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地臣很快便再度卷土重来，组建的合股商号至少有25万元资金，据称其中属于伊利萨里的股份仅有17,000元。研究这家公司的张荣洋博士认为，这笔数额“小得令人难以置信”，而马地臣致函这位前合伙人在西班牙的财产执行人的口气听起来“十分刺耳，让人难以接受”，“除了原有财产所占股份之外，伊利萨里没有向他和我名下的商号投入一分钱55资金，我惟一能向他姐姐报告的好消息是，这些财产要少于在我们合作的5年左右时间里过一种富足生活的费用”。马地臣先是装模作样地与竞争对手颠地洋行周旋——他大概从未严肃对待此事，更多是为了安抚他叔父的公司，他叔父通过伦敦的银行，与颠地洋行关系密切——之后便带着与伊利萨里合伙所赚的钱投奔查顿，他与查顿早已是朋友。马地臣早年经历的叙述，我是根据张荣洋《清朝官员与商人》的第2章(J.W. E. Cheong, Mandarins and Merchants, Chapter II)。这是惟一根据怡和洋行档案，详尽考察怡和洋行早期历史的著作。 颠地家族是来自威斯特摩兰的英格兰边地居民，这个事实加深了查顿与颠地之间的敌意，因为边地居民历来对苏格兰人没有好感。两家商号的公司旗帜反映出这种对立， 颠地家族是英格兰人，所以他们的公司旗是英格兰的旗帜，白底红十字的圣乔治十字旗。 查顿的公司旗图案是圣安德鲁十字，颠地洋行是圣乔治十字。张博士认为，最初导致两家商行彼此敌对的起因是颠地洋行运用在伦敦的影响力，使查顿开出的汇票遭到拒付。之后，一个胆大妄为的骗子尼斯比特未能蒙住颠地洋行，却成功地从马地臣那里骗到钱，双方的怨憎从此成为死结。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1年8月25日(James Matheson, Private Letter Book(JMPLB), 25 August 1831)。 兰斯洛特与威尔金森兄弟是与马地臣同辈的颠地家族成员，他们没有那位苏格兰人的自信，但人们认为他们更可敬， 圣安德鲁十字为苏格兰旗帜，蓝底白色斜十字。 也更富有。兰斯洛特为人端方、处事严谨，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一次破产拍卖时，他在信中一丝不苟地详细说明是否购买拍卖品，实际上他放弃了大多数拍卖物品，他在信的末尾写道：“不要以为我在这件事上有疏忽或委托他人的恶习，除非给我一些钱，总在两三块到10块之间……如果这样，必须事先声明，并在我吃饭之前付清。再说一遍，我放弃比尔起居室的那盏小灯，我买一个购自阿基诺先生处的抽水马桶，记在我账上。”现藏于罗兹图书馆, 未编目。广州特派委员会热衷于攻击怡和洋行(在谈及怡和洋行的一封函件时，委员会认为“它的语气令人不快，内容也不真实”，“怡和洋行以及指挥鸦片船的格兰特船长处心积虑地想树立起他们独立于特派委员会的权威”马士：《编年史》第4卷(Morese, Chronicles, vol. iv), 第356页。)，千方百计地证明没有任何理由抱怨颠地洋行及其属下的船只；东印度公司商馆办事员英记利士更是脱离公司投奔颠地洋行。特派委员会主席、首席驻华商务监督、香港总督约翰•德庇时爵士看不起绝大多数私商，却认为颠地兄弟是“非常体面的”英国侨民，德庇时的这番话是在比较过颠地兄弟与查顿一伙之后说的。另外，颠地洋行雇员较少惹出侵犯中国人的麻烦。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前大卫逊56—颠地公司年长的合伙人大卫逊曾在1829年下院委员会预言，收回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将导致“一场战争，这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毁灭”，请见张荣洋前引书，第81—84页。另见《下院特别委员会1829年备忘录》第87号(Select Committee House of Commons 1829 minute no. 87)。这个看法与查顿支持者的好战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颠地 不管怎么说，颠地洋行并不受欢迎，马地臣却受到人们的喜爱。究其原因，马地臣慷慨大方的禀性肯定是一个因素，他写给约翰•怀特的一封信就很能说明问题。怀特已故的兄弟一度是马地臣的客户，死后在澳门留下一位无人供养的“靠抚恤金生活的妇人”。马地臣认为怀特应当“继续向她提供津贴，匮乏会使她生活悲惨，这将令亡者的朋友感到极大的痛苦，她是一名上流社会的妇女，受过教育，并在澳门成为基督徒，当然，她被自己的同胞抛弃”。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2年3月11日。马地臣非常忙碌，他接手解决一位华人妇女的烦恼，显示出他不同寻常地关切他人。 1832年，广州鸦片市场接近饱和，查顿和马地臣在拓展新业务上争得先机。就在这一年，他们派出两支远征队沿海岸北上，最远到达天津。对于以往的市场范围而言，这当然是个空前的扩展，收到了令人鼓舞的成效。自那以后，整个海岸线的便利地点都有定期的鸦片交易，而且很少受到中国官方的阻挠。 怡和洋行在中国沿海贩卖鸦片的船只“赫尔克里士”号 怡和洋行?海岸线贩卖鸦片的诸位船长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巴厘船长和格兰特船长。