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从太平山眺望港湾，希尔顿酒店的高度还超过汇丰银行大厦。文华大酒店和香港大会堂在图片的中左侧。 时至今日，法院大楼保留下来，现在是立法局和行政局办公楼，板球场已经不见了，汇丰银行里外一新、富丽堂皇的新总部大楼蜷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的标志性象征中银大厦旁边。在周边高耸林立的办公大楼映衬下，面目全非的文华大酒店和老态毕露的香港大会堂显得十分矮小。围海造地使湾仔的陆地向前伸展了将近四分之一英里， 仅仅20年之后，从同样的角度望去，香港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图中深色的高大建筑是中国银行大厦，总督府已完全被林立的高楼遮住。 一座亚洲最高建筑正拔地而起。站在九龙眺望，过去维多利亚城的地平线每周都在发生变化，但依然是香港最壮丽的景象，从港口直到太平山雾气蒙蒙的山坡，到处耸立着密密麻麻的宏伟建筑。 从九龙眺望内陆，可以看见新界那些在17年前还几乎不存在的新城镇，荃湾和屯门的居民区居住着大约30万人。今天，有200多万人生活在各个新城镇，明亮清洁、5便捷高效的地铁和现代化铁路把这些新城镇连接起来。老社区依然保留了高层住宅群，沙田已经成为最大的居民区，拥有两所大学、一座新建的跑马场、一家音乐厅以及一个50万人口城镇所能拥有的各种便利设施。 图右侧的汇丰银行大楼成为最高法院(图中央濒水的圆顶建筑)以及其左侧的香港俱乐部和板球场的背景。 40年之后，同样的地点，上一张照片中只有一幢建筑还依稀可辨。高耸的中国银行大厦位于图片的中央，其高度远远超过了右侧的汇丰银行新大楼。 站在地平线上远眺，香港就像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曼哈顿，若是在街道上四望，香港显然是一座中国城市。即使是西方游客和商人密集的中环以及新兴城镇——那里很少有大幅的涂鸦，像广州或上海一样来往的人群中仍多为中国人。然而，香港的人口来自天南海北。除大众已经接受的印度人和葡萄牙人社区之外，香港人口主要是广东人，还有50万人从中国内地来到这个英属殖民地寻求安全与财富(中国大陆地区对香港的状况颇为自豪)。中国内地山东或四川的农民游览北京后，会带回去一些印有香港奇异风光和北京天坛的明信片。不过，他们只能凭想像去领略各种不同文化奇特融合所产生的时尚、活力与热情。只有亲身体验香港的生活，深入到街道上全神贯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到各个企业的办公室——正是这些企业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才能真正感受这种时尚、活力与热情。 要想说明香港的发展，必须结合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欧洲大陆和中国的政治史，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决定性地影响着香港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学者在分析他们国家的这一段敏感历史时期时面临很多困难。共产党中国在过去15年来取得的成就本书写于1993年，此处的时间指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来的15年。——译注，尤其是与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混乱相比，已经激发起一种一直潜伏着的沙文主义。质疑政权的那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命运，阻碍了人们流露出批评的倾向。直到最近，人们才能够表达一些立场不那么鲜明的观点，而其他严肃历史学家依然把严格遵循事实指责为“历史研究中不可取的实用主义”。贾庆国的论文出色地分析了中国学者在决定“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位学者”问题上的困境。贾庆国：《理智与情感之间》，载罗伯茨：《1900年以来的中美关系》(Jia Qingkuo, ‘Between Sentiment and Reason’, in Robert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国家掌握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通常从帝国主义剥削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历史时期。 中国的确遭受了最无情的剥削，但那是在19世纪晚期，而且最穷凶极恶的剥削者不是6欧洲列强，而是中国过去的藩国日本。英国攫取香港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法国或德国式的扩张主义强国。在这个殖民地的形成年代，英国的舆论和政策正处于发展阶段，威斯敏斯特的政府更迭频繁，还时常伴随着党派重组，托利党发展成保守党，辉格党发展成自由党。见附录一，1830至1993年的英国历届政府。英国历届政府总是与大多数阶层的公共舆论唱反调，经常不赞成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所采取的行动，并且无一例外地更关注决定大选成败的国内事务而不是殖民地问题。直到19世纪末，英国公众舆论才变得比较好战，对殖民战争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即使是这种支持殖民战争的倾向，也因帝国军队在布尔战争中的恶劣表现和自由党重新执政之后迅速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部许多高层人士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障碍，极力要求把这个殖民地归还给中国，这样一种观点从来就没有彻底销声匿迹。 共产党卫道士的分析总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非事实本身。例如，苏联科学院院士S.L.齐赫文斯基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史》(1972年)一书中提出：“1840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开幕的施政纲领演说中宣布，英国政府赞同查理•义律上校及在华英国商人的行动。