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三、第七和第十一章将详细解释个中缘由。简单的回答就是：英国政府反复无常的政策、英国内阁大臣的个性、长期形成的报答政党忠实支持者的需要，以及国际竞争对手所施加的压力。要理解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惟有把它们放入英国和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 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必须留意，因为香港只是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甚至不大愿意称它为殖民地，官方声明在提及香港时都称之为“属地”，但这更多地是为了推卸责任，而不是出于用词准确)。严格地说，殖民地是移民在境外土地上建立的居留地，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澳大利亚和北美殖民地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殖民地。香港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甚至在它正式建立之前，严厉而勤勉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殖民地部常任次官、维吉尼亚•伍尔夫的祖父——就注意到，“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8做法……(香港的)法规和条例……在很多方面应服从超出其制订者预料的迫切需要”。殖民地部文件(Colonial Office(CO)129/3, 3 June 1843)，1843年6月3日。其他英国殖民地，为数众多的小殖民地，都已成为独立国家，只有香港依然是一个直辖殖民地，即由宗主国政府负责管治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的居民所享有的代表权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因此，更为准确的说法是，香港是一个碰巧由英国管治的中国人的殖民地。 这种反常现象使得这个殖民地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家国巨变。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19、20世纪之交，义和团骚动在北方引发了对欧洲人的屠杀，导致北京被外国军队占领。但是，这两次社会巨变没有在香港激起多大的波澜，香港在成为殖民地后的头80年里享受了独一无二的宁静。由于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始终不容质疑，而且试图与中国当局保持友好关系，帝国的这个驯服的偏远地区始终未受打扰。直到1898年，英国为回应其他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压力，要求租借新界之后，香港才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内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水晶宫是当时的博览会场所。 乾隆抚琴图。马戛尔尼来访时，乾隆皇帝的权力已臻至高之境，形象也完全神话。图中意境散淡闲适，乾隆仙风道骨，一派祥和景象。 对于中国方面也需要做出一些澄清。从广州和澳门前往香港的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外国侨民，他们紧随皇家海军首批登陆部队来到这个“贫瘠之岛”，使香港迅速起步。这个殖民地的早期历史就是广州贸易历史的延续。因此，有必要解释这种重要的国际贸易的运作情况。同时，对一些神话加以考察也是有益的。“鸦片战争”真是为了鸦片而战？三元里乡村勇敢的农民在1841年击败了英国军队？1842—1843年的条约安排性质如何？这些问题(我的回答都是否定性的)所激起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交往。虽然20世纪历经巨变，中国的历史依然是民族意识中异常活跃的因素，而历史的连续性丝毫没有中断。《观察家报》的乔纳森•米尔斯基注意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依然以能够写出优雅的书法和9诗词而自豪。曾担任法国政府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有很好的机会研究现代中国，他评论说：“当时(1971年)毛主义的国家与马戛尔尼(1793年的英国公使)面对的国家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中国人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坚持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以及诸如此类的十三项相似之处。佩雷菲特：《两个文明的冲突：英国对中国的远征，1792 —1794》(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s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1792—4)，美国版书名为《停滞的帝国：东西方的首次大冲突》(The Immobile Empire: The First Great Collision of East and West), 第xx—xxi页。邓嗣禹与费正清也做出了相同的评价：“尽管经历了最近数十年来的狂热变革，过去的影响对于今日中国依然不同寻 常地强烈。在表层下蕴藏着中国的古老文明，这一底蕴决定和影响了新的发展。”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Teng and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第2页。 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英国的制度显然始终未受触动。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去世时，已是共产党国家首都北京的一名园丁即末代皇帝溥仪。