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印度次大陆尚未成为欧洲人关注的中心，英、法、葡和丹麦等国商人必须仰仗当地土著王公的友善。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印度的3个中心地区，一个是英国领地孟买，另外两个是向印度王公租借的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德里的莫卧儿皇帝以及至少在名义上臣服于他的土邦王公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特许权，情况看来十分令人满意。但是，两个彼此不相关的因素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莫卧儿帝国在波斯人、阿富汗人和马哈拉塔印度教徒的进攻下， 1765年，东印度公司与莫卧儿帝国签订条约，一跃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令人吃惊地迅速崩溃了，印度北部出现了权力真空；另一个因素是英法两国在1740—1758年间卷入了第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战争。 伦敦利登霍尔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大楼(1828年) 20结果，凭借一些惊人的冒险，皇家东印度公司不仅彻底控制了印度最富庶的省份孟加拉，还成为无可争议的欧洲贸易强权。由于控制了“迪万”(收税官)，东印度公司有权征收孟加拉以前上缴莫卧儿皇帝的全部税收。有人评论说，东印度公司“心不在焉地获得了一个帝国”。东印度公司摇身一变，在孟加拉有效行使以前由印度君主拥有的一切权力。一个区区的贸易公司竟然能够对超过1000万臣民行使统治权，并且掌握了颇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公司董事们为了自身利益，竭尽所能地反对一些印度王公瓜分业已分崩离析的莫卧儿帝国。事实表明，这是一项花费浩大的事业，东印度公司股息受到影响，几乎面临破产，英国政府不得不介入给予扶持。 这幅当时的漫画反映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势力。大象代表东印度公司，大象身上是印度的各个富庶地区，捆住大象的前后两根桩子分别是公司监督委员会和英国下院。 英国政府之所以要扶持东印度公司，乃是出于急迫的经济考虑。印度商人和持股人不仅是政党赞助资金的丰富源泉——这是18世纪英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的——而且直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活动。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不仅为公司提供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使英国人养成了喝茶的嗜好。彼得•蒙地可能是第一位喝过这种饮料的英国人，他对这种饮料并没有太深的印象，“这种叫做‘茶’的饮料……只是把水与一种香草一道煮开，而且必须趁热喝，据说有益健康”。《彼得•蒙地日记》，1637年7月10日(Journal entry, 10 July 1637， Peter Mundys Journal， edited by R.C. Temple(Hakluyt Society)。这是一部有趣的17世纪旅行记录。关于茶叶贸易的有趣记录，请见霍布泰斯：《变革的种子》(Hobhouse, Seeds of Change)。不过，蒙地的后人很快养成了喝茶的习惯。1664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有20磅零20盎司，1783年时，已经上升到2600多吨。这仅是合法运抵英国的茶叶，为逃避对茶叶征收的高额关税， 18世纪中叶，饮茶已经成为英国人全民性的嗜好，这幅当时的绘画反映了一个大家庭一起品茶的情景。 直到1832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出产茶叶，茶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图为18世纪中国茶叶作坊。 还有大量走私茶叶(据说茶叶走私量是合法进口量的3倍)。即便如此，即使在茶叶税率大幅下调以后，来自茶叶的收入仍然占到当时英国政府总收入的10%左右。当时，不论合法进口还是走私贩运，茶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广州，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地方还没有开始种植这种“不可或缺的茶”。直到1832年，阿萨姆才开始种植茶叶。因此这种对英国如此重要的贸易必须得到保护，东印度公司似乎无法做到这一点。 描绘广州农民加工和交易茶叶的铜版画 1772年，东印度公司陷入了可怕的困境。由于公司的交易量大大超出正常额度，甚至超过了银行业务的极限，无法偿还到期的英格兰银行和关税及国内货物税税务局的债务。21之后发生的事情在商业史上可谓破天荒的头一遭：如果你负债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别人将被迫帮你摆脱困境。