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竟然带《谋杀》来，”高等法院法官刘易斯·希恩说着，把他的客人留在门廊上的小说放了下来，“在新英格兰，谋杀不像你们这些纽约人想得那么简单。没有一个地道的新英格兰人的反应会像这个罪犯一样。” “这个作者嘛，提供给你作为参考，”约翰尼说，“是在距此二十八英里的地方出生的。” 希恩法官哼了一声。“哦，你说的是卡伯里！”看来，在占据了审判席三十二年之后，他还没摆脱他的法官架子，“不管怎么说，他不会这样。我了解他。” “他十一岁的时候才搬走的。” “你是说，这十一年让他成了这个地区的权威啰！你别想击倒我的论点。”法官倚身过来，慎重地把那本书丢到客人的膝盖上，“我确信卡伯里的人都跟这家伙一样，对真正的新英格兰一无所知。还有你，也是一样。” 约翰尼微笑着坐进法官的一张摇椅里。七月上旬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一如法官所保证的），抚慰着他眼周的皱纹。米莉·潘曼准备的早餐——主要是前一天在毕柏湖的渔获——也对他的胃发挥了神奇的功效。他把脚抬起来放在门廊的栏杆上，抖落了少许灰尘。 “卡伯里，”希恩法官冷笑着，“没错，卡伯里是在希恩镇东北二十八英里的地方——若是以那些讨厌的乌鸦飞过去的距离计算的话——但与清教徒的精神相隔了十万八千里。你认为一个郡政府所在地会有什么？那是一个都市，你无法从卡伯里那儿了解地道洋基人的想法。” 待在卡伯里等法官理清案件的一周里，约翰尼发现人们提到希恩镇时总是窃笑，好像那是个杂耍的笑话——卡伯里一直强调它的文化优势，法官这么说。 星期三晚上，他们开车返回希恩镇时，约翰尼找到原因了。他们取道一条破旧的柏油路，从卡伯里向西南行驶。驶过了烟叶农场，路况随着小丘陵的出现和农庄的愈渐稀少而越来越糟。他们来到一个遍地焦黄树叶的乡村，为法官开车的男孩拉塞尔·贝利反复向窗外吐痰……不是很老练，约翰尼这么想，但希恩法官似乎没有留意，或许他已经习惯了。法院开庭时他住在卡伯里，贝茜·布鲁克的寄宿公寓在律师大道旁，离郡法院只有几百米。周末时他偶尔会让拉塞尔·贝利载他回希恩镇，在那儿，米莉·潘曼会打开古老的希恩大宅的大门，清理床铺，打扫家具上的灰尘，为他烹煮餐点，仿佛对街的潘曼农场与她毫无关系似的。 约翰尼想起来了——米莉·潘曼到法官家要经过的道路被称为希恩路，还有希恩免费学校，她家的梅里特和艾迪都是从那儿毕业的，而她的小女儿黛博拉这个秋天也要入学了——了不起的姓氏，希恩，希恩镇的希恩。 离开卡伯里二十英里之后，随着绵亘的丘陵地，矮树丛变成了次生林，再过几英里又变成了沼泽湿地。在二十五英里的地标处，他们绕过了毕柏湖，又突然登上了被称为圣山的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希恩镇就在下方一英里处的蜿蜒山谷中，那群建筑像是老人脖子上成串的疙瘩。暮色中，一切都显得破落贫瘠——不整齐的土地，曾是一条丰沛河流的干涸河床，曾经雪白的建筑物。他们驶到镇中心，在希恩家未修剪的草坪上停下车，拉塞尔·贝利把车开回到卡伯里的利亚斯·沃利车厂停放一星期。约翰尼感到自己的心在向下沉。这里似乎给他一种荒谬的感觉，和卡伯里不一样，没错，而卡伯里已经够糟了。这是全世界最不可能找到问题答案的地方。 约翰尼笑了。并不是没有希望，他默默地想。 “可是你提到了谋杀，”他说，“我相信你已经准备了一份令人心惊的本地杀人统计报告喽？” “好吧，你说对了。”老人承认道，“一七三九年，我们有一个普通的案子——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和教堂执事合谋杀婴——在北隅的教堂，你的祖父就是在那里受洗、结婚和下葬的。