——译注，而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女、最后一位印度皇帝的继承人即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译注仍然端坐在伦敦的御座之上，上院和下院也依然是英国国会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这样一种延续具有欺骗性。自?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代表东印度公司首次尝试与中国建立关系以来，英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彻底改观。1793年时，英国是个小小的农业国，不久之前刚刚丧失了最重要的海外领地——北美殖民地，但国内工业正在发展，英国在印度的地位虽不明确，也正在迅速巩固。不过区区数年之内，这个国家一跃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印度统治权的继承者，拥有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手中抢来的众多殖民地。英国国内工业的发展更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享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史无前例的庞大实力之后，英国开始了缓慢的衰落过程，从一个统治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不那么繁荣的西欧国家。19世纪大规模的社会工程使英国面貌为之一新，英国因而能够扮演强权帝国的角色。事实表明，较之随后对于衰落的适应，英国更为成功地推行了崛起所必需的变革，而香港的历史反映了这种令人不快的转变。 英帝国的崛起与中华帝国的衰落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在1793年，中国漫长的边境线是稳固的，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身为具有宇宙意义的人物，10真龙天子可以与日月星辰相媲美，乃是智慧与正义的化身。他是最强大的君主、最贤明的统治者、天命的阐释者。皇帝受命于天，被视为人间神祇，他在宗教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拜占庭式的罗马皇帝、至高无上并被尊奉为神的奥古斯都。皇帝既是独裁者，又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受上苍的委托统治中国、为民造福。作为汉人神祇的化身，皇帝亲自到天坛献上大量祭品，祈求得到神的祝福，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从理论上说，中国皇帝的超人属性意味着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英明而仁慈的。局势一旦恶化，往往被看成是皇帝违背天意所致，因此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较之当代的领袖人物，中国皇帝对皇帝的神性职责更为认真对待。1644年明朝末代皇帝在自缢前向祖先和臣民谢罪：“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魏斐德：《中华帝国的没落》(Wakeman,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第67页。 将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深受孔子学说的影响，社会划分为儒家学说所规定的各色等级。在这个等级体制中，农民处在第二位，仅次于统治者(“士”)，高于工匠(“工”)，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那些最无足轻重、对社会贡献最少的商人。最终，当西方的商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地位卑微(按照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马地臣的话说：“商人乃世间的巨擘。”马地臣：《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前景》(Matheson,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第3页。)——遭遇中国的官僚，一场冲突，至少是文化上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由于双方都极度自信，因而几乎同样可以肯定，这场冲突将发展成武装的冲突。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各地的贡院外都有一堵放榜墙，会试的结果就张贴在放榜墙上。这幅明代绘画描绘了举子正在等待放榜的情景。 “进士”的年龄通常在35岁左右，他们考取进士之前，多半已花了不下20年时间在同一个知识领域反反复复地耕耘，因此，成功的候选人往往“变得谦卑柔顺，成为小心翼翼而驯服的朝廷官员”，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那些在不间断的激烈竞争中能够过关斩将的人，必定具有达观和坚强的性格，但是，对创造性思维的压制使他们非常缺乏适应新环境所需的应变能力，这一点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19世纪，夷人要求进入天朝帝国，这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新问题。即使像林则徐这样极富才干之人，也只是重复以前形成的反应方式，只能求助于一些陈词滥调。满族官员往往没有汉族学者型督抚那么僵化，更乐于适应环境的变化。 万树园赐宴图。1753年，漠西蒙古杜尔伯特部部长策凌台吉、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率部众3000余户归服清王朝。宫廷画家王致诚所绘制的这幅画，反映了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三策凌的壮观场面。 一旦获得进士头衔，高级职位也就唾手可得了。在考试中失利的其他人就要看运气如何了，但可以争取机会。例如，花钱买官完全合法，不过仅限于比较低级的职位。 17 那些通过中级考试或有财力买一个进阶的人，得以跻身“士绅”或“文人”之列。士绅拥有一些特权，包括有权穿着特殊服饰，蠲免许多法律义务、税收和劳役等。