巴厘是“赫尔克里士”号的船长，就连宽厚的马地臣有时也觉得巴厘难以容忍。马地臣向在英国的查顿报告说：“一个不幸的消息，巴厘在女王诞辰那天大摆筵席，晚餐后他穷极无聊”，便点燃了船上的一门大炮，想试试大炮的射程，结果击中了一艘中国官员的大帆船，引起“巨大的骚动”。查理•格兰特早先也曾指挥过“赫尔克里士”号，根据官方的说法，“由于侵犯和冒渎中国人，他已经和‘赫尔克里士’号一样臭名远扬……格兰特船长从头到尾干的全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几乎就是海盗行径，他完全不应再指挥任何一艘英国船只”。关于巴厘的胡作非为，请见前引，1839年5月30日。对格兰特的指责，请见1840年《蓝皮书》《关于中国的通讯》(Blue Book 1840, vol.xxx,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CRC))。57 谁想打一场对华战争 倘若在几年前，特派委员会肯定会对查顿和马地臣采取严厉措施，因为他们的举动完全打破了早先形成的惯例。但是，特派委员会人事变动频繁，更何况委员会本身也不安分。1829年，查理•马奇班克斯接替失宠的盼师成为特派委员会主席，他很快也同样自作主张，命令一支非法远征队沿海岸北上开拓潜在的市场。恪尽职守的“阿美士德夫人”号船长拒不从命，因为马奇班克斯的命令“违背了我收到的指令和海军条例，从法律角度来说也是非法的”。马士：《编年史》第4卷，第333页。在更换了更顺从的船长后，远征队还是出发了。公司董事会指责这次行动，并于次年召回了马奇班克斯，私商们对“这种严酷而不可思议的措施”深感遗憾，觉得马奇班克斯之举“颇具眼光”。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1年1月31日。另见1833年《蓝皮书》《关于“阿美士德夫人”号的文件》(Blue Book 1833, vol. xxv， ‘Papers relating to the ship Amherst’)。 1833年英国下院。乔治•海德绘制的这幅油画中，囊括了当时和日后英国政坛众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阿伯丁、格拉斯敦、德比伯爵和格雷伯爵。 马奇班克斯不会因为遭到贬黜而发愁，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职员都很清楚，他们作为经商者的时代日益临近尾声。如今，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许状是1833年颁发的，而一届无情的政府将做出左右他们前途的决定。 程南下。愤世嫉俗的查顿对林则徐衔命南下的消息无动于衷。1月29日，他在自澳门返回英国的途中写道：“一位特使已经上任，人们情愿他推行查禁法令，他拥有完全独立于两广总督的权力，后者听到这个消息时大为惊慌，竟然昏厥了一个小时……为了组织一场热烈的检阅，总督和巡抚刚刚发布了一道长篇通告。”同上。查顿建议采取预防措施，把鸦片和部分货物的运输改道香港，再沿海岸北上。这表明香港岛海域已有一些贸易往来。几个月后，查顿的合伙人马地臣表示考虑遣散鸦片船，只是由于“颠地先生一贯的拖沓”，这个计划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3日: 颠地不愿意安排必要的保险。 林则徐直到1839年3月10日才到达广州，义律此时在澳门，广州事务由参逊负责。林则徐事先指示广州当局逮捕了近60名查实积极参与鸦片贸易的中国人，在之后的数月中他们受到审讯，其中至少有4人被判死刑。钦差大臣收集有关资料，鉴别主要外国鸦片走私商的身份。由于查顿不在，兰斯洛特•颠地被准确地列为头号鸦片商。林则徐清楚表明，惩治的目标是中国人，洋人只要遵纪守法，不再走私鸦片，就不会受到伤害，仍会受到同过去一样的仁慈对待；合法贸易至关重要，必须加以保护。3月18日，钦差大臣开出了条件，洋人必须上缴全部库存鸦片，具结保证今后不再贩卖这种毒品。一旦这些先决条件得不到满足，行商将被处以监禁、流放和斩首。洋人也不能逃避惩处，倘若他们拒绝做出承诺或背弃85誓言，“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 Int. Rel., vol. I)第一卷，第216页。林则徐勒令洋人在3天之内答复，在此期间不得离开商馆。 林则徐照会英国国王公文 外国人并没有多大的不安，在以往的周期性整肃中，他们早已对这类事情见惯不怪了。3月21日的会议上，商会只是无动于衷地表示强烈谴责鸦片贸易，作为一个姿态，他们同意缴出少量鸦片，数量只有1000箱多一点。这可是大大地错看了林则徐。林则徐认为这个举动无异是明目张胆的拖延，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兰斯洛特•颠地。为加强这道命令的分量，3月23日，林则徐派两名年长的行商浩官和茂官前往十三行街，给外国人带去一份警告：若颠地不自首，他们二人将在当晚被斩首。颠地自信与中国人关系友好，愿意前去自首，其他商人也同意他去自首。此时，马地臣出面干预，他认为整个事件“完全是个圈套”。“眼看着浩官和较年轻的茂官扛着枷锁，想装出事态很严重的样子，这真是一件乐事。不过，枷锁并不妨碍他们时不时与碰巧遇到的朋友谈论业务和新闻。”