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前后的茂官 洋商同样受到严格管制，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监督下组成了相当严密的商人团体，他们对此大概并没有什么不情愿。“港脚商人”可以在印度与其他东方口岸之间贸易往来，东印度公司掌握了贸易专营权，禁止所有其他英国船只驶往东方。英国的海上力量正在崛起，确保了荷兰、西班牙、瑞典以及日后的美国承认东印度公司的霸权。法国极力想从东方贸易中分一杯羹，但法国印度公司(它在布列塔尼海岸拥有一个新城市洛里昂作为基地)在中国从未有过上佳表现。在广州贸易体制中，洋人在外交代表方面没有遇到多大问题，东印度公司职员充当了领事角色，代表外国侨民与中国人交涉。一位船长与行商交易时，公司代表就承担29起较为重要的职责。公司代表也逐渐正式组成“管货人特派委员会”，通称“特派委员会”，由一名主席总负其责。“管货人委员会”当时在广州被称为“公班衙”。 “大班”(supercargo)一词来自“管货人”(Supra Cargo)。“管货人委员会”也译作“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译注“大班”脱胎于“管货人”——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大班始终是管货人——他们代表货主出售货物赚取利润，购买所能找到的回程货物。早先，大班只是受托完成一个航次的贸易，就像船上的船员那样。但随着贸易日渐定期，大班也越来越多地常驻澳门和广州。 特派委员会信函 1794年广州贸易商业函件 外国侨民与清朝官员交往时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彼此抱有不同的正义观，而且两种正义观水火不容。1784年著名的“休斯女士”号案件，清楚表明了这两种正义观的冲突。当时，一位倒霉的炮手在鸣放礼炮时意外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中国人坚持要这名水手偿命。为了强调他们的要求，中国人还绑架了一名船员。特派委员会认为这名炮手会受到公正审理和宽大处理，指示船长交出被指控者。船长照办了，还给特派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感人的信：“恳请尊敬的史密斯照看这位老人，您最好为这位老人的案子与浩官联络一下，我希望中国人不要伤害这可怜的老人，因为那件事完全是一桩不幸的意外。”马士：《编年史》(Morse, Chronicles, vol. ii)，第104页。这个期望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中国法律规定，造成意外死亡的当事人可以减刑。1722年发生的一桩意外事故就是以交付2000两白银平息的。但是，这一次船长的希望落空了，不幸的炮手被秘密处死，大班则收到中国总督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指责他们没有在案发当时就交出人犯。“治外法权”，即外国人由他们自己而非当地法律进行审讯的权力，成为日后不断引发冲突的核心问题，包括1840—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 类似的严重事件并不多见，双方的共同点和克制避免了很多纠纷，因为双方避免冲突以及合作的态度源自一个相同的压力：冲突可能导致双方都有利可图的贸易终止，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危急局面。1727年，大班威胁要放弃广州，把他们的生意沿海岸转移到30厦门港，清朝官员立即同意了争论中的问题。其他的束缚尽管令人不快，仍在英国人的容忍限度之内。按照朝廷的规定，广州贸易只准在夏季进行，季末之前必须结束一切交易，清算全部债务，洋人一律离开广州，要么回国，要么与葡萄牙人一道在澳门过冬。洋人的活动范围仅限广州城外不大的一块濒水区域，这个地方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国“商馆”(“factory”这个词源自葡萄牙语的feitoria，意思是代理商或经纪人的场馆)，每一个国家的商人均拥有各自的商馆。英国商馆自然是其中最大的。商馆不仅有货栈——货物到岸和出售前的存放处——和账房，也有牛津剑桥两校的社团，为数不多的英国人生活其间，此外还有一些中国仆役。中国当局希望避免可能发生的骚乱，严格限制外国人前往商馆区之外的地方；广州老百姓素来以敌视和怀疑外国人而闻名。出于同样的原因，朝廷严令禁止外国人做出一些招摇的行为，如乘坐轿子(这是中国高官的特权)，最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禁止外国妇女进入商馆区。 