诺思勋爵政府别无选择，只得为公司提供140万英镑政府贷款。作为这笔现款的回报，政府坚持通过了《调控法案》(1773年)，加强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控制。 对此，英国国会反应强烈，连续两届政府都因印度改革问题垮台。直到小威廉•皮特为捍卫其政策赢得一次大选，并最终通过《印度法案》(1784年)，才确立了未来的印度管理模式。按照这一法律，皇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由持股者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仍掌握贸易管辖权和所有政治、军事职位的任免权(英国政府有否决权)，政府则掌握“指令公司职员应谋求的政治目标，以及将不服从指令者撤职的权力”，政府所属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负责制定公司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日后成为内阁?员。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必须定期续订，下一次审查预定时间为1793年。正是1833年第三次审查期间发生的事件，导致了第一次对华战争和香港的割让。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东印度公司掌握了足以与当时最大的欧洲国家相匹敌的权力，统治的地域和人口大大超过英国政府本身。 即使说得婉转些，一家商业合股公司被授予足以与当时最大的欧洲国家相匹敌的权力，仍算得上是一桩怪事。 乔治•康沃利斯是首位印度总督，他有效地建立起现代印度的各项体制。日后，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投降。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奉行实用主义——即对既成事实的默认，要做的只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对所提供资金的担忧。印度统治者手中掌握了如此多的肥缺，不论是否乐于用这些职位酬答自己的忠实支持者，任何一届英国政府都不愿意轻易错过这些职位，让反对党在卷土重来时占便宜。监督委员会首任主席亨利•邓达斯承认：“凡是对这个国家的利益及其宪政自由寄予厚望的人，都会清醒地不希望看到委任权集中到某一届政府的手中。”菲利浦斯：《东印度公司》(Philips, The East India Company)，第73页。 根据1784年的《印度法案》，印度的权力集中在英国政府派驻的印度总督手中，印度总督由王室任命，22驻扎在加尔各答，另有两名总督负责管理马德拉斯和孟买辖区。乔治•康沃利斯勋爵(1786—1794年)是新法案通过后任命的第一位印度总督，他有效地建立起现代印度的各项体制。他在任期间，孟加拉建立了文官制度、法律和司法体系，并对商人与行政官员做了明确区分，行政官员支取薪水但禁止从事贸易——这是他们前辈的生财之道，他们“懈怠的习惯”也得到了纠正。 印度总督韦尔斯利 孟加拉成为印度最现代、最强大的一个邦，而其他数十个土邦依然为争夺领地和霸权纷争不已。当地的习俗和惯例未受触动，与从前王公统治时期没有什么两样。在信奉印度教的孟加拉人看来，说伊斯兰—波斯语的莫卧儿人比英国人更像外国人，办事效率更低。 东印度公司董事对这些竞争者并不友善，竭尽全力打击那些与公司抢生意的无证商人。不久，外来者偶然找到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他们摇身一变当上了外国列强的名誉领事，因41而从法律上成为外国臣民。特派委员会对此十分懊恼，却依然认为“任何恶意干涉……都不妥当”。伦敦佬和苏格兰人蹩脚地装扮成忠心不贰的奥地利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波兰人、汉诺威人、那不勒斯人和热那亚人，从而得以在特派委员会不以为然的注视下合法地在广州做生意。中国官员也没有异议，他们很难认得出红头发的野蛮人所属的民族，只要夷人举止得体，继续贡献惯常的“规费”，中国人乐得甩手不管。 阿美士德勋爵 私商们越来越清楚，鸦片乃是广州赢利最容易、利润最丰厚的商品。东印度公司排斥鸦片贸易，但渴望卖掉为加尔各答市场生产的优质鸦片。中国当然是最大的买主，而公司在加尔各答鸦片销售不得不倚重私商，这样就大大削弱了特派委员会的约束力。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搭档，行商面临来自北京的代理人愈发贪婪的索取，影响力江河日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特派委员会的威信。 1816年，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因而被降旨：“该贡使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一一发还。” 东印度公司企图挽回局势。1816年，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前往北京，劝说皇帝放松限制，开放更多贸易口岸：“公司在华管理机构、董事会以及摄政王政府认为，从这个国家派遣一个使团的合宜理由，乃在于侮慢、多变和混乱的程序……他们(广州地方当局)阻碍了贸易。”