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前言：不情愿的双亲 第一章两个帝国 末代王朝• / 学者与士绅• / 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 不幸的航程• 第二章鸦片生意 使人快乐的植物• / 多变混乱的程序• / 我此生从未见过鸦片• / 一群花花公子• / 收入不错的行当• / 谁想打一场对华战争• 第三章律劳卑勋爵的屈辱 凄凉的墓志铭• / 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 /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 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 / 兰斯洛特•颠地衣领之战• / 鸦片与威士忌• 第四章不平等条约 保护神• / 瞄准琉璃塔的大炮• / 南京条约• / 两个帝国的仲裁者• 第五章贫瘠之岛 “女王陛下的领地”• / 璞鼎查时代• / 体面而富有的华人• 第六章德庇时突袭 马丁的报告• / 刑罚• / 硫磺、树脂、啤酒和黑啤酒——还有鸦片• / 广州城里的是是非非• 第七章英法联军 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 / 庸医包令• / “亚罗”号事件• 第八章喧嚣与骚动 不顾一切的对抗• / 九龙半岛• / 殖民地部• / 汇丰银行• / 非法游戏• / 亲王来访• 第九章令人不快的话题 污水与肉刑问题• / 梅毒只能通过接触传染• / 总税务司赫德• / 来访者的评述• 第十章香港要塞 捍卫英帝国• / 法国的野心• / 萨金特将军的大炮• / 瘟疫• 第十一章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1895：中日之战• / 无视法律的恶例• / 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 / 弥敦爵士的铁路• 第十二章香港与中国革命 恶毒的议员• / 爱国的通奸行为• 第十三章动荡的局势 冷若冰霜的面孔• / 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 / 妹仔• / 蹒跚走进20世纪• 第十四章大东亚共荣圈 可耻的默许• / 大难降临• / 我们现在自由了• / 英帝国被一笔勾销了• / 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 第十五章在夹缝中生存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态度• / 金钱至上• / 毛泽东的变革计划• 第十六章黄金时代 麦理浩走马上任• / 司空见惯的腐败• / 华人社会• 第十七章退场 香港的前途• / 直接选举问题• / 破旧的帝国背包• / 殖民主义的终结• 尾声 附录一历届英国政府与中国的重要人物 附录二历任香港总督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我第一次对香港产生兴趣是在1970年。当时，我担任董事的一家伦敦银行收购了道亨银行，道亨银行是香港一家规模不小的华资银行，之后我到这个殖民地去了一趟。 不久，我家在1972年买下了弗拉斯宅邸，这是从前广州和香港商人颠地兄弟（兰斯洛特•颠地和威尔金森•颠地）在威斯特摩兰建造的一座宅邸。1839年，中国当局威胁要拘捕兰斯洛特•颠地，引发了最终导致第一次英中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译注的事件。这场战争通常以“鸦片战争”而闻名，结果导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广州贸易大多转移到香港，颠地洋行成为这个新殖民地最有实力的商号之一。弗拉斯宅邸，连同内部保留下来的家具（德拉姆市古尔本吉安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式大床值得一看），清晰地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那些“富商巨贾”的品位。弗拉斯宅邸有一些细节颇为有趣，这些细节表明了颠地洋行有别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怡和洋行的特征。与马地臣和三孖地臣在苏格兰高地建造的豪宅相比，弗拉斯宅邸显得朴实无华，体现了兰斯洛特•颠地更为严谨、较少浮夸的性格。弗拉斯宅邸的一些细部颇有特色，如手绘墙纸、乳白色的室内家具以及精致的意大利样式金属制品。宅邸向公众开放后，我们在肯德尔市阿伯特霍尔博物馆协助下，安排了关于对华贸易沿革的小型展览。我为这个展览撰写了一份简明指南，这份指南就是本书最早的雏形。 我想在此先做几点说明。不幸的是，任何关于英中两国关系的历史著述大都是片面xii 的和不完整的。之所以说是片面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位准备研究北京的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和中文官方档案的学者，多半不会注意到19世纪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微妙之处；而且学术界人士在研究这个殖民地历史中突出的商业问题时，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另一方面，若是不懂中文，就不得不依靠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翻译和节选出来的材料，本书作者就是如此。这样一来，除了可能存在的其他不足之处，本书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涵盖如此宏大的主题，描述一个社会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势必要做一些乏味的概括，或是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问题的事件。为了避免平淡乏味的概括，我很遗憾地不得不省略许多相关材料，但我相信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至少能够在史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香港的时局变化很快，由于写作与出版之间难免有时间间隔，我无法在本书中对这一间隔时期的时局变迁做出公正的评判。1991年3月到1993年3月的两年间，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国。不光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其他许多指标上，这个殖民地最终、或许是永久地、而且肯定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速度超越了“宗主国”。 政治的发展也很迅速，而且更为令人吃惊。1992年10月，香港总督决定以一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如果说以前曾经有过的话——运用王室特权。总督凭借一纸政令，改变了立法局的组织结构，以及立法局与行政局的平衡。这种情形如同一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运用自己的绝对权力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虽然彭定康的动议强调了王室权力的权威性，但这项动议改变了香港宪政的发展方向。本来，宪政改革的方向是立法局民选议员进入行政局。彭定康先生的动议还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后果，那就是我不得不在结语中修订我对彭定康到来之前香港宪政体系的描述，以反映这些新变化。 我意识到本书的不足之处，愈加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慷慨帮助的人士。