然后，在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桩令人遗憾的案件，那是一位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士和一名民主党党员发生争执而造成的后果。只有一件谋杀案发生在十五年前……我相信，你不会认为在两百五十多年里有三件谋杀案能称得上统计报告，不会。为此，顺便一提，应该赞美天主，希望神能继续庇佑我们。”希恩法官看着他的小镇，此刻，阳光已经完全消失了。“我说到哪里了？” “谋杀在穷乡僻壤的复杂性。”约翰尼回答。 “正是。你必须了解，清教徒精神已经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是胃有毛病时的胀气一样。你们纽约，甚至卡伯里，都不适合我们，也别想控制我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你把鼻子对准风向，就能嗅到我们的气味。” “不是我，”约翰尼说，“那时我早就粉身碎骨，随风消散了。” “谁说是你了？”法官问道，“对于希恩镇来说，你的病就像亚洲霍乱一样无足轻重。不要让你的名字愚弄你，孩子。你是个不学无术的异教徒，我现在说的是个历史性的事实。我来跟你说说清教徒的特质，那也和你有些血统关系。清教徒的特质，总而言之只有一件事——隐私权。你如何对待我，我就会如何回报你。除非整个镇子受到威胁，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也是冲突的开始。” “谋杀。”他的纽约亲戚提醒他。 “我快要说到了，”希恩法官接着说，“谋杀这附近的人，不仅仅是触犯了法律。《圣经》一直教导我们绝不能杀戮，我们也严格遵守这一训诫。不过，我们同样尊重个人权利。虽然你不应该杀人，但有时你会有这种强烈的渴望，比如说，当你自己的脚趾被人踩着的时候。谋杀这种罪行破坏了一个人最珍贵的资产。我们因为这种念头而摇摆不定，就像蕾贝卡·哈穆斯不知如何在她的腰围与多添些肉汤和马铃薯之间选择一样。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一点：惩罚将会到来，而且很快。清教徒的正义不会迟来的。 “以我一分钟前举的案子为例，”法官说，“那件事正好发生在战前——不是朝鲜战争，是那场更大的战争。” “战争是奇妙的，”约翰尼回答，“这两场我都参加了，但看不出在规模上有多大差别。亲身经历的战争，总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 “我同意，”法官说，“那一阵子，休伯特·哈穆斯的弟弟拉本在哈穆斯农场帮忙。拉本的性子慢吞吞的，不怎么精明，也很少开口说话，但从不错过任何一次居民大会或投票活动。 “哈穆斯家雇了一个名叫乔的人，乔·贡佐利，是卡伯里的斯奎拉·贡佐利的表亲。对于那些没有现代设备的农民来说，乔确实大有用处。在意大利的农村，乔总是用他蹩脚的英语说：‘如果你需要一把新的镰刀或锄柄，怎么办呢，你就去做一把呀。’他长着卷曲的头发和黑眼睛，像个女人，而且总会说个笑话或唱段意大利歌剧给女孩们听。 “嗯，”法官说，“乔和拉本从一开始就不和。拉本假装听不懂乔的英语，而乔总是取笑拉本动作太慢。我猜拉本不喜欢在户外耕种，乔则是个只会工作的傻瓜，他们争得相当激烈。不过，休伯特·哈穆斯没在意，那一阵子他的农场很兴旺。 “拉本从来没有看过同一个女人第二眼，就我们所知，”希恩法官继续说，“直到艾德琳·格里夫出落成一个身材性感的标致女人。之后，拉本洗澡的次数变得频繁，晚上常到镇公所广场上闲逛，或是去艾德琳·格里夫帮忙的教堂。她也有点儿想引诱拉本——拉本是这么认为的，人们也都说他们会有所发展。但某个晚上，拉本在教堂晚餐结束后去找艾德琳，教堂对面是由彼得·巴瑞经营的交换谷仓，他在那个谷仓的干草堆里找到了她。她正躺在乔·贡佐利的臂弯里。” 