马地臣时常挖苦颠地兄弟，按照他的说法，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颠地听从自己的意见。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3月24日。 颠地当时是否真有危险，这一点业已成为争论的焦点。林则徐在1839年5月2日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提出：“惟念从前该夷远隔重洋，未及遽知严禁，合无仰求皇上复载宽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严儆将来。”英国人内部围绕如何看待林则徐的严正态度发生了分歧。颠地的合伙人英记利士认为，颠地并非真的身处险境。一年后，英记利士向下院特别委员会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当中，颠地先生大概是最有人缘的。他之所以被盯上，并非出于对他的仇视，恰恰相反……是希望获知他的意见。”兰斯洛特的兄弟威尔金森没有这么笃定，而且“情绪非常激动……如果他(兰斯洛特)进了城，肯定会被处死”。查顿对整个事件嗤之以鼻：“假如当初反抗得再坚决一点，就不会有如今这样的严厉举措了。”《关于中国的通讯》，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1840年5月7日。问题是此刻查顿并不在广州。 不过，救援即将到来，而且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美国人吉迪恩•奈记录下当时的情86 景：“和解而又无畏的义律完全驱散了‘加尔各答黑牢’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座监狱，据说1756年曾有156名欧洲人被禁闭于此，次晨仅存23人。——译注的阴影，他手持长剑，从澳门乘小艇前来，历经艰险抵达了英国商馆。”奈伊：《中国问题的根源》(Nye, The Rationale of the Chinese Questions)，第37页。义律的妻子克拉拉描述了颠地遇险的消息传到澳门后的情景：“查理十分勇敢地匆匆赶往广州，我非常担心。他不得不乘一条小船(他的四桨小艇)，从上百艘作战帆船的围堵中冲出一条路。幸亏他穿着制服大衣，这或许能救他的命……在同胞们的一片混乱中，他安全登岸。”就连愤世嫉俗的马地臣也被当时的场面所打动，他写道：“场景十分引人注目，(3月24日)下午6点钟左右，我们在屋顶平台上望见一只外国小船，上面坐着一个头戴三角帽的人。船越来越近，一大群中国船只在后面追赶。经证实是查理•义律在设?登岸，众多船只组成的屏障正在合围，想在中途把他拦截下来。小船上立即升起旗帜。”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3月24日。这面旗帜只是这艘小艇的旗，正式的英国国旗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但是，旗帜飘扬在商务监督的驻在之所，表明外国侨民此刻已经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这场争端就此转变为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冲突。 英国政府所能提供的只是道义上的保护，义律惟一可用的兵力是小艇上的4名水手。林则徐的处境十分有利，他把相当大一部分在华外国人拘禁在广州商馆周围方圆数英里范围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所引起的轰动。林则徐坚持三项条件：第一、港口和珠江上的船只必须缴出全部鸦片；第二、所有商人必须具结保证将来不再贩卖鸦片；第三、必须交出兰斯洛特•颠地。除非洋人兑现第一项条件，否则将一直封锁商馆，停止一切贸易，所有中国人一律离开商馆。只要交出鸦片，其他条件即可放宽，逮捕颠地一事亦可暂缓。 收缴鸦片的地点穿鼻洋龙穴岛。1839 年4月11日开始收缴，林则徐亲自监督收缴全过程。到5月18日，共收缴鸦片19 187箱又2 119袋，总重量1 188 237公斤。 在外国人看来，答应不再进口鸦片问题不大，到时可以争辩说身陷囹圄时做的承诺没有约束力。马地臣就明确表示愿意签字，“至于怡和洋行，我们毅然决定服从，缴出鸦片”。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客户，让他们把鸦片送往澳门的央孖地臣那里，后者会乐于继续卖掉这些鸦片同上，1839年3月25日。，钦差大臣不大可能注意到一家商号与以个人身份行事的职员之间的区别。还有87一种可能，商人们顺从地交出全部鸦片——因为林则徐掌握了准确的鸦片数量，然后寄希望于事后通过哄骗或威逼手段，使中国人补偿商人的烟款。但是，义律的举动使得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他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吩咐并下令”缴出鸦片。这道明确的命令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英国政府已经承担了赔偿这些滞销鸦片的义务，商人们为此无不兴高采烈。