英中xiii友协的劳拉•里夫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尼•法林顿、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使得我的北京之行成为可能。在北京，我得到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徐艺圃和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副主任沈丽华的帮助。他们慷慨而友好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鉴别一些重要史料，从而对19世纪40年代的英中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查尔斯•艾尔默承担了最为艰巨的任务，他准确地把手写体的中文史料翻译成英文。在香港，冼玉仪博士和陈刘洁贞博士在好几个问题上耐心指导我，张荣洋博士和普里西拉•罗伯茨博士不知疲倦地给予我殷情款待，并在从广州贸易到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问题上给予我指点。我感谢上述人士，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的其他教员，尤其是Adam Liu博士，他毫无怨言地容忍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我还要感谢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副校监阿尔伯特•罗德里格斯爵士、迈乐文博士、彼得•韦斯利•史密斯博士以及柏立基教育学院的院长和全体职员。在香港，我还要感谢卫奕信勋爵伉俪、翟克诚爵士、姬达爵士、马世民、吴应湘，尤其要感谢克莱尔•霍林斯沃思和莫里琳•赛宾。奈杰尔•卡梅隆、苏珊娜•霍伊、阿兰•伯奇等历史学家极为友善，他们关于香港的知识远比我丰富。香港政府新闻处的马克•平克斯通和Shirley Wong，香港历史博物馆的丁新豹博士、政府文件处的Thomas Lau博士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我感谢马克•亨内克－梅杰、莱斯利•亨内克－梅杰以及菲利浦•沃克尔、玛丽•沃克尔，他们为我引见了多位香港人士，其中包括刘健仪议员、安格斯•福赛思、毕比•福赛思、彼得•卡尔顿、特丽西亚•卡尔顿。 回顾往事，我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与戈尔－布思勋爵、科林•克罗爵士、约翰•柯尔维尔爵士等睿智而渊博之人的交谈，使我受益匪浅，他们关于外交事务和威斯敏斯特的经验罕有其匹。我还要感谢约翰•佩奇、埃利奥特•肯达尔牧师、约翰•M.斯各特、D.B.埃利森、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M.J.F.洛根夫人、罗伯特•麦克斯通•格雷厄姆、xivYen Chung、詹姆斯•卡斯尔斯教授，罗利画廊的乔纳森•萨维尔、雪莉•哈泽德 (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夫人)、乔治•沃格伯、埃利•沃格伯、玛丽•特恩布尔、伦纳德•雷纳。 英国、香港、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图书馆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又几乎不懂电脑的研究者。我特别感激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香港驻伦敦高级代表约翰•亚克斯利，代表处图书馆、厄休拉•普莱斯以及国家海洋博物馆图书馆尽心尽责的工作人员。我还特别感谢怡和洋行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档案资料。 感谢以下人士和机构允许我复制一些说明性资料：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G.H.克里准将、格林尼治国家海洋博物馆托管人、香港政府新闻处、大英博物馆托管人、伦敦威尔康姆学院图书馆、香港皇家警察队以及《南华早报》。马丁•格雷戈里画廊惠允我使用本书封面所使用的油画。 有关中国的著作都会面临一个难题，这就是中文姓氏的音译是采用威妥玛式拼音还是汉语拼音，1985年之前出版的著作通常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汉语拼音则是现在最普及的注音方法。读者接触到的英文历史著作，包括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大多都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或是其变种，因此本书关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所有参考资料采取这种拼音系统。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人姓名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一些特殊的人物姓名，如Chiang Kaishek（蒋介石）、Mao Tsetung（毛泽东），属于西方新闻界的习惯用法。这样一种折衷做法既避免了那种“愚蠢的连贯性”，又可以方便编制和查找索引。为保险起见，重要历史人物用两种拼音拼写。 香港的粤语姓名拼写尤为困难。在其出色的《香港社会的形成》一书的附录三，陈伟群博士列出了至少54种不同的英文姓名拼写方式。除此之外，有些人士既有教名，又有中文姓名，显然很难采取一种统一的标准。 另外一个特别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是香港的货币单位。银元是广州贸易使用的货币，香xv港用来作为通货，虽然交易记录的货币单位通常是中国的银两。殖民地早期账目的货币单位是英镑，从1862年开始，港币成为通行的官方货币单位，其价值随白银价格的涨跌上下浮动。1981年，港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是1美元兑换7.80港元。除非特别指明是美元，否则本书中的“元”均是指港币。如果需要与英国的情况做比较，有时会把货币单位折算成英镑。 以下一些度量衡也需要说明： 1两等于英制度量衡的一又三分之一盎司； 1亩约为三分之一英亩。 还要指出的是，在本书中，香港政府的二号人物和白厅的殖民地国务大臣通常都是用“Colonial Secretary”（译者按，中文版分别译为“辅政司、布政司”和“殖民地大臣”）。 香港，这个维多利亚朝英国与大清中国的“私生子”，自1842年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以来，就一直令其创始人烦恼和为难。起初，双方都不准备承认这个婴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巴麦尊更倾向于获取更多的现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为此他马上解除了负责谈判割让这个荒凉岛屿的全权公使的职务。不过，维多利亚女王倒是因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有可能成为“香港公主”而欣喜不已。至于中国道光皇帝，在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瞄准南京城墙的大炮的威慑下，他被迫承认治下的领土丧失了这个弹丸之地，迄今为止他对这个岛屿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对整个事件困惑不已。在道光看来，这些夷人惟利是图，获取土地也非出自长远之见，“该夷性等羊犬，不值与之计较”。巴麦尊致义律函，1841年4月21日(Palmerston, private letter to Charles Elliot 21 April 1841)。维多利亚女王1841年4月13日函，载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 letter of 13 April 1841, Queen Victoria, Letters, vol. I)第261页以下。