中国的科举考试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至少是所有男性)，因此，哪怕是出身最卑微的年轻人，只要具备足够的才学和虔诚，从理论上说都可以通过考试升到文官体制的最高层。在实际情况中，机会偏 向那些其家庭能够负担漫长学习期的人，而那些已有一官半职者则可以使家庭的产业更巩固、更持久。 这种士绅与官员的紧密联系，确保了人数非常有限的官僚阶级始终能够得到庞大的非官方势力的支持。中国的士绅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与英国各郡的治安法官完全相同，后者协助郡长组织民团，平息地方纠纷，促进公认的道德规范。满族人——他们人数很少，当时仅有200万人——参与这些工作，但更多的是为军队或朝廷效力。他们的民族传统是战斗勇敢，而非文字或行政管理技能，而且他们的处事态度比受过古典教育的汉人更随和、更开放。 和是清代乾隆时的权臣。他广收贿赂，致府库空虚，吏治败坏。其秉政揽权，历来被认为是清代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一看现在的中国版图，就可以发现满族人最持久的一个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与大清帝国确立的疆界基本吻合，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现已独立的蒙古。乾隆皇帝极大地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版图，他在西部边境凭借一系列强有力的征讨，把中国突厥斯坦——今天的新疆自治区——纳入到帝国版图，成功的战争还迫使尼泊尔廓尔喀人、缅甸人以及绝大多数印度支那人奉中国皇帝为君主。事实表明，对新疆征服的开支极其浩繁，维持这一广袤领土也不断消耗着帝国的财政。在其漫长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乾隆可以依靠祖先聚集起来的财富，中国依然享有安定和繁荣。乾隆时期，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到18世纪末约有3亿人，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产量以相同速度增长。18 嘉庆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 然而，到乾隆的后人登上王位时，由于老皇帝的宠臣和珅的劫掠，国库已十分空虚，新皇帝嘉庆不得不尽可能地削减开支，增加收入。嘉庆是个审慎的人，甚至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还致力于改革和减少开支。尽管如此，他在位期间(1796—1820年)一直麻烦不断：黄河7次决堤，造成饿殍遍野；大规模起义此起彼伏，沿海地区受到海盗洗劫；而西方的夷人——他们已经令人不安地迂回接近了中华帝国边界——正在开始制造新的麻烦。 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谁拥有世界，或者至少拥有尚未引起罗马教皇关注的那部分世界，这个问题本该在1493年5月4—5日就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当然拥有神圣的权力来处置只有异教徒居住的土地。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裁决，把所有已发现的土地均等地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距亚速尔群岛和佛德角群岛西面100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约为3英里。——译注处贯穿南北极划一条线，线以西的所有土地归西班牙，其余部分归属葡萄牙。这位教皇希望借此约束西班牙，究其原因，他在接连把女儿鲁克丽琪亚许配给两位西班牙人之后，最终把她嫁给了意大利人乔万尼•索尔查。不过，就算曾经有过西班牙与葡萄牙所得土地谁多谁少的问题，到1580年也该解决了。就在这一年，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王室合二为一。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西班牙人，在欧洲历史上以大肆敛财和为儿子进行处心积虑的谋夺而臭名昭著。 欧洲其他国家并不欢迎教皇的这项安排，尤其是那些信奉新教的国家，但他们在16世纪时无暇旁骛。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的尝试失败后，满足于劫掠西班牙人的领地，捕获西班牙船只；法国则深深陷入国内宗教战争的泥淖；荷兰刚刚挣脱西班牙统治而成长为一个民族国家。到1600年，局势有了变化，至少在英格兰和荷兰是如此，而法国在数年前就开始要求新的领地和对外贸易。欧洲的领土扩张仅限于新世界，19英国人集中在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荷兰人则建立起巴西帝国。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业已征服的地区外，美洲的土著居民被殖民者驱逐、融合，乃至彻底消灭。在东方，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帝国各据一方，众多周边国家对日后的殖民者构成了一道强大的屏障。因此，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东方关注的是扩展贸易而非征服。起初，荷兰人投入了更大的精力，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超过50万英镑，而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早两年成立的皇家东印度公司仅有3万英镑资本。17世纪头10年中，荷兰向东方派出了60艘船，而英国仅为17艘。 英国东印度公司徽记。徽记的图案是伯纳德•高林在1698年10月7日设计的，后由英国联合东印度公司采纳。图案下方的拉丁铭文Auspico Regis et Senatus Angliae，意思是“蒙英格兰国王和贵族护佑”。 之后，英国航运业日益兴旺，东印度公司虽然差一点被查理一世的政策毁灭，但经过克伦威尔时代的重组后，已能够在经济上自立。随后，葡萄牙将孟买作为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的结婚礼物，赠予英国王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地位由此得到巩固。