在得到女王的认可后，巴麦尊勋爵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华战争。”事实上，当时每一个人都对英国在华代表义律不满，尤其是那些认为义律屈服于中国人威胁的商人们。那种认为巴麦尊在年仅21岁的女王——当时她仍怯生生地紧紧抓住首相梅尔本勋爵燕尾服的下摆——同意之前一直犹豫不决的观点，更是荒谬的。 只有抛弃这一类错误看法，描述英国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才能清楚说明香港的发展。以1834年的律劳卑使团为例，这个使团未能在英中两国之间达成合理的贸易协定。这个不幸的事件首先要归咎于律劳卑勋爵本人莫名其妙的傲慢自大，本来绝不应该挑选他这样一个人来担负如此敏感的使命。香港或中国的历史学家从未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英国政府为什么会挑选一个7如此不适合的人选来执行这项任务？答案其实很简单，议会艰难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过程中，律劳卑帮了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为了偿还这笔人情债，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把这个差使送给了律劳卑，而律劳卑恰恰自认有资格获得这样一个职位。 约翰•包令 再比如约翰•包令爵士，他肯定算得上是这个殖民地历任总督中最卓越的一位。“庸医包令”——这是巴麦尊对他的称呼——是一位激进的下院议员、杰里米•边沁最亲密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编辑、间谍(法国人这么认为)、钢铁制造商、金融专家、圣歌作者，还是俄语、匈牙利语和西班牙语翻译家。1854年，包令出任香港总督和派驻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英国代表，正是这位前和平协会的主席突然引发了第二次英中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译注。这次战争的结局对于整个亚洲的未来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来没有人试图解释，这位没有半点东方乃至殖民地经验的地道欧洲人是如何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主要发动者的。包令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爵士强行开启战端的阴谋，其细节也尚待进一步揭示。 同样，英国政府在1898年为什么仅仅要求新界99年的租借期，而不是完全所有权？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朝建立正式关系。图为随团画家绘制的使团乘坐的“狮子”号。 广州虽然不乏奇异之处，仍被人们视为一个大城市，作为“省城”而在中华帝国境内广为人知。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最终在广州开展贸易之际，一位造访广州的法国旅行者写道：“这个城市比巴黎还大，而且肯定更繁华。街道狭窄，铺着……非常坚硬的大而平的石头，最好的街区很像巴黎圣日耳曼集市的街道……有许多漂亮的广场和宏伟的凯旋门。”Receuil des Lettres Edifantes des Missionaires Jesuites, 1702. 早期的欧洲游客误把省份的名称Canton当成了城市名，而且这种错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晚近，广州才有了合适的音译名称——Guangzhou。与巨大的中心城市广州相比，尽管当时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在贸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过是一个小城镇而已。 在清朝(1644—1911年)的中国地图上，香港要么被略去，要么就无法辨认。1760年出版的一张海图首次标出了香港，但仅仅绘出该岛的西部海岸。之后不久，东印度公司所属“约克”号的乔治•海特船长也绘制了一张海图。这张海图颇多误差，虽然标出了现今维多利亚港的水深，却将锚地错误地标在索罟群岛南端一个毫无遮蔽的地点。这张海图显然很粗糙，但海特船长至少记录下香港保留至今的著名名称。他把他假想的两个岛屿中较大的那一个称14作“昂船洲”，又叫“香港”。塔尔博，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H.D. Talbot,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HKBRAS))，1970年第10卷，“Hong Kong正式的名称是Xianggang，这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与粤语的发音大不相同。” 如同英帝国的绝大多数领地一样，香港几乎是偶然地获得的。 努尔哈赤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这是两千年来统治中国的第9个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是伟大的乾隆皇帝虽然乾隆于1796年退位，但实际上他在1799年去世前一直把持着朝政。(1736—1795年在位，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中国的疆界扩展到有史以来的最大限度)钟爱的孙子，继承了从喀拉昆仑山到大海，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印度支那边境的600万平方英里广袤领土的最高统治权。 皇帝本人不是汉人，而是通古斯人，又称满人或鞑靼人。这个民族来自朝鲜与俄国之间的地区，有着与汉族不同的语言、习俗和传统。皇帝的许多汉族臣民都非常敌视满族统治，恢复汉人王朝的运动此起彼伏。皇帝的祖先生活在满洲，即关外与朝鲜北部的一片地区，紧靠阿穆尔河以及现今的俄罗斯边界。满族人以狩猎和打渔为生，使用驯鹿和独木舟，在适合的季节也栽培农作物，但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非常娴熟的弓马本领。1607年，通古斯贵族努尔哈赤成功地以武力统一满洲里，自称大汗。原文如此。