道光皇帝语，请见佩里瑟尔：《觉醒的中国：1793—1949》(R. Pelissier, The Awakening of China 1793—1949)，第90页。 香港从其开埠之日起就与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贸易关系密切，因而声名狼藉。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香港不时给英国带来麻烦，涉及鸦片、卖淫、赌博、鞭刑、贪污等一系列丑闻，总督、官员、政府部门与侨民不时爆发争执，时至今日，白厅仍不得不面对这些丑闻和争执。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女王。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迅速向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这张照片摄于1844年，是现存最早的一张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 对于中国而言，失去这个岛屿自非所愿。虽然香港只是这个庞大帝国末端微不足道的一隅2，但对于中华帝国的人民和统治者而言，它始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尽管外国人占据的另一个更无足轻重的地方——葡萄牙人的澳门居留地，有400多年未受触动，但问题是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方式令人恼怒不已。香港的割让直接起因于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决定性地、迅速地败下阵来。香港割让之后，外国政府开始日益贪婪地攫取领土和贸易特权，到19世纪末，给中国带来了一连串战败、外债和屈辱。围绕这第一次外来入侵，已经产生了许多神话，香港居民为此背上了沉重的感情负担。人们认为，既然香港的割让导致了外国劫掠，那么1997年的回归则标志着屈辱的终结。因此，这个殖民地的历史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以及西方对华态度的演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视为不可救药的邪恶，民主被当成包治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的时代，香港的状况却有悖常理。这个直到最近还没有任何民主机制的殖民地日益繁荣，成为一个生活宜人的乐园。有人预料，这个弹丸之地将在经济上超过中国(内地)——人口的迅猛增长和不时出现的不当政府阻碍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发展。即使是与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小龙”相比，香港也毫不逊色。香港在贸易上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同样成功，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则做得更好。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香港相当好地控制了腐败，在这个不民主的直辖殖民地，没有民主化的新加坡所施行的种种琐碎限制(例如，新加坡明令禁止留长发、嚼口香糖)。 不仅如此，香港比英国更成功。在过去10年里，香港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香港与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0年的10%上升到1990年的超过85%。实际上，早在1981年，香港就在平均寿命等重要指标上超过了英国(男子平均寿命是72.4岁对71.1岁，女子是78.1岁对77.1岁)。 3将英国管治的香港与美国管理的领地波多黎各作个对比，就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波多黎各有400万人口，与香港的600万人接近；自1898年以来，波多黎各一直处于美国控制之下，这与英国控制香港绝大部分地区的时间差不多。波多黎各确实有更为民主的制度，那里的总督和政府均由民选产生，美国仅掌握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控制权，但在绝大多数方面，香港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婴儿死亡率在波多黎各为16‰，香港仅有不到7‰(香港的这个指标甚至低于美国的10‰)。今日香港人的平均寿命为78.3岁，高于波多黎各的73岁(也高于美国的74岁)。其他生活水准指数，犯罪率、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新闻报刊数量、非婚生子女、公共交通质量、免费医疗等等，香港也都走在波多黎各的前面，在一些项目上更是大大领先，同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例如，香港谋杀案发案率为每10万人1.64次，美国高达7.91次。《联合国人口统计分析》、《美国政府报告》、香港政府新闻处(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Analyses; US Government report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这座建筑是昔日香港总督的办公室和官邸，始建于1851年，历时4年竣工。建筑物曾经历多次大规模修缮，最后一次是1942年日占时期。 建于1846年的三军司令官邸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西式建筑。图为1930年的驻港英军总部大楼。 今日的香港已找不到多少殖民地的痕迹，而殖民地过去的标记几乎早已荡然无存。太平山的山坡下，高耸的摩天大楼遮住了过去殖民地的中心：总督府，类似于一座日式火车站；圣约翰座堂，一座平淡无奇的哥特式殖民地建筑；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旗杆屋，以前是驻军总司令讲究的官邸，他曾在此自豪地眺望停泊在港口的那些闪耀着灰色光泽的中国舰队巡洋舰。如今，从希尔顿饭店的房间和中银大厦的办公室，仍可以看到这些帝国时代的遗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占领时期，总督府可笑地按照日式风格进行了重修，包括新建了一座与四周建筑不协调的神道教样式的塔，之后便再也没有翻修过。圣约翰座堂在同一时期遭到劫掠。旗杆屋是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如今是收藏和展览茶具的文物馆。皇后像广场已经找不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那里仅存的雕像是一位银行经理的雕像，这与这个商业之都的氛围完全吻合。英国国旗第一次在这个殖民地升起的地方位于现在的水坑口街，4但早已无迹可寻。庆祝英占香港150周年的动议，因公务员的强烈抗议而不得不作罢。 在香港街道上，除了警察——几乎全都是华人——之外，看不到任何身着英式制服的人。惟一能够见到的英国士兵是添马舰海军基地入口处的水兵，平时守卫的舰艇充其量是三引擎巡逻艇，除非有其他军舰来访。香港也找不到多少经济帝国主义的痕迹。人们有理由期望政府办公楼的停车场至少会有一些本地生产的汽车，但那里只有丰田和其他品牌的日本汽车；高级公务员可以配备奔驰车，只有总督本人才有一辆劳斯莱斯汽车。 图为原最高法院大楼，1912年1月15日由时任总督的卢押宣告正式启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醒目的帝国象征日渐消失。1950年，英国政府派出相当于两个满员师的军队警戒中国人民解放军。1967年，总督府门外聚集了成千上万示威者，担任警卫的却只有孤零零的一名英国士兵。