19世纪广州商馆 像世上其他地方一样，在广州，私底下的默契缓和了公开的管制。只要特派委员会不挑起无谓的争端，中国人愿意对细微的冒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回国之前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赚钱，因此愿意接受各种管制。他们每年只在广州待几个月时间，澳门可以在贸易间歇期提供住家的舒适条件，尽管在18世纪上半叶，由于交通不便，妻子和家庭没有冒险航行来到东方。倘若鸿运临头，来到广东的外国商人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聚集起可观的财富，足以保证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而这种机遇在18世纪的印度早已荡然无存。同时，广东洋行的薪水很丰厚，而且只要东印度公司仍掌握对华贸易专营权，公司商船提供的免费货运舱位就始终是一项宝贵的特权。 在整个18世纪和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不时发生一些不幸事件，广州贸易体制运转良好，研究英国对华贸易的历史学家米切尔•格林堡写道：“行商的诚实和商业上的诚笃，已经成为相距遥远的伦敦城街巷和孟买商业区的话柄。”格林伯格：《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第61—62页。一位美国商人称赞说：“与被指派31同我们进行贸易的中国人交易十分便利，他们的诚实众所周知，加上在此地商业交往中人身和财产绝对安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当局能够更为警醒地照管好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习俗和成见与外国人截然不同的人群之中。”亨特：《广州番鬼录》(Hunter, The Fankwae in Canton)，第26、40页。 在这篇冗长文件的结尾，马地臣提出一个补救办法： 如果上述建议难以实现，阁下的请愿者深切希望大不列颠政府，在立法机构的认可下，做出有利于国家的决定，并且通过获取一个靠近中国海岸的岛屿属地，使英国在世界这个遥远一隅的贸易免受来自暴政和压迫的影响。 虽然当时没有多少人想到香港，这个荒凉岛屿将成为马地臣所说的“岛屿属地”。 英国议会非但没有依从请愿书签名者的请求，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或攫取一两个岛屿，甚至对请愿书反应冷淡。托利党因为罗马天主教徒待遇问题发生分裂，被格雷勋爵的辉格党取代。埃伦巴勒勋爵随之下野，他再次抨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是“那些使我们的利益危在旦夕的人”，“应当命令英国商人服从所在国的法律”，中国人设置的种种限制“也许非常荒谬，却是该国法律所规定的”。英国的支持者对这些商人们情绪化的言辞困惑不已，他们不明白后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抱怨。《中国丛报》试图做出解释：“我们获悉一些非常睿智的来访者询问，我们不绝于耳的委屈和苦恼究竟何在，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愤愤不平，乃是因为我们比古时的先辈更知晓了人的权利和义务…… 威廉•查顿是当时广州最大的鸦片私商，人称“铁头老鼠”。 我们感到自身的处境犹如囚徒，盼望获得自由。52”《中国丛报》第1卷(Chinese Repository, vol. I), 第142—143页。广州的外国人当中，最桀骜不驯的人物当属詹姆斯•英尼斯，他处处与中国法律和东印度公司的规定对着干，而且往往能够得逞。一次，他朝一位冒犯了他的清朝官员的宅邸扔石头，并接受了对方的道歉。英尼斯后来报告说，“总督和户部给我写了非常得体的答复”。 威廉•查顿博士是最有名的私商，被人称作“铁头老鼠”，中国人给出名的欧洲人起了绰号：查顿得名“铁头老鼠”，是因为他在打斗中头部被击后，仍能保持冷静；郭士立则以“郭实腊”闻名。他与马地臣共同创立了最大的欧洲商号“怡和洋行”。查顿1802年第一次踏上东方的土地时，只是东印度公司一般商船的助理外科医生。他在“特许”贸易中赚足了钱，便先后在伦敦和孟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公司。1822年，他在广州组建了一家代理商行。这种代理行无需多少资金，是广州私商贸易的基本形式。香港成为新殖民地后的最初数年里，代理行依然很兴盛。广州代理商仅限于为委托者——通常是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站稳脚跟的私商——代理买卖事宜，代为处理在华事务。