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年号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译注努尔哈赤大肆犒赏投降的杰出汉人、蒙古人和高丽人，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胜利，从而在满洲按照汉人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国家，尽管它仍然保留了满族人的特征。皇帝指挥按照八旗方式组建起来的野战部队，每旗有8000人。首批满族人的本名，如多尔衮、济尔哈朗、莽古尔泰，表明了他们尚未汉化的特征。 1618年，努尔哈赤率领统一的满族国家攻打明朝，1644年攻陷北京。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由满洲的“汉”变为中国皇帝，定年号为“太宗”，把他的王朝定名为“清”。原文如此。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称皇帝，年号崇德。太宗是皇太极的庙号。——译注太宗在诏书中异常清楚地确定了满族人的目标：“内修政事，外勤讨伐。”引自迈克尔：《满族统治的起源》(Michael, Origins of Manchu Rule)，第106页。中国皇帝登基后，即放弃他们本人的姓氏，采用他们的王朝的名称；因此，皇太极就称作太宗或太宗皇帝，纪年则从他即位的那一年开始算起(译者按：太宗是皇太极的庙号)。军事始终是清朝的王朝传统，贝勒(清皇室贵族子弟)不但要学习质朴的古典经籍，还要掌握战斗技能，如射箭和骑术15。八旗兵是满族的常备军，这是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军队，在整个18世纪都证明自己既能长时间艰苦作战，也能保卫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因此，到下一个世纪，当满族军队在数量上远处劣势的西方军队面前一败涂地时，这个王朝在精神上受到极其巨大、事实上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中国的汉人发现他们的新主人很粗鲁，这种粗鲁也让荷兰商人大吃一惊。他们在北京会晤一位高层满族官员礼部尚书——最神圣传统的捍卫者，这位文官竟然“拿出一块半生的猪肉，旁若无人地吃得津津有味。他看上去不像王公，倒更像是屠夫”。荷兰人还发现满族贵妇同样缺乏汉人的礼节，一位“高贵的鞑靼夫人……非常快活、随便……她拿起使臣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还把他紧身上衣的扣子几乎一直解到腰间”。约翰•涅夫霍夫(John Nievhoff)，引自科利斯：《大内》(Collis, The Great Within)，第110、119页。满族人及时吸收了更多的汉人习俗，但他们确信能够用法律措施来维护自己的个性。 与汉人通婚是明令禁止的，满洲心脏地带严禁汉人涉足，用柳木栅栏划出了界限，禁止汉人移民进入。皇室宗族法庭(译者按，即宗人府)密切监督宗室全体成员的活动，主要是使宗室子弟远离任何实际权力，保证他们获得教育，享有安乐的生活并养成普遍良好的习性。 武举考试。满族人有尚武精神，满族人参加文举考试，都必须先考骑射，合格后才能考文举。乾隆以后，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这种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名存实亡。 1793年出使中国期间，敏锐的马戛尔尼勋爵有机会就近观察汉人和满族人，他写道：“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8到10位君主的更替并没有把莫卧儿人变成印度人。同样，150年时间也不足以让乾隆变成汉人。此时此刻，他依然如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鞑靼人。”克兰默-宾：《出使中国》(CranmerByng, Embassy to China)，第237页。清王朝始终牢牢控制着军队，所有军事文书乃至战地命令都是用满文书写，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汉人也看不懂。八旗军这一常备军虽然是由满族人与汉人、蒙古人混编而成，但军中的满族人军饷却要高得多(一名满族骑兵每月饷银7盎司，汉人骑兵为3.3盎司；一名满族人拥有55亩土地，蒙古人有35亩，汉人仅有25亩)。16 学者与士绅 清朝在维护宫廷和军队满族特性的同时，明智地利用了当时汉人的管理机制。这种文官管理机制早在7—10世纪统治中国的唐朝就已经初具规模，此后历经王朝更迭而沿袭下来。 新科状元曹鸿勋殿试策。曹鸿勋是光绪二年(1876年)状元。 中国文官体制不同于那些统治者通常来自僧侣、军队或宫廷宠臣的大帝国，在中国体制下，新人的选拔是通过严格的考试。在评估某人的长处时，优雅的道德风范是最重要的，知识倒在其次，而创造性自然受到压制。“八股文”是主要的考试手段，其篇幅大约在360—720个汉字之间，采用散文或韵文，必须有优美的修辞和漂亮的书法。考试文章的主题一成不变，都是取自儒家典籍，要求考生发挥纯粹的儒家正统观念。一名成功候选人要经过三道初步考试，才得以跻身“士绅”的最低层——“生员”，这时他们的平均年龄24岁。由生员达到最高的“进士”则需要再经过10年的寒窗苦读。进士考试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只有少数最优秀的学者才有资格参加。 在18世纪，英国人对鸦片并无非难之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酒精始终是大众心目中的恶魔。当时，英国社会正处于贺加斯所描绘的“杜松子酒巷”贺加斯(1697—1764)，英国雕刻家、画家，创作了讽刺英国社会众生相的系列版画，其中包括《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译注——“一个便士喝醉，两个便士烂醉”——的时代。另一方面，就连皇家技术学会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机构也在扶持鸦片培植，协会奖励在英国成功培植这种药材的人50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译注或一枚金质奖牌。很自然，获奖者大多为医生。伯明翰的克罗利医生在11英亩土地上收获的鸦片超过10英石英国重量单位，等于14磅(1英石约为64公斤)。——译注。