当时，香港依然能够看出过去一个世纪的模样：一个穷乡僻壤的殖民地，板球场占据着市中心，阿斯顿•韦伯爵士设计的最高法院大楼守望着市中心，背景则是汇丰银行的艺术装饰。在码头区，新建的文华大酒店和香港大会堂在周围建筑物的衬托下显得鹤立鸡群。在湾仔，警署直接守卫着港口。 11坊间很难找到一本令人满意的中国简史。北京出版的史著(如白寿彝和翦伯赞的著作)当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英国历史的认识微不足道。罗津斯基(Rodzinski)的两卷本和一卷本中国史同样有点偏重于前殖民地时期的中国历史，从实用角度来看，它们比中国出版的历史著述要好得多。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兴起》(Hsü：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和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Jonathan Spence：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都很出色，魏斐德所著《中华帝国的衰落》(F. Wakeman：Fall of Imperial China)篇幅较短，亦属上佳之作。宏观论述清帝国的最佳著作是魏斐德的《洪业》(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第一卷有一份出色的提纲，这部巨著对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宏观把握令人难以企及。篇幅同样浩大的还有《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相关各卷的主编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关于广州贸易的文献很丰富，格林伯格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简明而权威地论述了1842年前的广州贸易，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考察了直到1852年的广州贸易。所有史学家都依赖的两位重要人物是费正清和马士(Morse)，前者是最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之一。科利斯的《外交泥淖》(Maurice Collis：Foreign Mud)，彼得•费伊的《鸦片战争》(Peter Fay：Opium War)，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巨龙苏醒》(Christopher Hibbert：The Dragon Wakes)，也都是涉及广州贸易的优秀著作。菲利浦斯(C.H. Philips)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著作已是经典，约翰•凯伊的《东印度公司》(John Keay：The Honourable Company)则是有益的补充，但未涉及广州贸易。杰克•格雷的《反叛与革命》(Jack Gray：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颇有见地地分析了英国的对华态度。 末代王朝 19世纪初以来，中国与西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双方的冲突最终爆发，而且以英国割占中国领土告终。然而，香港这个明显毫无吸引力的岛屿为什么偏偏被英国首先选中，个中缘由有待解释。 这幅铜版画反映了早期黄埔港的风貌 香港是散布在珠江入海口的数百个岛屿之一。在这些岛屿中，陡峭、多石的香港岛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有名的；1842年英国割占的时候，香港既非人口最稠密，也肯定不是最荒芜的一个岛。早在1000多年前，珠江就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水道之一，但在闭关自守的中国，香港是个不受重视的附属地，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南中国海的气候造就了珠江的重要性，每年4月到10月，西南风如期而至，西来船只易于进入珠江；而11月到来年4月，东北风则使这些船只的回程顺水顺风。对于那些经历过惊涛骇浪的西来船只而言，珠江是他们在中华帝国遇到的第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澳门一度是外国人对华通商的惟一口岸。图为1693年的澳门，葡萄牙人居留地由高墙圈起。 冯•里希曼男爵绘制的珠江河口图 16世纪，第一批来自葡萄牙的欧洲人造访了这个地区，他们在澳门半岛避风处找到一处天然锚地，并获准定居下来。在澳门，没有任何表明中国领土永久割让的迹象。葡萄牙人只能在高墙之内活动，生活必需品每日按需送入。从澳门上溯70英里，就到12了当时巨大的商业城市广州。广州是中国通往海洋的门户，也是横亘中国南部达800英里的广东、广西两省(两广)的首府。水网密布的自然地理往往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复杂影响。伦敦的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泰晤士河的最低架桥点、泰晤士河河口的顶端，泰晤士河河口在提尔伯里变得狭窄，使伦敦易守难攻。广州的地理位置与伦敦相仿，同样位于容易进入的河口。1864年首次出版的这一水域的《航海指南》指出，这条航道“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条大河都安全”。在大屿山、南丫岛以及北面的伶仃岛附近，散布着众多避风港湾。不过，除了航行本身有风险之外，这里还有其他的危险：珠江入海口的岛屿，海岸线绵延数百英里，为那些靠捕鱼、海盗和走私为生者提供了庇护所。海盗活动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目前已很罕见，渔业和走私活动则仍旧颇为兴盛。 约翰尼•布劳绘制的广东地图，约1655年。 从理论上说，珠江像泰晤士河一样易守难攻。珠江航道在澳门上游大约30英里处收窄，宽度只有数百码，进入名为狮子洋的海峡。此处被形象地比喻为老虎的嘴巴，即人所共知的虎门。穿鼻和大角两个炮台俯视着这一段航道，穿鼻距离第二道沙洲不足20英里，穿越海峡的船只始终在两岸的视线之内。由于沙洲的阻碍，海船必须等到涨潮时分才能渡过浅滩，第一道沙洲在黄埔的南面，那里的水更浅，对船只吃水的限制也更大。因此，广州南面约7英里处的黄埔成为一道屏障，足以阻止所有大海船进入。1829年，理查德•阿尔塞吉船长见《蓝皮书》1840年第8卷，《下院特别委员会备忘录》，1829年11月21日(See Blue Book, 1840, vol. viii,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inutes, 21 November 1829)。报告说，600吨的船只能够轻易通过黄埔，若是一艘1200吨的船也想通过黄埔，那就不够谨慎了，因为第一道沙洲水最深的时候也不超过25英尺，只有吃水浅的船舶才能抵达广州城。敌方军舰即使敢冒两岸炮台夹击的风险，也多半会陷在黄埔动弹不得，舰上的大炮根本打不到广州，只有舰船上的小艇才能穿过黄埔到达广州。 18世纪初的水墨广州形胜图，原件现藏于斯德哥尔摩德罗特宁哥姆城堡。 爱德华•凯夫与G.柴尔德绘制的广东、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图，1738年。 广东是个奇特的地区，历来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猜疑和蔑视。公元960到1279年统治13中国的宋朝诸皇帝，对广州城有大量巫师和魔法师的报告深感忧虑，于是专门发布敕令，禁止用活人祭祀。这种不信任感部分起因于广东地处偏远，它离北京有2000多公里。连绵起伏的山脉使之与中国其他古老都市隔绝开来，很少的几处险要关隘是穿越这些山脉的必经之路。北方人根本听不懂广东当地居民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令人侧目。