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 在日本剧场看稻垣浩先生（稻垣浩（1905-1980），日本著名导演，日本早期电影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影片《宫本武藏》、《无法松的一生》。）描写弱智儿童的影片《被遗忘的孩子们》，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场景是学校的教室，孩子们都在听课，可是只有一个学生的课桌离开大家的行列，单独坐在一旁随便玩他自己的。 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忧郁感，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孩子。 他是谁呢？ 我突然想起来： 那是我呀！ 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坐到那里的沙发上。 我想可能是出现脑供血不足的征兆，便躺了下来。剧场的女事务员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问：“您怎么啦？” “啊，没什么。”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但一阵恶心，简直要吐出来。 结果，她叫了辆车把我送回家。 那么，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遗忘的孩子们》，就想起了那些不愿回忆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纯粹是监狱。在教室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家里陪我来上学的人，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 回想过去，我还没到弱智儿童那种程度，但是智力发育很晚却是无可否认的。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不懂，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把我当做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 上课的老师常常朝我这边望着说：“这个，黑泽君大概不懂吧？” 或者是：“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 每当此时，我看到别的孩子们都望着我这边嘿嘿窃笑，心里非常难受。然而更伤心的是，果如老师所说，我的确不懂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 早晨上朝会，老师一喊立正口令，一会儿工夫我准扑通一声跌倒。好像是一听到喊立正我就紧张，以至晕倒。这样我就被抬到医务室去，放在病床上，然后护士走来俯身瞧着我。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 下雨天，我们在室内做抛球游戏。球朝我飞来，可是我却接不住。大概同学们觉得这很有趣，所以他们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而且让人心里不痛快。于是，我把砸到我身上的球拾起来，扔到室外雨地里。 “干什么！”老师大声怒斥我。 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可那时我还不明白。我把砸得我心烦的球拾起来扔出去，这有什么不对？ 就这样，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段时期，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 现在看来，只按着老规矩行事，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简直是罪恶行动。 因为孩子的智力发展参差不齐，既有五岁时就像七岁那么聪明的孩子，但是也有虽然七岁却只有五岁智力水平的孩子。智力的发展有快有慢，一年有一年的水平，那种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 写到这里我很激动，因为我七岁的时候是那么呆头呆脑。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不由得把我这段生活写了下来。 据我的记忆，仿佛突然刮来一阵风一般，吹散了让我脑子处于迷茫状态的雾。我的智力清醒过来，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之后，转校上了黑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从此以后，我就像pan focus（泛焦，摄影技术专用名词，即画面内一定范围内景物全部清晰。）那样，和从前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