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豪森医生和外科医生杨格先生因在苏格兰成功生产出鸦片而获得金质奖章。杨格先生获得了每英亩117英镑6先令的可观利润，如此丰厚的利润是栽培任何其他作物难以企及的。《喀利多尼亚学会会刊》，1820年(Caledonian Society Journal, 1820)。鸦片不但可以从罂粟中提取，也可从普通白色植物和花园里的红色植物提取，杨格先生甚至从莴苣中提炼出大量鸦片。既然在荒凉的英国北部都能取得如此成效，在土地肥沃的孟加拉，鸦片生产的繁盛状况可想而知。日后的事实表明，借助孟加拉邦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生产出远远超过现有市场销量的高纯度鸦片。 英国散文大家德•昆西 35可以肯定，鸦片有稳定的药用需求，因为溶解在酒精中的鸦片——鸦片酊是一种适用多种症状的首选药，不但被用作催眠剂，还可以用作退烧药。鸦片还被人们——最著名的是德•昆西和柯勒律治——当如今所称的游戏性毒品，穷人则普遍把它用作镇静剂，或是用来替代酒精。直到20世纪，鸦片在英国始终是合法的，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惟一管制最松的药物。因此，毫不奇怪，英印当局认为生产和贩卖鸦片并非不可饶恕的道德邪恶，决意扩大鸦片生产，并把鸦片作为公司的专卖品。 中国是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因为吸食鸦片，有时是与烟草混合着吸，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17世纪初，中国就颁布过针对鸦片和烟草的法律，但烟草受到的谴责更为严厉。在整个18世纪，药用鸦片在中国始终是合法的，鸦片也定期进口并缴纳关税，而在17世纪30年代，对出售烟草者的惩罚是斩首。这些禁令始终难以贯彻执行，直到1729年，皇帝颁布诏书，痛斥年轻人沉溺于鸦片的恶习。至少东印度公司是严肃对待这道诏书的，由于夹带鸦片的船只将遭到没收船只和货物的处罚，东印度公司向属下船长发出指示：“不论发生何种情形，你们既不能支持、也不应允许在开往中国的船上搭载此类货物，当你们遇险时不得报出本公司的名号。”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316页。在其他地区，这道诏书多半被忽视了，鸦片消费量仍然相当大。18世纪70年代，一位法国游客注意到，中国人突然染上了“对这种麻醉剂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嗜好”。史景迁，载魏菲德等：《冲突与控制》(Spence, in Wakeman et al., Conflict and Control)，第149页。 嘉庆皇帝发给两广总督的禁烟谕旨 东印度公司在1781年组织鸦片生产后，仍避免直接将鸦片船运到中国。公司在加尔各答市场把鸦片出售给投机商，投机商再船运到广州，通过私人“港脚”商人销售。东印度公司凭借这种方式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否认与运抵中国的鸦片有任何关系。1781年之前，港脚船每年从印度运入1000箱鸦片(每箱约重135—160磅)，1781—1790年的9年间，年进口量超过4000箱。增长幅度如此之大，足以引起警惕。朝廷随后颁布了一道法令，彻36底禁止鸦片进口。此后，鸦片贸易转入地下，成为非法的走私贸易。这只是表面现象，“人们在内心里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它们(禁烟法令)付诸实施，它们的诸般限制所起的惟一作用，是为这种贸易披上了一层合宜的外衣……对合法贸易征收的违规税费本来就十分苛重，若是除了讨好(官员)之外，还必须为获得默许而出钱的话，税费就显得愈发重了，税款由官吏、户部、总督、巡抚、布政使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大批人瓜分”。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325页。 禁烟令颁布前后惟一显而易见的区别，就是鸦片不能公开在广州销售，而是转到停泊在黄埔的船上交易。广州特派委员会继续掩耳盗铃：“据信明智的做法是避免(与英国私商)公开联系，而只是通知这些商人……我们不认为他们将这种‘货物’带入市场有什么不妥。”(鸦片委员会，1804年)之后的30年之内，鸦片销售量一直保持平稳，人们也没有认为鸦片收入对英属印度具有什么重大意义。英国政府发给马戛尔尼勋爵的指示中有一项承诺，如果中国人坚持，英国可以放弃鸦片贸易，“鸦片收入对印度有益，但与之相比，(英国)更希望获得对华贸易的独占地位”。马戛尔尼收到的指令引自马士：《编年史》第二卷，第239页：“如果(鸦片的进口)成为一项绝对的要求，或是拟议中的通商条约的条款……你必须予以应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孟加拉的鸦片就很有可能要靠运气在公开市场上销售，或是东方国家沿海分散而迂回的贸易中销售。”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1:分拣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2：搅拌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3：赋形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4：干燥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5：仓储 东印度公司生产鸦片的过程6：运输 马戛尔尼造访北京时并未提及这项承诺，因为中国当局将他拒之门外。假如中国人愿意同马戛尔尼这位境外强国的可靠代表展开详尽讨论，或许就能够禁绝鸦片贸易，从而避免战争。终止鸦片贸易不会过度损害印度政府，加尔各答鸦片拍卖的财政收入很受欢迎，但并非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能够获得鸦片拍卖收入当然令人鼓舞，“您将非常高兴地看到”，印度总督莫林顿勋爵1799年3月21日致函监督委员会的亨利•邓达斯指出，“鸦片拍卖收入已完全恢复正常……公众非常感激医学委员会的二把手弗莱明先生，因为他对鸦片做了仔细的检验”。英格拉姆：《关于英属印度的两种观点》(Ingram, Two Views of British India)，第237页。10年后，杰出的弗莱明先生的工作收到了成效，鸦片收入仍然仅占37孟加拉总收入的6%，在依重要性排列的收入项目中列第6位。