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与威士忌 随后发生的事件算得上一场“鸦片战争”吗？直接导致“窝拉疑”号舷炮齐射的事件本身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战斗的直接起因是义律企图阻止“罗压尔色逊”号，以此强制执行其对英国船只的正当要求。在此之前，义律拒绝交出一位英国臣民接受中国法律程序的审判，尤其是不可能辨明谁是有罪者。英国侨民不得不在甲板上生活，而中国人威胁要摧毁这些船98 只，这位英国指挥官认为这种威胁迫在眉睫。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方面坚持要求签署英国当局无法接受的极其严厉的甘结。 不论林则徐还是义律，都竭力推行各自政府的意志，都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行事，虽然两人的处事原则截然不同。义律的处境尤为艰难，因为伦敦的上司办事拖拉，他们更愿意忘掉有关中国的一切。继短命的1834—1835年皮尔政府之后，辉格党人重新执政。律劳卑铩羽而归，肯定让巴麦尊大为尴尬，议会对他在对华政策上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几乎导致他的政府垮台。涉及中国的英国官方文件并不是特别多，所有文件均表明了一个相同的强烈愿望：别惹麻烦。英国在欧洲和近东有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处理，所以英国政府当时对中国问题不屑一顾。 龚自珍手札。龚自珍是晚清思想家和诗人，他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危机，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危局。 中国不可避免地坠入实力的低谷。19世纪30年代，较之两代之前的乾隆朝，中国的实力已大不如前。当时人们已开始觉察到衰落的迹象，汉人学者龚自珍悲叹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蔽泽无才盗。”韦特贝克：《历史观》(J.A. Whitbeck, Historical Vision)，第129页。尽管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的国家一如既往，实际上早已今非昔比。阿美士德勋爵被侮慢地打发走了，误入歧途的律劳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义律建立良好关系的更为耐心的努力，同样遭到冷漠的回绝。 鸦片真是这场冲突的根本原因吗？林则徐的政策是基于对蛮夷实力的判断，如果没有鸦片的非法输入，他不会被委以重任，这一点是不容辩驳的。但是，鸦片贸易几乎不受任何干扰地持续了30年，贪婪的商人和渎职的官吏难辞其咎。前者肆无忌惮地完全无视他们选择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法律，后者则为这种走私贸易提供了“保护”，好从中捞取大量金钱。英国政府当时并不急于坚99 持鸦片贸易，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在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的函件中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中国政府对它改变意图(推行禁烟的法律， 而不是任其成为“一纸空文”)一事提出适当通知之后，着手执行中国法律，拿获并没收在中国领土内查到的违法运入境内的所有鸦片，那么，英国政府也就不会提出抱怨了。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它本国官员在它本国领土上这么做。但是，由于某种只有中国政府才知道的原因，该政府认为不适合这样做。可是，它不拿获违禁的鸦片，而决定逮捕爱好和平的英国商民…… 政治家的公开言论或许不能确凿证明其真实意图，但是，在同日发给义律的秘密指令中，巴麦尊清楚表示不反对中国方面推行他们的法律，义律将要谈判的条约应当规定：“如果任何英国臣民把中国法律禁止进口的商品输入中国，中国政府官员可以查获没收这些商品。”但是，巴麦尊指令义律必须坚持要求，“决不能因为违法进出口商品所带来的问题而妨害英国臣民的人身”，“任何一个英国臣民被指控在中国领土上有任何违法或犯罪行为”，中国方面必须将之交由英国商务监督的法庭审判。自从1784年的“休斯女士”号案件以来，这一点始终是造成双方冲突的最直接的原因。 一年后，巴麦尊改变了立场。