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金西·米尔虹，是一名执业于加州的私人侦探。我现年三十二岁，离过两次婚，没有孩子。前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事儿让我寝食难安。我为人友善，朋友成群。我的公寓虽然狭小，可我喜欢这种局促的空间。我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拖车式活动房里;但这段时间以来，我渐渐觉得它们太精致了，不太合我的口味。所以我选择了住单间，做一个“单身女人”。我不养宠物，也不爱养花种草。我就喜欢成天到处跑跑，做些分内之事。除了职业本身的危险性之外，我的生活一直很普通、平稳，而且充实。杀人这种事让我觉得怪怪的，我一时间无法理清思绪。我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供述，每一页供词上都有我的首字母签名，最后还签上了我的全名。我还写了一份同样的报告，作为文书存档之用。这两份文件叙述的都是客观事实，措词拐弯抹角，并没有把事实完全交代清楚…… 尼基·法伊夫第一次来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三周以前的事了。我曾经为加州信实保险公司工作过，所以在该公司庞大的办公室套间中，我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我和这家公司的关系比较松散。我为他们开展某些调查业务;作为交换，他们为我提供了有单独门户的两个小房间和一个俯瞰着圣特雷萨主大街的小阳台。我订了电话应答服务，当我外出时有人会替我接电话。我还自己做账;虽然收入不算太高，但能保持收支平衡。 那天的整个上午，我几乎都在外面办事。当时我只是顺便回办公室取一下相机，却看见尼基·法伊夫站在我办公室门外的走廊里。如果不是八年前她因为谋杀亲夫劳伦斯——本城赫赫有名的离婚案律师——而被判有罪时我正好在法庭的话，我可能根本不认识她。那时的尼基还未满三十岁，一头惹眼的淡金色头发，黑色的眼睛，皮肤好得无可挑剔。可能是由于监狱里的食物富含淀粉吧，她瘦削的面庞现在变得饱满一些了，但依然透着一种优雅轻灵之气。即使在被定罪的时候，这种气质也令谋杀指控在她的面前黯然失色。此时，她的头发已经恢复了本来的色泽，那是一种淡得近于无色的浅褐色。此时的她应该有三十五六岁了吧。尽管如此，加州女子管教所的岁月并未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起初我一言未发，只是把门打开让她进去。 “你认识我。”她说。 “我曾经为你的丈夫办过几次事。” 她仔细审视着我，“仅此而已吗?” 我知道她话里有话。“你出庭受审的时候，我也在法庭上，”我说，“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是否和你的前夫有什么私人瓜葛的话，答案是没有。我并无冒犯之意，但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要咖啡吗?” 她点了点头，不知不觉间已不再拘束。我从档案柜底层取出咖啡壶，又从门后拿出一瓶晶露[1]，往咖啡壶注满水。她没有因为我如此费事而表示异议，这一点让我很赞赏。我放进一张滤纸，把咖啡磨成粉末，又将水壶接上电源。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和鱼缸中气泵发出的声音一个样，让人觉得十分安逸。 尼基静静地坐着，仿佛体里的情感部件已经脱节了。她没有那种惴惴不安的矫揉造作，没有吸烟，也没有摆弄自己的头发。我坐进自己的转椅里。 “你是什么时候出狱的?” “一周以前。” “自由的感觉怎么样?” 她耸了耸肩。“我想，感觉还不错吧，但没有自由我也能活下去，我过得比你想象中要好。” 我从自己右侧的小冰箱中抽出一个混装乳制品的小纸盒。我一般都把干净的杯子倒着放。我为我们俩翻起两只杯子，待咖啡煮好之后，倒上满满两杯。尼基端起杯，含糊地说了声谢谢。 “或许你以前也听过这种说法，”她继续说道，“但我真的没有杀劳伦斯;而且我想请你查清是谁杀了他。” “为什么你要等那么长时间?你在狱中就可以启动调查的，那样可能还会让你省去不少牢狱之苦呢。” 她微微一笑。“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谁又相信我了?从我被指控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不再信任我。现在，我要把这份信任夺回来。而且我还要弄清楚，是谁陷害了我。” 我以前一直以为她的眼睛是黑色的，现在我才发现它们是金属般的灰色。她表情冷静、情绪平和，似乎心中的火焰已经暗淡下去了。她看上去是一位没有多少幻想的淑女。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她会有罪，可我已经想不起我如此固执己见的原因了。她看起来是个没有多少激情的人。我相信，她对任何事物的关心程度都不可能促使她去杀人。 “想跟我说说情况吗?” [1] 晶露(Sparkletts)，一种矿泉水品牌名。 她呷了一口咖啡，把杯子放到我的桌子边上。 “我和劳伦斯结婚四年多一点吧。婚后才六个月，他就背叛了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深受打击。实际上，我也是这样跟他搅和在一起的……那时，他还没有离开他的第一个老婆。他背叛了她，和我在一起。我想，也许是当情妇可以带来某种自我满足感吧!但我从没想过会步她的后尘，这让我非常恼火。” “根据检察官的说法，这就是你杀他的动机。” “你也知道，他们要找个顶罪的人，那就是我，”她说到这儿终于显出了一丝激动，“过去这八年里，我和形形色色的杀人犯生活在一起。相信我，冷漠是不会成为动机的。你会因仇恨杀人，或者在盛怒下杀人，或者为了报复杀人，但你不会去杀你漠不关心的人。在劳伦斯死之前，我对他根本就无所谓了。从发现另一个女人的那一刻起，我对他的爱就消失了。我只花了一点点时间，就把这份爱从我心中抹去了……” “你在日记里记的就是这些吗?”我问道。 “当然了，开始的时候我很在意。我仔细记下了每一次背叛。我偷听他的电话，还跟踪他在城里转悠。后来，他开始对所有事情都小心起来。我也慢慢失去了兴趣，后来就根本无所谓了。” 两片红晕爬上了她的脸颊。我没有说话，给她时间让她平静一下。“我知道，看起来好像是我因为嫉妒或者愤怒而杀了他，但事实上我已经对这件事彻底不在乎了。