就连马地臣也承认：“虽然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怀疑义律上校的所作所为是否明智，现在我可以静观其变……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措施宽宏大量，颇具政治家风度，尤其是中国人已落入了陷阱，将与英国王室直接对峙……义律上校期望他们尽可能全部打收条……惟一潜在的变数是赔偿比例问题。”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3日。 中国人开出的收条如英国人希望的那样完整，因为商人们交出了能够找到的每一盎司鸦片，就连中国沿海以及正在印度来华途中的船只也收到了收据，不管他们将供应何种货物。上缴的鸦片数量达到令人震惊的2,613,879磅——超过1000吨，这肯定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大的一批毒品。林则徐亲自监督，在珠江岸边一个专门建造的场所销毁了这批鸦片。 女王陛下政府不倾向于把这样获得的领土视为永久的征服。他们宁可希望， 女王陛下的臣民同中华帝国的通商应通过允许对中国东部沿海四五个主 要城市进行贸易的一项条约予以保证…… 除香港岛之外，女王陛下的军队很可能将再度占领舟山……但是，将这 些领地永久地保持在女王陛下的版图之内势必花费巨大……它还将使我们 在政治上同中国人的接触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多，也许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我 们卷入这个奇特的民族和该帝国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争执和变化。 接下来，阿伯丁勋爵明确了此后历届政府都遵循的一项原则：“我们只想获得安全的、管理完善的贸易。你应当时刻记住，我们不谋求任何独占的利益，不要求我们不愿看到任何其他国家臣民所享有的任何利益。”推而广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英国期望平等地分享其他国家获得的任何利益——“最惠国”条款成为所有此类条约的一个特征。“最惠国”概念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的阴谋。它被当作确保“自由贸易”的手段，成为列强攫取对华特权的借口。如今，这个概念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她依然是一个“最惠国”。 阿伯丁日后成为英国首相，在克里木战争中举措失当。 这项原则既非纯粹的利他主义，也不是经济帝国主义，而是表明绝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不管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近乎宗教狂热般地信奉自由贸易原则。他们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将造福所有国家，带来普遍的繁荣和更好的相互理解，还能消弭争端和战争。从124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是最大的贸易国，英国只要能够在公平竞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直到其他国家显然没有依照同样的规则竞争，英国工业被其他国家赶超，贸易保护的好处更为显著时，英国政府才在19世纪90年代抛弃了上述原则。 1842年1月，阿伯丁进一步阐明了政府的指令。香港不再被看成永久的英国属地，而仅仅被视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一个军事占领的地点，女王陛下政府实现对华目标时有可能归还给中国政府”。该岛“应当被看成是单纯的军事地点，并且……应立即停止修建违背上述原则的建筑物和设施”。阿伯丁担心中国人将来会把香港的殖民地当作发动军事袭击的理由，因为“不光是商业机构，就连必备的长期驻军，都将构成持续的挑衅和诱惑”。最好是既避免维持一个殖民地的开支和麻烦，又能保障至关重要的贸易。 西人绘制的这幅画作于1814年前后，外国船只来到香港岛上的瀑布取淡水。 在这个阶段，香港极有可能获准归还给中国。但是，璞鼎查完全赞同义律的观点，“保留香港是我惟一有意识地违背我所收到的新指令(1841年11月4日训令)的地方，在这个壮丽的国家度过的每时每刻都使我确信，我们占有这样一个殖民地乃是必要的和可取的”。《关于中国的通讯》，璞鼎查致阿伯丁, 1842年8月29日。不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很难理解璞鼎查的这种态度。前特派委员会主席、日后当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詹姆斯•厄姆斯顿爵士，依然力主占领舟山，抱怨香港“已经被称赞和吹捧到了极其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贸易角度看，在目前的状况和条件下，这个岛屿不但对我们毫无用处，也很难设想或指望它有朝一日能变成一个商业中心”。