合者的调侃：“所谓宁拆一座庙，不拆一门亲，人家野合一下，只要避孕套和纸巾不乱扔，就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你因为得到了一点权利就要求对方拔出，是很不人道的。”[ 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4页。] 在小说《他的国》中，泥巴帮左小龙买了一个新摩托车，然后就跟他说：“哥哥，我给你的摩托车起一个名字吧，我们叫她皇后号。你一定不喜欢这样的名字，会想，为什么你的摩托车是个女的呢?因为你是男的嘛。如果你的摩托车也是男的，那感觉好怪啊”。[ 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85页。]这里则利用骑摩托和性爱之间的共同特点，用一个喜欢扮演单纯的女孩子的口吻对性进行了影射，读之令人莞尔。 当左小龙找修车师傅修车，师傅要试骑摩托时，小说中描写左小龙心理有这样一番心理活动：“左小龙略有犹豫，毕竟摩托车就像他的女人，被别人骑一骑心里肯定不痛快。但转念他又想，这就好比自己的女人患了妇科疾病，但正好碰到个男医生，那也没有办法。”[ 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页。]也是从同样的角度对性进行影射。 《光荣日》中麦大麦一行人到了和平凤凰镇后，写麦大麦坐黑摩托车游历城区的感觉：“大麦在新城区兜了一圈，……坐在黑摩托的后坐，暖风迷乱。天空彻蓝，风和日丽，让人迷醉。唯一遗憾的是此时手里抱紧的居然是个男的。这倒算了，而且完事后还要收钱。真是扫了这天气带来的兴致。”情况与前述两个例子类似。 《一座城池》中，“我”因跟买房狂的女朋友分手，思索安全感的问题，结果跑题到安全套：“这地球是如此不可靠地悬在宇宙之中，……但是我却一直不能想明白什么能带给我们安全感。我就这个问题咨询过学校里的朋友，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你这个傻逼，当然是安全套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啦。”[ 韩寒：《一座城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页。]则是一种建立在曲解基础上的调侃。 《他的国》中文艺演出上一首歌曲的歌词则充满对性的揶揄意味：“白天我们很勤劳/夜晚我们更勤劳。”又如《一座城池》中对于外语培训班的苟老师的议论：“她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和美国男朋友恋爱十年后被抛弃，回来后就成为了这一带最有威望的英语老师。这说明语言这东西真是神奇，哪怕你和国外一个管道疏通工相处了十年，离开后照样能成为大学生的老师，而且教的还不是疏通管道。”[ 韩寒：《一座城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再有，《光荣日》中麦片组织同学们在生理课上进行模拟精子大赛，则几乎是对性的恶搞了。 在韩寒的作品中，有时在行文中还会片段性地交错有一些脏话、不文明用语、不规范语言。这些非主流的表现方式，也属于性话语的一部分。 韩寒小说中的性话语，尽管有些评论者对此不以为然，实际上构成韩寒作品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性事的广泛调侃，构成了韩寒作品幽默风格的一个方面。林语堂即认为：“幽默每易涉及猥亵，就是因为猥亵之谈有此放松抑制之作用”。[ 林语堂：《幽默人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但是，韩寒文字中这种对性的游戏调侃姿态所以被认可，尤其是受到青年读者的欣赏，并不能仅仅简单地将其看成迎合了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这类文字所以被接受，恰恰不是因为它的肤浅而是因为其内在的深刻性逻辑。 对性的援引，其实是一种对主流严肃话语的反抗，用赤裸的身体话语冲击了正统的权力道貌岸然，建立起自己的言说世界。 借助性的语言来表达对主流严肃文化的反抗，在文学创作中并不罕见。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即以众多的性爱故事讽刺当时腐败虚伪的教会，表现市民阶层对于压抑人性的宗教的反抗。这已经是公论。再如当代作家王小波的小说中就有诸多的性话语，评论界也多肯定这些话语，将这些话语看成是作者对传统体制文化消极负面的反思和反抗。 性话语，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其产生的原因自然很多，甚至也涉及到人性的粗鄙一面，但是就其积极性和合理性而言，则往往与反抗社会压迫有关。 在任何存在社会等级、无法实现完全公平正义的社会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剥削、压迫和控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主流文化以其非正义性，总是无力完全解释社会现实，只能借重脱离现实的教条自欺欺人，趋于道貌岸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并以其文化霸权压制非主流的异在声音。 权力的触角无所不在，涉及社会的每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其中也包括性。在法国学者福柯看来，性实际上处于社会统治权力控制的核心地位，“我们装模作样假装把性欲从沉睡中唤醒，每样东西——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风俗，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规，我们的知识——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积极地生产并闹闹嚷嚷地鼓吹着性。”