资料来源：东印度公司的总收益。东印度公司岁入和年度账目与下院的会议记录一并发表。 项目金额(卢比) 土地税33,285,671 盐税18,269,505 来自奥德的收入17,922,320 已征服各邦的收入12,268,014 贝拿勒斯(朝圣)收入6,155,472 鸦片收入 5,956,354 孟加拉的总收入为98,383,516通用卢比，除去鸦片生产成本967,278卢比，鸦片净收入为498,908英镑。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但很难说构成了“开战理由”，尤其是圣乔治堡(马德拉斯)的收入纳入印度财政总收入之后。圣乔治堡的收入几乎达到孟加拉收入的一半，而且与鸦片无关，孟买的收入相对较低，也与鸦片毫无瓜葛。印度各邦收入合并计算，除去生产成本，鸦片收入占东印度公司总收入的4%。上述数据还都只是印度内部的收入，未将公司的贸易收入计算在内，后者有股息，在当时平均每年为875,000英镑。1817—1818年间，情况也没有大的变化，当年以英镑计算的印度总收入为18,322,547英镑，鸦片收入为873,599英镑，鸦片收入仍然不到总收入的5%(资料来源：东印度公司年度账目)。 为了掌管使团的那些令人厌烦的琐事，律劳卑配备了两名同事，约翰•弗朗西斯•德庇时和乔治•贝斯特•罗宾臣爵士，分别担任第二和第三商务监督。德庇时作为即将卸任的大班特派委员会主席，已经在广州就任新职。日后，德庇时曾任首席商务监督和香港新殖民地的总督，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德庇时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这要得益于其家族与东印度公司以及巴麦尊勋爵的关系，他的家族“与公司董事会关系密切”，而巴麦尊更是看着德庇时长大的。《哈丁书信集》(Hardinge, Letters)，第171页，《巴麦尊－苏利文书信集》(PalmerstonSulivan Letters)，第141页。德庇时曾随阿美士德使团出使北京，1827年进入大班特派委员会，1832年出任委员会主席。德庇时精通多国语言，少有地具备关于中华帝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手知识，又有长达20多年的商业经验。1829年，他曾给英国下院对华贸易特别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大班在维持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必须组建一个有效的替代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具备类似他本人所拥有的素质，其中包括他尤为强调的精通汉语。中国人——认为“所有戴帽子、穿大衣的民族都属于普通民族，而英国人肯定被他们视为这些民族的首脑”——期待英国政府派出一个使团，使团首脑应当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权威人士，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争论，并能用满清官员的语言进行交涉。1840年《蓝皮书》，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第385—420号(Blue Book 1840, Minuetes of Select Committee. Nos. 385—420)。 德庇时翻译的字典。德庇时颇有语言天赋，早年在广州和澳门时曾收集5000个汉字，翻译成英文和拉丁文。 德庇时被任命为第二商务监督(年薪3000英镑，他嫌太少)，想必他觉得自己才是使团的真正首脑，因为第三商务监督委实无足轻重。乔治•罗宾臣爵士被公认是个大班，但他66级别较低，当上大班的日子也不长，除了给上司添麻烦之外，他在广州没干多少事情。然而，尽管罗宾臣胆小怯懦而又夜郎自大，他却是位从男爵，而且是一位伯爵的孙子(虽然是个私生子)。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这两重身份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不可小觑的资本。此外，罗宾臣的父亲曾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这个家族与东方的关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加尔各答建立之初。 查理•义律 商务监督配备了一个颇为庞大的随员班子，包括一名秘书、一名中文秘书(译者按，我国史书称“汉文正使”)、一名随营牧师以及数名医生。随员人选大多是出于相互关照。秘书J.H.阿斯迭当时年仅27岁，其父威廉•阿斯迭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时间长达创记录的47年。老阿斯迭起初反对政府的特许状续订方案，但最终改变了主意，因而顺理成章地得到某种回报。亚历山大•参逊是首席商务监督的侄儿，便当上了叔父的私人秘书。参逊才具一般，其父亚历山大•参逊爵士却是有权有势的著名人物，经常为儿子四处活动。亚历山大爵士历来是辉格党的坚定支持者，1832年被辉格党人推上掌玺大臣的高位。亚历山大爵士总是用小参逊有资格穿礼服之类的事情吵得巴麦尊不得安宁，他还向威灵顿公爵提出过一些“指导驻华商务监督的指令要点”。 使团随员中任人唯亲的特征表现得最突出的要算皇家海军上校查理•义律的任职，他被任命为负责管理船只的船务总管。这是个比较低的职位，薪金与助理医官相等，只是高于“高级职员”。义律夫妇此时手头拮据，只是因为这是惟一能够到手的职位，义律才勉强接受这项任命，“倘若我决意不肯以船务总管这一公认不适当的品级前往中国，我能想见他们(海军部)的不满”。虽然亨利•泰勒(Henry Taylor)在《自传》中为香港的奠基人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辩护，但惟一的查理•义律传记是克拉吉特•布莱克所著《查理•义律》(Clagette Blake：Charles Elliot)。义律的通信以及他的妻子克拉拉与她的姐姐希斯洛普夫人的通信，现藏于苏格兰国立图书馆明托档案集，编号Assc.5534, 7287；苏姗•霍伊在《老香港的私人生活》(Susan Hoe：The Private Life of Old Hong Kong)一书中出色地利用了这些文献，其他历史学家忽略了它们。虽然义律使英国获得了香港，他却不是新加坡的莱佛士一类的领土扩张主义者，他是一个尽责的海军军官，只是偶然地被置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境遇之中，他发挥了很大的主动性。