阿美士德勋爵的遭遇甚至比1793年的马戛尔尼更惨，但英国政府此时更关注国内及欧洲事务，无暇为东印度公司撑腰。阿美士德以语无伦次而闻名，按照日后坎宁的说法，阿美士德“根本就不是恰当的人选”。(菲利浦斯，前引书，第239页) 我此生从未见过鸦片 奴隶制是当时惟一能使英国政治气候升温的殖民地问题。历届英国政府忙于废除奴隶制，安排解放奴隶的前途，补偿奴隶主，查禁奴隶贸易。除了东印度公司股东之外，没有人关注中42国事务。广州贸易的发展状况仍然令人满意，杰出而清廉的阮元出任两广总督。1820年，一位精力充沛、勤勤恳恳的皇帝即位。中国人的传记，请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A.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ing Period)， 关于阮元，请见Weh Pehti，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 1981年第21卷(JHKBRAS， vol. 21, 1981)。 道光皇帝即位后虽力图振衰起弊，派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但在鸦片战争中举棋不定，时战时和，最后派耆英、伊里布向英军投降，签订了《南京条约》。 道光皇帝是年38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老皇帝乾隆身边度过了童年，继承了祖父对世界的看法：中国也许会遭遇困境，但是中国仍是世界上惟一文明的社会，周围都是只看重蝇头小利的蛮夷，这些蛮夷冥顽不化、令人生厌。道光仿效他父亲嘉庆的节俭，穿打补丁的旧朝服，饮食也很简单。30年后他在临终前下令不准在他的墓前设立功德牌坊，以表示他的个人缺陷和未能拯救帝国。 这位皇帝在官吏的奏折上所作的批注，表现出面对艰难使命时的得体和奉献精神，令看过的人不由为之动容。前朝许多腐败的官员要么死了，要么隐退了。一些品格高尚、精明干练的官员忠心耿耿地辅佐道光，其中既有满人也有汉人。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皇帝的近亲，党羽遍布整个国家。穆彰阿较少有传统汉人裹足不前的成见，与洋人发生冲突时，他的支持者主张采取妥协政策，这种政策遭到力主抗拒外国势力的强硬派的严厉抨击。然而，所有的人，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甚至皇帝本人，都十分危险地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快蟹”船形如蟹，没有炮械，有水手百数十个，左右各五六十快桨，行驶如飞，水师很难缉拿。 阮元注意到鸦片贸易后，立即禁止从黄埔和澳门输入这种毒品，公布了严厉的惩处措施，在广州逮捕了一批鸦片贩子和吸食者。鸦片商人并没有放弃、哪怕是限制这种贸易——这是不可想像的——而是力图为这种贸易披上一层稍微正当的外衣。鸦片自印度运来后，不再直接送到黄埔，而是运至珠江入海口一个便利的碇泊地伶仃岛，然后卸到固定停泊在那里的趸船上。这些趸船为私商所有，由私商配备船上人员。接下来，私商在趸船上与广州的中国买主谈好价格，达成交易后把货从趸船卸到一种快速小平底船。这种船为中国人所有和操作，被形象地称作“快蟹”或“爬龙”。 图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水师追击鸦片船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近海防御部队算不上是一支海军，43他们满足于偶尔驱逐一下这些大帆船，在每年交易季节结束时追击掉队的鸦片船。他们在追逐的时候慢慢腾腾，礼貌地保持一定距离，同时整个舰队全力开火。北京很快就会收到报告，“这场闹剧上演数天之后，一道文告昭示全国：天子的舰队经过一场恶战，把番鬼打得抱头鼠窜”。唐宁：《中国番鬼录》(C.T. Downing, The FanQui in China)，第54—55页。不过，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事故：19世纪20年代，一场大火烧毁了商馆里价值不菲的存货，一位美国海员被移交给中国当局绞死(特拉诺案1821年，“埃米利”号船上的水手特拉诺扔了一只陶壶，正好砸到下方小船一名卖水果的中国妇人头上，结果这名妇人落水而亡。中国当局要求交出特拉诺，美国人最初坚持必须在船上审判，最后特拉诺被交付中国审判，他被判有罪，次日即遭处决。此判决之重，处决之速，都违反了清律意外杀人的量刑与处决程序。——译注)，一些英国海员被控在伶仃岛斗殴，但未判绞刑(托佩兹案)。不过这些不幸事件很快就平息了，因为各方都清楚意识到，维持现行体制的稳定即意味着丰厚的利润。 抵达或运出伶仃岛的所有货物都是免税的，就连完全合法的货物也很快从黄埔转到河口进行交易，节省的税金可以绰绰有余地弥补额外的运费开支。 鸦片贸易不断发展，虽然售价未涨，进口数量却稳步增长。1821年，4770箱鸦片共售得8,400,800元；1826年，9621箱鸦片只售得7,608,205元。拓展市场的举措非常奏效，1830年，鸦片进口量几乎又翻了一番，达到18,760箱，这与1820年之前30年间的平均4000箱左右的进口量不啻有天壤之别。广州的英国职员把合法贸易与走私贸易脱钩，便可以推脱一切责任，甚至根本不承认有鸦片走私一事。