这位国王将孟买授予东印度公司，英国首次在东方建立起一个合法而可靠的基地，与葡萄牙和荷兰的据点对峙，并最终再次有可能开展对华贸易。1711年，清朝皇帝牢牢控制了对外贸易并有意放松限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了第一家商馆。 荷兰东印度公司海上贸易网。荷兰在17世纪建立起庞大的海上商业帝国，因此被称为“海上马车夫”。这个绰号形象地说明了17世纪的荷兰在商业、海洋和殖民掠夺等方面所拥有的霸权。 19世纪头20年中，东印度公司鸦片生产没有大的增长，这一时期每5年的平均产量为： 年份拍卖箱数 1797—18014009 1802—18063700 1807—18114718 1812—18174135 东印度公司官员担心，他们未能提供更多的鸦片，也许让中国的吸食者失望，因为 “突38然失去这种麻醉剂，几乎肯定会给瘾君子带来很大痛苦，但政府没有道德义务提高产量”。 因此，在19世纪头20年，很难说鸦片利润已经成为东印度公司关注的焦点。鸦片利润日后虽然有所增长，也从未在印度财政收入中占到举足轻重的比例。但是，每一个人都期盼广州贸易不断发展。广州的富庶，北京的安逸，成千上万官僚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茶税，全都有赖于广州贸易。 多变混乱的程序 广州的税收对中国的财政大有助益，而且少数商人承担了额外的负担，不会激怒老百姓。不难理解，这种体制“十分适合制度化的剥削”，不法官吏把提高广州商人的“规费”作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例如，1807年，倒霉的公行商人不得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其中，127,500两白银是为肃平海盗和河工，为了“自鸣钟”(进口的表、钟及机械玩具)又交了20万两白银。行商若是濒临破产，可以在“公所基金”的帮助下恢复元气。这项基金由行商每年缴纳一定比例的利润组成，从理论上说，基金是用来偿还破产债务的，但官员已经开始贪婪地把手伸向基金的财产。格林堡(前引书，第67—69页)指出，勒索实际上使得合法贸易越来越无利可图，行商在进口时若是用实物而不是用现金支付，几乎总是会招致亏损。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1815年6月，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战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被流放至南大西洋的英属圣赫勒拿岛。绘画反映的是拿破仑在岛上口述文件。 一旦广州的洋人提出抗议，这种体制就扭曲了。尤其英国人逐渐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而不是一家商业公司，因而不愿再承受多如牛毛的种种有伤体面的管制。仅仅3年前，拿破仑还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法国统治着从华沙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广大地区；如今，他在滑铁卢被打败，流放到一个偏远的大西洋岛屿，沦为一名囚徒，而且是东印度公司的囚徒，因为圣赫勒拿岛正是东印度公司众多补给站中的一个。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与中国的地位迥然不同，两地的反差越来越明显。欧洲人抵达印度后，39很快就能获得一官半职，他的举止做派与莫卧儿帝国的继承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旅行时带一名仪表堂堂的侍从，身边围绕着一大群各色人等的印度仆役和助手，背后的靠山是训练有素的印度士兵，事实已反复证明这些士兵是这个次大陆最好的军队。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是无可争议的大人物，哪怕这地盘是一个正式独立的土邦。他必须说这个国家的语言，可以到东印度公司的海勒伯里学院学会这种语言。不可否认，他不得私自从事贸易，公司职员再不可能指望像以往的纳波布在印度发财后回国的欧洲人。——译注那样大发横财，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描绘的乔斯•赛特笠就是纳波布的生动写照。然而，他实际上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总是身处英国文明的核心，拥有诸如钢琴、淑女、台球房和流通图书馆等宜人的条件和设施。他最起码的一项享乐，是常年可用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块冰镇巴斯啤酒和苏打水。 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印度的奢华生活 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商馆任“书记”的年轻人，日子就远没有那么舒适了。与在印度的同胞相反，他的身份并非帝国的管理者而是商人，而商人是中国社会中地位最低的阶层。他有大半年时间生活在气候湿热的广州，活动范围不过是狭小的商馆，住的只是一间中等大小的单间。除非特殊情况，他甚至不能到小小的欧洲人居留区外散步。当地老百姓对他抱有明显的敌意，虽然他与行商保持了彬彬有礼，有时甚至算得上友好的关系。澳门的假期要舒适一些，但那里几乎是混血儿的天下，英国妇女非常少见，无法像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或孟买那样找到伴侣。聪明而勤奋的书记员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掌握足够的汉语，进而对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产生兴趣，但很少有人愿意付诸行动。惟一的补偿是经商挣钱。这一条路在广州仍旧是可行的，但随着1813年公司贸易专营权撤销，公司职员的发财梦越来越渺茫。公司董事会曾提出抗议，但没有任何成效，因为公司非常不得人心。一位观察家写道：“倘若有人提议削减一个或若干董事会成员名额的增订条款，肯定会在下院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斯威尼•图恩上校，引自菲利浦斯，前引书，第190页。不仅如此，广州的私商显然正在大发横财，40在品行端正的公司职员看来，这些人全都是半海盗式的无名小卒和鸦片走私贩子，他们的举止根本谈不上“得体”。 1793年，公司特许状进行?