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7月26日的下院辩论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两名议员分别指出了同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坚定的老派托利党人英记利士爵士担心，“由于欧洲人缺乏一个公正的权力机关，对中国的贸易有中断的危险”。英记利士在下院的对手、南汉普郡议员乔治•斯当东爵士支持他的观点，这位幼年时曾与父亲一道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并用汉语同乾隆皇帝闲聊的乔治•托马斯警告说，中国当局与外国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除非派驻某个更高的权威，一位公共代表到那里对双方进行监督”。他的看法十分正确，但他的警告如泥牛入海。只有少数议员听他演说，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他被迫提前结束了演说。 61 查理•格兰特不耐烦地表示同意：“我无需指明……必须向广州派驻一位或若干位由王室委任、依法赋予监督所有英国臣民的充分权力的官员。”这项提案在昏昏欲睡的下院及时获得通过。麦考莱评论说：“下院既没有时间，也不了解情况，更没有兴趣……几位议员睡着了，要么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在马地臣热情洋溢的文章的影响下，就连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也赞同派遣一名英国代表，但这名代表不是为了监督英国商人的行为，而是为了强迫中国人放弃限制措施，转而采取现代的做法。查顿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与这些天朝的野蛮人达成一项贸易章程……我们有权要求公正的贸易协定”。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2年2月29日。这个要求在白厅是无法解决的，查顿听说一名海军军官被中国人逮捕并铐上手铐后，恼火地表示：“希望国王陛下最忠实的大臣也尝一尝铁镣的滋味。”同上，1832年3月16日。 霍布豪斯的话听起来像是嘲讽的笑话，因为拟议中的对穆罕默德•阿里和中国的战争根本算不上是战争。英国根本不具备把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的资源。作为制胜关键，要到另一个半球91 实施海岸封锁的皇家海军已经削弱到不足3万名官兵。25年前的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海军的人数是现在的4倍。最初认为，3000名左右士兵就足以降服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这支部队由印度政府提供，其中绝大多数是印度土兵，再加上从3个英国营中抽调的一些部队。这支部队远离印度基地3000英里，只能起到武装示威的作用，为英国对华谈判增添筹码而已。远征军乘坐怡和洋行的一艘快速帆船，而不是皇家海军的军舰前往中国。直到1840年2月，义律才得知远征军集结的消息，此时离广州冲突已有将近一年时间——事态发展到临界点，一场全面战争迫在眉睫。 林则徐取得了对蛮夷的重大胜利，备感骄傲，继续推行禁令。他原先答应，洋人若满足第一项要求，签署承诺不再用船装运鸦片的甘结，就可以解除监禁，并获准继续贸易。义律不允许英国船主这么做，这倒不是出于支持鸦片贸易，而是因为林则徐的甘结是一份奇特的文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林则徐手下略通外语的人尽其所能地用幼稚的英文草拟了这份甘结： A Truly and Willing Bond …I, with my officer, and the whole crew are all dreadfully obey the new laws of the Chinese Majesty, that they dare not bring any opium; if one little bit of opium was found out in any part of my ship by examination, I am willingly deliver up the transgressor, and he shall be punish to death according to the correctness law of the Government of Heavenly Dynasty… 甘结 远商同船上之夥长水手，俱禀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物亦皆充公。《中国丛报》第8卷，第854、327页。引自张馨保前引书，第181页。 