特派委员会前主席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曾在广州住过17年，在回答1829年下院特别委员会询问，被问及鸦片是否贴上了公司标签时，德庇时断言：“我此生从未见过一箱鸦片，因此我无法谈论此事。”德庇时为人诚实，应当严肃对待他所作的这个声明。倘若换一个环境，即使考虑到他必然很清楚哪些地方不应该去看，这个声明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几乎每一个在广州的欧洲人(东印度公司职员除外)，都在忙于把尽可能多的鸦片卖给中国人。然而，广州颠地洋行簿记员亨利先生在同一个委员会上的证词佐44证了德庇时的声明，亨利先生也声称：“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箱鸦片。”请见1840年《蓝皮书》，第7卷，《下院特别委员会1829年备忘录》第442号(Blue Book 1840, vol. vii,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829 minute 442)。 对于英方这种愚蠢的冒险行径，两广总督的对策是封舱停止通商，与忤逆的夷人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这项措施几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士卒前去把守要道，不让仆役接近英国商馆，中国人禁止向英国人出售食品，违者处死。律劳卑勋爵本是以极大花费前来保障对华贸易的，现在却成功地使之中断。其他外国商人本来就对查顿—律劳卑联盟疑虑重重，如今纷纷拒绝服从律劳卑，禀请户部准许恢复贸易。 律劳卑发现局势完全失去控制。他甚至无法再次不顾英国政府的指令凭借武力穿越中国人的封锁线返回澳门，因为两艘巡洋舰早已返回澳门，而中国人已经彻底封锁黄埔至广州江面，就连小船也无法通过。3周之后，律劳卑及其属下不得不乞求广州当局准许离开广州，在两岸中国人的嘲笑和谴责声中回到澳门。5周之后的10月11日，律劳卑死于热病。既然这个钉子已经拔除，广州的贸易和平地恢复了。 律劳卑虽然有辱使命，却应该算是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至少按照一个临时的标准来看是如此(虽然有人，可能是查顿，告诉过律劳卑有关香港的情况，因为这位商务监督无缘亲自造访这个港口)。在8月14日的一份函件中，律劳卑建议占领“珠江入口处的香港岛，该岛完全适于所有的目的”。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律劳卑使团令人遗憾地铩羽而归，“律劳卑的惨败”的说法迅速传播开来。消息传回英国，人们没有表现出得知外交使团丢脸地被拒之门外后所应有的义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72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宪政事件导致巴麦尊勋爵暂时离职，否则他一定会对这次可笑的失败狂怒不已。 皮尔两度出任首相，是现代英国保守党的创始人。 日记作者查理•格雷维尔报告说，1834年11月16日这天，“本城因梅尔本政府下台的消息震惊不已，人们对这个近在眼前的大灾难毫无思想准备”。格雷维尔：《回忆录》(C.C.F. Greville, Memoirs)。威廉四世历来憎恶辉格党人，以微不足道的理由接受了梅尔本的辞呈。他没有依照宪政惯例任命另一位来自同一政党的人，而是召集托利党的罗伯特•皮尔组阁。因此，收到律劳卑使团在华失败消息的外交大臣是威灵顿公爵而非巴麦尊。威灵顿公爵对此事的反应是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他对律劳卑之死不置一词，却乘机大肆谴责辉格党人：“很显然，强迫中国广州当局的尝试，一种奇怪的联络方式……彻底失败了……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尝试必遭失败，再度令国家蒙受耻辱。”他简要分析了巴麦尊发给商务监督的指令错在何处，并提出了修正意见： 他们(译者按：商务监督)受命前往并留驻广州港。据称广州港位于虎门之内，国王陛下的船只被告知不要驶入该地点。因此，商务监督被命令前往并留驻在中国当局不允许他们前往，也不允许他们留驻的地方。关于此事及其他事项，必须改弦更张。 这位公爵用极为务实的一句话概括了未来的政策：“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人们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只有威廉国王始终“对律劳卑勋爵在广州的遭遇愤愤不平，想与中国开战。他以这种笔调致函公爵，公爵不得已回复了一封长长的答复，非常恭敬地告诉他，他是怎样的一个老傻瓜”。格雷维尔：《回忆录》(C.C.F. Greville, Memoirs)，1835年2月8日。 威灵顿公爵有“铁公爵”之称，在滑铁卢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拿破仑。在政治上，威灵顿极为保守。 中国政府有理由对结局感到满意，也希望事态就此打住。“伊莫禁”号和“安德洛马”号强行闯入虎门的行径理应受到谴责，两广总督卢坤因此被革去太子少保衔，拔73去双眼花翎，革职留任。傲慢的夷人首领被屈辱地驱逐出境后，卢坤又官复原职了。