义律本来指望谋一份美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先前的履历颇为漂亮，同时也由于他出身于一个权势薰天的家族，该家族在英国上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比律劳卑家族还要高。在准备出航中国时，陪伴丈夫同行的克拉拉•义律一想到要屈尊于67律劳卑勋爵夫人的“广州礼节”就大为窝火。1834年3月25日，克拉拉在给她姐姐希思洛普夫?的信中颇为节制地诉苦说：“我不应当抱怨，你会问我为何如此气愤，那还不是因为某个庶民。”义律夫妇贵族气势十足，不愿表现得粗俗，但他们还以善待自己而闻名。义律的堂兄明托勋爵是个忠心耿耿的辉格党贵族，他在海军大臣任上之所以出名，按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在海军捞得一官半职的义律家族成员所激起的强烈抗议之声”。《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DNB))。 义律家族是英国政坛极有势力的一个家族，图为查理•义律的伯父、第一代明托勋爵。 日后，政府派出一支海军特遣舰队前往广州，舰队司令是义律的另一位堂兄、海军少将乔治•懿律爵士。查理的父亲休•埃利奥特是第一代明托勋爵的兄弟，曾在法国接受理性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教导，还与革命家米拉波成为朋友。休•埃利奥特在外交界的起步相当不错，但由于在那不勒斯大使任上不检点，不得不另觅有利可图的职位。他先是出任西印度群岛中背风群岛的总督，后来当上了马德拉斯总督。休•义律21岁时就获得了第一个外交职务。在之后20年里，他曾设法羞辱过腓特烈大帝，还与一位德国贵族决斗，阻止了丹麦与瑞典之间的一场战争，并前往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从事秘密使命。义律夫妇是奥克兰勋爵的亲戚这一点在日后变得颇为重要，因为1840年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爆发时，奥克兰勋爵正在印度总督的任上。 在家族势力的庇护下，年轻的查理获得了西印度群岛分舰队的职位，他在那里指挥纵帆船和海岸炮艇从事反奴隶制的使命，这可是每一个年轻海军军官都梦寐以求的机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担任印度总督的是义律的堂兄弟奥克兰勋爵。 义律年仅27岁时就升任上校，接着又被授予“英属几内亚奴隶的保护者”的称号。在几内亚的所见所闻，使义律难以对英国海外商人产生钦佩之心，但他在伦敦赢得了广泛赞誉。1833年3月2日，霍威克勋爵(即后来的格雷伯爵，此时任殖民地部常任次官)写道：“国王陛下政府感谢他(义律)所做的远远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工作……不仅仅因为他热忱而高效地恪尽职守，还由于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义律函件(Elliot Correspondence)。霍威克勋爵试图劝说财政部发给义律一笔报酬，但义律的功劳和家族势力都未能使之兑现。义律夫妇出于无奈，不得不接受任何能够到手的职务。不过，德庇时在致外交部的函件中对义律的评价预示义律会有更好的前程，68“这位绅士的才具、知识和气质，极为适于担任派驻这个国家的首要职位”。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打虎门炮台。 1841年1月7日，战斗打了一整天，英国人无一伤亡。英国人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战果，是因为对炮台实施了快速的侧翼进攻，把3门野战炮拖曳到战场，战舰则从珠江上炮击，“复仇神”号在炮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水手们很高兴轻易攻克了本以为是坚固的阵地，急切希望继续攻打上游的炮台。因此，义律“满心懊悔、或许并非不近人情地”马地臣：《私人信函集》, 1841年1月13日。马地臣对义律的看法很复杂，他理解这位商务监督对于不必要的屠杀的反感，赞扬义律的诚实，但常常被义律的优柔寡断所激怒。宣布事情到此为止，水手们颇为不满。琦善似乎愿意妥协，义律也希望尽快结束这种一边倒的战斗。1841年1月28日，英国全权大臣觉得可以宣布一些初步安排的条款，这就是所谓的《穿鼻草约》。义律十分清楚，这些条款与国内政府的指示相去甚远。草约第一条是：“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但规定香港岛继续向中国当局缴纳捐税。以下几项条款都是安排支付一笔600万元的赔偿，分6年逐年偿还，以及“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和开放广州海口贸易”。草约没有提及开放其他港口的贸易和英军撤出舟山，这一点日后成为对义律的一项严重指控。 拜尔秋 105 1841年1月26日上午8时15分，皇家海军“硫磺”号舰长拜尔秋在香港岛升起英国国旗，并为女王的健康三次欢呼。义律在皇家海军“威里士厘”号甲板上宣布，香港已是女王陛下的领地，他本人暂行管制该岛。 义律清楚意识到巴麦尊会反对《穿鼻草约》，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仍在各个可供选择的对象中指定香港？英国人曾考虑获取某个“海岛基地”，这样的基地应当是个岛屿，不会带来边界压力和不可避免的纠纷，可以凭借海军来加以保护。大家都认同马戛尔尼勋爵的判断：“想在中国大陆获取领地的期望……太过狂妄，不可能是严肃的。”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一个印度帝国就够操心的了。 争论的焦点转到究竟选择哪一个岛屿为好。福摩萨(台湾)成为最受青睐的候选对象，不光英国商人，就连美国人日后也贪婪地觊觎这个岛屿。义律上校一度对大约1000英里之外的小笠原群岛颇感兴趣，这个群岛位于日本列岛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早在1827年就已经成为英国的属地。巴麦尊中意的是舟山或宁波，两地都是人所共知的重要港口，而香港此时仅有的村落是个小渔村。威廉•查顿向外交大臣建议，应当占领“三到四个岛屿，即福摩萨、金门和厦门……还有重要的舟山岛”，迫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查顿认为，务必与中国签订条约，条约将打开广州之外的其他通商口岸。