这份文件可能导致与中国人发生纠纷，义律不容许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曾经发生过的认错身份(中国人扣错了船只，这成为英国人要求赔偿的另一个把柄)； 官吏会先在船上放一些鸦片，再硬说发现了鸦片。义律若是不做任何妥协，92英国臣民会被送交靠不住的中国司法当局，而保护他们正是义律的职责所在。林则徐坚持让外国商人出具甘结，他向皇帝解释说：“盖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出结之事，绝无仅有。” 3月份时，外国人已经做出了大致的保证，但那还不够，如果能强迫外国人签署一份正式的具结，则可以“使该夷计穷心慑，至今始克遵依”。林则徐致英国国王，1839年10月6日，引自张馨保前引书，第185页。 珠江口外的东角湾为画上标有黑圆圈处，被义律拦阻的英国商船均泊于此处。 义律采取了他认为惟一可行的措施，下令禁止任何英国船只与中国贸易，并把侨民从广州撤到澳门，留下美国人照看商馆。一到澳门，鸦片商人便认为不必履行停止鸦片贸易的承诺，因为那是在林则徐的执意要求下做出的。他们立即重操旧业，拿出比过去更大的劲头继续走私贩卖鸦片，同时采取了一定的伪装手法。他们使用隐语暗号，用棉布等级来称呼鸦片等级，船只名称也更换了。鸦片不再运到珠江河口，而是先运到马尼拉，再用通常的方式转运到中国东海岸。马地臣在6月10日写给一位孟买顾客的信中表示，“我们已经偷偷摸摸地恢复了‘海斯’号原先的用途”。他在同一天致函查顿说：“沿海贸易可望畅通。里斯和他的手下像以前一样在做事。”当月27日，马地臣告诉合伙人：“在我的整个经商经历中，从未像我们到澳门的这个月这样精疲力竭……您的朋友里斯、琼塞、贝利斯、斯特雷奇和霍尔(等诸位船长)现在又在干他们的老本行……”颠地洋行也再度活跃地参与竞争，马地臣听说，兰斯洛特获释后在马尼拉买了一座房子，打算把马尼拉港作为另一个鸦片转运中心。马地臣提醒查顿，“我们要注意别在这个方面落于人后”。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8月21日。 怡和洋行鸦片船“鹰”号 马地臣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8月24日，写信的地点不是澳门舒适的怡和洋行办公室，而是停泊在澳门的快速帆船“玛丽亚”号上。林则徐向葡萄牙总督施压，如同在广州时一样，成功地把英国人逐出了澳门。然而，他之所以决意让英国人屈服，动因已不再是禁烟93 运动，而是为了那个老大难的治外法权问题，即由谁来行使对外国人所犯罪行的司法审判权，这个问题将成为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诱因。7月7日，一群醉醺醺的水手——当然是英国人，大概还有几个美国人——在如今已是九龙商业中心的尖沙嘴海滩斗殴，中国人林维喜因伤而死。义律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新挑衅，他大发雷霆，立即着手追查，提供悬赏，并向林维喜的家属提供赔偿。林家如英国人期望的那样承认林维喜是死于意外，在收到一笔钱后不再追究。水手属于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的商船。义律本人支付了赔偿金，怡和洋行爽快地偿还了这笔钱，但颠地洋行没有偿还，他们的“芒格洛尔”号船长艾雷拒绝支付这笔钱。马地臣于1839年8月2日愤怒地写道：“亲爱的义律上校，人人都会因为得您私人掏腰包支付吹笛人而感到羞愧。”当然，颠地洋行的那些应受谴责的人除外。义律调查的结果，无法确定是谁打了致命一击。当时一片混乱，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形。义律组织了一个法庭，传讯了5名涉嫌水手，这个法庭是首次依照1833年法案组建和开庭的。义律这么做确实已属越权，但他似乎别无选择。这位商务监督不同意林则徐提出的把人犯引渡到中国法庭受审的要求，他保证主持公道：“我不能把任何人送到他们手中，虽然他们要求我这么做。我邀请他们的官员出席指控英国臣民犯有严重罪行(依我们自己的法律进行)的公平的审判，就好像那些罪行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在我们自己的海滩上犯下的一样。” 陪审团以无法查明是何人在何种情况下打出了致命的一击，推翻了谋杀指控，很难想像陪审员除此而外还能做出其他什么判决。但是，被告被控有罪，“粗暴地、非法地、危害性地闯入民宅……粗暴地袭击住户，包括男人和妇女，刺伤、殴打并用其他危险方式虐待他们”。这些水手被处以罚款和短期监禁，随后判为缓刑。 这种结果根本不能令钦差大臣满意。林则徐依照中国惯例，要求交出一名罪犯，具体是哪一个人倒无关紧要，但一定要有一个人顶罪。义律不可能这么做，林则徐把英国人赶出在澳门的庇护所，以逼迫义律就范。在发回国内的一封信函中，克拉拉•义律无意中透露了在林则徐的压力下外国侨民是如何紧紧抱成一团的：“由于查理无法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