北京的议事议程上还有更为急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发生在离广州有数千英里之遥的地方，但仍影响到广州的事态。如同印度西北边境一样，中国西部边陲麻烦不断，造成动荡的原因也与印度如出一辙。那个地区不安分的穆斯林土著与汉人统治者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格格不入，就像帕坦人、回教徒与英国统治者的关系。道光的祖父为了确保新疆南部的和平、保护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修建了一系列军事要塞，这条商路一直通向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并穿过帕米尔高原，直达如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和浩罕。19世纪4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之后，英国大肆收买阿富汗土著居民，中国人出于维持边境安宁的目的，同样为浩罕可汗提供经济援助，从而稳定了边境。然而，得寸进尺的可汗先是在中国喀什噶尔煽动叛乱，之后入侵了这个地区。清朝花了5年时间才平息叛乱，1835年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可汗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理人，在其他5个城市设立商业代表，可汗的官员在司法及治安上享有对外国居民的治外法权，可汗还享有一项有利的税制。请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第162—163页。史景迁教授还提出，像卢坤这样在新疆成名的官员和将军被派驻东南沿海，目的是为了在沿海地区推行同样的政策。这些条款类似于7年后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 清军平定西部边疆叛乱 律劳卑使团的结局可以说是英国的国家耻辱(在查顿小集团看来尤其如此)，但很难想像还有比托利党政府的反应更少挑衅、更为温和的政策了。1835年4月，巴麦尊勋爵重新执掌外交部，这种政策随即成为辉格党人的政策。 约翰•德庇时——他的意见曾被律劳卑弃之不顾——情愿让广州事态如他担任特派委员会主席时那样保持平稳。德庇时致函外交部，报告律劳卑的死讯，他在函件中建议：“对我们来说，最可取的就是保持绝对的缄默与平静。”不过，这位新任首席商务监督确实做出了一项对未来影响重大的决定。律劳卑死后，要求获得商务监督秘书职务的参逊失去了保护伞。德庇时对74参逊的能力有所了解，不愿提拔参逊，他调阅了参逊的个人档案，发现后者自称的履历与记录不完全吻合。结果，直到德庇时辞职后参逊才得到升迁。查理•义律升任秘书，开始接近商务监督的位子。至于其他方面，德庇时重新执行巴麦尊最初的指令，敦促英国商人“不给中国人以抱怨的正当理由”。 这只是德庇时一厢情愿的乐观想法。在华英国商人是个野心勃勃的群体，从来不接受什么“绝对的缄默和平静”。他们把德庇时视为东印度公司的残渣余孽(《广东记事报》抨击说：“晚近‘垄断学派’培养出来的人，永远不会成为自由商人的合适代表和管理者。”)，对德庇时成为主管愤愤不平。查顿亲自跑回英国，一是护送守寡的律劳卑夫人，二是为了在国内挑起事端。广州商会也向国王递呈了措辞激烈的请愿书，要求另外派一名代表在军队的护送下前来，务必使这名特使无权“偏离一项直截了当的方针：沉着、冷静、坚定地维护陛下之帝国的真正地位”。最重要的是，这位新使节不能与可疑的东印度公司有任何瓜葛，更不能与东印度公司狼狈为奸。 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中国人的后援即将到来，他们受命进攻目前聚集在虎门内的外国人，“断其退路，四面合围，收复香港”，皇帝还翘首等待打胜仗的消息。5月21日，进攻开始，中国人用火船袭击英国战舰，伪装好的炮台也开了火。中国人与胜利失之交臂，这次依然是“复仇神”号凭借出色的火力和机动性力挽狂澜。英国人伤亡不大，伤亡人员中包括纽约港务局长的儿子，他在广州商馆附近被俘，被中国人处死。于是，英军下达了迅速向广州城挺进的命令。 值得指出的是，司令官郭富少将——他曾参加过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服役期长达46年，所以肯定能够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自信能够凭借这支由印度土兵、英国士兵、水兵和水手组成的2395人的军队，征服一座人口在百万左右，至少由2万名士兵和1万人的民团把守的城市。英军突袭广州外围的炮台，仅用数分钟就攻克了炮台，代价是一名英国人死亡，而中国人仓皇逃跑，更是无一伤亡。义律下令停止战斗时，郭富已经抵达广州城下，停战命令让这位英国指挥官愤怒不已。“黎明时分，不祥的白旗再次出现，数小时之内不停传来‘义律，义律’的叫喊声，就好像他是他们的保护神一样。”关于这场战斗，最好的叙述是费伊的《鸦片战争，1840—1842》(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郭富是个一意孤行的人。第一次锡克战争期间，他与亨利•哈丁也有过类似的冲突，这场战争大概是19世纪最艰苦的战役。