代理商的职责包括充当执行人，管理资产，收回贷款和债务，以及运输和租赁等等，最重要的是货物交易。代理商的报酬按固定比例计算，除鸦片和宝石外，所有货物均提取5%的佣金，鸦片和宝石更易脱手，所以只有3%的佣金。这个行当十分稳当，也不乏诱人的机会。早先，广州代理商曾开发银行业和保险业务，代理商涉足保险业最早、最大胆的尝试是1805年组建的谏当水险公司。与所有股东都负有无限责任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不同，谏当水险公司由两家英国大商行轮流管理，即大卫逊洋行以及莫克尼亚克洋行，前者日后发展为颠地洋行，后者则是怡和洋行的前身。英国商行开始被称作“行”，商行合伙人称“大班”，查顿的商行叫“怡和”，颠地洋行叫“宝顺”。 怡和洋行由查顿和马地臣创办，是当时最大的欧洲商号，主要贩卖鸦片，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 各商行在银行业务上很少合作，每家商行都在印度和伦敦安排有自己的代理人。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在于广州、印度和伦敦之间转运货物和汇款所需时间太长，53三地一个轮次的航程需耗时一年有余，汇款尤其成问题。广州商人缺乏可让渡票据，从东印度公司购买的汇票只能维持进货之需。私商贸易日渐发展，公司所占份额下降，汇票便完全不敷使用了。作为权宜之计，私商不得不求助于追索权，其中包括美国人开具的汇票，但最终往往只有将银锭运出中国，商人彼此之间才能完成汇兑。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法律，而且如第三章所述，将成为引发禁烟运动的一个因素。 公行商人很难满足对货币的需求。“公所基金”的宗旨是偿还行商债务，但不断遭到侵吞。1815年，东印度公司向岌岌可危的行商提供了25万两白银，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帝国的税收(如同英国人不能拖欠国内税务局的税，朝廷捐税不得拖欠，必须首先缴纳)。与此同时，公行商人所欠外国私商的债务由3位外国商人管理。这样，在各方一致认同的情况下，欧洲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国官商的管理权。行商即使有能力偿债，也总是愿意支付高额利息——在当时的广州，普遍认为15%的利息是十分合理的，而在欧洲，这个数字的一半就被认为太高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钱交给广州代理商而不是送回国内。 谨小慎微的人大概会满足于当个代理商，从这个“?入尚可的行当”(这是马地臣对这一职业的称呼)安安稳稳地赚取高额佣金，但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多种投资，以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在一个缺乏通行法规的小团体中，这样做需要具备很高的商业行为准则：不能饥不择食，自相残杀。结果，虽然竞争异常激烈，广州商人重信守诺，代理行也在相当长时期里没有辜负委托人的信任。愤世嫉俗的冒险家查顿像以往一样我行我素，但从未有人怀疑过他的诚实。C.T.唐宁博士在《中国番鬼录》中写道：“查顿先生用睿智和判断力来指导庞大的商业买卖，他是个个性很强、极为慷慨的绅士。”唐宁，前引书，第135页。查顿的书信表明其为人相当粗鲁，他在办公室里只放一把椅子，为的就是不让来客多停留，这对于一位代理商来说真是个奇特的举止。他没54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例如，他大概从未读过拜伦的作品，所以很少能正确拼写出他拥有的纵帆船“希腊”号的名称，英国诗人拜伦的名篇之一是《哀希腊》，故作者有此讥讽之语。——译注而且字体拙劣。他生性节俭，给伦敦的“裁缝斯卡奇特先生”的定单是“一件蓝色大衣，一件黑色大衣和一件黑色开司米毛衣”。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William Jardine, Private Letter Book(WJPLB)), 怡和洋行档案，剑桥(Jardine Matheson Archives, Cambridge)。查顿的大胆与其合伙人的老练形成了鲜明对比。怡和洋行年轻的合伙人马地臣则要时髦和风雅得多，按照唐宁的话说，马地臣是一位举止温和有礼，常施善行的绅士。实际上，马地臣经历坎坷。 怡和洋行的创办人之一马地臣，原在印度经商，1818年到广州，与查顿共同组建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片。1840年回国，1851年被册封为爵士。 