在他死前，我就打算要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我想回学校读书，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各走各的……”她的声音越来越轻了。 “那你认为是谁杀了他?” “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想杀他。他们具体干没干，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是说，我可以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测，但是我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这就是我到你这儿来的原因。” “为什么会找到我呢?” 她的脸再次微微泛红。“我到城里的两家大事务所去问了一下，他们都回绝了我。我在劳伦斯以前的罗拉代克斯[1]名片夹中偶然发现了你的名字。我想，我要请个他曾经雇过的人，似乎颇有讽刺的味道。我在谋杀组的康·多兰那里认真了解过你的情况。” 我皱起眉头说：“这个案子就是他办的，不是吗?” 尼基点了点头。“是他办的。他说你的记忆力很好。我可不愿意把这事的来龙去脉讲个没完没了的。” “多兰怎么看?他认为你是无辜的吗?” “我想不会。但话又说回来，我已经服完刑了，那还关他什么事?” 我审视了她片刻。她很坦率，说得也在理。劳伦斯·法伊夫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家伙。我也一直不怎么喜欢他。如果她是有罪的，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旧事重提。除了还要渡过剩余的假释期之外，她的苦难已经结束了，她与社会之间所谓的债务已经一笔勾销。 “让我考虑考虑，”我说，“我今天晚点儿会跟你联系的，到时再答复你。” “非常感谢。我有的是钱，花多少都无所谓。” “法伊夫太太，重新调查以前的案子我是不会收取报酬的。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即使我们查出了谁是真凶，要想定案也相当困难。我想查阅一下过去的档案，看看情况再说。” 她从她的大皮包中取出一个马尼拉纸档案袋。“我搜集了一些剪报。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把这些都留给你。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纤小、冰凉，但很有力。“请叫我尼基。” “我会跟你联系的。”我说。 [1] 罗拉代克斯(Rolodex)，一种用来盛装名片、地址卡和电话号码卡等可移动卡片的台式旋转夹。 因为一个保险索赔的案子，我需要出门给一条人行道上的裂缝拍照片。在她走后，我也很快就离开了办公室，驾着我的大众轿车驶上了高速公路。我喜欢让自己的车里塞满东西。这辆车上就塞满了各种文件、法律书籍以及一只公文包。包里装着我的小型自动手枪、纸盒子，还有一名客户给我的一盒机油。他被两名诈骗高手骗走了两千美元，说是帮他投资到他们所谓的石油公司中。那盒机油倒是真的，但并不是他们生产的;他们在西尔斯30W型机油上贴了新标签。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逮到这两个家伙。除了这堆垃圾之外，我还在车上塞进了一只收拾妥当的过夜行李箱，天晓得是为了防备什么不时之需。我一般不愿为那些要求我仓促行动的人提供服务;但随身带着一套睡衣、牙刷和干净的内衣，总能让我觉得安心。我想我可能有些怪癖吧。我的大众车是六八年的车型，浅米色，带有各式各样的凹痕。车的发动机早就需要检修了，可我一直没时间。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起了尼基。我已经把装满剪报的马尼拉纸档案袋扔到了汽车后座上。事实上我根本不必看这些材料。劳伦斯·法伊夫办过很多离婚案，他声名远扬，号称“法庭杀手”。他沉着冷静、有条不紊、不择手段，会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优势。加州和其他许多州一样，在这里，离婚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是夫妻矛盾不可调和;二是精神失常无法治愈。以前，离婚案律师和私家侦探的惯用伎俩是靠捏造通奸来提出指控，不过现在这条路行不通了。但是，财产分配和监护权——也就是金钱和孩子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劳伦斯·法伊夫能够为他的客户——绝大多数是女人——夺得这一切。在法庭之外，他同样臭名远扬，成为另一个领域的“杀手”。据说在诉讼期间，判决与最后宣判之间那段难熬的日子里，他曾经抚慰过无数破碎的心。 我早就发现他人狡诈，几乎没有什么幽默感，可他做人严谨，为他做事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总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还提前支付报酬。但是，很多人都非常憎恨他：他夺走了男人们的财产，又辜负了女人们的信任。他死的时候三十九岁。尼基当时厄运缠身：她受到了指控、遭到了审判并被认定有罪。除了那些明显涉及杀人狂的案子之外，警方总倾向于认为谋杀罪行是由我们所知或所爱的人犯下的，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居然是正确的。当你和一家五口人坐在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想想这些互相递送餐盘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凶犯，这真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我记得没错，在劳伦斯·法伊夫被杀当晚，他曾经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查理·斯科索尼在一起喝酒。尼基则参加了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1]的一次聚会。她先回到家中，而劳伦斯直至午夜才回家。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接受多种过敏症的治疗。在上床之前，他吞服了日常服用的胶囊，但不到两个小时他就醒了。