广东人似乎什么东西都敢吃，甚至吃那些中国烹饪根本无法接受的东西，如蝙蝠、乌龟、生猴脑以及刚刚出生的小老鼠。在导致香港殖民地建立的一连串事件中，广东的这种奇特性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个省份只会给北京政府带来麻烦，说到底是相距太过遥远。8世纪时，广州曾遭到阿拉伯入侵者的劫掠，北京对此处之泰然。尽管北京不大会因为遥远而靠不住的南方发生的事情而烦恼，但如果夷人把战船开到靠近京城的渤海湾——正如他们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皇帝的宫廷就会收到警报。 乾隆统治期间，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除了马士的必备之作，人们并未充分探究那些最终导致东印度公司商业活动停止的争执，而公司商业活动的终止为香港的真正创立者私商铺平了道路。本章主要依靠原始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怡和洋行档案，以及英国议会出版的议会文件《蓝皮书》。这些文件通常在最初出版数年后进行整理，因此，1829年特别委员会备忘录直到1840年才问世。邓嗣禹和费正清翻译和编辑了中国文献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S.Y.Teng and J.K.Fairbank：China Response to the West)，可供不懂中文者使用。32 使人快乐的植物 马戛尔尼 英属印度政府开支节节上升，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东印度公司急于开拓英国出口商品市场，不满中国官吏的敲诈勒索。凡此种种因素，使得东印度公司希望摆脱广州贸易的诸般限制。为此必须进行外交接触，这种接触当然是沿用从前与俄国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谈判时屡试不爽的方法。 1793年，第一个英国使团抵达北京，使团首领是前马德拉斯总督乔治•马戛尔尼勋爵。马戛尔尼使团计划周密、幕僚众多，乘坐的又是一艘配备64门大炮的军舰——所有这些都旨在明确展示英国的实力和财富，最后却落得空手而归，其失败完全是由于双方之间的误解造成的。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特使 老皇帝乾隆准备摆出友善的姿态来接待蛮夷的这次觐见。 小斯当东觐见乾隆 考虑到夷人奇特的成见，他还破例做了一些通融。不过，乾隆压根没打算变更看起来运转十分正常的制度。马戛尔尼善于交际、多才多艺、令人愉快，是大使的理想人选。 早先他曾率领一个外交使团成功地访问过俄国，与那位难对付的叶卡捷琳娜相处融洽。但他无法打动乾隆的心。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请见克兰默-宾前引书，阿兰•佩雷菲特：《两个文明的冲突》(美国版《停滞的帝国》)。关于中国与西方最初的接触，下面两部著作也堪称佳作：科利斯：《大内》(Collis, The Great Within)和奈杰尔•卡梅隆：《蛮夷与清朝官员》(Nigel Cameron,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史景迁的《中国的助手》(美国版《改变中国》)(Jonathan Spence， The China Helpers，US title To Change China)探讨了20世纪中国与西方的接触。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 乔治三世为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乔治三世致乾隆的书函，称：“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我们之间永远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我们会极为愉快。” 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谈到高兴之处，乾隆解下腰间佩戴的荷包和翡翠，赐给了小斯当东，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英国人要求放松贸易管制，这一点甚至未被考虑，乾隆皇帝根本不相信一个蛮夷国度的小君所提的这些请求是严肃的。在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乾隆指责马戛尔尼严重违反了外33交礼仪：“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夷人的诸多无礼要求中，最令人反感的要算英国人打算获得一小块中国的地产。马戛尔尼受命要求获得“舟山附近一座不设防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供应船只”。尽管从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善罢甘休。 乔治•斯当东爵士是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担任马戛尔尼使团的秘书。 马戛尔尼使团的实际成果在于激发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丰富了有关中国的知识。两名使团成员，日后以海军大臣扬名的约翰•巴罗以及乔治•斯当东爵士，公开发表了详尽的报告，“中华帝国的壮丽和辽阔”深深打动了英国人(乔治爵士10岁的儿子托马斯随父来到中国，现存北京历史档案馆的案卷上留下了他吃力地写下的汉字)。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吴先生调阅所有相关档案，找到了乔治•斯当东留下的一张便条。斯当东日后成为乔治爵士、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皇家亚洲学会的创始人。中华帝国决意继续完全无视其疆域之外的世界，乾隆皇帝在由马戛尔尼转交乔治三世的彬彬有礼的回绝信函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乾隆称道乔治三世的“恭顺之诚”，但其所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马戛尔尼勋爵在日记中对中国做出了一个准确的贬抑性评价： 中华帝国如同一艘年代久远、摇晃不定的一流军舰，侥幸出现的一批干练 而警觉的官员，已经设法使之漂浮了150余年，并以其庞大的躯体和外观 慑服了四邻。然而，一旦某个无能之辈碰巧控制了甲板，这艘战舰的纪律 和安全也就不复存在。她或许不会立即沉没，其残骸也许会随波逐流， 结果被撞成碎片冲到岸上，但她再也无法回复旧观了。 正当马戛尔尼逗留北京之际，局势有了新发展。34英国在孟加拉的新政府正孜孜以求地扩大东印度公司不断增加的收入，意识到当地农夫种植的一种有用药材——罂粟，才是最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孟加拉政府高效地组织种植罂杰、提炼鸦片，上等优质鸦片陆续运抵加尔各答拍卖场，英国人终于有了一种可以卖给中国人，用来交换茶叶的货物。 鸦片罂粟是两年生草本植物， 其花色艳丽，有红、粉红、紫、白等多种颜色。初夏罂粟花落，约半个月后果实接近完全成熟之时，用刀将罂粟果皮划破，渗出的乳白色汁液经自然风干凝聚成黏稠的膏状物，颜色也从乳白色变成深棕色，这些膏状物用烟刀刮下来就是生鸦片。 鸦片是一种有史可稽的最古老、记载最完备的麻醉剂。关于鸦片，请见拉蒂默与戈德堡：《罪恶之花》(D. Latimer and J. Goldberg, Flowers in the Blood)。4000年前的苏美尔人把罂粟称作“使人快乐的植物”；公元前1600年，埃及人就描述过鸦片，米诺斯人信奉一位罂粟女神，荷马也知道这种忘忧药。罗马人在给药物分类时，把鸦片列为主要的催眠剂。尼禄手下的军队外科医生狄奥斯科里德斯在《药物学》一书中提到过鸦片；伽林——他一手确立的西方药物学及心理学模式一直沿用到17世纪——也借重鸦片的药用功能；哈马丹的阿维森纳，在药物学知识方面比欧洲的医生和哲学家领先数个世纪，被认为是因服用鸦片过量死于1039年。