续订，准许外来者合法地经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港脚贸易(此前他们已经非法地干了一段时间)。英国商人在印度进出口贸易中站稳了脚跟， 1830年前后广州的一位商船船长。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来到广州的目的只有一个：尽快发财。 他们的立足点通常是在加尔各答。这并非易事，因为新来者必须在现行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皮棉是印度主要的出口产品，也是吸引中国买主的货物之一，但棉花贸易仍掌握在公司手中。在广州，公司特派委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权，限制闯入者染指原料市场，中国人的做法也强化了公司的权力，中国人只与公司和行商进行较为重要的出口贸易。 图为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给乾隆的铜镀金冠架水法跑鸭钟 装有发条装置的产品是输入中国市场的有潜力的进口货物，也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始终领先中国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中国人热切渴望得到各种钟表、时钟、机械发声小鸟、人工瀑布、跳舞的小人、音乐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中国人对这类玩具的渴望，按照特派委员会主席在1811年时的话说，“现在已是这名官员(户部)贿赂京城上司的现成工具”，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158页。也引发了不少争吵。为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形，公司限制进口这些恼人的货物，这就给切普塞德的詹姆斯•考克斯这样有魄力的外来者打入广州贸易的机会。几经周折之后，考克斯创立的商行最终成为最大的一家在华外国商行——怡和洋行。考克斯还试探了其他进口商品的市场前景，其中来自美洲“腹地”的海獭皮和海豹皮最为成功，这宗利润丰厚的业务日后被约翰•雅各布•亚士脱接管。其他商人也各显其能，寻找能引起中国人兴趣和充当现金代用品的进口货物：金属、染料、人参、檀香、象牙、珊瑚和琥珀，以及鱼翅、燕窝等珍馐美味。中国产品的境外市场也有人作了类似的调查，伦敦组建了一家“药材行”，进口中国的大黄、肉桂和樟脑。 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 律劳卑使团收到的指令固然值得赞赏，使团失败的命运却早已注定。原因在于使团首脑毫无责任感可言，而且给他的指示只有三言两语。巴麦尊的指令在其他方面都颇为得体，也确实表现出修好的意向，但正是指令中的一句话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阁下抵达广州后，应即以信函通知(两广)总督。”就是这寥寥数语导致了两场战争并带来巨大的痛苦。 按照当时双方交往的惯例，律劳卑使团应该在澳门等待进入广州的许可。图为19世纪30年代的澳门。 外交部正确地认识到，必须重新启动濒于停顿的广州贸易，不能冒任何被拒之门外的风险，否则就会重蹈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覆辙。国王陛下的出访官员、一位贵族向中国皇帝的地方代表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起码的礼节？但是，中国人可不这么看，他们的外交礼节只有两种选择：律劳卑要么作为进贡的使者，这样的话他必须到北京觐见，行相应的大礼；要么他以大班的身份来华，这样的话他必须得到许可方能进入广州，必须以通行的方式与行商和户部讨论有关事宜，只能用“禀帖”(恳求书)来与中国官员联络。然而，没有哪个商人，不论他自称有多么高贵和显赫，胆敢接近身为太子少保、官居一品、戴双眼花翎的两广总督，而这正是律劳卑被指令要去做的事情。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使团乘巡洋舰“安德洛马”号抵达澳门，中国人注意到该船更适合运送使节而不是一位大班。不过，“安德洛马”号因吃水太深，在驶往广州的途中搁浅，无法继续营造令人难忘的效果。使团不得不乘坐数艘小艇溯江而上，慢腾腾走完剩下的旅程。前往广州之前，使团在澳门处理了一些事务，在广州担任大班特派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的德庇时赶来澳门加入使团。德庇时在广州的继任者只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公司在广州保留了一个办事处，以协助清理贸易账目)，年薪却有5000英镑。因此，德庇时提出自己应获得某种补偿，薪水应当从“安德洛马”号离开英国之时算起，如同他当时已在船上就任新职。公司家具作价出售，皇家买下了公司的单桅帆船“路易莎”号，这艘单桅帆船日后在珠江两岸变得69广为人知。 律劳卑迅速安排妥当这些事务，未在澳门久留，便不顾中国人的抗议，起程前往广州，把他的“看护人”德庇时和罗宾臣丢在澳门。律劳卑这个举动非常轻率。按照当时清朝政府的规定，正确的方式应当是在澳门通知行商，告之新领导人已经抵达。随后，行商以得体的谦卑措辞向两广总督请求允许夷人入城，在许可令发出之前使团必须待在澳门。1834年7月25日，即抵达澳门后的第10天，律劳卑进入广州城，住在威廉•查顿提供的房子里。为难的户部向总督报告说：“午夜时分，一艘军舰上的小艇载着4名英夷进入广州，他们在英国商馆住了下来……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前来，无异于秘密潜入广州。”《亚洲学刊》，1837年，第4页。翌日，两位苏格兰人(译者按，律劳卑和查顿)一道进餐时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点。查顿得知3名商务监督中有两人来自东印度公司，便愤愤不平地向马地臣抱怨说：“你若是知道第二和第三商务监督都是商馆指派的人，一定会吃惊的。我敢肯定广州侨民将一致谴责把国王与公司混为一谈……我不认为这只是临时性的安排，可我不会说什么。”威廉•查顿：《私人信函集》，1834年6月10日。不过，他希望至少首席商务监督能倚仗皇家海军的威望和力量，威吓中国人改变贸易条件。 