他恶心、呕吐，并因剧烈的胃痉挛而蜷成一团。清晨来临时，他死了。尸检和实验室的检测报告表明，他的死因是由于吃下了被磨成粉末并放置在他所服胶囊中替代了原有药末的夹竹桃。这种伎俩并不算很高明，但的确奏效。夹竹桃在加州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灌木;事实上在法伊夫家的后院里就长着一棵。在药瓶上除了他本人的指纹之外，还发现了尼基的指纹。在她的物品中发现了一本日记。其中的一些条目详细记载了她已掌握丈夫与他人通奸的事实，还记下了她深受伤害、恼怒异常，并正在考虑离婚。地方检察官非常明确地认定，要想和劳伦斯·法伊夫离婚而不承担不利后果是不可能的。他以前结过婚，又离过婚。尽管他的离婚案是由另一位律师处理的，但他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他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并设法在财产分配中占尽了好处。加利福尼亚州在财产分配上是很严谨的，但劳伦斯·法伊夫在金钱调配方面颇有手段;即便是五五分成，他仍然能够分到大头。看起来尼基·法伊夫似乎对此相当清楚：与其通过法律手段和丈夫脱离关系，还不如采取其他措施。 她有作案的动机，也有作案的机会。大陪审团听取了证词，提交了起诉书。她一旦出庭，剩下的问题就简单了：哪一方能够说服十二位公民陪审员呢?很明显，地方检察官是有备而来的。尼基聘请了来自洛杉矶的法律天才——号称“必败官司之保护神”的威尔弗雷德·布伦特耐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乎等于承认她自己有罪了。整个审判都笼罩在一种哗众取宠的氛围之中。尼基年轻漂亮，出身富贵人家。这是个小城，公众又很好奇。这场好戏是不会被错过的。 [1] 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美国的一种青年组织，由上层社会的有闲青年女子组成，志愿从事社会福利事业。 圣特雷萨位于南加利福尼亚，是一座拥有八万人口的小城。它恰好坐落于太平洋与马德雷山脉之间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是落魄富人的一处避风良港。城里的公共建筑看起来就像陈旧的西班牙式教堂，而私人住宅则像杂志中的插图一样。棕榈树上那些难看的棕色叶片被修剪掉了;在蓝灰色山冈的背景下，洁白的小船在阳光下的水中荡漾，这一切让海滨广场风景如画，完美无瑕。城内中心区大多是两到三层的建筑，白色的墙、红色的瓦，线条柔和而开阔，还带有爬满了绚丽的褐红色九重葛的棚架。即便是那些贫民居住的木结构平房也不会让人觉得邋遢。 警察局坐落于接近小城中心的一条偏僻街道上。道旁是一排粉刷成薄荷绿色的小别墅;屋墙矮矮的，蓝花楹树上垂挂着淡紫色的花朵。南加利福尼亚没有秋天，火灾便是冬天的信使。冬天常常是阴云遮蔽;火灾的季节一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泥石流。此后天气便会好转。一切又周而复始，恢复正常，就像现在五月的天气一样。 我顺路将胶卷送去冲洗，随后就来到谋杀组找多兰中尉。康·多兰已经年近六十，不修边幅：眼睛下挂着眼袋、灰色的胡楂或是胡楂般的东西、松弛臃肿的脸颊;头发梳得掠过发亮的秃顶，并抹着一层不知名的男士护发品。一眼看去，他就像是个满身雷鸟酒[1]味、整天在桥下闲游浪荡、吐得自己满鞋污秽的家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够精明。康·多兰比一般的盗贼要聪明得多。他与杀人犯们也难分高低;大多数时候，他都能逮到他们，偶尔才会弄错一回。很少有人能骗过他，不过我不太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他只不过是工作时非常专注，记忆力好而且做事十分冷静罢了。他早知道我的来意，一言不发地示意我跟他一起走进办公室。 康·多兰所谓的办公室，在任何其他地方只配给秘书用。他不喜欢与众人隔离开来，也不在乎所谓的私人空间。他喜欢靠在向后倾的椅子里做自己的事情，同时又对周围的工作状况有所关注。他用这种方式掌握了很多信息，因而不必再靠与下属交谈来了解情况。他知道手下的探员何时回来、何时外出，也知道都有谁被抓进来审问。他还知道报告未能及时写好以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他问道，语调中没有任何要帮忙的意思。 “我想看看劳伦斯·法伊夫的档案。” 他朝着我轻轻扬起一条眉毛，说：“这不符合警局的规定。我们这儿可不是公共图书馆。” “我又没要求把它们拿走。我只是想看一下。你以前也让我这样看过的。” “一次而已。” “你心里清楚，我给你提供消息可不止一次了，”我说，“这次怎么又不爽快了?” “那个案子已经结案了。” “那你更用不着反对了。这根本不会伤害任何人的隐私。” 他脸上带着迟钝而严肃的笑容，懒洋洋地轻轻磕着一枝铅笔。我想，他可能在享受着冷冰冰地回绝我的权力。“是她杀的，金西。整个案子就是这样。” “是你让她跟我联系的。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怀疑的话，为什么还要找麻烦呢?” “我的怀疑与劳伦斯·法伊夫无关。”他说。 “那还有什么?” “这件案子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简单，”他语焉不详地说，“或许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既得利益。” “‘我们’隐藏了什么秘密吗?” “哦，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知道多少秘密。”他说。 [1] 雷鸟酒(Thunderbird)，一九五七年由美国盖洛酿酒公司创始人欧内斯特·盖洛创立的葡萄酒品牌，该酒为白葡萄酒和柑橘属风味的混酿，当时十分畅销。 “我也一样，”我说，“我们何必在这儿兜圈子呢?” 他露出一丝恼怒的神情，也可能是其他什么情感。他不是个容易被看穿的人。“你知道我对你们这类人的看法。” “瞧，就我来说，我和你干的是同一行，”我说，“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不知道你对其他私人侦探有什么意见，但我一直没有碍过你的事;而且我对你的工作只有尊重，别无其他。我不明白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好好合作呢?” 