查顿提出的口岸有：“宁波、上海，如果我们能办得到，还有胶州”；获取岛屿只是服务于谈判这一目的。《关于中国的通讯》，查顿致巴麦尊，1839年12月14日。查顿的建议既未提及香港，也没有表示要永久保留所占领土。查顿及其同伙是生意人，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 只有在珠江发生战事的情况下，香港才有重大意义，“倘若我们确实有必要在广州附近拥有一个岛屿或港口，那就应该夺取香港岛”，查顿的建议实际上更倾向于福摩萨。即便在106 此时，香港也只是查顿提及的诸多选择之一，理想的选择当然是更靠近广州的地点：穿鼻或伶仃岛。其他商界人士不同意查顿的看法，他们反对、而且往往是激烈地反对领土扩张。“从政治和商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丛报》以教训的口吻指出，“想通过攫取一个小岛来左右一个大帝国，这样的念头实属幼稚无知……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个念头长成了沉重的翅膀，很难在皮奥夏晦暗的空气里飞起来”。《中国丛报》第二卷，第8期，第369页。 清代新安县地图，图片下部两个较大的岛屿，中间为香港岛，左侧为大屿山。 义律身为职业海军军官，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与商人不同。香港是个良港——他正在此地躲避中国人——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当年随马戛尔尼航行、如今已是海军大臣的约翰•巴罗爵士也持这种看法。巴罗为义律提供的一份最新勘测图中载明：“鲤鱼门(准确地说它仅是香港港区的东入口，当时被用来指称整个海港)……是一个良港，可以停泊任何型号的船舶，一旦发生战事，它可以抵御强大敌军。”外交部档案，1833年12月27日(Foreign Office(FO)17/4, 27 December 1833); 另见马克斯韦尔船长的航海日志，引自塞耶：《香港的诞生、少年和成年》(Sayer, Hong Kong: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第28页。这里所说的是东博寮海峡； 阿美士德使团并未到达维多利亚港。1839年11月，巴罗解释了选择香港作为海军补给中心的原因：“首先，审慎的做法是把军事行动局限于广州，占领虎门之外的香港岛，众多船只就有了适宜的近岸锚地以及大量新鲜淡水。只要在此地配备少量大炮和炮手，再加上一艘?舰，就可以为商业航运提供保护。”巴罗极为不悦地指出，外交部并未注意到“福摩萨比爱尔兰还要大得多”，如果占领并控制它，势必带来无尽的烦恼。外交部档案，1939年11月17日(FO 17/36, 17 November 1839)。 海军大臣巴罗曾随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 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向义律发出一份训令，其中包含一份条约草案。巴麦尊表示并非一定要割占一个岛屿，如果中国人愿意保证“女王陛下在华臣民的安全和贸易自由”，指定英国臣民可以不受骚扰地生活和贸易的通商口岸，英国政府将“放弃对任何岛屿的永久占领”。开放的口岸大致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府、上海县和宁波”。英国的全部要求就是与中国签订一项贸易协定，以解决这些引发不满的问题，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对于英国人而言，获取殖民属地无异于自寻烦恼，很可能会不断引发与嫉妒的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纠纷，况且保护这样一个属地需要花费大量财力。 107 一年之后，巴麦尊开始意识到巴罗建议的长处，因为他派出的公使在占领舟山、炮轰厦门、入侵白河河口之后，已被中国人劝说返回广州。1841年2月3日，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函件中首次提及一个建议：“位于广州河河口的一个岛屿，能够为进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仓库和基地……应宣布永久并入英国版图，置于英国王室的保护之下。” 舟山是中国富庶的华东地区的门户 但是，巴麦尊完全是因为不同意这个建议才提及它。如果必须拥有一个“海岛基地”，“对于女王陛下政府来说，东海岸某处的一个岛屿，要么位于舟山群岛，要么离该群岛不远，更为适合贸易目的，它能够为英国商人打开富庶而繁华的中国东海岸中部城市，还将为英国商品提供进入中华帝国内陆的便利渠道”。因此，“虽然在广州河河口保有某个安全的基地也是合宜的，但首选之地是东海岸的某个地点”。全权大臣可以自行选择任何一个中意的岛屿，不要被中国人答应给予的条件所蒙蔽。 土地拍卖的价格令人满意，平均而言，毗邻港口地区每英尺约10先令，城镇地区每英亩20英镑，“郊区”地皮每英亩2英镑。中心市场对面集市区的地皮专门留给华人，一块长40英尺、宽20英尺的地皮，租金高达1英镑。这些地皮首先分配给“那些冲破重重阻碍在香港定居，以及那些在远征舰队无从获得给养的各个时期为舰队提供给养的人”——华人小商贩，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这个殖民地难以维系。颠地洋行夺得了临水又当街的最佳地皮，怡和洋行本打算买一块更大的地皮，可这块地皮被政府部门强行获得。作为补偿，怡和洋行在东角附近获得一块土地，这块地皮日后反倒成了一桩好买卖。政府和军事机关自然有权优先选择地点。海军占据了夏悫道外的一块地方，此地至今仍是皇家海军码头。陆军偏爱远离海边、地势较高的地点，以便修建炮台和医院。位于下亚厘毕道的政府办公楼和圣约翰座堂的原址是美利炮台和兵营，对面的旗杆屋最初被萨勒敦勋爵选作修建驻港英军司令部的地点。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的官员能够从高处俯瞰商业阶层的活动，这种状况如今已经改观：从各家宾馆大楼和办公楼的数千扇窗户，可以看到总督的客人在总督府的草坪上消遣。 香港割占初期，广州仍是贸易的中心。 政府机关首先选择地皮造成了一个后果，当政府部门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这座新城镇一分为二，这种状况在当时很快就成为限制规划设计的因素，时至今日几乎依然如此。一段时间之内，香港的建筑物还只是一些草棚和木屋，顶多有石头的地基。