义律上校再次达成，或者说被认为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一次义律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不过仍然大大低于他受命提出的条件：立即支付600万元，外加进一步的损失赔偿金。在这个危急时刻，义律的想法是复杂的。最重要的是避免流血，这与他常常表现出来的仁慈相吻合。义律向那位恼怒而又不理解的指挥官下达的指令很能说明问题：“保护广州的人民，鼓励他们对我们友好，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义律还担心，凭借占领一座桀骜不驯的城市，难以对抗狂暴的乡民和正在赶来的皇帝军队，郭富对此肯定毫不在意。 图为三元里农民的指挥旗三星旗 中国学者特别强调村民仅有的一次拿起武器攻击英国军队的事例，所有的中国112 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关于三元里战斗的描述。事实是，1841年5月29日，3名英国军官和大约60名印度土兵在广州城外陷入包围。他们击退了数百名袭击者，一人被杀，数人受伤，后被两个连的皇家海军部队救出。郭富将军嘉奖了这些印度土兵，依然认为中国人不会带来多大麻烦，不论是正规部队还是非正规的民团。即使是魏斐德教授也受到中国人观点的影响，他在《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一书的第137页写道：“英国”军队受到攻击。正因为他们是印度士兵，因而受到威灵顿的特别称赞(上院，1843年2月14日)。 三元里临时指挥所三元古庙 珠江的水深很可能是制约义律选择的关键因素。到第二年，战舰上对准南京的大炮就足以构成强大的威胁，促成一项条约。而在广州，一线作战军舰根本无法靠近城墙。1841年时，只有小型舰船能够提供支援，占领军在广州处于缺乏保护的危险境地。直到1857年，情况才彻底改观，新型炮舰能够驶入广州以及西江的所有河道。 军事史家严厉批评义律上校终止进攻行动的命令，不论他在1841年春夏的政策有何功过，召回他的决定已经无可更改了。奥克兰勋爵的姐姐艾米莉•艾登注意到，堂兄弟查理“想向世上每一个人证明自己。我预计会有一部长篇传记小册子问世，您不这样认为吗”?艾米莉•艾登：《书信集》(Emily Eden, Letters)，1841年8月1日。艾米莉是她的堂兄弟查理最苛刻的批评者之一。义律上校并不是热衷写小册子的人。8月10日，他乘“克莱德”号离开香港，马地臣送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公开表示广州英商总会的感激之情：“我们很高兴在您离开的时候能有机会吐露感情……我仍打算(在澳门)为您饯行。”义律信函, 1841年8月24日。在孟买，义律收到另一封来自噫之皮的感谢信，这封信表明义律克制而审慎的品性受到一些人的称道：“您始终仁慈为怀，宁可寻求引导和劝说中国人民，而不是凭借英国军队的武力去征服和控制他们，这极大地增加了您的荣耀。”同上，1841年10月20日。 义律上校回到伦敦后，马上着手让新政府认可自己的立场；皮尔领导的托利党已经取代了梅尔本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义律问心无愧，公众舆论也大多站在他的一边，因此他心情似乎十分轻松。格雷维尔对他的描述，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正急于辩白的人，义律“生气勃勃，113 精力充沛，快活、灵敏、热切、兴致勃勃而令人愉快”。这位日记作者还写道，义律“觉得关于他的中国之行的报道很有趣……我倾向于认为他能够为最近在广州的英勇行为辩白……他与陆海军将领互指责……他极为蔑视……他们和他们的看法。他也不赞成我们正在进行的斡旋，认为我们考虑用舰艇对华开战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格雷维尔，前引书，1841年11月19日。 人们预计，托利党人会支持义律。毕竟，托利党曾经指责巴麦尊抛弃了在现场的人，义律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坚定。罗伯特•皮尔爵士在议会正式宣布，他对义律的“正直和可靠给予最大限度的信任”。就连被挫败的辉格党人也表示了谅解。乔治•维利尔斯(后来成为克拉兰敦勋爵)写道：“梅尔本用十分得体的方式称赞了义律。”经约翰•巴罗爵士批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任命了义律的一个儿子作为奖励。义律一度曾考虑争取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里彭勋爵的支持，“他却像海豹一样咧嘴一笑，不停地来回晃腿，不肯谈论整个事情”。义律几乎无需这种支持，因为维利尔斯记下了义律上校得到的最高荣誉：“威灵顿公爵提高了义律的声誉和品行，他用议会内外迄今从未有过的动人和巧妙的口吻，历数义律曾经面对的困境。在这种事情上，公爵自然是本国的权威，义律从此可以对诋毁者报以嘲笑。”均引自义律信函。 义律必须留在伦敦，与财政部解决鸦片烟款问题。这个部门素来以行动拖沓而著称，直到1846年才最终认可了义律整整齐齐、乃至是令人钦佩地准备好的账目。虽然舆论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尚有分歧，义律在下一个职位、驻得克萨斯共和国临时代办的经历表明，他兼具个人魅力和勇气。他很快就赢得了共和国先后两任总统塞缪尔•休斯敦和安森•琼斯的尊敬。