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之后紧绷的嘴角泄气地松弛下来。“你要是学会调情的话，会从我这里套出更多东西来的。”他勉强地说。 “不，我才不上当呢。你认为女人都是讨厌鬼。如果我跟你调情，你只会拍拍我的脑袋，然后让我滚蛋。” 这次他并没有上钩。但他真的伸手拿起了电话，拨通了鉴定和档案室。 “我是多兰，你让埃默拉尔德把劳伦斯·法伊夫的档案给我送过来。”他说完便挂断电话，又靠回到椅子上，用一种猜度和嫌恶的神情看着我。 “你调查这个案子时，最好不要让我听到任何投诉。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证人或是其他什么人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管他是我的手下还是其他人的手下，那你可就惨了，你明白了吧?” 我谦恭地将三个手指举到脑门边上。“以童子军的荣誉保证。” “你还当过童子军?” “哦，我以前当过将近一周的童子军，”我愉快地说，“后来为了庆祝母亲节，要我们在一块手帕上画一支玫瑰。我觉得很无聊，就退出了。” 他没有笑。“你可以用一下贝克尔中尉的办公室，”档案送来后他说，“别惹麻烦。” 我走进贝克尔的办公室。 我花了两个小时才把这堆文件资料理出个头绪，渐渐明白为什么康·多兰不愿让我查看这些资料。因为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一连串来自西洛杉矶警察局的电报，内容都是关于另一起谋杀案的。一开始我以为是弄错了，以为是另一起案件的公文被疏忽大意地错装进了这个档案袋中。但详细案情跃然纸上，其间的含意令我心跳加快。一位名叫丽比·格拉斯的会计师——二十四岁的白人女性——在劳伦斯·法伊夫死后四天，也同样因摄入夹竹桃粉末而丧命。她曾经是“海克拉夫特与麦克尼斯”公司的雇员;而这家商务管理公司曾代理过劳伦斯·法伊夫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真是见鬼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翻阅着探员们的报告副本，头脑中努力将警局那些简洁的备忘录情节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并用铅笔记下圣特雷萨与西洛杉矶警察局之间互通电话的总数。其中一份备忘录中说：在劳伦斯·法伊夫办公桌抽屉的钥匙环上，发现了丽比的房门钥匙。警方和她的父母做了长谈，但并未了解到更多情况。还找到她傲慢无礼、言语夸张的前男友莱尔·阿伯内西，做了一次问讯。他似乎确信她和“圣特雷萨某位不知名的律师”有了私情。但除此之外，没人能够进一步证实任何情况。当然，其中微妙的联系隐隐地暗示：或许正是它让尼基·法伊夫妒火中烧，将丈夫与他寻花问柳的对象一并毁灭。遗憾的是，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我在笔记中匆匆记下了最后留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事隔多年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用处。随后，我将椅子推回原处，朝门口走去。康正在与贝克尔中尉交谈，但他肯定是觉察到了我的想法，因为他借故中断了谈话。我并没有漏掉疑点，这明显让他觉得很满意。我靠在门框边等他悠然自得地缓步走来。 “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那是怎么回事吗?” 他的表情有一些困惑，但又带着一丝苦涩。“这种事我们实在无从查证。”他坦率地说。 “你认为她也是尼基杀的?” “我敢为此打赌。”他断然道。 “我觉得地方检察官并不这么想。” 他耸了耸肩，把双手插进衣袋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加州证据法典》，可他们把我派出去的探子都调回来了。” “档案里的东西都是些间接性的证据。”我说。 “没错。” 我没有答话，目光移到了一排肮脏得早就该擦洗的窗户上。我压根儿就不喜欢这个小波折，他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挪了挪身体的重心。 “我原本以为我是可以将她绳之以法的;但地方检察官忙着结案，他不想因此而把他的案子弄砸了。可恶的政治!这也正是金西你不喜欢当警察的原因。工作中总是有东西在捆着你的手脚。” “我对这种解释还是不满意。”我说。 “或许这就是我现在帮你的原因。”他说，眼中闪烁出狡诈的光芒。 “那你们的后续工作做得怎么样?” “哦，我们还真干了不少事儿。我们从丽比·格拉斯这个案子入手，断断续续地干了几个月;西洛杉矶分局也一样。但我们再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没有证人、没有知情者，也没有任何指纹能证明尼基·法伊夫到过犯罪现场。我们甚至无法证明尼基知道有丽比·格拉斯这个人。” “你觉得我可以帮你结案吗?”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行不行，”他说，“或许你能行。信不信由你，我觉得你还算是个不赖的侦探。可能还嫩了点儿，有时做事没规矩，但至少你为人正直。要是你搞到了不利于尼基的证据，我想你应该不至于把它隐瞒下来的，对吧?” “如果真是她干的话。” “如果不是她干的，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康，如果尼基·法伊夫有什么要隐瞒的，她为什么还要翻出这笔旧账?她还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吧!她能得到什么呢?” “你说呢?” “听着，”我说，“首先我就不相信是她杀了劳伦斯，所以要想跟我说她还杀了别人的话，那你就别费这个心了。” 两张桌子以外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贝克尔中尉举起了一根手指，朝康看了过来。他的目光掠过我的时候，脸上闪过一丝问候的微笑。 “祝你过得愉快。”他说。 我迅速翻阅了一下那些档案，确保没落下什么东西;随后我合上档案，把它们扔在了办公桌上。康又专心地与贝克尔交谈起来。当我从他们俩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们看都没有看我。我对丽比·格拉斯的死感到困惑，但同时这也激起了我的兴趣。或许这不仅仅是重翻旧案那么简单;或许除了这条尘封八年的线索之外，我还会发现更多的东西。 