这正是律劳卑乐于扮演的角色，尽管英国政府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巴麦尊给律劳卑的指示有以下5个要点：1)一到广州，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两广总督；2)尽可能把通商扩大到广州以外各地；3)设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4)除特殊情况外，暂不与中国发生新的关系，如有这种机会，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待指令；5)除非有特殊需要，不得把军舰开进虎门。——译注在抵达广州后两天之内，并且未与两名同事德庇时和罗宾臣商量——他把两人留在澳门干等，律劳卑“在6个方面违反了中国人的规定：没有通行证就进入广州；未经允许便留了下来；企图以书信代替禀帖与总督联络；在信函中用了中文而不是英语；递呈信件者人数超过两人；企图直接与满清官员联系，而不是通过行商居间转达”。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第53页。此书是关于这场冲突的最佳著作，但没有利用义律文献。 两广总督卢坤是个坚强的老军人，19世纪20年代曾带兵征战新疆，以战功威镇于世。律劳卑的违规举动与其说让他感到愤怒，不如说是困惑不解，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写道：“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70 马礼逊是基督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也是英国汉学研究的先驱，翻译了第一?中文《圣经》。 事关国体……”虽然卢坤认为律劳卑“有心抗衡，不遵法度”，这位总督依然准备修好，“继思化外愚蠢初入中华，未谙例禁，自宜先行开导，俾得知所遵循”。关于中国方面的反应，请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 Int.Rel. vol. I)，第一卷，第123—136页。英国方面的评论见《关于中国的通讯》相应日期下的内容。 东印度公司舰队巡洋舰“伊莫禁”号 律劳卑勋爵辜负了卢坤的善意。他先是恣意违犯中国的法令，又错上加错地表现出侮慢的态度。在两广总督派代表参加的会晤中，律劳卑“严厉斥责”对方未在约定时间到达，并把他们的延误说成是“对不列颠国王陛下的侮慢”，还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此时，担任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年薪1300英镑的传教士马礼逊是惟一能够挽回局势的人。马礼逊为人相当克制，这个新职位却让他兴奋不已，“我将要穿上纽扣上带有国王印记的副领事制服……副领事制服替换了道袍”!马礼逊：《回忆录》(Robert Morrison, Memoirs， vol. ii)第二卷，第524页。他没有活多长时间来享受那件制服，与律劳卑一道工作两天后，他就一病不起，一周之内就死了。如此一来，惟一一位具备足够的知识、影响力和声望，有可能改变律劳卑刚愎自用习性的人不复存在。 按照最初的安排，律劳卑并没有任何军队来支持预定的和平使命。但是，很偶然的，除了仍停泊在澳门的“安德洛马”号之外， 香港历史博物馆所藏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纪念碑 律劳卑手头又多了一艘巡洋舰“伊莫禁”号，这艘船属于东印度公司舰队的常规巡航舰只。首席商务监督多次设法打动中国人，一方面向伦敦发出怒气冲冲的公函，要求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力劝高级海军军官布莱克伍德上校把军舰驶往上游的黄埔，“若到达那里后缺乏足够的防护，就停泊在城墙下的河道里”。事实上，他们无法抵达黄埔。本来，两艘海船不可能逆流而上强行通过两岸有上百门海岸炮的狭窄71航道，但这两艘巡洋舰没费多少力气就做到了，尽管有一些伤亡。这次行动被英国报刊称作“虎门之战”，它是来自律劳卑使团惟一听起来可信的消息，英国各报刊无不大肆渲染。 义律上校无视政府一再要求获得舟山或某个东海岸岛屿，最终选择了香港，巴麦尊对此勃然大怒，政府也乱作一团。在野的埃伦巴勒勋爵乘机在议会发难。政府确实打算批准《穿鼻草约》吗？梅尔本勋爵给予了否定的回答。香港不是“已经通过该协定占领了吗”？梅尔本勋爵认为的确如此。那么，远征军是否已经撤出了舟山？梅尔本勋爵回答说不知道。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上院，1841年5月7日。外交大臣对义律大加指责。在1841年4月10日送交女王的报告中，巴麦尊怒气冲冲地数落全权大臣的恶劣行径：“巴麦尊子爵对中国远征军的结局深感羞辱和失望……义律上校似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给他的指令，就在舰队的军事行动大获成功之际，他仅凭一己之愿，认可了非常不恰当的条款。” 维多利亚女王以喜欢加着重号的习惯方式，向她的叔父、比利时国王列奥波德转述了108 巴麦尊的意见：“中国事件让我们大伤脑筋，巴麦尊为此深感羞辱。如果不是因为查理•义律(不是那位因健康欠佳被迫离职的海军少将懿律)莫名其妙的奇怪举动，我们本来可以得到所希望的一切，他完全违背了给他的指令，试图接受所能获得的最低条件。”当然，也有好消息：“海军异常英勇地……对穿鼻炮台实施了袭击和猛攻，中国人损失巨大……阿尔伯特非常高兴我获得了香港岛，我们考虑维多利亚此处的维多利亚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译注应该在大公主的称号之外，再加上香港公主的头衔。”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 Letters)，第一卷，1841年4月1日。大公主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日后成为德国皇后，是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 义律必须走人了。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发出了将义律免职的函件。他在函件中对义律冷嘲热讽，对香港则不屑一顾：“你获得了荒芜之岛香港的割让，岛上几乎没有一幢房屋……很显然，香港不会成为贸易中心……我们的贸易将一如既往地在广州进行。他们(英国侨民)可以前往荒凉的香港岛，在那里修建房屋来隐居。”此函件收录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 Int. Rel., vol. i)第一卷，附录G。 伦敦的巴麦尊和身在珠江的义律各有各的理由。英国政府处境微妙，既要有看得见的成功，又必须弥补远征军的开支。凭借长期从事谈判的经验，外交大臣深知控制了像舟山这样有战略意义的大岛，就等于掌握了一张王牌，借此可以迫使中国人妥协。