马地臣出身于苏格兰高地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不过，据一些史料记载，他的父亲并不是从男爵。例如，科利斯：《外交泥淖》(Collis, Foreign Mud)，第79页。年轻时，马地臣曾在爱丁堡大学短暂居留，之后跑到伦敦当学徒，1819年前往印度。与查顿相比，马地臣更愿意与人交往，与人相处得更融洽，他进入叔父在加尔各答开办的马金淘西公司，在会计室找到一份差使。马金淘西公司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商行之一(不久后就破产了，负债高达25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他很快就离开加尔各答，前往广州，与罗伯特•泰勒一道贩卖走私鸦片。1820年泰勒去世，鸦片买卖无以为继，26岁的马地臣便留在广州找事干。马金淘西公司给了马地臣一个机会，这家公司在亚洲南部许多客户中有一家西班牙商行，这家商行最初设在马尼拉，在加尔各答设有代理行，该代理行的合伙人艾塞维尔•伊利萨里决定迁往广州，并邀请马地臣加入新的伊利萨里公司。马地臣大喜过望，吹捧伊利萨里将把生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能使我们成为大大超出我最乐观想像的商业机构”。在5年时间里，伊利萨里胆大妄为地从事鸦片投机走私买卖，史无前例地沿中国海岸贩卖鸦片，还企图独占市场。之后，伊利萨里死了，又一次留下马地臣一人收拾残局。 林则徐，清末爱国政治家， 1838年任湖广总督时禁止吸食鸦片，卓有成效，旋即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鸦片贸易是促进这种扩张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二者密不可分。假如有一种货物能够完全替代鸦片，比如说糖浆或大米，这场冲突也许会被称作‘糖浆战争’或‘大米战争’。惟一的区别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张馨保，前引书，第15页。鉴于各种观点分歧巨大，而且人们仍然从道义角度质疑英国占领香港的合法性，我想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澄清关于鸦片战争的争论。 道光皇帝决定禁绝鸦片贸易之后，便陆续收到各种禁烟建议。鸿胪寺卿黄爵滋主张采取严厉措施，“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电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张馨保，前引书，第92页。第四部分是对中国方面关于鸦片贸易的争论的最佳概述。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Kuo: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文献六全文收录了林则徐的建议。琦善和穆彰阿这两位通情达理的满族人倾向于通过在广州“封舱”来切断鸦片供应，他们明智地指出，除非能够得到普遍遵行，否则严刑峻法于事无补。他们的观点得到大多数朝廷大臣的支持，但在争论中大获全胜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提出一个双管齐下的禁烟方案，一方面勒令吸食鸦片者戒除毒瘾，同时逐步加大对鸦片供应者的惩罚力度，最终彻底禁绝这种毒品。道光皇帝完全赞同林则徐的意见，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朱批加上许多褒奖之词。 塞缪尔•佩皮斯，英国文学家、政治家、海军行政长官，以所写日记闻名于世。他任职期间使英国海军的实力大为增强，他还与牛顿等著名科学家、学者过从甚密。 依照通行的官僚传统，最佳方案的提出者负责将方案付诸实施，林则徐似乎比绝大多数文职官僚更胜任这一使命。林则徐是年53岁，福建福州人，出身于一个从事沿海贸易的大家族。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毫无瑕疵，赢得了“林青天”的美誉。林则徐为人端方、有条不紊、才智超群，“亲力亲为”地解决各种问题，即使在危急关头也是如此。时至今日，他仍被中国人民视为英勇抵御外国侵略的英雄，一位最杰出的儒家传统的学者型政治家。 林则徐与17世纪的英国人塞缪尔•佩皮斯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著名的政治家，都留下了日记，也都善于分析耳闻目睹的一切事物；两人都爱好艺术，身边的密友也都囊括了各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82像林则徐一样，佩皮斯也得到君主的绝对信任，而且按照17世纪的标准，佩皮斯也算得上是正直的。