回到办公室已经是四点一刻了，我想喝点东西。于是，我从小冰箱中取出一瓶夏布利酒[1]，用开瓶器打开瓶塞。那两只咖啡杯还立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把它们冲洗干净，用自己的杯子倒了一杯酒。辛辣的酒味把我激得微微打了个激灵。我走到二楼的阳台上，俯看着一直通向圣特雷萨中心区的斯泰特大街。大街尽头向左转了个大弯，接上另一条街道。即使在我站的地方，也能看到西班牙式的屋瓦、泥灰粉饰的拱门和随处盛开的鲜花。据我所知，圣特雷萨是唯一一个把主要街道修整得更狭窄的城镇：街上的树没被拔掉，相反还种了不少。街上建起小巧的电话亭，外形就像一间间小小的忏悔室。我倚在齐腰高的壁架上，轻抿着杯中酒，闻着远处海洋的气息，看着下面街上的行人，我的思绪一片空白。我知道自己已经决定要接下尼基的案子了。但在我集中精力开始行动以前，我需要那么一丁点儿时间来放松自己。 五点钟，我回家了。在离开之前，我给应答服务处打了个电话。 [1] 夏布利酒，起源于法国中东部地区的一种无甜味干白葡萄酒，在美国加州是一种混合佐餐的白葡萄酒。 在圣特雷萨我住过的所有地方中，我现在这个舒适的小窝是最棒的。它坐落在与海滩边的宽敞大道平行的一条毫不起眼的街上。邻近社区的房子大多为退休人士所有。在他们的记忆中，城市应该还是旧日的模样——周围遍布柑橘林和假日旅馆。我的房东亨利·皮茨以前是个面包师。如今，已经八十一岁的他却靠设计艰深的纵横字谜为生。他喜欢用这些字谜来考我。他还经常烤制大炉的面包，烤好后把它们放在我居室旁边的日光浴走廊中一个陈旧的夏克尔式[1]摇篮中发酵。亨利用自己烤制的面包和其他点心与附近的一家餐馆换饭吃。最近，他还变得非常善于剪取优惠券。他说运气好的时候，他只需花费六块九毛八就可以买到价值五十美元的杂货。总之，他好像从这些探险般的购物活动中免费获赠了一些连裤袜。他把它们全都送给了我。我几乎要爱上他了。 我的房间有十五英尺见方，配备了客厅、卧室、厨房、浴室、卫生间和洗衣设施。这里原来是亨利的车库——它没有被夸张地用泥灰来粉刷，没有红色的西班牙屋瓦或任何种类的藤蔓。它是用铝壁板和其他完全人造的产品建成的，所以不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也从不需要刷漆。这个温暖舒适的小窝，成为我工作之余的主要庇护所。在这里，我给尼基打了个电话，请她出来和我喝上一杯。 [1] 夏克尔式家具(Shakers)，由十八世纪末在美国建立定居点的基督教震颤派教徒设计创造的家具。其风格特征为轻巧、简洁、实用、无装饰、做工精细。 我最常去的是附近一家名为罗西的酒吧。在这种地方，你坐下之前要小心查看是否需要把椅子擦干净。那些塑料座位上有许多细小的裂纹，会把你的长筒袜下面刮得全是尼龙绒球。桌面都是黑色丽光板[1]，上面有手刻的“嗨，你好”之类的文字。吧台左上方，是一条积满灰尘的枪鱼。每当有人喝醉，罗西就会让他们用一支玩具枪对着它发射橡皮头箭杆。她正是用这种方式来转移客人的挑衅，防止其演变成野蛮的酒吧暴力。 这个酒吧有几点吸引我的地方。它不仅离我的住处很近，而且好像从未引起游客的兴趣。这意味着大部分时间里它几乎没有多少客人，非常适合私下交谈。还有就是罗西的烹饪技术很有创意，有一种随心所欲的烹调风格，但又带了一点儿匈牙利风味。亨利·皮茨正是和罗西交换烘烤食品，所以我有幸能品尝到他做的面包和馅饼。罗西已经六十来岁了。她的鼻子很长，长得几乎要碰到自己的上唇;前额低低的;头发染成了耀眼的铁锈色，跟那种廉价红木家具的颜色相当接近。她还用眉笔搞了点儿狡猾的小把戏，把自己的眼睛画得很小，眼神充满质疑。 当晚，尼基如约来到酒吧。她有些迟疑，扫视着屋内。随后她看到了我，便穿过那些没有客人的桌子，朝我常坐的位子走来。她溜进我对面的座位里，轻松地脱下短上衣。罗西慢悠悠地走过来，不安地打量着尼基。罗西认为我肯定与黑手党和瘾君子们有来往。或许她正考虑着把尼基·法伊夫归入相应的类型吧。 “你们点菜吗，还是要点儿别的?”罗西直截了当地问。 我瞟了尼基一眼。“你吃过了吗?” 她摇摇头。罗西的目光从尼基那里又转移到了我身上，好像我在替一位聋哑人做翻译似的。 “今晚你这儿都有些什么?” “匈牙利式炖小牛肉。小方块的牛肉，加上洋葱、红辣椒粉、还有番茄酱。你一定会非常喜欢，会迷上它的。这是我做得最棒的炖菜。还有亨利的面包卷之类的。我还会给你们来一盘上等的软干酪和几根小黄瓜。” 她喋喋不休地计划着我们的菜谱，随手就把菜单写好了。看起来这并不需要我们做出太多的表示。“你们还可以来点儿酒，我会给你们选好的。” 待罗西走后，我说了说我在档案中发现的情况：关于丽比·格拉斯的谋杀案，还包括那些被查实为从劳伦斯家打出的电话。 “你知道她的事吗?” 尼基摇了摇头说：“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我记得好像是在审判的某个时候，我的律师提起过。现在，我甚至都想不起当时是在说什么事了。” “你从没有听劳伦斯提起过她?也从没见过任何写着她名字的东西吗?” “如果你说的是那些情书，我没有见过。他对这些东西都相当小心。他曾经因为写了一些信，而在一起离婚案中成了共同被告。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很少再把私人的东西写在纸上了。一般来说，如果我发现他和别的女人有来往，那绝不是因为他留下了什么暧昧的便条或是火柴纸夹[2]上的电话号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思索了一下她的话。“那么电话单呢?为什么把它们随便乱放?” “他没这么做，”尼基说，“所有账单都会送到洛杉矶的一家商务管理公司。” “那么是由丽比·格拉斯来处理这些账目的喽?” “显然是她。”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因为公事才给她打电话的。” 尼基耸耸肩。她显然不像刚才那样无动于衷了。但我仍感觉到她对所发生的事情还是抱着一种旁观者的漠然态度。“他和某个女人有了婚外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外出活动的时间，还有他脸上的表情。”她暂停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以前的情景。“有时候，他身上会有其他人的香皂味。后来我为此质问过他，结果他在办公室里装了一个淋浴，又在那里用上了和家里相同的香皂。” “他会和女人在办公室里幽会吗?” “这就要问他的合伙人了。”她说话的时候语气透出一丝刻薄，“他甚至有可能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跟她们乱搞，我可说不好。