14世纪英国医生约翰•阿登留下了所开处方的详细记录，这些处方表明，他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鸦片，他用某种鸦片合剂让病人“入睡而无任何疼痛感”。鸦片主要用作催眠剂，通过睡眠来促进身体自然康复。 版画《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 62 凄凉的墓志铭 伦敦寻求谈判之际，广州局势再起风云。商船水手与当地居民在伶仃岛发生争斗，两广总督把这场争斗归咎于“死不悔改的恶魔莫克尼亚克(马地臣)”。马地臣却在1833年6月16日写道：“我们在此一无所获，事态平稳，总督看来已拿定主意，只要条件许可就以通达的心态来管理外国人。” 巴麦尊 马地臣：《私人信函集》，1833年6月16日。关于争斗与恶魔，请见马士：《编年史》第4卷，第268页。广州当局意识到外国商人中发生了变故。很显然，英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以中国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导致了商人群体的人事变动。在清朝官员看来，洋人不论由谁来做代表都一样，只是洋人必须明白一点，无论什么人与朝廷谈判，都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既定的基础。 此时，负责指导对华新使团的外交大臣是那位热情洋溢、往往是咄咄逼人的巴麦尊勋爵。即便是巴麦尊，也不可能满足在广州的英国商人的请求去胁迫中国。1833年12月，政府任命了一个使团前去接替特派委员会，他们受命以最温和的言辞行事，使团的成员——日后以“驻华63商务监督”而闻名——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所有不必要的恐吓性语言……以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研究如何维持善意和友好的谅解，确保所有英国臣民认识到服从中华帝国法律和习俗的义务”。本章所引英国官方文件均见1840年《蓝皮书》，《关于中国的通讯》(Blue Book 1840, vol. xxxvi, CRC)。使团应当“避免任何可能引起中国人民或政府嫉妒和怀疑，违背其信念和成见的行为、言辞和态度”，他们将前往广州，遵守现行的、习惯的联络方式。批评19世纪英国对华政策的人士应该承认，这种政策是以良好的愿望为开端的。 不过，众所周知，美好的愿望往往带来糟糕的结局。驻华商务监督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督在华英国商人，为此他们被授权在广州或任何一艘英国船舶上组建拥有刑事和海事审判权的法庭。这样的措施是基于两个不大可能实现的假定，即中国人会容忍他人在自己的国家僭越行使司法权，固执的英国臣民会接受该法庭的裁决。威灵顿公爵就不赞同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以为有权任命行政长官，那将是个错误。”查理•福士爵士尖锐地指出：“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皇帝陛下会甘愿忍受‘夷人’的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那是大错特错了。”他还嘲讽驻华商务监督“被授予了前所未闻的权力……惩处一切违法行为(当然，走私不在其列)”。《亚洲学刊》，1833年附录(Asiatic Journal, 1833 Annex); 英国议会辩论记录，下院，1833年3月26日；上院，1833年10月5日(Hansard, Commons, 26 March 1833, Lords, 5 October 1833)。巴麦尊力图兼顾各方意见，他一方面颁布枢密院令授权首席商务监督(公开地)组建法庭，私下里却指示首席商务监督不必遵从枢密院令，“除非已思之再三”。《关于中国的通讯》，1834年1月25日。枢密院令公布后，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拉文肖(J.G. Ravenshaw)致函本廷克，预言枢密院令将造成“很大的混乱”(本廷克，前引书，第1155—1156页)。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邓多纳德勋爵托马斯•科克兰以勇敢著称，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海军英雄之一。 辉格党强行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英国政坛纷争不已。辉格党人在议会上下两院欠下了支持者的人情，尤其是喧嚣的托利党人占绝对多数的上院。《改革法案》通过后，有功之臣纷纷登场，其中一位就是早先以《关于通常适用于伊特里克森林多山地区和苏格兰畜牧区的切实可行的农业贮藏方法》的论文而出名的律劳卑勋爵八世威廉•约翰•律劳卑。 64 《改革法案》艰难通过的过程中，律劳卑勋爵在上院贡献良多，却未能凭借世袭权获得永久的上院席位。律劳卑不是英国贵族，只是一名苏格兰贵族，因此他若想进入上院，必须由其他苏格兰贵族以选举方式推举他为代表。苏格兰和爱尔兰贵族只有权分别推选16名代表进入议会，未当选的贵族可以竞选下院议席。请见贝尔：《苏格兰法律辞典及摘录》(Bell, Dictionary and Digest of the Law of Scotland)。巴麦尊勋爵就是以爱尔兰贵族的身份跻身下院达16年之久。自1824年以来，律劳卑一直是苏格兰贵族推选的议员，作为一名坚定的辉格党人，为辉格党提供了可靠的一票。1832年，托利党人占多数的苏格兰贵族不再推选律劳卑进入下一届议会。按照以往的规矩，律劳卑拥戴的政党要为之提供足以报答他的职位。 在不抱成见的旁观者看来，律劳卑早先的经历并未清楚表明他适合担任外交使命。在潜心畜禽饲养之前，律劳卑一直是海军军官，曾以海军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过特拉法加尔战役。律劳卑效力于爱冒险的邓多纳德勋爵托马斯•科克兰——科克兰远征使之成为霍恩布劳尔、杰克•奥布雷等小说中英?人物的原型——并在科克兰手下升任海军上尉。日后，律劳卑与科克兰家族联姻。对于律劳卑的外交生涯来说，始终笼罩在科克兰的权势之下，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科克兰虽然是个好战的优秀海员，却极难相处、缺乏风度、固执己见。律劳卑勋爵行事唐突，是个出了名的虔诚的长老会派，同时也不具备同入世而老练的中国人打交道所应有的素质。他在贸易、外交和亚洲事务上肯定毫无经验可言，却又深信遭人非难恰恰是承担谈判使命的最佳理由。最后，律劳卑勋爵一头红发，而按照随使团前往广州的唐宁博士的说法，中国人对红头发抱有“一种特殊而刻毒的憎恶”。唐宁，前引书，第3卷，第92页。 德庇时 但是，至少有一个人丝毫不怀疑律劳卑勋爵具备担任国王陛下首席驻华商务监督(年薪6000英镑)所需的各项品质。此人正是这位绅士本人。1832年5月23日，他在上院就《海军法案》所作的演说就很能说明问题。律劳卑声称，现役军官不管多么缺乏经验，都非常适合担任公职，“那种身份的人在处理事务时比其他人更干练、更有效，他们在10分钟内做的事，65要比那些公职部门培养出来的任何一位尊贵的贵族在许多个小时里所能做的还要多……这种个人品质足以确保他们能够恰当地履行任何一个岗位的职责”。这并不是律劳卑第一次毛遂自荐。此前，他在上院很少发表演讲，但曾两次提出他本人应被任命为监督废除奴隶制的委员会成员(1830年11月30日和12月10日)，这个建议并不受欢迎。律劳卑的看法并没有赢得大家的赞同，托利党的《晨邮报》尤为刻薄地嘲讽律劳卑勋爵“对广州港和将在那里执行的异常棘手的使命的了解，同一头猩猩一样多”，律劳卑的任职“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品行端方的绅士来说，无疑是个侮辱和明显的不公，这位花花公子般的贵族极为可耻地骑到了他们头上”。 威廉•巴加将军档案现藏于格林尼治国立海洋博物馆，其中大多从未利用过。这些档案表明了与璞鼎查共事的种种困难。巴加是纳尔逊手下的一位巡洋舰舰长，他厉行纪律，非常注重细节：“巴加时代，没有哪个海军军官对海军的影响比他更大，他不是凭借过人的才干，而是因为他对目标异常执著。”(《名人传记辞典》)可以想见，他会觉得璞鼎查专横而极端的做法令人不快，但即使是郭富这位最具侵略性——从军事意义上说——的指挥官(他也像璞鼎查一样“脾气火爆”)，也认为那位全权公使做得太过火了。 