休斯敦1843年5月7日和6月15日两信，藏于得克萨斯大学休斯敦文献(Houston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Texas)。出使得克萨斯之后，义律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接连获得了一连串不那么重要的殖民地职位，先后担任过百慕大、特立尼达和圣赫勒拿岛的总督，最后带着不多的荣誉以海军少将和爵士头衔退休。最后要提一提义律的老对手琦善。琦善也在其主子的盛怒之下得以幸免，而且也被打发到中华帝国最偏远的角落。法国旅行家古伯察神父偶然在西114 藏拉萨遇到了琦善，两人谈论起那场战争，琦善认定英国人砍了义律的头：“对于可怜的义律来说，这是个可怕的命运。他是个好人。”古伯察：《鞑靼、西藏、中国游记》(Abbé Huc, A Journey Through Tartary and Thibet)，第二卷，第285页。 瞄准琉璃塔的大炮 1842年12月2日，璞鼎查从南京回到香港。《中国之友》以欢呼之辞来迎接这位总督，“面对宏144大、兴旺的事业，我们几乎有不知所措之感”。这种热情很快就消退了。两周后，远征军起航返回印度，只留下一支700人左右的卫戍部队。远征军军官大多出身于良好的家庭，爱好交际，他们的到来令香港社交界热闹非凡，他们离去之后，社交界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当时香港社交界仅有数十名商人和极少数政府官员，因为军士、列兵、店主和那些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当然不能踏入这个圈子。华人不论是否体面，被认为最好是放任自流。 马地臣用贩卖鸦片的利润购买和开发了刘易斯岛，图为岛上马地臣所建城堡。 香港社会是个奇特的混合体，而且是个头重脚轻的社会。以往的广州大班大多已经离去：詹姆斯•英尼斯死了，威廉•查顿当上了代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可敬的议员(他当议员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死于1843年)。阿什伯顿是个支持对华贸易的口袋选区。即使在议会改革法案通过后，该选区仍仅有262名选民(1846年)，无须多少花费便可以把他们全都收买。查顿之后，马地臣又当选为该选区议员，马地臣之后是央孖地臣。兰斯洛特•颠地和马地臣很快也离开了，马地臣的那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侄子，“一个孤僻、脾气暴躁……乖戾的家伙”，雷德，载M.克锡主编：《蓟与玉：怡和洋行150年》(M. Keswick(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150 Years of Jardine Matheson)。接替了马地臣。1843年，马礼逊的儿子、能干而勤奋的马儒翰死于热病。到1844年年底，早先时代的遗老都不在了，要么死了，要么去英国当上了绅士。兰斯洛特和威尔金森兄弟备受称赞，他们“盛情好客……坚毅正直，宽容慷慨，一贯仁慈”。他们按照雄伟的托斯卡纳风格重建了位于威斯特摩兰的祖居，还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包括中央供暖系统和不下两间浴室，还为教区教堂修建了一座礼拜堂。马地臣干得更出色，他买下了刘易斯岛，在岛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城堡。下述事实足以说明鸦片贸易的利润有多丰厚：马地臣能花50多万英镑购买和开发刘易斯岛，央孖地臣退休后用773,020英镑在英弗尼斯郡买下了很大一块地皮，还在罗斯郡购买了价值30万英镑的土地。 图为央孖地臣回到英国后所建豪宅 与英国维多利亚早期的人士一样，广州大班的继承人念念不忘社会等级观念。当时英国社会正在开始热衷于社会分层。摄政时期英国史上的摄政时期是1811到1820年的时期。——译注社交界较为宽松的气氛——广州和澳门的英国人亦步亦趋地加以仿效——已经让位于对绅士派头的自觉追求。英国政治家的个性有了变化，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文雅可敬取代了辉格党人放荡不羁的贵族做派(梅尔本总145是习惯使用那些让所有听众都反感的语言)。到过英国的游客时常惊异地发现，英国的“等级体制如同东方的种姓制度一样绝对……令人难堪、闭塞和不健康”。西季威克：《海外书简》(C. Sedgewick, Letters from Abroad)。萨克雷、狄更斯、特洛罗普和瑟斯蒂等人敏锐地记录下19世纪40年代的这种成见，“绅士派头意味着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幸福的毁灭和终结”。萨克雷：《布朗先生的书信》(Thackeray, Mr Browns Letters)。香港社会也是如此，而且与英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香港社会人数不多，这使得问题更加突出。香港的英国臣民有300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英国大农庄的人口，其社会差异却相当于英国一个郡。 起初，高高在上地居于香港社会顶层的人物并非总督，而是驻港英军总司令、十六世男爵、近卫步兵第一团的陆军少将萨勒敦勋爵。