义律丢掉了这张王牌，就不可能获得赔偿和让步，他能得到的只有香港。两年后，巴麦尊勋爵恢复了平静，向义律说明了上述考虑。义律在此前从未公开过的一份文件中叙述了这次会面。按照义律的说法，巴麦尊语气极为客气，“他立刻使我相信，他十分懊悔将我召回……他告诉我，他肯定不应那么做，即使我不同意把舟山岛归还给中国人。照他的判断，本打算把舟山岛作为一个保障……我说，如果不是已经牢牢地占领了香港岛，彻底征服了广州城，从而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必要保障，我是不会放弃舟山的……”义律信函。 在这次会见中，义律解释了作为富有经验的海军军官而非政客，不愿意占领舟山的原109 因，“凭借对舟山的亲身了解，我认识到，与我们以往的偏爱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适合我们在中国的目标。航行……充满危险，除了动力汽船之外，其他船只几乎无法航行”。1842年1月25日，义律在送交巴麦尊的继任者阿伯丁勋爵的长篇报告中指出，与舟山相反，香港这样的口岸拥有“巨大而安全的港口，丰富的淡水，易于由强大海军来保护等长处，地域大小和人口状况都很适合我们的需要”。同上。 英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吉特1838年绘制的香港岛及海湾 倘若义律抓紧在香港建立居民区，打消那些倾向于获取扬子江基地的陆海军将领对于该岛是否适合作基地的疑虑，最重要的是说服商人前来此地投资，那么，事实将证明义律的选择不失为明智之举。问题是时间非常紧迫。伦敦对义律与琦善在穿鼻的协定几乎可以肯定会做出愤怒的反应，大约需要6个月时间，这段时间就是这位全权大臣可以用来建立殖民地的时间，期间他还必须继续在华军事行动。义律采取了一项预防措施，争取自己的亲戚、印度奥克兰勋爵的支持。1841年6月21日，他从澳门致函奥克兰勋爵，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政策： 我冒昧地提出我的看法，一项规定英国商人和船只可以前往厦门、宁波港和上 海县的条约，绝不是把弥足珍贵的人质交到一个被激怒的政府手中。可以 肯定的是，我们的商人的急躁，中国人的背信弃义，将很快引发新的麻烦 ……我非常清楚……女王陛下的政府必须保有香港岛……以及立即在坚实 和广泛的基础上组建该殖民地，并非只是个提议，而是绝对必要的…… 在伦敦的答复到来之前，还有不少仗要打。如果说《穿鼻草约》很可能让英国政府气愤，中国人则肯定会拒绝接受。义律日后解释说：“我清楚意识到，(中国)朝廷有可能——虽然还谈不110 上肯定会——推翻琦善的承诺，因此我十分谨慎地把广州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事态很快就明朗了，中国人准备尽快重新开战，充实要塞兵力，修建新炮台，横跨江面的障碍物也准备就绪。 图为英国画家科林斯绘于1841年的九龙尖沙嘴炮台 2月底，义律获悉琦善无法提交中方的那一部分穿鼻协定，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推动。英国军队已经如约撤出舟山(中国人对这个行动困惑不解，他们因此认为英国人是被迫撤退)，即使算上患病者和卫戍部队，这支军队仍只有2000人多一点，他们可以在两艘战舰的支援下猛烈攻打任何眼前的敌人，却无法进入广州。只有勇敢的“复仇神”号这样的小型船只才能进入广州。战事的初期阶段毫无悬念可言，虎门再度被攻占。尽管中国人修筑了各种防御工事，英国的小型战船仍在36小时之内到达黄埔。这对林则徐必定是个打击，他仍留在广州，刚刚得意地在日记中写下英国人已被击退的消息。 珠江口海战 远征军耽搁数天之后——毫无结果地等待谈判者前来，因为不出义律所料，琦善已被匆匆押解回京——凭借小型船只向广州推进。广州商馆再度升起英国国旗，贸易也重新开放。在当地官员的合作下，贸易兴盛了3个月，义律非常满意。大量茶叶装运上船，每天超过50万磅。不久，茶叶税就为英国财政带来可观收入，这是义律始终关心的问题。与中国人的进一步谈判没有多大进展，琦善的接替者杨芳“不过是把北京让广州解决的问题又踢回北京”。 随着合法贸易重开，鸦片贸易也再度死灰复燃。义律徒劳地试图阻止这种毒品的涌入，要求高级海军军官从旁协助。辛好士爵士愤怒地拒绝了。辛好士向此时不在广州的同事伯麦抱怨说，义律要求他“以中国水上缉私警首脑的身份行事”。巴麦尊的一道训令成为辛好士的挡箭牌：海军无权干涉完全合法——按英国法律的规定完全合法——的贸易。如果中国人111 希望禁止鸦片输入，那是他们的事情，英国军队不会保护走私者，也不会去干涉走私活动。 1841年5月，英军进攻广州，强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 此外，在香港还可以欣赏到戏剧。一个澳大利亚巡回演出团在当年访问了香港，之后又有一140个意大利歌舞团登台献艺。有传闻说加斯东•达特龙奎依先生将引入一些“有超凡美貌和才华，美德无瑕”的女演员。不久之后，维多利亚剧院提供了较为体面的娱乐(当时，剧院不过是湾仔的一座两层仓库的二楼)，戏院每天上演一出名为《洋洋大观》的戏：“从中午12点到1点，一头名叫‘哥特鲁’的大猩猩端坐在桌旁椅子上吃晚餐，它会用汤匙和刀叉，用毛巾揩嘴，还会打开一瓶葡萄酒为观众的健康举杯，然后点燃一支雪茄。”《中国之友》，1844年5月4日。 香港很早就拥有自己的报纸。1842年3月24日，《中国之友》创刊，标志着生机勃勃的香港新闻界开始起步。这份报纸的主编是美国浸信会教士叔未士和詹姆斯•怀特(后者曾担任伦敦城高级市政官，到东方来重新积累财富，他显然在东方发了财)，他们反对鸦片贸易(“这种令人销魂的堕落”)。第二年，《广东记事报》进入香港，1839年动乱时该报一度迁往澳门。《记事报》由马地臣家族出资，因而在鸦片问题上与《中国之友》唱反调。该报在宗教问题上并非始终站在教会一边，常常发表反华言论，批评教会的传教活动。由于颠地洋行支持《德臣西报》(1845年创刊)，这个殖民地300名讲英语的人就有机会挑选感兴趣的读物。关于中国沿海的报刊，请见金：《中国沿海报刊研究指南》(F.H.F. King(ed.),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 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中国之友》热衷于谈论这个新殖民地的前途问题，在1842年5月26日的一期，叔未士武断地表示：“我们相信，无法掌握的力量左右着香港的命运，它将成为海军和陆军的行动基地，这些行动迟早会彻底改变或颠覆中国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满足于一项政策，即拿破仑称我们为小店主的民族时必定注意到的政策。”150年后，对于香港可能会“根本改变或颠覆中国的现状”的担忧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参逊认可这些新的进展，从而违背了璞鼎查关于在收到明确指示前维持原状的指令。