我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没有找到香港的相关档案，因为一些档案已经在1949年时运往台湾了。但清宫把所有奏折以及皇帝在奏折上所加批语都抄录有副本，所以仍保留下大量有益的资料，这些文献目前都用现代技术加以保存。本章所引耆英与皇帝的文牍往来是由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查尔斯•艾尔默翻译的，这些文献表明道光关注的是维持岁入，而允许英国人得到香港则相对较为次要(译者按：中文版均按《筹办夷务始末》回译为原文)。101 保护神 这场冲突最终以英国夺取香港告终。在冲突的最初阶段，英国政府赋予全权的代表查理•义律成为主事者。正式任命的全权大臣还有查理的堂兄、海军少将乔治•懿律。查理在与妻子克拉拉谈及懿律时说，懿律是“一个好人，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害怕承担责任”。懿律海军少将深信，必须以尽可能小的武力尽快实现和平，从长远角度考虑应当保持对华友好关系。懿律总是缠绵病榻，大小事务都落到年轻的查理身上。义律已经向商人们承诺，补偿上缴鸦片的价款，所以必须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笔至少相当于这一数额的赔偿，但他不愿拿生命来换取金钱。他充分意识到，只要重开贸易，很快就可以弥补收入上的损失。因此，开舱贸易成为首要的目标。 乔治•懿律 巴麦尊勋爵在1840年2月20日发给义律的训令中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展示海军力量，这种展示并非直接开战而是要足以打动中国人。实际上，之前派出的3000人多一点的小部队除了炫耀武力外，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支小部队是由司令官戈登•伯麦爵士指挥的，他手下有3艘配备74门大炮的三等战列舰——这些军舰在对岸炮轰时很有用，在狭窄水域则显得笨重(其中的两艘因在舟山触礁很快退出了战斗)——两艘大型巡洋舰以及102 包括东印度公司部分武装汽船在内的一些小型船只。喀麦隆步兵团的奥格兰德上校是远征军中官阶最高的陆军军官，他死于途中，接替者是无能的布耳利。布耳利隶属皇家爱尔兰第18步兵团，怡和洋行译员罗伯聃把布耳利称作“饶舌的蠢材”。 巴麦尊指示远征军首先封锁珠江，接着“占领舟山群岛，封锁那些岛屿对面的河口、扬子江口以及黄河河口”，这等于是要封锁中国所有的主要河流。最后，远征军应北上到达白河，在那里等待北京对巴麦尊所提要求的答复。义律认为这个方案能够避免过多流血——义律知道，大量流血伤亡将损害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因而忠实地执行了命令。6月，远征队起程开往舟山，留下一艘巡洋舰和数艘单桅帆船监视广州的局势。经过9分钟的初步炮击，俯瞰主要城镇定海的炮台投降。次日，在双方都无伤亡的情况下，定海被攻占。 1839年7月6日，英军攻占舟山群岛的主要城市定海。 占领舟山之后，远征队把当地的司法机关委托给靠不住的郭士立后——“不折不扣的一出闹剧”——继续北上，开到白河河口，确切地说，是尽可能接近了白河河口，实际离河口有数英里之遥。巴麦尊不知道渤海湾是个混浊的浅水海湾，根本不适合展示海军实力。深水区离河口有6英里，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舰上的人几乎看不到低平的陆地。白河河口有一道沙洲，只有吃水浅的船只方能驶入。 琦善到白河口英舰上谈判 义律乘坐战舰上的小艇亲自侦察了河口，发现只有吃水12英尺的东印度公司汽船“马达加斯加”号能够过得了沙洲，其他稍大些的船只均无法通过。英国海军舰队本来想营造十分壮观的场面，陆地上的人却什么都看不见，舰上大炮也无目标可射。北京远在100英里之外，这段距离近得足以激怒北京，却远远难以使朝廷感到畏惧。 虽然有种种不利因素，示威行动并非一无所获。只要将英国人的行动时间与皇帝的御批对照一下，就很能说明问题。8月8日，道光皇帝颁布饬令，下令采取有力行动抵御英103 国人；8月9日，英国舰队出现在渤海湾，声调就变了。皇帝任命一位国戚、世袭侯、直隶总督琦善前去安抚夷人。15日，巴麦尊的照会送达琦善手中，皇帝指示琦善接受，不管照会可能会有什么失礼。21日，皇帝收到一份至少是处理过的照会文本，向广州的林则徐发出一道严厉申饬的上谕，叱责林则徐“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张馨保，前引书，第212页。此前，皇帝一直相信林则徐关于一连串胜仗的报告，支持林则徐咄咄逼人的计划。现在看来，似乎是林则徐的所作所为激怒了这些令人不安地近在眼前的夷人。琦善受命前去劝说义律离开敏感的北方，回广州进行下一步的谈判。琦善将取代林则徐接管广东，以达成一项协定。义律认为继续留在直隶已没有多大意义，同意掉头南下。除开留守舟山的部队——那里染病人员之多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义律可以在广州集中兵力，以获取最大的好处。 郭富 远征军逗留在直隶的4个月时间里，广州舞台上的角色已经换了人。林则徐虽然被解职，仍受命留在广州协助琦善。懿律海军少将的身体完全垮了，因而不得不辞职，留下堂弟查理一人指挥远征军，并作为惟一的全权大臣负责英国对华事务。伯麦临时去了加尔各答，远征军由海军上校辛好士爵士代行指挥。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位称职的将官郭富爵士，但他要到次年2月方能抵达广州。琦善到达广州，表面上看是来完成始于直隶的谈判，但显然奉命拖延时间，仅被授予了微不足道的谈判权限。义律的权限也很有限，不过他并不打算阻碍达成和平协定。在写给另一位堂兄弟、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的函件中，义律承认曾建议在“政府的要求远未实现”之际停止采取行动，他认为这么做不至使贸易中断，也可以避免“延长敌对行动，以及战争必然带来的强烈仇恨”。 到11月，远征军在珠江重新集结，兵员减少了数百人，他们在舟山死于疟疾。不过，马德拉斯第37土著步兵团的600名印度土兵和“复仇神”号汽船前来增援，104加强了远征军的力量。“复仇神”号是一艘出色的舰船，成为日后炮舰的先驱。该船设计吃水仅有6英尺，能够穿越以往无法通行的浅水航道，武器配备也较强，有两门32磅大炮和一架火箭发射筒以及其他一些轻型武器。“复仇神”号火力虽然不及最小的战舰火力的零头，却能够驶往帆船所能行驶的任何水域，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持。有必要记住这样一点：至今还没有哪位中国高官亲眼目睹过皇家海军的威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林则徐把去年双方在穿鼻的交战误报为一场胜仗；舟山的小规模炮轰也只是局部的事件；而中国人在白河最多只能看见舰队战舰的中桅。就连义律也认为，要说服琦善达成协定，必须明白无误地表明英国的实力。于是，他提出强行进入铁链封锁的虎门，摧毁拱卫虎门的炮台。 132“女王陛下的领地” 1841年1月26日义律宣布香港为女王陛下的领地，1842年2月1日亨利•璞鼎查爵士自北方战场返回，以决定如何处置香港岛，香港最初阶段的历史是短暂而模糊的。璞鼎查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841年8月，当时，他匆匆忙忙赶到香港，在海滩上一顶帐篷里与义律从前的副手亚历山大•参逊进行磋商。7年前，参逊还只是律劳卑勋爵的随从，如今意外地不得不挑起管治香港的重担，而那位全权公使正在强迫中国人同意在扬子江提供一块居留地。 威廉•坚是香港殖民地早期的关键人物之一 义律和璞鼎查两人都曾授予参逊相机行事的权力，参逊本可以坐守不前，除了与军队指挥官合作之外，不越雷池半步。然而，他却干劲十足地加紧在岛上修建基础设施，从而在上司考虑如何处置香港之前就造成了一些既成事实。实际上，参逊非常热衷于行使管理香港的职权，毫不犹豫地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乃至日后曾自称是“前香港代理总督”参逊手稿，现藏香港档案馆。。 1841年6月初之前，义律一直忙于处理广州的事务，花在香港的时间很少。事实上，133 他没有多少机会视察他为女王夺取的这个“海岛基地”。