萨勒敦魅力出众，颇具教养，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和出色的战士，威灵顿曾称赞萨勒敦“不论作为男子汉还是战士，都堪称陆军的楷模”。滑铁卢战役中，萨勒敦率领近卫第一团分遣队坚守在胡格诺花园，打退法国人的数次进攻，也正是他迫降了拿破仑的卫队，亲手接过了康布隆的佩剑。 萨勒敦勋爵 这位将军常驻香港，总督却不得不为外交事务东奔西走。不但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说全权公使是上司，但不论从等级、资历还是个人能力上说，璞鼎查难望萨勒敦之项背。 总督和总司令之下，有43位居民自命为绅士。人数之所以如此精确，是因为这个数字是璞鼎查认为必须任命的地方法官的人数，这些人有权审讯“频繁前往中国皇帝疆域的每一位英国臣民”。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究其原因，倘若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排除在外，都是对他们极大的冒犯。在英国，充当“太平绅士”，坐镇地方法庭，乃是乡绅阶层的特权和职责，地方法官有权被尊称为“大人”，从而与身为庶民的商人区分开来。在香港，如果一个人不是太平绅士，那就只是“老百姓”。一位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大人’也卖东西，我也卖东西，彼此究竟有什么不同？”人们用颇为挖苦的方式表达了愤慨，尤其是那些没有当上太平绅士的人。1843年7月17日的《中国之友》刊登了一封来信(不用说，新闻记者没有被视为绅士)：“我们的总督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任命一群太平绅士(附带146说一下，他们……在香港一无是处)，他们的人数超过整个保安部队的三分之一，若是在英国，会有人相信这一点吗？”这种荒谬可笑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地方法官很快就被悄悄解职。 璞鼎查难以容忍上流社会的地位之争。他一直生活在东方，与印度人、士兵和东印度公司职员打交道，缺乏对付商业绅士的经验。像义律一样，璞鼎查发现很多商人脾气很坏、令人生厌，与义律不同的是，璞鼎查脾气暴躁，缺乏耐性。璞鼎查爵士一回到香港，就身不由己地卷入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的冲突。当时，马地臣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调停在他上任5年前发生的一场纠纷。这场纠纷起因于兴泰行的债务问题，这家广州商行组建于19世纪20年代，是靠不住的数家行商之一。怡和洋行冒失地用巨款扶持这家行商，金额高达300万英镑。1835年，兴泰行倒闭，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行商委员会“审查兴泰行和怡和洋行的索赔”。不知是太缺乏圆通，还是刻意的预谋，兰斯洛特•颠地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按照颠地本人的说法，他“被随意地选中，以提供外语和账目方面的必备知识”。颠地委员会认为本金应归怡和洋行，但不得支付3年的利息，这笔利息的金额高达432,543英镑。马地臣异常愤怒，写信指责颠地“多管闲事，插手这笔利息或借贷双方的账目，这个决定荒唐而又不公正”。事实上，颠地的做法合情合理，并未超出授权范围，问题是双方的敌意由来已久，此事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南京条约》规定偿还拖欠的行商债务，怡和洋行便旧事重提，请求璞鼎查出面干预，敦促行商偿还这笔利息。璞鼎查没有从颠地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帮助，颠地只是向璞鼎查解释了设立委员会的前因后果，郑重其事地拒绝重翻5年前的老账。外交部档案(FO 705/42 and /49);另见张荣洋前引书。 依璞鼎查看来，整个事情的经过不可思议。1842年3月8日，他把相关文件全部发往伦敦。德庇时和义律均认为颠地洋行更值得敬重，但璞鼎查爵士在伦敦时就与怡和洋行往来147密切，并且决定一到香港就拜会央孖地臣。事实上，这两家商行都曾冒犯过璞鼎查。颠地洋行在承兑一张政府汇票时大加刁难，总督在一封信函中流露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情绪(“我很遗憾，在我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涉及到某些英国商人，尤其是那些我一直希望、并有义务支持的商人”外交部档案(FO 705/54)，引文引自璞鼎查马儒翰的私人信函，1842年3月3日。)。怡和洋行则曾经阻挠璞鼎查收取邮件，璞鼎查抱怨说：“摩尔号已在3天前抵达香港，我还未拿到我们的函件。它停泊在离陆地有一段距离的海面，先将马地臣先生的包裹送上岸，他们在20号早上就收到了！真是声名狼藉的可耻做法。”如今，璞鼎查已经就赔偿问题与中国人达成协议，每一个商人都想从政府那里尽可能多地捞一笔，璞鼎查写道：“就我所知，一些诚实的英国商人一想到能获得超出他们预想的利益就欣喜若狂，另外一些人则因为有300万元可分，便捏造事实，要求赔偿。”同上，1843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