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听起来也许很可笑，但有一次他回家后，我发现他的短袜边翻了下来。那时是夏天，他说他出门打网球去了。他确实穿着网球短裤，而且还弄出了一身汗，只可惜并不是在公共球场上打出来的。那次我跟他大闹了一场。” “那么你跟他当面对质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有的时候他会承认。承认了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我又没有任何证据;再说了，私通在这个州又算不上是什么离婚的理由。” 罗西端着酒和两份包着银餐具的纸巾走了过来。在她走开前，尼基和我都沉默不语。 “如果他是这种混蛋的话，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呢?” “可能是因为懦弱吧，”她说道，“我最终还是要和他离婚的，但离婚的风险很大。” “你是指你的的儿子?” “对。”不知是出于骄傲还是自卫心理，她微微抬起下巴。“他名叫科林，”她说，“十二岁了。我把他送进了靠近蒙特里的一家寄宿学校。” “那时劳伦斯的孩子们也和你们一起生活，是吗?” “对，没错。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还在上学。” “他们现在在哪儿?” “我不清楚。他的前妻现在就住在城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问问她。我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他们有没有为他的死而责怪你呢?” 她把身子靠了过来，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每个人都在责怪我。他们都认为我有罪。而且我现在能感觉到，康·多兰依然认为是我杀了丽比·格拉斯。你想说的是这意思吧?” “谁在乎多兰的看法呢?我并不认为是你干的，而且我会负责把这事儿查清楚的。哦，这倒让我想起来了，我们应该先明确一下费用问题。除了差旅费之外，我每小时收费三十美元。我要你至少先预付一千美元。我每周都会交给你一份明细账，向你说清楚我处理每件事所花的时间。另外，你应该知道我并不只是为你服务的，有时我会同时处理好几个案子。” 尼基已经把手伸进她的手包里了。她取出一本支票簿和一支钢笔。即使是从我这边倒着看，我也能看得出支票是五千美元的。她草草开出一张，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真让我羡慕。她甚至都不用事先检查自己的存款余额。她将支票从桌面上推到我这边。我把它折起来塞进钱包，同时也摆出了一副跟她一样的轻松姿态。 罗西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次她端来了我们的晚餐。她在我们俩面前各摆了一只盘子，然后就站在那里，等着我们品尝。“嗯，罗西，真是太棒了。”我说。 她在原地轻轻摆动了一下身子，显然还不满意。 “或许它不对你朋友的口味?”她说道，但眼睛却盯着我，而不是尼基。 “妙极了，”尼基轻声说，“真的。” “她非常喜欢。”我说。罗西注视的目光挪到了尼基的脸上。尼基对这盘菜的评价和我不相上下，看起来罗西终于心满意足了。 [1] 丽光板，商标名称。一种高温压薄的塑料合成树脂，耐高温并抗化学腐蚀，一般用做桌子和柜台的桌面。又称为福米加或胶木。 [2] 火柴纸夹，内有两排安全火柴并且沿底部有可擦火表层的硬纸夹。 在用餐的过程中，我东拉西扯地挑起了一些话题。在美食和酒精的双重作用下，尼基似乎放松了警惕。在她冷漠而平静的表面之下，开始显现出一些生命迹象。仿佛多年来她都被施了定身咒。如今，她正从这个诅咒中缓缓觉醒。 “你觉得我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我问道。 “嗯，我说不好。以前那时候，我总是对他的女秘书很好奇。她名叫莎伦·耐普尔。她在我们俩认识之前就在为他工作了。但我总觉得她有点不对劲儿，她的态度有些奇怪。” “她和你丈夫有一腿吗?” “我想不会。我说不清是因为什么。但我就是可以保证，他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男女方面的关系，而是别的什么关系。她有时会对他冷嘲热讽。如果换作别人，劳伦斯绝不会忍受的。我第一次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我认为他肯定会把她开除，可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她也从来不听他瞎扯，也不加班。即使在他手头有大案子的时候，她也不肯在周末加班。而他也从不会对她发牢骚。如果他需要帮手的时候，他会临时再雇人。这真不像他的作风!但是，我问起他这事儿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好像我犯神经病了似的，完全在小题大做。当然了，她的确很能干，不是那种平庸的办事员。”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尼基摇了摇头。“她以前常住在里弗拉，现在不住那里了。至少电话簿里没有她的名字了。” 我记下了她最后的地址。“我觉得你对她的了解始终都不够深入。” 尼基耸了耸肩。“我们也就是在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有些普通的交往，都是些很平常的事。” “她的朋友呢?或者她常去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觉得她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使她有些入不敷出。她一有机会就出去旅行，而且她那时候的衣着可比我的高档多了。” “庭审的时候她也出庭作证了吧，是吗?” “对。很不幸，她曾见过我跟他之间的几次激烈的争吵，没帮上我什么忙。” “哦，这倒是值得调查一下。”我说，“我看看能不能打探到她的消息。还有什么关于劳伦斯的情况吗?他死的时候有没有卷进什么争执当中?是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或是什么重要的官司?” “我觉得没有。他经手的案子都不小。” “好吧!