就连英国人对林则徐的描述，听起来也像是在描述佩皮斯：“林(则徐)个子不高，体格强健……前额显得非常睿智，面庞令人愉悦，黑眼睛小而锐利，富于生气，嗓音高亢、清晰洪亮。他衣着朴素(这大概不是佩皮斯的特点)，举止彬彬有礼，随和而不生硬”；林则徐“仪态高贵……和蔼而活泼，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当强壮，有一张圆圆的面孔……和敏锐的黑眼睛”。宾厄姆：《记事》(Bingham, Narrative)，第439页以下。《广州周报》(Canton Press)，1839年7月20日。按照马地臣的说法(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9年5月1日)，林则徐掌握了一些外语词汇，在谈话时随意说出英语或葡萄牙语词句，令对方大为吃惊。另见陈其田：《林则徐》(G. Chen, Lin Tsehsü)。 佩皮斯与林则徐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相径庭。佩皮斯曾到过欧洲和北非，并且每天都与散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海员保持联系，孟买的事务与普茨茅斯的事务都属于他的日常公务范围。林则徐则对于夷人世界抱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国之外的生活基本上一无所知。他认为英国人如果没有定期供应的大黄和茶叶就活不下去，“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邓嗣禹和费正清，前引书，第25页。依他看来，冲突不会真的发生——夷人怎敢与泱泱天朝抗衡？蛮夷士兵无法在海岸作战，因为他们的腿绑得太紧，不能拳击和格斗。他们的船只很庞大，但在浅水里一无是处。尤为重要的是，林则徐坚信英国人与其他夷人毫无二致，是以恳求者的身份前来中国的。他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檄谕稿中写道：“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接下来以一种高等文明的通情达理的口吻规劝英国人。西方人眼中的林则徐“前额显得非常睿智，面庞令人愉悦，黑眼睛小而锐利，富于生气，嗓音高亢、清晰洪亮”。 如果说林则徐很难正确估价夷人的实力，他的对手义律要想充分了解林则徐的策略也非易事。义律拥有在华5年的有利条件，但没有学过汉语，与当地平民也只有最肤浅的接触，83 与大权在握的学者型官员没有任何往来。虽然障碍重?，林则徐与义律——两人都十分反感鸦片走私——这两位非常通情达理的人本来是可以把事情处理妥当的。归根到底，林则徐是为了有效地执行自己国家的法律，而义律不论从职责还是主观意愿上说都愿意拥护这些法律。局势发展到战争，英国政府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拒绝授予义律相应的权力，恪尽职守的林则徐也因为不了解西方而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之前，广州当局就已经加大了对中国鸦片贩子的整治力度。1838年12月3日，怡和洋行的职员写道：“四处流传着许多毫无根据的谣传，诸如总督决定在外国商馆前绞死一名犯人，以儆效尤，将抓捕……所有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中国买办、仆役和苦力，我们不信这类传闻。”《怡和洋行日志》，广州。 这些传闻是真的。广州当局确实想在商馆前处决一名中国鸦片贩子，这个举动大大触怒了西方人，以至引发了骚乱。这次绞刑虽然没有实施，其他打击却接踵而至。查顿写道：“总督一直毫不手软地抓捕、审讯和绞死可怜的罪犯，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厉、如此广泛的惩处。”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8年12月16日。商务监督义律更为严厉地警告桀骜不驯的英国人，“从事上述违禁鸦片贸易的船舶的所有者……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必须捕获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不会加以干涉”，如果走私者在走私活动中导致中国人死亡，必将受到严惩。义律的积极步骤收到了实效，贸易重新开始，他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满意。 