法官从门廊栏杆上由鞋子摆成的V形中看出去，似乎在瞄准什么。“一支干草耙插在一捆干草上。拉本完全疯狂了，他用力拉出耙子，大吼一声冲向乔。但是，对他来说，乔的动作太快了。乔把艾德琳拉到一边，像猫一样出现在耙子下方，手上拿着一直佩在腰带上的匕首。那是场可怕的打斗，最后，乔的刀子深深地插在拉本·哈穆斯的肋骨之间，只有刀柄露在外面。” 希恩法官的目光扫向旗杆，它竖立在草地上，在他的产业前面，像一支为周年纪念而点亮的蜡烛。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那片绿地上的喧哗。人们聚集在旗杆、大炮和你的祖先阿萨赫尔·希恩的纪念碑附近，像在宣战。伯尼·哈克特那时是治安官——希恩路那边就是哈克特家，在南隅。伯尼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乔弄进自己家里，伯尼认为那里是等待州警抵达时最安全的地方。拉本的哥哥休伯特试图徒手打倒凶手。休伯特是个很瘦的家伙，但那个晚上他整个人都膨胀了起来，抖动得像一只青蛙。厄尔·斯科特和牧师希尔先生不得不压在他身上，直到伯尼·哈克特把乔·贡佐利弄进上锁的房间。激动的人不只是休伯特，每个人都同情哈穆斯家，如果这是在南方…… “但这是新英格兰的乡下，约翰尼。复仇在我，牧师代替天主这么说，但清教徒总是在个人利害关系与‘你不得’的训诫之间挣扎。我不否认这很危险，但最后我们妥协了，把乔·贡佐利的审判交给了政府。就这样，我们犯下了错误。” “错误？”约翰尼困惑地问。 “嗯，我们喜欢拉本，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属于这个小镇和这片土地，任何外来的天主教徒都无权以狡诈的、意大利歌剧般的手段介入希恩镇创始家族的公理教会及共和党成员和他要娶的女孩之间。那是我们要的正义，如果我们不能亲手放火烧死乔·贡佐利，也要看到他在威廉斯顿的监狱中被烤焦，而且是立刻。 “所以我们让州警把乔带离伯尼·哈克特的监管，然后驶出希恩镇，镇里几乎所有的车辆和马车都全速跟在警车后面，这可不是新英格兰农人通常的速度。他们差一点儿就把乔关进了郡监狱。韦伯斯特法官审理这个案子，他是卡伯里最好的诱供专家，至少曾经是。你记得吧，约翰尼——我上星期介绍你认识的那个安迪·韦伯斯特。” “管他什么安迪·韦伯斯特，”约翰尼说，“判决是什么？” “艾德琳·格里夫的证词中说是拉本先用干草耙攻击了乔。”希恩法官说，“于是，卡伯里的陪审团毫不犹豫地宣布无罪释放乔。希恩镇的居民一直不能原谅那个判决，约翰尼。我们仍然深受其苦，它严重动摇了我们清教徒的正义感。在我们看来，拉本是在维护他的家庭和家乡，不让她们受到一个唱歌剧的龌龊外国人的侵犯。拉本和格里夫尚未正式结婚的事实是微不足道的小细节，艾德琳·格里夫实际上已经算是拉本的女人了。我们让格里夫家非常难堪，迫使艾默·格里夫卖掉产业搬去了南方。乔·贡佐利很聪明地没再回来拿他的背包。他跑了，直到今日，连斯奎拉·贡佐利都没有他的消息。 “那个判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仇恨的、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了解我们这些敬畏上帝、忠实纳税的希恩镇居民的权利。我们曾被出卖、被腐化、被羞辱，而这件事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最后一次打击。” “我能理解这一点，”约翰尼说，“或许我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对真正的新英格兰一无所知’。” 法官对他的话不予理会。“其实这里的人过得不太顺。一百年前，希恩镇比现在的康福特还要大。