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在致义律的信函中要求义律向中国人提出，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事情就会顺利得多，“你应当说明，允许将鸦片作为合法贸易的商品输入中国，不是你奉命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要求……但是，你务须指出，如果允许鸦片贸易维持目前的状况，两国政府间很难维持长久的有益谅解”。类似的情况如今依然存在。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法律禁止进口和出售威士忌，而英国则可以自由出售。一些英国人认为酒精饮料是可憎的，但这并不是一种主流的观点。更多的人认为沙特阿拉伯的司法是野蛮的。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沙特阿拉伯当局无疑采取了有力行动，但英国政府无法阻止胆大妄为的商人在沙特阿拉伯管辖之外的地方设立威士忌仓库，并且劝说尽可能多的居民购买尽可能多的苏格兰威士忌。甚至有可能，许多人希望商人获得成功，但英国外交部是否希望劝阻这类行动，取决于他们遵守沙特阿拉伯政府法律的意愿。19世纪的情况就是如此。鸦片可以自由进入英国，也可自由出售，一些人反对鸦片，但这种反对意见绝非主流；而中国司法被英国人视为野蛮。中国当局只是断断续续、?弱无力地查禁这种贸易。人们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中国放弃毫无理由的禁令，允许鸦片进口和出售。 除上述信函和文件外，1840年4月到7月间英国议会围绕这场战争的辩论，也充分说明鸦100 片贸易并非英国的首要考虑。托利党人嗅到了血腥味，他们知道辉格党政府难以在下院掌控多数，大臣们已经失去控制，梅尔本勋爵一门心思想退休。有望“挫败辉格党人”的“大声疾呼”将受到欢迎，而政府在对华事务上的举措似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借此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打败辉格党人。威灵顿公爵在3月18日托利党领袖会议上喊道：“老天保佑！一旦举行投票，他们就要下台！”引自莫利：《格拉斯敦传》(Morley, The Life of Gladstone)第2卷，第225页。反对鸦片贸易当然有其道义的考虑，在野的托利党虽然乐于利用这种主张(他们并不赞同这种主张，但格拉斯敦家族中有人是瘾君子)，但自始至终想把辉格党人整垮。在托利党人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搞垮辉格党。一年前，托利党人抓住暂缓实施牙买加宪法一事大做文章，在危机中差一点成功地推翻辉格党政府。皮尔在清点选票时评论说：“牙买加是借题发挥的绝妙题材。”这一次，托利党人又以同样的玩世不恭心态抓住送上门来的机会。像牙买加问题一样，大多数托利党人并不关心中国的权利，就像他们并不关心牙买加的权利一样。假如当时英国社会普遍反感鸦片，托利党人照样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只是这种情形并未出现，于是，托利党人凭借敏锐的政治本能，转而攻击巴麦尊在对华事务上处置失当，尤其是他未能恰当地指导处境困难的在华代表。托利党人差一点就在这次不信任投票中取胜，辉格党人以区区9票的微弱优势否决了托利党的动议。议会表决时，曾有人提及18世纪的“詹金斯割耳之战”1731年，英海军上校詹金斯乘船从西印度群岛回国，途中被西班牙海岸警卫队拦截，他们强行登船搜劫货物，并割掉了詹金斯的一只耳朵。“独耳詹金斯”回伦敦后向国王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出示了装着耳朵的皮箱，但国王当时未采取报复行动。7年后，英国为夺取西印度群岛，便在下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及此事，并将装在箱内的耳朵辗转传看，激起公愤，舆论哗然，英国遂以詹金斯割耳受辱为借口对西班牙宣战。——译注。英中之间这场以试图逮捕一名英国商人为开端的战争或许可以称之为“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不论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何在，英国执意将自己关于国家应当如何处理自身事务的观点强加于中国，无疑提出了英国的行径是否符合道义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1840年11月6日《泰晤士报》的文章使这一问题昭然若揭：“事实上，这些盛气凌人的要求——借此可以为我们的干涉辩护——的真实涵义是……文明民族在本质上远远优于无知的同类，所以有权使后者完全沦为生产茶叶和瓷器的工具，并在他们开始懈怠时炮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