我觉得首先应该找查理·斯科索尼谈谈，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然后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调查吧。” 我把餐费放在桌上，和尼基一起走出酒吧。她的车就停在附近，是一辆墨绿色的奥兹莫比尔[1]轿车，已经相当过时了。我一直目送她开车离开，才走过半个街区回到住处。 进了房间，我先给自己倒上一杯酒，然后坐了下来。我要整理一下目前已经搜集到的信息。我有一套数据记录的方法，也就是将情况整理成三乘五英寸的索引卡片。这些记录绝大多数都与见证人有关。比如：他们的身份、他们为什么会牵涉到调查中、访谈日期、后续调查等等。有一些卡片是需要我查证的背景信息，还有一些是关于法律术语的笔录。这些卡片在我撰写报告时，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记录事实的工具。我一般会用大头钉把它们钉在我办公桌上方的一块大告示板上，随后凝神注视，并暗自考虑着自己从中得出的结论。惊心动魄的矛盾、意外现身的差异以及容易忽视的问题常常就这样显现出来了。 我还没有为尼基·法伊夫建立任何卡片，我也没有尝试着评估我所掌握的信息。我不愿意过早做出某种推断，因为我担心它会干扰整个调查的进程。本案中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凶手是否在犯罪现场的意义已经几乎没有了。如果你费尽心机地用毒药偷换了他人抗过敏胶囊中的药末，那么接下来你只需静观其变就行了。如果你不愿意冒毒死家中其他人的风险，那么你必须确保只有谋杀对象才服用某种特别的处方药。不过，很多药品都能满足这项要求。比如：降血压药、抗生素、甚至可能是安眠药。只要你能够接触到这些药品，那就没什么问题。你的谋杀对象可能要用两天或两周才会服药，但他最终总会顺顺当当地把药吞下去;而你甚至能够抽出时间来赶制一份像样的传真，以表达你的震惊与哀伤。这种计划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你根本不必亲临现场，自己开枪射杀、用棍棒打死、用利器砍死或者动手掐死你的谋杀对象。即便杀人的动机非常强烈，但一般人也都会认为：要看着别人的眼睛鼓出来，听着他或她临终前急切慌乱的呐喊，实在是件非常恶心的事。另外，如果你亲自动手的话，局面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逆转，甚至把自己弄得躺到太平间的停尸台上;这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就作案手法来说，利用夹竹桃的伎俩还真有它的高明之处。这种灌木在圣特雷萨随处可见;有些能长到十英尺高，开着粉色或白色的花，挂着苗条动人的叶子。你不必费心去做那些明目张胆的事情，比如在这个根本没有老鼠的城里购买鼠药;你也用不着夸张地戴着一副假胡子，到本地的五金店中索要某种杀虫剂。你在事后会心安理得。总之，谋杀劳伦斯·法伊夫(很明显也包括丽比·格拉斯)的方法即便宜，又容易获得，而且操作简便。我的心中确实也还有一些疑问，在熄灯之前我将它们全部记了下来。当我入睡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1] 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美国老牌汽车公司，创立于一八九七年，是美国第一家大量生产销售型汽车的企业，以出产中档车为主。一九〇八年并入通用汽车公司。 我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把尼基档案的一些初步情况打了出来;其中简单记录了我受雇的原因以及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已经进账的情况。随后，我给查理·斯科索尼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的秘书说他下午三点左右有时间。于是我把约会时间安排在三点一刻。上午剩下的时间，我用来了解背景情况。在首次约见他人之前掌握一些相关信息，这总没有坏处。当我到县书记员办公室、报刊资料室和征信局转完一趟之后，我所了解的情况已经足以为劳伦斯·法伊夫的前合伙人画张速写了。查理·斯科索尼显然还是单身，有自己的房子。他总是按时支付账单，从未遭到过逮捕或是起诉。一句话，他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中年男人。他从不赌博，也不投机股市，从不冒险。在当时的庭审中，我曾经见过他;记忆中的他微微有些发胖。他现在的办公室从我这里步行就可以过去。 那栋建筑的外观就像一座摩尔人[1]的城堡：白色土砖建成的两层建筑，窗台离地有两英尺高，外面镶嵌着铁艺栏杆，还有一个应该是容纳着洗手间和清洁用具的角楼。“斯科索尼-鲍尔斯”律师事务所就在二楼。我推开一扇厚重的木雕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狭小的接待室中。脚下的地毯很软，像苔藓，连色调都差不多。墙面是白色的，悬挂着各种淡色调的抽象派水彩画。室内各处还点缀着一些盆栽植物。两个松软的芦笋色宽条纹灯芯绒沙发呈直角状摆放在一排细长的窗户底下。 公司的秘书看样子已经七十出头了，我开始还以为她是从某个老龄中介机构中借调过来的呢。她身形瘦削，体力充沛，留着二十年代流行的短发，戴着一副镜片下方点缀着一只莱茵水晶石蝴蝶的“时髦”眼镜，穿着一件羊毛裙和一件浅紫色羊毛衫。那件羊毛衫肯定是她自己织的，因为它是一件融合了缆索针法、麦穗针法、麻花辫纹、玉米针法和小圈花边[2]的手工编织精品。姨妈在抚养我时早就把这些手艺都传给了我。当我一一识别出这些花样之后，这位秘书马上就跟我成了朋友。我们很快以名字相称。她叫露丝，一个经典的圣经中的名字。 她是一位健谈的老太太，浑身充满了活力。我想她或许和亨利·皮茨还很般配的呢。既然查理·斯科索尼让我久等，我不妨就此报复他一下——在不失礼的前提下，我要从露丝这儿尽量多了解些情况。她告诉我，七年前斯科索尼和鲍尔斯刚刚建立合伙关系，她就到公司工作了。她的丈夫把她扔下，跟着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五十五岁)跑了。那时，露丝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孤单无助。她甚至已经不再对找到工作抱有任何希望了，因为那年她已经六十二岁了。“不过那时我身体非常健康”，她说。她反应灵敏、聪明能干，可她每一轮总不可避免地被年龄仅是她的三分之一的女人刷了下来。这些女人都很机灵，可却并非同样称职。 “我所剩下的唯一优势，就是坚持到底。”