在哈穆斯农庄后面的康福特路上，在伊斯宾及斯科特农庄后面的四隅路上，你还可以看到许多房舍、谷仓和磨坊的遗迹。消防站对面那幢三层楼的砖房是尤里开什米工厂——” “什么工厂？”约翰尼问道。 “开什米，就是一般通称的山羊绒。一八五○年左右，尤里工厂雇了两百多人，生产新英格兰最好的羊毛呢料。康福特、卡伯里，还有其他的乡镇以新工厂吸引了许多此地的劳动人口。后来，河流干涸了，渐渐的，什么都没有了。希恩镇的总人口减少为三十六人。” “三十六！” “还包括十五个未成年人。三十六，到十二月就会变成三十七——艾米丽·巴瑞的第五个孩子。三十七，如果没有人死去的话。年老的范妮婶婶九十一岁。厄尔·斯科特的父亲塞斯也八十多岁了……随时都可能会死，他又老又胖，坐在轮椅上。厄尔也一样。五六年前，他中风后就瘫痪了。乔希·莱蒙——没有人知道乔希有多老。找个时间再跟你谈老乔希吧，那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十二个家庭，”希恩法官喃喃地说，“就是希恩镇现在所有的居民，如果不算单身的——我、波露·普玛、范妮婶婶、乔希以及凯文·沃特斯——那就只有七个家庭。 “圈养牲畜的地方也只剩下四处，然而，这个地区在上个世纪还拥有一些本州最好的乳制品农庄，哈穆斯、伊斯宾、斯科特、潘曼。问题是他们还能再撑多久呢，农会的牛奶每夸脱卖八分钱，其中还包含他们必须负担的运费以及牛奶罐的租金。 “唯一剩下的商店是彼得·巴瑞的，在东隅。彼得能维持下去的唯一原因是希恩镇附近的康福特人会从他那里买东西……所以，或许你会认为，”法官冷冷地说，“除了甜美的回忆和传统，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让其他的新英格兰人去欢迎该死的纽约客和剥削者吧，我们一个也不要。” “除了你。”客人说。 “嗯，我算是边缘人，”希恩法官微笑着说，“特权分子。我和范妮婶婶，正是如此。” “这是第三次听你提起范妮婶婶，”约翰尼说，“范妮婶婶究竟是谁？” “范妮婶婶？”法官似乎很讶异，“范妮·亚当斯婶婶，教堂的另一边就是她的房子。典型的顶层悬垂设计，是这附近少数几幢硕果仅存的老式房子。” “范妮·亚当斯……”约翰尼突然直起身，“那个无师自通的画家？” “没错。” “范妮·亚当斯婶婶是希恩镇的人？” “她是在这里出生的，她的画大都是关于这个山谷的。范妮婶婶的画相当不错，我听说。” “何止不错，好得很呢！”约翰尼的目光穿过四隅路，看向小教堂后方。他看到了那幢被花团锦簇的花园包围的老式新英格兰房子。 “一直到她丈夫——吉尔索姆·亚当斯，也是她的表亲——去世之后，她才接触绘画。现在，她唯一的亲人是费里斯·亚当斯，她的侄孙，在卡伯里当律师。她很寂寞，我猜。” “听说她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太太。我能不能见见她？” “范妮婶婶？”希恩法官被这个要求吓了一跳，“你不可能见不到她，尤其是当她听到你的祖父是霍尔斯·希恩的时候。庆典游行就在她家前面，因为她是镇上最年长的人。你会发现她和这附近的老太太没什么不同。她们都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对自己花园里的每一棵植物以及土地上的每一片起伏都了如指掌。她们比男人长寿，而且，似乎……她们就像围墙内的石头一样，不可能被摧毁。” “她一个人住？” “独自一人。自己做家务、针线活，烹饪、腌制食物——她们就像蚂蚁，这些老太太，她们的日常行为是出于本能。” “哦，我可不想那样生活。”约翰尼说，“谁在管理她的事业？” “她自己，”法官笑道，“她上星期卖了一幅画，得到一千五百美元。‘我只是把我看到的画出来，’她说，‘如果人们如此愚蠢，要花钱来看那些只要用上帝赐予人类的两只眼睛就能免费看到的东西，就让他们付高价吧。’