林则徐没收鸦片和行商债137 务所带来的潜在损失实在太大，商人们根本不愿意在固定资产上投入大量资金。1841年8月，璞鼎查短暂来访时被安置在一顶帐篷里，这个事实突出表明了居所的匮乏。参逊收到许多此类申诉，他向英国政府发去一封信函，请求政府对他的服务给予更多肯定，他在信函中描述了当时的状况：“我抵达(香港)并切实承担起职责时，没有(从义律那里)收到任何应当如何行事的指令……香港与中国沿海的众多岛屿毫无二致……仅有的居民都有迁徙的习性，主要以渔业为生……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吸引到首批100名劳工从澳门和广州前来此地。”那些“体面的中国人”对新政权抱有疑虑，“他们用类似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眼光看待我”。尽管如此，参逊仍然可以宣称，在九龙建造了6座炮台，每座炮台都配有一名军官和40名士兵的住所，在鸭利洲上安放了大炮，修建了两座兵营、一座仓库、三处炮兵阵地以及相关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任何奖励或加薪水的情况下完成的”。参逊手稿。 璞鼎查时期的香港海湾 人口普查是参逊任职期间最先采取的举措之一。1841年5月15日的普查结果显示，该岛有居民4350人，此外还有2000渔民住在船上，800名主要是移民的商人住在市场，还有来自九龙的300名劳工。义律曾经向奥克兰勋爵指出，占领该岛时之所以没有遭到当地中国人的反抗，原因就在于岛上稀少的人口及其分布状况。如果香港像舟山那样人口众多、繁华富庶、广为人知，肯定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英国人的角色就会是侵占者而非事实上的奠基人。赤柱是香港最大的居民点，“这个首府是个大城镇”，按照人口普查，这里有2000居民。数月之后，《广州周报》曾经提及赤柱，当时它应该还没有多少变化，它是“捕鱼船队常去的地方，一个相当大的城镇……有个非常好的市场，很大的制绳所和一些货物齐全的商店，这些商店供应以航海为业的中国人”。 北部海岸的深水港几乎就是香港岛惟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此，没有多少华人因为岛上的开发而受到打扰，也就不足为奇了。1841年5月15日的《广州周报》挖苦地评论道：“主要城镇的选址是出于英国在华当局特有的判断力。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提及所有街道根本吹不到南风，在即将到来的炎热季节，这些街道会异常舒服。138那里有充足的花岗岩和冷水供应。”到来年3月，《中国之友》已经对香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该居留地(澳门)的邻居们继续在建筑上投入大量资金……在殖民地历史上，香港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成为一个自由而价廉的庇护地，为个人和财产提供了充分保障。” 1841年1月26日的最初声明和一周后的补充公告，都是义律在未经细致考虑的情况下主动发布的，反映出他本人所关注的问题。香港将有两套法律文本，英文和中文各一，香港将尽可能地保留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只是废除“各种刑讯”。人人都受到保护，“免遭任何敌意行动的伤害，还保证享有自由举行宗教仪式、庆典和社会习俗的权利，保障其合法财产和利益”。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不向英国政府支付……任何款项”。除未能保留两套法典之外，日后继任者完全实现了义律的各种良好意愿。 戈登•伯麦 1841年8月义律上校离开中国时，没有人相信海岸边零星散布着几幢棚屋的香港岛日后会发展成“巨大的商业中心”。随即爆发的一场热病使形势更加恶化，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热病成为一年一度的灾难；一场台风接踵而至，更是差一点要了义律和伯麦爵士的命，当时义律与从印度归来的伯麦正乘“路易莎”号前往澳门。疫病和暴风雨过后，8月12日又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火灾，烧毁了绝大多数临时搭建的建筑物。面临种种不利条件，倘若香港已经是英国的永久属地，很有可能始终只是个海军基地和设防的兵营，贸易重新回到广州，社交生活则在澳门。中国人彻底消除了这种可能性，1841年12月，他们洗劫并摧毁了广州的商馆，如果必须进行重建，那么完全有理由把资金投到相对安全的香港而非广州。香港岛有可139 能归还给中国的危险令美国人裹足不前，英国商人并不担忧，他们不相信“狮子会放过它的利爪已经攫住的猎物”。《广东记事报》(Canton Register)，1836年4月25日。 与参逊短暂会商之后，璞鼎查曾下令停止一切土地拍卖和民房建造。1842年2月，璞鼎查自北方的战场返回香港，发现参逊并未执行自己的指令，而维多利亚城(1843年6月起，它正式成为地名)过去的草棚和帐篷已经变成一个15,000人的居民区，其中华人居民超过12,000人。皇家工兵沿海岸修建了一条4英里长的宽阔碎石路，公共建筑地皮上也修建了一批永久性建筑：住宅、仓库、土地局、警署和邮政局，还有一座宽敞的监狱，更不用说海军和陆军营地了。一些房屋是石制建筑，其中一幢属于参逊本人。很多住宅正在兴建，这些住宅的主人目前正在草棚或小竹屋里将就着过日子。1842年1月14日的《广东记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与香港人》的文章，给这位“出众而著名的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一些不那么漂亮的建筑物。从这篇文章中看，似乎当时香港就已经具备了如今所拥有的许多设施： 宽阔大路两旁的店铺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热闹景象。这里有新建的“维多利亚”旅馆……著名的华人医师……饭店……还有那些堕落女性的居所，她们漂亮但充满邪恶……总而言之，(香港)令人感到兴奋、新奇、有趣……富丽堂皇的赌馆把我们引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它是按照公认的香港式建筑模式建造的，潮湿的外部结构采用威尼斯式，内部明显是阿提卡式。每一边各有10到12张光线充足的赌桌……最南端有一个宴会厅……北面则是赌馆老板的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