他曾经乘“复仇神”号环岛一周，还在4月和6月数次短暂登岛，此外一直与随从待在澳门。除了参逊之外，岛上惟一的常驻军官是前喀麦隆第26步兵团的威廉•坚上尉。4月30日，威廉•坚被任命为香港总巡理府；义律在被撤职前不久，任命“复仇神”号的海军上尉威廉•毕打为船政厅。威廉•坚是个1804年就入伍服役的老派军人，认为要加强纪律就必须经常实施鞭笞。在未来的18年里，威廉•坚先后担任总巡理府和副总督，一直是这个殖民地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地舆论闭口不谈香港的前途问题。查顿回到英国后，极力主张恢复广州贸易。他十分熟悉广州，他的公司也在广州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他本人并未经历外国侨民在过去两年里的种种不便和危险。英国人被驱逐期间，美国人仍留在广州，同样不愿意在事态明朗之前就放弃广州的舒适住所。倘若香港成为英国王室的永久领地，外国商人希望在投资之前了解有关法规、土地租期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19世纪40年代初的香港岛与维多利亚港，远处的建筑即为怡和洋行。 英国人，尤其是那些鸦片商人，认为至少要搭建一些临时仓库以堆放货物，这些货物已经在船上放了两年。若建造了仓库，节省下来的可观的保险金和船只滞期费很快就能弥补购置地产的花费。鸦片库存又开始逐步增加，因为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鸦片产量恢复到以往的水平。义律在写给奥克兰勋爵的函件中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巨额财富正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手中，这恰恰成为我们在华行动所面临的一个奇特而巨大的困难……就在草拟这份公文的同时，又有大量船舶积压。香港正在着手兴建货栈，我相信凭借这种活力，我们能够办好这些船只的出港手续。”请见《关于中国的通讯》。作为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直接负责英国对华远征军，他和义律对彼此的亲戚关系心照不宣。 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都有数百万元的鸦片和其他货物积压在船上，急于起货上岸并看护起来。134广州的基地已经丧失，在澳门也受到诸多限制，所以还迫切需要办公用房和家庭住所。他们以一贯的活力迅速行动起来。 早在1841年2月，英国人就直接从中国人手里买下了一些地皮，修建临时的货栈和工棚。据说林赛洋行最早在当地建造房屋，不久怡和洋行也开始大兴土木。数周之内，香港就冒出了大大小小的建筑，颇有一种淘金热城镇的氛围。英国人往往凭借最含糊其词的合法地契从中国人手中买下土地，目的是为了马上转手获取利润。 地皮的好坏取决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附近海滨的水深。人们发现香港岛港口的深水泊位正对着九龙，除北部海岸之外，该岛只有如今的天星小轮公司码头的西面才有深水泊位。40英尺的水深线距离海岸差不多有1英里远，海船无法在近海停靠。不过，这有利于日后的围海造地工程。香港的陆地等高线分布类似于岛屿的水深线轮廓，地表坡度平缓上升，尤其是跑马地方向的地区。占领角——1841年1月26日，拜尔秋舰长就是在此地升起国旗——沿岸近海是深水区，但最初的居留地建在更东边的地方，以便利用那里较为平坦的土地。 1841年1月25日，英军在香港大笪地(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登陆，强占香港。 坚尼地城近海的硫磺海峡入口处有一道沙洲，吃水深度限制了西来的船只。吃水深的船只通常从东部穿过鲤鱼门水道。鲤鱼门水道是个狭窄的入口，周围是陡直的山丘，能非常有效地保护港湾中的船只免遭强劲东风的破坏。鲤鱼门北面海底坡度很陡，如今这个地区大部分已经成为机场跑道。因此，如今香港的深水泊位都位于九龙半岛的背风处。货栈选?要便利深水航运，为了经济上划算，还要远离地皮较贵的中心地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怡和洋行非常满意东角的地皮。居留地最初的范围大致在东角与西角之间，东西两地相距4英里，因而当务之急是修筑一条连接两地的道路。135这条路就是“皇后大道”，它距最高水位线约有100英尺，留下一段适合的地段修建临水又当街的建筑。 当时有人主张——参逊在日后坚持认为——即使占领完全是暂时的，香港也不能毫无发展。即使香港像北方的远征军也不能没有后方军营、医院和设施仓库，这些设施需要有炮台来加以保护，此外还应修建一些道路、码头区和防波堤。义律争取获得印度奥克兰勋爵的支持，在函件中再次表示： 阁下，如果说维护香港对于我们自身的贸易和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也完全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和保护，我们一直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和供应。我们了解到关于这里的居民与政府对抗的一些难以言述的可怕事例，抛弃他们会产生最致命的后果。 义律上校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必须让自己选中的这个岛屿成为一个新的广州。因此，他加紧开拓，把尽可能多的可用土地拿出来拍卖。一块将近有两英里长的狭长地带——大致位于如今的中央市场与律敦治疗养院之间——被划成许多滨海的地块，每一块地皮都有100英尺的马路和港口地皮，地皮的纵深取决于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原计划提供100块滨海地皮。再加上同样数量不临海的“郊区”地皮。义律急于加快进度，因此1841年6月14日的拍卖只划出了50块地皮。这位商务监督匆忙之中所导致的含混不清将在日后引起很多麻烦。 义律发布公告，宣布将以“免役税”的方式出售地皮。7月17日，义律向两位老相识、英国侨民的代表马地臣和颠地解释了拍卖的条件： 我在直接公136开地宣布我的计划时会考虑商业机构的利益，女王陛下的政府将按照当前一两年租金的价格把土地转为不限定继承的产业，或在将来征收象征性的免役税。亲爱的先生们，请散发此函。 换句话说，土地将以至多两年的租金转为不动产所有权(不限继承)，或是以象征性的租金长期出租。《中国之友》(Hong Kong Gazzette Friend of China)，1841年6月7日；《欧西于中土：从初期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Eitel, Europe in China)，第172页以下。 这本《香港史》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欣慰之余，还有复杂的心情。写这个后记的时候，离最初着手翻译此书，已过去整整10年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初书稿如约完成后却未能出版。10年后的今天，当年在南方寒冷冬夜挑灯翻译的情景犹历历在目。除了感慨时光的流逝，也觉得总算是能够对过去的岁月和付出的心血有一个交代。 感谢弗兰克•韦尔什先生授予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虽然出版时间之长恐怕要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征得韦尔什先生同意，我对少数几处地方的文字做了处理。 当初的翻译幸有黄亚红博士的热情参与和鼓励，其他几位同志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次出版前我把全书重新翻译了一遍，所以译文的不妥和错误，责任自然应当由我承担。 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正是由于他们的慧眼和魄力，本书才得以面世。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疏漏与差错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王皖强