她说，接着自嘲般地哼了一声。斯科索尼和鲍尔斯真是知人善任，让我不禁平添几分敬佩。露丝对他们俩满口皆是赞誉之辞。尽管如此，当四十五分钟之后我被带进办公室时，那个从办公桌那边伸臂与我握手的男人，还是令我大感意外。 查理·斯科索尼身材高大，但记忆中的肥胖体形已经消失了。他头发是沙色的，很浓密，髦角已经开始脱发;下巴很结实，中间有个凹陷;蓝色的眼睛被无框眼镜的镜片放大了。他领口微开，领带歪系着，袖子在强壮的前臂上高高卷起。他坐在转椅中，用脚撑着桌子的边缘往后靠，脸上带上迟滞的微笑，隐隐现出深藏于外表之下的性感。他一副心存提防而又茫然困惑的神态，看到我之后就仔细端详，看得我真有些尴尬了。他将双手叉起，抱在头后。“露丝说，你要问我一些有关劳伦斯·法伊夫的问题。出什么事了?” “现在我还说不清楚。我正在调查他的死因。我觉得从你这儿开始比较合理。你不介意我坐下吧?” 他漫不经心地伸手示意手，表情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坐了下来，而斯科索尼则轻松地坐直了身子。 “我听说尼基已经假释出狱了，”他说，“要是她说自己没有杀人，那她真是疯了。” “我可没说过我受雇于她。” “哦，我他妈地敢肯定，除了她没有人还会找这个麻烦。” “也许是吧。听起来你并不喜欢这个主意。” “嘿，听着，劳伦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愿意为他赴汤蹈火。”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他强硬的外表下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是悲伤，还是迷失的愤怒，很难分得清楚。 “你对尼基很了解吗?”我问道。 “我想了解得够多了吧。”初见面时在他身上明显感觉到的那种性感现在正慢慢消散，这让我感到吃惊;他仿佛能随意打开或关闭某个开关，像控制一台加热器那样操控自己的情绪。他现在的态度明显变得谨慎起来。 [1] 摩尔人(Moorish)，中世纪时西欧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北非穆斯林的贬称。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法国入侵并统治西部非洲之后，则专指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西部地区的居民集团。 [2] 缆索针法等，均为手工编织毛线时的针法技巧。 “你和劳伦斯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一起上的丹佛大学，又加入了同一个大学生联谊会。劳伦斯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对什么都很随意。后来他去了哈佛法学院，我去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家很有钱，而我家却是一贫如洗。有几年我和他失去了联络。后来我听说他在这边的城里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于是我就过来和他聊了聊，想跟着他一起干。他同意了。两年后，他让我做了他的合伙人。” “那时候他和第一个老婆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是格温。她现在还住在城里的某个地方。但我可不太敢招惹她。她带着满心的痛苦和仇恨离开了他。我听说她讲了不少关于他的坏话。这消息或许对你有点儿帮助：她在斯泰特大街那边开了一家为狗美容的小店。至于我嘛，我可不愿意碰见她。” 他一直注视着我。我觉得他心里一笔明账，知道哪些可以跟我说，而哪些根本不能告诉我。 “那么莎伦·耐普尔呢?她在他手下工作时间很长吗?” “我过来工作的时候她已经在这儿了，可她基本上不干什么活儿。最后我只好给自己雇了一名女工。” “她和劳伦斯相处得还不错吧?” “据我所知，还行。审判结束前，她一直就待在这附近，后来才离开的。她还骗走了一些我预付的工资。如果你碰到她的话，我希望你能问问她。真想给她寄上一张账单或其他什么的，让她知道我还记得她以前的所作所为呢!” “你对丽比·格拉斯这个名字还有什么印象吗?” “谁?” “她是负责在洛杉矶处理你们业务的一名会计师。她为海克拉夫特-麦克尼斯公司工作。” 有那么一瞬间，斯科索尼一脸困惑，但他很快摇了摇头。“她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她也是被夹竹桃毒死的，大约就在劳伦斯死的那个时候。”我说。他看起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震惊或张皇，只是疑惑地撇了撇嘴，并耸了耸肩。 “这对我来说倒是个新闻，但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他说。 “你从来没遇见过她吗?” “肯定是见过的。劳伦斯和我一起负责文书工作，但和业务经理的实际联系多数是由他来做，我偶尔也会管一管。所以，我很可能会在什么时候碰到过她。” “我听说他们俩的关系很暧昧。”我说。 “我可不喜欢说死者的闲话。”斯科索尼回敬道。 “我也一样。但他确实是个到处留情的人，”我小心地选择词汇，“我并不是想强调这一点，但庭审的时候的确有很多女人都提供了相似的证词。” 斯科索尼凝视着在一本标准便笺簿上涂画着一只盒子。他微微一笑，目光并未移动，露出一种狡诈的神情。 “好吧，我这么说吧。第一，他这个人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第二，我不相信他会和一名业务上的合作者搅一起，这不是他的作风。” “那么他的客户呢?他不是跟客户们搞到一起去了吗?” “无可奉告。” “你会跟你的女客户上床吗?”我问道。 “我的客户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所以答案是否定的。我负责财产计划，他负责离婚案。”他扫了一眼手表，然后把椅子推向后面，“我并不想终止这次会面，可是已经四点一刻了，我还得准备一份简报。” “对不起，我也不想占用你的时间。我的预约这样仓促，感谢你能腾出时间见我。” 斯科索尼陪着我朝前门走去，庞大的身躯散发着热量。他为我打开门，左臂沿门框伸向高处。我再次感觉到隐藏不深的男性欲望从他的双瞳中散发出来。“祝你好运!”他说，“我估计你不会有太多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