费里斯·亚当斯处理她的合约，但他会告诉你，合约里没有一个字是她不知道的。她在圣诞卡、壁纸及纺织品图案设计上赚了一笔钱。有些大城市的商人想剥削她，她就带给他们一些苹果派和她亲手萃取的黄油——她养了一条泽西奶牛，每天挤两次奶，并把大部分牛奶都送给了学校——他们就稀里糊涂地同意她的条款了。” “她怎么处理那些钱？” “一些用于投资，其余的都花掉了。若不是她，塞缪尔·希尔几年前就必须去找另一间教堂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范妮婶婶的捐献，他的太太伊丽莎白担任我们的小学老师。此外，这几年，是范妮婶婶填补了本镇大部分的年度赤字。以前是由我来填补的，”法官略带苦涩地说，“不过我的收入已不比从前了……现在一切都要靠范妮婶婶的涂鸦了。”他摇摇头，“比我强。尽管她大部分的画都像孩子画的。” “你对艺术的评论可真是不留情面。”约翰尼遥望亚当斯的产业，“我相信希恩镇一定会以她为荣。” “以她为荣？”法官说，“那个老太太是希恩镇唯一的名人。她是我们所有人中，唯一能使希恩镇人的自尊免于一败涂地的人。” 希恩法官从摇椅里站起来，拍拍珍珠灰的鲨鱼皮外套，整了整他的巴拿马帽。为了独立纪念日的活动，他今早慎重地换了衣服。约翰尼认为他很享受这个每年一次的角色。过去的三十年里，他每年都代表希恩镇做七月四日的演说。 “时间还很多，”法官取出他的大金表，说，“游行定于中午十二点，在两次挤奶工作之间……我看到彼得·巴瑞开了店门。昨天钓鱼之后的安排一直很满，约翰尼，你还没有机会参观希恩镇。让我们走一走，消化米莉的早餐。” 从卡伯里到康福特的高速公路总长三十五英里，通过希恩镇的这一段叫做希恩路。希恩路与四隅路在镇中心交会，沿着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延伸开来的就是所有希恩镇居民的居住区域，就像切蛋糕一样分在四个区。 在十字路口的每一个内角边，地上都插着一个弧状的花岗岩界石。法官住的那个区域是镇中的绿地，界石上写着西隅，字母已经快被磨平了。 绿地是镇里的财产，除此之外，整个西隅都属于法官。在那里矗立着希恩大宅，这幢大宅建于一七六一年，有爬满常青藤蔓的梁柱和门廊，法官告诉约翰尼，梁柱是在独立战争之后才加上去的。那时，梁柱是建筑界的时尚。房子后方有一座建筑，比希恩大宅还要古老，现在充当车库，之前是马车房。法官说它起初是殖民地式的奴隶宿舍，就在一七六一年建筑物的现址。 “新英格兰没有保留奴隶制并不是出于道德层面的因素，”法官表情神秘地说，“而是因为气候。这里的冬天害死了太多昂贵的黑奴，即使是印第安人也没能幸免。” 已经足有两代了，法官的七百英亩地无人耕耘，枯萎的树木围绕着车库。房子周围的花园像一个迷你丛林。房子上有一层灰色的污垢，仿佛生病了，就像镇里大部分房子一样。 “我祖父的房子在哪里？”约翰尼问，这时他们正穿过希恩产业周围的栅栏，“我只是想看一看。” “哦，很久以前就没有了，”法官说，“那时我还年轻。它原来在四隅路，伊斯宾家后面。” 他们踏上镇里的绿地。这里的青草生机勃勃，旗杆闪耀着新漆的光，飘扬的国旗是崭新的，革命大炮以及通向阿萨赫尔·希恩纪念碑基座的三级花岗岩阶梯都被清洗过并挂上了旗帜。 “太可惜了。”约翰尼说着，想象着它的模样。 “我今天就要在这里发表演说，”法官说着，踩在第二级阶梯上，“老阿萨赫尔于一六五四年从北方带领人们远征，屠杀了四百个印第安人，在此处替他们不朽的灵魂祷告……早安，凯文！” 那个人正拖着一台生锈的除草机穿过十字路口。约翰尼想到了曾在朝鲜的稻田中绊倒他的一具尸体。那人又高又瘦，穿着一身棕色的衣服，戴着棕色的帽子，帽檐无精打采地耷拉在棕色的耳朵上，甚至连他长长的牙齿都是棕色的。 那人一顿一顿地向他们踉跄前进，好像被人用线绑了起来。 他碰了碰帽檐，向希恩法官致意，推着除草机走过西隅的标志，嗡嗡地顺着草地前进。 