[ 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确实，在封建时代，存在包办婚姻、政治婚姻；在现代社会，流行金钱婚姻；妇女卖淫和变相卖淫则与既有人类的历史相终始。性的自由程度确实是反映人类解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而另一方面，人的身体又是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叙述的有限话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对身体的讲述、尤其是对性的讲述，就构成一种对严肃主流文化的反动。女作家的性讲述，通常以对女性身体和性体验的展览，来表达其对苏世独立的自由个体精神的向往、对严肃主流文化虚伪本质的扬弃鄙视；而男性作家则通常通过对性的调侃、谐谑（薄伽丘、王小波、韩寒所采取的其实就是这种方式），拓展其精神自由空间，并遂行其对主流文化假面的讽刺性攻击。而普通民众则通过性指涉言语（其中包括脏话，其实脏话大多是与身体和性有关的）来发泄其内心的不满和压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历程的不同时空背景下，颇为“淫秽”的《十日谈》成为文艺复兴时代反抗正统天主教文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名作；晚明封建专制体制下思想解放运动发生的同时、被认为文化高度保守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上升期，也存在着色情文学的泛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也伴随着极端性解放的思想潮流；台湾作家李敖创作于台湾集权时代的极其政治化的文本中，则掺杂着大量在主题和风格上都极其性感的文字。 在当代中国，公共话题的被稀缺性，尤其造成知识界、文化界，以及民众的普遍表达障碍。这使得身体/性话语尤其有其流行的迫切需要。尽管与韩寒的处理方式不同，但在当代作家的王小波那里，“通过对性和爱关系的再解释，性对专制和压抑的反抗，性作为人之存在的表现”，抒发其对“精神的自由和诗意的存在”的向往。[ 王军：《爱·反抗·存在——王小波小说中“性”的三重意义》，《当代文坛》2004年第4期。]也成为他表达对极权主义愤懑的一种手段。王小波所以越来越受重视，无疑跟他所使用的独特的表意方式更能深刻地揭露社会的丑面，以及这种“荤”味的深刻更能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有关。 色情是一种焦虑。性是人的最原始的生命力量，性的自由和受压抑反映着人的自由和受压抑程度，文学对性进行表现的意义正在于反映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文学中涉及到性的不安分躁动，来源于人生命中最本真的部分，是受不正常的社会所扭曲、异化的结果，是一种反抗的声音。一位评论家在谈起裸体绘画艺术时指出，在中国，裸露“人体的意义还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思想解放，反封建道德，反权力意志。……艺术的色情有合法性，……这是对毛主义的清教主义的反叛。清教主义其实是一种暗示，它意味着人的不自由，裸体的表演就是以身体为手段表现压制与反抗。”[ 易英：《色情是一种焦虑》，《美术研究》2009年第1期。]这种焦虑在韩寒的文字中，所指向的是对爱情、性、权力、地位和财富的缺乏安全感。 韩寒小说中喜好言性的特点，或多或少是受到李敖影响的——在李敖众多针对台湾社会不健康社会病态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作品中，不仅有大量专题讨论性话题的文章、作品，如《中国性研究》、《上山，上山，爱》，而且即使在那些非专题的文章著述中，牵扯到性的文字也比比皆是。 熟悉韩寒的人很多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韩寒在生活中也喜欢讲黄段子、不时打擦边球说一点荤话来活跃气氛。比如最早为韩寒立传的作家孟庆伟就曾经回忆，“同韩寒一起趴在网上，他用‘去年的马桶’、‘看上去恨裸’作为笔名在‘多来咪’网上发帖子。其作风与他宣称自己最擅长讲黄笑话、一打比喻就直指生理现象一脉相承。”[ 孟庆伟：《大话韩寒》，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但韩寒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性格，显然并不是天生如此的，而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熏陶的结果。 早期韩寒所受到的钱钟书的影响也很大，但韩寒所以最终更乐意用李敖那种涉性话语而不是钱钟书那种雅正的讽刺话语来表达自己，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话语不仅悦纳、而且正是在以同样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程度，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发言并潜移默化地消解着主流文化的。实际上，这样的发言方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大一部分民众发言的方式。甚至我们可以说，与其说韩寒是代表了，不如说他干脆就是从民众身上学到的这种话语方式。 任何坦率真诚、对社会生活有所观察而且富于同情心的人们，都能理解这种话语方式就其存在状况而言，在当前中国社会并不是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