和义律一样，璞鼎查已经擅自决定允许这个居留地生存下去。因此，璞鼎查认可了参逊的举措， 1411842年3月22日，璞鼎查授权组织土地登记，“在女王威严而仁慈的命令到来之前，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并且只属于英国王室”。当地人很自然地认为这个指令等于是表明香港永久归属英国已成定局。 1842年8月，璞鼎查离开香港，北上前往中国战场。 璞鼎查做出这些大胆举动之际，英国下院正围绕香港的前途展开议而不决的辩论。日后，璞鼎查爵士曾致函接替奥克兰出任印度总督的埃伦巴勒勋爵，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千方百计地在不损害这个殖民地的前提下，延缓其发展速度。但是，在我们的保护下开拓殖民地的倾向极其强烈。我吃惊地发现，我采取的拖延措施未能阻止一个富裕的大城镇勃然兴起，我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为那些蜂拥而至的体面而富有的中国商人提供场地。”外交部档案(FO 17/ 56)，1842年5月3日。遗憾的是，最后一句话显然有些言过其实。许多年之内，体面而富有的华人在香港如凤毛麟角，这个问题始终令香港当局头疼不已。 两周后，璞鼎查准备从香港前往扬子江上的新战场之际，收到阿伯丁发来的一份函件，阿伯丁在函件中敦促“立即停止”修建所有“带有永久性质”的工事。璞鼎查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5月20日，璞鼎查向伦敦发出长篇申辩函，这封函件在行文上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在引述了义律、参逊和驻军司令萨勒敦勋爵的意见之后，璞鼎查爵士热切地表示： 如我所坚信的那样，该殖民地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显著进步……这得益于参逊先生所采取的下述举措…… 我抵达中国时的第一印象使我相信，不应把义律上校在香港问 题上的所有举措都搁置一旁……那位司令官已经指明并且建议采取了该岛 所出现的广泛的、我认为是非常明智的改进措施……包括一座炮台、固定 工事以及在大陆对岸的兵营…… 我仅补充我本人慎重而公允的意见……该殖民地已经取得如此巨大的 进步，不应将其归还给中华帝国，142这符合女王陛下及其臣民的荣耀和利益。 璞鼎查爵士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他让香港公众明白，倘若事情出了差错，责任应当由参逊承担。璞鼎查在发出上述热情洋溢的函件的同时，还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自从义律上校安排在该岛建立文职政府以来，一年时间过去了……参逊先生在我不在此地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该岛有朝一日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璞鼎查不愿批准这些措施，尤其是义律关于拍卖土地保有年限的那些十分明确的指令。英国侨民曾经表示希望修建一座教堂，璞鼎查答复说，虽然他乐于批准教堂的选址，并从公共资金中拿出与私人?修教堂而筹集的捐款等额的资金，但是，“明智的做法是推迟着手建造这个工程或为之筹措资金”。 璞鼎查向白厅隐瞒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英国政府注意到璞鼎查爵士函件中流露出来的热情，态度还算不错地认可了香港的割让。璞鼎查被大度地批准放手去做绝大部分事情：建造营房、出售土地以及鼓励开发。可怜的参逊为了替自己辩白，向璞鼎查爵士递交了一份正式备忘录，他抱怨说： (我)被留下来负责该岛的政府，却没有任何指导我行事的指示……我认为，我所做的不过是继续推行前任全权大臣业已付诸实行的措施。按照我的理解，您8月12日的通知并未表明您希望介入，除非已获知女王陛下乐于如此。我还认为我在此地的职责是承担巨大的责任，促进我所管辖的这个社会的利益和繁荣……着手修建整齐有序的建筑物，铺设名副其实的街道。外交部档案(FO 705/49)，1841年11月。 不论当时还是以后，参逊都没有得到多少回报。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他的主动，香港才得以进一步发展。143 璞鼎查时代 璞鼎查爵士直到最终完成《虎门条约》，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到其他问题上。作为全权公使，他负责英国对华外交关系，为此应向外交大臣汇报情况。作为商务监督，他的使命之一是组建领事机构，行使领事法庭的职能。因此，璞鼎查要接受殖民地大臣和陆军大臣的监督，贸易部希望他报告有关情况，王室检察官也有权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为了获得陆军和海军的支持，璞鼎查不得不求助于印度总督，战场指挥官一方面服从这位全权公使的指令，同时也向海军部或皇家骑兵卫队报告。只有香港总督之职的隶属关系相对较为直接，属于殖民地部的管辖范围。 璞鼎查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这样一种安排荒诞不经，各项职责如此随意地划分，难以发挥良好作用。更糟糕的是，不同职务往往要求任职者具备彼此互不相容的素质。一位殖民地总督必须耐心、机智、富有魅力；管辖领事法庭，避免与国内当局发生冲突，则要求主事者具备当机立断的素质以及对当地习俗、语言和贸易管理的丰富知识；外交代表得有狡黠、演戏的本事，能够觉察到最细小的潜在妥协机会，还要具备无与伦比的谈判技巧。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上述诸种品质。在现场的人也无法依靠伦敦娴熟的指导来弥补缺陷，通信联络的不便意味着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必须通过印度总督或当地的陆海军指挥官来解决。只有伦敦的政府内阁才可以向这位集全权公使、总督和商务监督于一身的璞鼎查发出指令，这些命令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方能送达(所需时间逐渐缩短，到19世纪50年代，从发出到收到指令所需的时间缩短到6个星期)，因此，中央控制始终是微不足道的。1841—1846年皮尔政府执政期间，托利党的在华利益微乎其微，这种状况没有引起多大麻烦，等到巴麦尊重新掌权，就肯定会激起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