法官瞥了一眼约翰尼后就跟了上去，约翰尼跟在他身后。 “凯文，我要你见一下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法官为他们作介绍，“约翰尼·希恩，凯文·沃特斯。” 凯文·沃特斯停了下来。他小心翼翼地关掉除草机，转过身来，第一次正眼看约翰尼。 “你好。”他说，说完就又启动了除草机。 约翰尼说：“啊。” “这就是我们的方式。”法官说完，抓着约翰尼的手臂，带他走到路上，“凯文是我们的维修员，镇上的管理员，学校、镇公所及教堂的警卫，还是挖墓人。他住在那边的半山腰上，范妮婶婶家那边。沃特斯的房子是这附近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建于一七二一年。凯文屋外的厕所是他自己建造的。” “这就是凯文。”约翰尼说。 “孤零零地活在世上。凯文拥有的全部就是那幢旧房子，以及他身上的衣服——没有车，甚至连马车或手推车都没有，是这附近真正的穷人。” “他从来都不笑吗？”约翰尼问道，“我从来没见过一张完全没有表情的脸，除了在军队的掩埋场之外。” “可能凯文认为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事，”法官说，“回想起来，希恩镇的孩子叫他‘大笑的沃特斯’。当他还是婴儿时，曾经从一辆农场马车上摔下来，从此就不太正常了。” 他们穿过希恩路走向南隅。伯尼·哈克特，拥有转角处那幢屋子。希恩法官讲着，不仅是当地的治安官，还是消防队长、镇代表、税捐稽征员、学校董事会成员，法官也不知道他还担任什么职务。哦，对了，他也卖保险。 “伯尼必须保持忙碌，”法官说，“他太太艾拉死于难产。他母亲，塞丽娜·哈克特，替他管家，但塞丽娜已经很老了，而且重听，三个孩子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嗨，乔！” 希恩路上有一个身材结实、穿着牛仔衣的男孩，正无精打采地朝哈克特家走。他好奇地看着约翰尼。 “嗨，法官。” “伯尼·哈克特的长子，乔，康福特高中一年级。乔，这位是希恩少校。” “少校？”那个男孩让约翰尼的手停在半空中，“一个真正的少校？” “真正的前少校。”约翰尼笑着说。 “哦。”哈克特家的男孩转身走开了。 “你今天起得太早了吧，乔，在这样的一个夏日早晨。”希恩法官愉快地问，“还是一想到今天的活动就太兴奋了？” “都是玉米。”乔·哈克特踢着摇摇晃晃的栅门，“我多希望能带着我的点二二和艾迪·潘曼去打猎，但爸爸让我去找奥维尔要一份工作。我明天开始上班——帮他那些该死的奶牛挤牛奶。” 他走进哈克特的屋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要想打动那个孩子，你今天可得好好准备讲稿了。”约翰尼说，“那是什么招牌？” 在伯尼·哈克特家隔壁，一幢房子拘谨地站在阳光中，护墙板漆成红色，拉着白色的百叶窗。前院里插着一个牌子，写着“波露·普玛——古董和旧物”。这里的每样东西都需要重新上漆了。 “哦，是个公司。”约翰尼说。 “那是波露糊口的生意。夏天她偶尔会卖一些东西，当卡伯里和康福特之间有人车往来的时候，但她主要是经营小规模的古董邮购业务。波露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在鳕鱼角有一些艺术家朋友。她一直设法让范妮·亚当斯婶婶对那些人产生兴趣，但没成功。范妮婶婶说她不知道该和那些人聊些什么，因为她根本不懂艺术，几乎把波露气死了。”法官笑出了声，“与一个全美国知名的艺术家做了一辈子的邻居，却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那是奥维尔·潘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