为了强化上述严厉警告，义律寻求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义律后来告诉妻子克拉拉，他甚至愿意让属于王室的船只“路易莎”号协助抓捕罪犯，“我已经让‘路易莎’号按照皇帝的意志行动，我准备下令我们的军官随同他们的官员登上任何一艘他们认为合适的船只”。对于一位皇家海军军官来说，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姿态。美国商人觉察到不祥之兆，最大的美国商号旗昌洋行决定“终止与在华鸦片贸易的一切联系”，这种贸易很快变得“声名狼藉，84十分危险”。鸦片贸易对于英国商人更为得失攸关，他们怀着惟一的指望——一旦事态恶化到极点，他们可以依靠皇家海军来摆脱困境——颇为不安地等待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到来。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以皇帝授予全权的钦差大臣身份，从北京起程南下广东禁烟。 1839年1月8日，廉正不阿的林则徐以皇帝授予全权的钦差大臣身份从北京起 1842年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上图)同伊里布赶赴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由于身体和精神太差，不得不把大多数事务交给他的同事耆英处理。耆英是努尔哈赤的后裔、道光皇帝的近亲和密友，他是一位世袭的侯爵，也是1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数代中国学者一直斥责耆英，认为他为了王朝利益把国家出卖给了英国人。实际上，这位满族人讲求实际，风度翩翩，巧妙地达成了一项协定，准确地说是一系列协定。耆英一露面就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举止优雅、高贵……步履沉稳，面相敦厚，看起来就像一位刚勇、矍铄、富于幽默感的老绅士。”费正清：《贸易与外交》(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第92页。 英国军队已显示威力，占领了仅次于北京的两座最大的中国城市，因此，除了应允璞鼎查的要求之外，南京的谈判者没有多少转圜的余地。耆英向皇帝解释了当时的情势：“臣等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望之是非……第念寇事方张，据我要害。”郭斌佳，前引书，第163页。英国人开出的条件就是巴麦尊最初的那些要求：割让香港(这一条是璞鼎查爵士自己的主张，与阿伯丁勋爵最新的指令背道而驰)，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广州等5个通商口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负责监督贸易和英国臣民，并享有领事裁判权。今后两国将以对等的大国进行交往，此外还有2100万元的赔款，这笔数额远远超过了义律要求的600万元，也大大超出远征军的军费、行商债务和收缴鸦片烟款的总和。白121 厅决定把义律已经收到的600万元作为广州城的赎金，算是英国财政的一笔意外收入。 《南京条约》签字页 很难说能否如此明确地从会计角度来衡量最终的得失利弊。义律获得了600万元赔款和香港的割让，代价是十多名英国人——那些死于霍乱和疟疾者不在其列——以及大约2000名中国人的生命。璞鼎查遵从巴麦尊的指令，结果以上百名英国人和数千中国人的死亡为代价，换得了额外的1500万元，还引发了迄今仍未彻底消除的激愤之情。条约只字未提棘手的鸦片问题，《中国之友》尖刻地评论道：“这样一个忽略，会使人联想起一个老生常谈的比喻，就好像演出《哈姆雷特》却遗漏了王子这个角色。” 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南京城的琉璃塔 若把《南京条约》与璞鼎查同耆英次年签署的补充协定联系起来看，似乎并未证明这些条款特别地不平等或过分。英军指挥官注意不表现出侵略军的姿态。在向南京行进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受到老百姓的阻碍，还很容易得到帮助。士兵为了收集纪念品，从南京著名的琉璃塔上撬瓷片，“这种暴行必定会造成恶劣的公众效应”，结果受到“严厉申斥，更不必说每一个内省的人士都会对这种恣意破坏一座如此闻名的建筑痛惜不已”。诺里斯：《霍普•克灵顿将军传》(H. Knollys, The Life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第一卷，第36页。克灵顿为人和善，作战勇敢，因为娴熟的大提琴技艺被任命为参谋，因为指挥官萨勒顿勋爵正在组建一个合唱团。