厄姆森：《舟山与香港》(J.B. Urmston, ‘Chusan and Hong Kong’)。中国当时处于被动境地，若是英国提出割占一个更为可取的地方，中国实际上也无力反对。当英国人提出割占香港岛的要求时，中国谈判代表并无讽刺之意地问道：“就这些？” 英国政府直到1843年1月4日才决定保有香港。当日，阿伯丁致函璞鼎查，告之政府125 已认可《南京条约》。阿伯丁勉强承认：“批准书互换后，香港岛即成为英国王室的领地，你要尽可能迅速地组建那里的政府……你将管理该岛的政府，做好一切抵御外来侵略的准备。”批准书直到6月份才送达香港，同月26日，双方举行了正式换文程序。 两个帝国的仲裁者 璞鼎查爵士完成外交使命之前，还必须理清《南京条约》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南京的和平协定至少有4份补充文件：对第二款进行增补的关于过境关税的声明；增补第十款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声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以及《虎门条约》。谈判和签署这些协议耗费了数月时间，谈判从1843年元旦开始，直到10月8日《虎门条约》签署方告结束。中国舆论极其仇视外国人所强加的屈辱，把《南京条约》与其他条约一道视为“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既不公正，也未得到人民的认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这种观点从国际法上说站不住脚，历届中国政府虽然坚持这一立场，实际上却忠实履行了条约义务。外国政府作为这些条约的受益者，逐步重议了条约的条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了中国大陆上的九龙新界租约外，所有外国租约和特权都已废除。 然而，北京和台湾都坚持认为，香港地区的3个部分均为中国领土合法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是偶然地由英国人管治，但绝非英国的殖民地。 《南京条约》文本 1843年时，英国政府确实希望与中国达成稳妥、持久的和解。在野的布鲁厄姆勋爵要126 求“不惜一切代价……与那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恢复真诚和友善的谅解，而非表面的和平”，海军大臣哈丁顿勋爵保证政府将做到这一点。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上院，1843年2月13日。经过长时间的认真磋商，双方以冷静、合理的态度在虎门达成了协定，进一步完善了《南京条约》。英国商人愤怒抨击这些条款，这充分说明它们并非单方面的。只要对条约的要点稍加审视便不难发现，双方的讨论始终是有条不紊的，这使得双方能够达成真正的谅解。璞鼎查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42年12月10日写道：“我认为自己是从这两个帝国的仲裁者的角度看问题……所有的贸易协定只要能够达成，就应当是互利的。” 璞鼎查爵士在南京一味坚决执行上司的指令(香港问题除外)，拒绝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虽然为了顾全中国人的面子，他在某些问题上也有所退让。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璞鼎查始料未及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未能确保向北京派驻代表，这个问题以及中国拒绝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将成为1856年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导火索。璞鼎查爵士在虎门的任务要复杂得多，而且面对的是以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耆英为首的代表团。耆英的助手是具有出色金融专业知识的汉人布政使黄恩彤以及广东巡抚祁贡、户部文芳。就与如此干练而出色的对手谈判一项专业性很强的贸易协定而言，璞鼎查并非合适人选。1841年12月，璞鼎查致信马儒翰，自承不懂贸易事务：“我首先必须承认，虽然我身为首席商务监督，对贸易以及适宜的关税可说是一无所知。”外交部档案(FO 705/53)，1841年12月11日。璞鼎查首先寻求建立一种长期 而有序的体制，这正是一个行伍出身、讲求实际的人所能做出的贡献。 璞鼎查坚持认为，应当以公平的税率固定征收海关税，确保有合理比例的关税返还中国政府。英国派驻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将监督“关税及其他收费的定期缴纳，对各种弊端起到防微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