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许知远在他的名文《庸众的胜利》中说，韩寒是“这个时代明星文化与成功文化的产物”，“下意识响应了日趋悤烈的反智倾向”。[ 许知远：《庸众的胜利》，《新一代》2012年第2期。]许知远这种缺乏同情心的说法，暗示韩寒对社会的批判、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商业路线。这种诛心之论的险恶之处，在于使人无法自证。 从正面来说，韩寒就算确实有所炒作也无伤大雅。当今社会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进步的文艺界人士不动宣传，那就是将舆论阵地拱手让人，那就是没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对不起祖国人民对不起党和政府。根据学者王晓明的研究，陈独秀、胡适等主编《新青年》时，有一个阶段一份杂志就印一千份，也没什么读者反馈。为了扩大影响，编辑们不得不自己冒充读者、冒充反对者来信，自己人跟自己人掐架玩。文风上也故意搞成措辞激烈、剑走偏锋，以吸引读者注意。[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 但反过来说，中国的作家这么多，为什么只有韩寒愿意冒着巨大风险，选取社会批判路线来“炒作”自己，并且能够“炒作”成功呢？要知道韩寒并无外国国籍保底，而且实际上也不是没有遭遇过主流文化的不止一次的讨伐。2012年方舟子等对于韩寒代笔的构陷，实际上就已经几乎将他逼到身败名裂的边缘。作为一个商业作家的韩寒，他愿意选择社会批判作为自己的标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受到广泛的认同和商业成功，不能忽略韩寒个人思想基础和才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小说《他的国》中，泥巴认为左小龙是跟切·格瓦拉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不仅左小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左小龙的创造者韩寒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同为“80后”著名作家，韩寒和郭敬明所选择的创作路线就绝不相同：韩寒致力的是最前沿的思想文化斗争，郭敬明写的是个人情感世界的风花雪月。著名作家、画家陈丹青曾这样评论韩寒和郭敬明：“韩寒和郭敬明刚好代表80后价值取向的两面：郭敬明要名声、钱、虚荣，这是好事情我不想贬低他。韩寒代表另一面：一整套意识形态和花招动作，在他那儿完全无效。好几代人下来终于能这样，了不起。我们小时候也叛逆，但没有人格参考和个人意识，我相信很多80后都有这种意识，但韩寒特别精彩。”[ 杨梅菊：《新青年韩寒：谁能代表中国年轻一代》，《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6月4日。] 在韩寒看来，自己和郭敬明的区别在于：“郭敬明提供的道路不能让人开心，……他给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这个本身也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都追求物质，但是你要给人提供一个渠道，你要告诉人家怎么样满足，他没有告诉人家这个。好像每个人生出来都是富二代，都不知道哪里来的钱，他没有告诉读者这些东西的获取要靠个人努力。”[ 罗小敷、李颖娟、方舟：《公民韩寒》，《南都周刊》2009年10月30日第364期。]尽管两位作家在本质上对现实都是不满的，但韩寒以理想主义烛照生活试图干预现实，成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郭敬明则以浪漫主义的温情和想象逃避现实，就显得缺乏人文关怀。 韩寒的那种直面现实、体谅民生、抨击社会的精神，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并不多见的。就像鲁迅一样，韩寒几乎总是站在人民群众、受损害和侮辱的弱势群体一面发言。对于群众中的一部分愚弱庸众，尽管不乏言辞激烈的冷嘲热讽，他的态度仍可以说是鲁迅式的“悲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翻版。 如韩寒在《保住非法字符》一文中，称爱国愤青的热血保钓言论是“操那么前卫的心”，并不是要大家放弃外争国权，而是敏锐地提醒热血爱国青年，更多地将注意力投注于国内更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韩寒的社会批判、反对庸众、反对愤青爱国贼、倡导理智爱国，不仅不能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说明韩寒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或利用民众情绪的机会主义者，相反恰恰证明了韩寒是一个对国家民族社会的未来负责任的有大爱的人。 韩寒曾严肃地表达过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他所以持续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批判，正是因为“爱之愈切，责之愈深”：“其实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女孩子，我不会移民。我连出国都不是很喜欢，国外很多地方是好，但一方面你不在那里长大。而且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刺激，这个国家有很多让你大开眼界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国家，你看我老是这么写文章批评这批评那，不是因为不喜欢，不喜欢早就走了，我的收入去别的国家也能衣食无忧，而是因为我很中意它，我喜欢这个国家，虽然它有很多很狗血的地方。”[ 罗小敷、李颖娟、方舟：《公民韩寒》，《南都周刊》2009年10月30日第364期。] 在韩寒的博文《把酒言欢，言无不尽》中，他也表达过要留下来推动国家的进步而不会移民海外的立场：“我的家乡很多地方污染严重，腐败官僚，有的时候他进一步，有的时候他退两步，但是我始终想留在我的家乡，看着他或者帮助他多进两步，毕竟那里是我的家乡”。[ 韩寒：《把酒言欢，言无不尽》，韩寒新浪博客2010年5月7日，]与此相类似，《他的国》中极具韩寒人格色彩的左小龙也说：“我会留在这里的，我在这里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我要把这里变成我熟悉的喜欢的样子。”[ 韩寒：《他的国》，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10页。] 相对于那些开口闭口讲民族大义，而私底下却恨不得把全家都送到海外的人们来说，韩寒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宁愿承受国家的不好的部分，也要看着或帮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走向进步。 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韩寒不无美好的憧憬：“我希望我们真的安居乐业，没有人冤枉获罪，没有流血和牺牲，中国人真正意义上被全世界所尊重，……我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强大起来。”[ 李海鹏：《韩寒者，冒犯也》，《新闻选刊》2010年第2期。] 退一万步讲，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安于仁道，而智者则知道行仁义对自己有利。无论韩寒出于何种动机进行发言和创作，只要他的发言和创作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对民生福祉的促进是有好处的，我们就应该支持，并且为有这样的韩寒而高兴。如果韩寒能因此获得利益、生活得更好，我们更要为之庆幸，因为这种示范作用，将推动更多的人站起来主动为社会民生的发展献言献策，并最终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