一支武装卫队受命前去保护琉璃塔，并赔偿了4000元。《广东记事报》，1842年9月1日。(15年后的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这座塔被中国人“不负责任地毁坏”。)双方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开始谈判。张喜的日记(邓嗣禹英译)提供了中国方面对于谈判的看法，张喜在日记中以第三人称自称：“夷酋……倾洋酒满卮进公，公一吸不留涓滴，磊落光明，毫无疑怖。该夷已服其诚，而尤敬其雅量。”(译者按，此段引文出自张喜《抚夷日记》后附的《无品冠服张公小沧小传》。)萨勒顿勋爵手下的副旅长霍普•克灵顿注意到，“神气活现的中国大臣似乎很喜欢黑樱桃酒、草莓白兰地和果仁酒，他们喝得太多了，以至其中一位一把抓住我们的翻译、方脸膛的高个子波兰人郭士立先生，带着醉意亲热地吻他”。诺里斯，前引书，第34页。“海军目击者”的印象引自《航海杂志》(Nautical Magazine)，第七卷，第748页，1843年。一位海军目击者写道：“老K(耆英)肯定喝了不下50杯酒”，还唱了一首歌，“你能想象皇帝的叔父唱歌的样子吗？”但是，璞鼎查表示希望访问南京，“中国人予以拒绝，亨利•璞鼎查爵士自然也就让步了”。 1842年8月9日，双方在“皋华丽”号的巨大船舱里举行了最后的签字仪式，年轻的122 巴夏礼——14年后，他与约翰•包令爵士发动了另一场更具破坏性的战争——认为气氛算得上友好。巴夏礼当时只有14岁，负责照看郭富爵士“硕大的三角帽和羽毛饰”。 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在“皋华丽”号上签署《南京条约》时的情景 按照巴夏礼的描述说，年老多病的中国谈判者伊里布“在船舷受到璞鼎查爵士、?军少将以及将军的迎接，他们半搀半扶地把他引到后舱，安置在一张沙发上”。条约签署完毕后，“他们坐下来共进午餐……双方看起来感到满意和愉快”。莱恩-普尔：《巴夏礼爵士在中国》(S. LanePoole, Sir Harry Parkes in China)，第28, 33页。外科医生爱德华•克里喜欢那些鞑靼卫兵，他们“衣着华丽，皮肤黢黑，饱经风霜，他们的帽子上缀有狐狸或松鼠的尾巴，5个人当中就有一名手持旗帜的军官”。克里：《日记》(E.H. Cree, Journals)，第113页。克里的日记由迈克尔•莱维恩编辑，配有克里本人绘制的素描，出色地描绘了早期的香港。 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并未激起多大的热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来自阿富汗的报告于同一天(11月22日)抵达伦敦。在阿富汗，开伯尔山口被突破，喀布尔被占，城内的大市场也遭焚毁。与喀布尔的惨烈状况相比，南京就远没有那么令人激动了。斯坦利勋爵曾经挖苦过发动这场战争的辉格党人，在向女王递呈相关公文时也不得不表现出假慈悲：“在中国签署了一项条约，最终结束了流血伤亡……这在几乎难以估量的程度上为英国企业打开了对华贸易之门。陛下将欣慰地获悉，商务监督已经在那个城市审查了直接与宁波开展贸易的船只。”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一卷，第441页，1842年11月23日。《笨拙》杂志辛辣而富有预见性地指出： 这场罂粟战争结束了……“辉格党人遗赠给”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这场战 争回报给这位首相……用枪弹和火药从这场针对蒙昧的中国人的重大道德惩戒中获得的可观利润……不过，钱还只是次要的好处。约翰牛先生已在中国人那里消耗了如此多的火药和枪弹，动用了如此多的生铁，将来会 受到绅士般的对待。他用两三千个两足动物的血，淘汰了“野蛮人”…… 除了那些钱和礼仪，我们还会有五个对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港口。政客和 推销员们无不欣喜若狂，他们带着对利润的期盼，想象着中国皇帝身穿曼 彻斯特衬衫，后妃们身着曼彻斯特棉布衣裙，大小朝臣手持谢菲尔德刀叉 的情景。《笨拙》(Punch)，第三卷，第238页。 123 在战争结束之前，皮尔的新政府始终不愿对有关香港的政策明确表态。代表蒙茅斯的辉格党议员R.J.布莱维特在下院就这个问题提出质询，皮尔暴躁地回答说：“说真的，对华战争尚未结束之际，我只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1842年3月15日)阿伯丁勋爵对该岛的前途忽冷忽热。1841年11月4日，这位外交大臣致函璞鼎查，表示英国政府只是把香港以及舟山视为临时性的基地，也许可以通过交还两地来换取中国人做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